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从此,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外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从1949年到2009年这60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断调整变化的,但目的是一致的,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保护国家安全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总的来说成就辉煌。
　　本文以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外交大事件为脉络,为同学们梳理一下新中国60年来外交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一边倒”时期(1949年—50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最紧要的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要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呢?
　　早在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宣告了“冷战”正式开始。当时国际上存在着两个尖锐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组织,即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华约”)。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组织对中国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中国外交何去何从。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纳入其防御圈,美国企图通过军事威胁、政治胁迫、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等手段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彻底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敌。反观苏联,始终帮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的意思是不承认旧中国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对外签署的一切条约必须全部重新审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不急于取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然后在平等自愿、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一边倒”就是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应该说,这三大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新中国领导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合理最明智也是最可能的选择。三大外交方针的实施,一方面确实是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与领土完整,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另一方面,也获得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援助,特别是苏联对华156个援建项目,事实上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两个拳头打人”时期(5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
　　
　　这一时期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战略调整,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此时的苏联已经逐渐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野心逐渐膨胀,开始确立和美国“两分天下”、共同主宰世界的大战略。同时,它又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家长”自居,对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制造矛盾与分歧。起初,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致要求下,以它们之间的“调停者”与“润滑剂”的角色出现,起到桥梁的作用。但在苏联国力不断提升、赫鲁晓夫个人政治地位的稳固以及我国本身“左”的思想抬头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和苏联直接正面对抗的道路。具体的事例有:1957年10月,苏联撕毁国防协议,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的技术,同时又公然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界滋事,最终导致中印战争爆发;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后又要求建立联合舰队,这些都有损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被中国断然拒绝;以及延续整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最为严重的是,1969年苏联悍然发动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此时,中苏盟友关系正式走向破裂,“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显而易见已经不合时宜。
　　反观西方,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得益于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人力资源,西欧各国国力此时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各国独立自主的意识开始抬头,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一个典型例证是,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今年3月重新返回),北约总部也从巴黎迁到布鲁塞尔。但是此时美国国力依然强大,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变本加厉,与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同盟条约,矛头直指中国。
　　审时度势之下,中国外交的注意力放到了“两个中间地带”上。“两个中间地带”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来的,他将亚非拉称为美苏之间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将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称为“第二个中间地带”。中国致力于发展同这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关系,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非洲人民至今依然记得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对他们提供的无私援助。如果说外交如下棋的话,此时中国无疑在亚非拉地区下了一手志在长远的好棋。又如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强与“第二个中间地带”之间的外交联系,最丰硕的成果是1964年与法国建交,这在当时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它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从此,中法两国开始了在国际事务中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意义十分重大。
　　
　　三、“一大片、一条线”时期(70年代初期—80年代初期)
　　
　　这个时期国际形势有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苏联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核武器数量超过了美国,扩张之势愈加明显,如前面提到的1969年入侵中国珍宝岛。此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关系跌到历史冰点,中国领导人认清苏联才是中国此时的头号敌人,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反过来,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国力急速下降,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无力应对,处处战略收缩,十分被动,中国此时成了美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国际格局的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一大片、一条线”的外交方针。
　　“一条线”是指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团结这条“线”外面的国家(即“一大片”),共同抗衡野心最大的苏联。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改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来处理国际关系,而是用一种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方法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中国于1971年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开始发挥中国的影响,更加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得到改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中美建交中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已经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美谈,正是它开启了中美友好的大门。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中国与美国盟友建交的高潮。这些终于为中国的国家安全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了“两只手打人”、“腹背受敌”的局面。
　　
　　四、“大调整”时期(1978年—80年代末)
　　
　　此时,由于美国逐渐走出越战泥潭,苏联却反而深陷阿富汗战争,国力又有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双方关系开始走向缓和。同时,国际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加强,各国都开始改变自己的战略,注重经济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外交有了巨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际总体形势进行了重新判断,改变了以前“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认识,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是彻底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确立外交关系的做法,明确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行为准则,更加灵活地处理中外关系。三是改变过去封闭的局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四是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五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这段时期中国外交总体平稳,无论中美关系还是中苏关系都走上了正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携英阿马岛战争获胜的余威,踌躇满志来到中国商谈香港事宜,希望拿主权换治权,被邓小平严词拒绝。而谈判结束后,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失足单膝跪地的画面被迅速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各方给出了有趣的解读。
　　
　　五、“深化”时期(1990年—)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际风云变幻,先是东欧剧变,然后苏联解体,给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对此,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方针,成功化解了危机。
　　“深化”时期主要是深化“大调整”时期的基本方针。主要表现在: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形势判断;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前提下,恢复了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同时努力争取对台湾实行“和平统一”。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具体表现为:积极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积极参加地区事务,如主持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各种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的外交经历了坎坷,但又不断取得辉煌。随着祖国国力的增强,我们的外交也必然会越来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