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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吴道子所绘《先师行教图》是唐代中前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其中同时蕴含着外来文化元素与中国本土元素。画面构造中的多对矛盾体现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初唐时期，由于不同的思想体系间的依存与对抗关系，儒家思想与其他思想间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特殊共生形态;这充分体现了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包容政策。这样开放包容的心态深深地影响到了后世王朝乃至今天的中国对待不同文化的心态与策略。
关键词：《先师行教图》;档案背景;三教合一;儒家思想
一、档案背景与研究意义
唐代中前期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合一”系统概念的提出，不仅使得儒学的发展轨迹逐渐清晰了起来，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使得儒学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相适应的新课题。
在唐代那样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背景下，儒学不能没有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也不能离开儒学的支撑。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种观念在其内在的根基与思想逻辑上具有天壤之别，不同教义的强行融合可能会导致多种价值的极度不相称。这一矛盾看似不可调和，却在唐代找到了其共生点：在唐朝的文化观念中，已然基本抹杀了中外之分，外来文化观念也在美术上找到了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点。2以佛教为例，一方面，佛教中洞窟、壁画中的佛陀造像，都展现出了极强的唐人特征，原生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而生的大乘佛教，也在中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另一方面，儒学的天人观、生死观也因佛教的影响，而对人的生死问题有了终极关怀。3
自儒学在汉武帝元光年间独尊以来，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逐渐脱离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或是礼官的形象，而是成为了儒学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4因此，唐代孔子画像也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先师行教图》，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孔子像之一，作为一种图片档案，其所处的时代恰为公元七世纪开元盛世时期，也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美术价值：那时，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该孔子像所体现出来的唐代文化，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外来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对于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进程与机理之探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现今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路径与方式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档案构造与人物形象
从《先师行教图》中的人物造型来看，孔子体态宽厚，面相圆润，慈眉善目，耳宽丰髯，略显老态而精神矍铄。这样的特征，一来符合唐人宽腴丰满的审美观念与开放自信的性格风骨，二来也具有传统中原人种所不具备的面部特征：不难看出，《先师行教图》的人物表现形式与同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第三窟佛像具有一定的共同点，特别表現在脸部和耳部特征：眼部略小，耳朵大于常人，这都体现出南亚佛教文化对儒学的细微影响。
该画像为吴道子所绘，而吴道子画作通常以神鬼、佛道人物见长，具有“吴带当风”的特点。同比于他本人所绘的《送子天王图》，其共同点除了绘画技法之外，就是两幅画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无论是《先师行教图》抑或是《送子天王图》，都是以当时的唐王朝中原的人物形象为范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服饰的加工创作，给予观看者一种地域上的亲和感，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这体现出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特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不相适应的情形下，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改造，使得其能够被本土文化所充分地吸收，最终转化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唐代文物兽首玛瑙杯也体现出了相同的文化融合特质。这一特质对今天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人物装束着手，则着重体现了人物的地位特征。这里构成了一对矛盾：从衣着来看，孔子所着之波纹深衣、火纹蔽膝与云纹履均在暗示着他不同寻常的身份;而与此同时，人物的配饰，如头巾与木杖，却并不符合他的衣着特征，俨然将孔子定格为一位学者和教书先生的形象，与帝王权贵的形象划清了界限。这表明，唐代民众对于孔子，尚且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尊崇，即并未使他脱离人性， 走上神坛;民众更多地是对孔子学术观念的敬爱和对他育人方法的探究，肯定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
三、孔子档案的时代性差异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 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一档案表述在两千多年来已基本为大众所认可，也在不断塑造着大众对孔子相貌的基本认知。历代的孔子画像，多少都会具有对这一表述的艺术化体现，只是会在体现的程度上会有所差异。如南宋画家马远所绘制的孔子像，就对“圩顶”这一形象特征做了夸张化的体现;而明代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则对这一形象特征进行了淡化。
就《先师行教图》而言，作者显然是对孔子“圩顶身长”的特征做了淡化处理，却也保留了部分这样的特征。能够看出，图中的孔子仍旧保留了“圩顶”的特征，而至于其身高体长，则难以做出判别。
于是，就又产生了一个矛盾：根据前文论述，唐人所崇尚的，是人性化的、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孔子，作者却又为何要着力塑造一个接近完美的孔子形象？对于此，本文认为，虽然在唐前期，儒学与外来思想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竞争性与互斥性却并未消失。儒学不会甘于在思想的正统地位上被其他思想体系所超越，因此需要极力地塑造自身的完美形象;由于自身的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并未达到系统化的宗教哲学的层面，加之以外来宗教思想的压力，无法在自身的思想体系中创造一个类似于神灵的存在，便只能将现有的文化标志加以装饰标榜。由于孔子“圩顶身长”的形象已经在民间形成了广泛认同，不好将这一特征彻底抹杀，便有限度地淡化了这一特征，再加以礼服、面容与体态方面的美化，以达到维护其思想正统性的目的。在唐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下，这样一个接近完美的孔子形象，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对于孔子形象的共识。画像作者吴道子虽然信仰道教，却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对于孔子形象之普遍认同的影响，因而创作出《先师行教图》这一作品。
四、结论
总而言之，《先师行教图》这一档案，是唐代中前期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一文化事件背景下的产物，其中蕴含了一定的外来文化元素与相当的中国本土元素，符合公元七世纪的大众审美与认知水平。在“三教合一”初期，由于不同的思想体系间的相互依存与对抗关系，儒家思想与其他思想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保留差异、竞争生存、共同进步的内在关系;这也是唐帝国对待不同文化之开放包容政策的具体体现。这样开放包容的心态深深地影响到了后世王朝乃至今天的中国对待不同文化的心态与策略。
【注释】
1本文所书《先师行教图》，为依据唐代画家吴道子的画作所刻制的孔子行教像，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
2本文所使用的图片，均为文物原图加以扫描处理，以便将不同画作的构图线条加以对比。
参考文献：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3.
[2]张昳晗.唐宋文化对外传播及其当代启示[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8.
[3]田丰.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J].孔子研究，2019（01）：110-125.
[4]刘峰存，丁为祥.从“体”到“本体”：理学话语系统的形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06）：116-127.
关键词：《先师行教图》;档案背景;三教合一;儒家思想
一、档案背景与研究意义
唐代中前期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合一”系统概念的提出，不仅使得儒学的发展轨迹逐渐清晰了起来，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使得儒学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相适应的新课题。
在唐代那样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背景下，儒学不能没有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也不能离开儒学的支撑。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种观念在其内在的根基与思想逻辑上具有天壤之别，不同教义的强行融合可能会导致多种价值的极度不相称。这一矛盾看似不可调和，却在唐代找到了其共生点：在唐朝的文化观念中，已然基本抹杀了中外之分，外来文化观念也在美术上找到了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点。2以佛教为例，一方面，佛教中洞窟、壁画中的佛陀造像，都展现出了极强的唐人特征，原生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而生的大乘佛教，也在中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另一方面，儒学的天人观、生死观也因佛教的影响，而对人的生死问题有了终极关怀。3
自儒学在汉武帝元光年间独尊以来，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逐渐脱离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或是礼官的形象，而是成为了儒学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4因此，唐代孔子画像也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先师行教图》，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孔子像之一，作为一种图片档案，其所处的时代恰为公元七世纪开元盛世时期，也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美术价值：那时，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该孔子像所体现出来的唐代文化，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外来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对于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进程与机理之探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现今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路径与方式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档案构造与人物形象
从《先师行教图》中的人物造型来看，孔子体态宽厚，面相圆润，慈眉善目，耳宽丰髯，略显老态而精神矍铄。这样的特征，一来符合唐人宽腴丰满的审美观念与开放自信的性格风骨，二来也具有传统中原人种所不具备的面部特征：不难看出，《先师行教图》的人物表现形式与同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第三窟佛像具有一定的共同点，特别表現在脸部和耳部特征：眼部略小，耳朵大于常人，这都体现出南亚佛教文化对儒学的细微影响。
该画像为吴道子所绘，而吴道子画作通常以神鬼、佛道人物见长，具有“吴带当风”的特点。同比于他本人所绘的《送子天王图》，其共同点除了绘画技法之外，就是两幅画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无论是《先师行教图》抑或是《送子天王图》，都是以当时的唐王朝中原的人物形象为范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服饰的加工创作，给予观看者一种地域上的亲和感，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这体现出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特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不相适应的情形下，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改造，使得其能够被本土文化所充分地吸收，最终转化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唐代文物兽首玛瑙杯也体现出了相同的文化融合特质。这一特质对今天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人物装束着手，则着重体现了人物的地位特征。这里构成了一对矛盾：从衣着来看，孔子所着之波纹深衣、火纹蔽膝与云纹履均在暗示着他不同寻常的身份;而与此同时，人物的配饰，如头巾与木杖，却并不符合他的衣着特征，俨然将孔子定格为一位学者和教书先生的形象，与帝王权贵的形象划清了界限。这表明，唐代民众对于孔子，尚且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尊崇，即并未使他脱离人性， 走上神坛;民众更多地是对孔子学术观念的敬爱和对他育人方法的探究，肯定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
三、孔子档案的时代性差异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 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一档案表述在两千多年来已基本为大众所认可，也在不断塑造着大众对孔子相貌的基本认知。历代的孔子画像，多少都会具有对这一表述的艺术化体现，只是会在体现的程度上会有所差异。如南宋画家马远所绘制的孔子像，就对“圩顶”这一形象特征做了夸张化的体现;而明代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则对这一形象特征进行了淡化。
就《先师行教图》而言，作者显然是对孔子“圩顶身长”的特征做了淡化处理，却也保留了部分这样的特征。能够看出，图中的孔子仍旧保留了“圩顶”的特征，而至于其身高体长，则难以做出判别。
于是，就又产生了一个矛盾：根据前文论述，唐人所崇尚的，是人性化的、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孔子，作者却又为何要着力塑造一个接近完美的孔子形象？对于此，本文认为，虽然在唐前期，儒学与外来思想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竞争性与互斥性却并未消失。儒学不会甘于在思想的正统地位上被其他思想体系所超越，因此需要极力地塑造自身的完美形象;由于自身的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并未达到系统化的宗教哲学的层面，加之以外来宗教思想的压力，无法在自身的思想体系中创造一个类似于神灵的存在，便只能将现有的文化标志加以装饰标榜。由于孔子“圩顶身长”的形象已经在民间形成了广泛认同，不好将这一特征彻底抹杀，便有限度地淡化了这一特征，再加以礼服、面容与体态方面的美化，以达到维护其思想正统性的目的。在唐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下，这样一个接近完美的孔子形象，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对于孔子形象的共识。画像作者吴道子虽然信仰道教，却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对于孔子形象之普遍认同的影响，因而创作出《先师行教图》这一作品。
四、结论
总而言之，《先师行教图》这一档案，是唐代中前期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一文化事件背景下的产物，其中蕴含了一定的外来文化元素与相当的中国本土元素，符合公元七世纪的大众审美与认知水平。在“三教合一”初期，由于不同的思想体系间的相互依存与对抗关系，儒家思想与其他思想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保留差异、竞争生存、共同进步的内在关系;这也是唐帝国对待不同文化之开放包容政策的具体体现。这样开放包容的心态深深地影响到了后世王朝乃至今天的中国对待不同文化的心态与策略。
【注释】
1本文所书《先师行教图》，为依据唐代画家吴道子的画作所刻制的孔子行教像，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
2本文所使用的图片，均为文物原图加以扫描处理，以便将不同画作的构图线条加以对比。
参考文献：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3.
[2]张昳晗.唐宋文化对外传播及其当代启示[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8.
[3]田丰.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J].孔子研究，2019（01）：110-125.
[4]刘峰存，丁为祥.从“体”到“本体”：理学话语系统的形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06）：11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