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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热潮中,我们发现了一长串久违了的名字:卢新华、李燕杰、朱建华、汪国真……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30年里形形色色理想、价值、制度、人心的变迁,看到了它们的扭曲和还原,也看到了时间的无情和冷酷。
李燕杰:那时候比李连杰火
李燕杰是1980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教育家、演讲家。对着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他曾高呼“不管母亲多贫穷困苦,儿女们对她的爱绝不含糊!”
与时俱进的演讲主题
李燕杰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1977年1月25日。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市运输局请他做一个批判江青的报告,他创造性地从“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简爱》《飘》《基督山恩仇记》《红字》这五本书”出发,进行了演讲,引发一时轰动,并由此走出象牙塔外,奔向十字街头。
1980年3月25日,新华社的一篇通讯在探讨“政治性很强的大道理,怎样才能让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时总结了李燕杰的经验:在讲解理论时,有点哲理;在传授知识时,在语言表达上有点新意,有点趣味。
李燕杰说自己的报告很受欢迎,不出大错,是抓住了三条原则:坚持原则不僵化、坚持改革与开放绝不搞自由化、宣传教育绝不简单化。
李善于把握时代特征,他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专题。1976至1980年“粉碎旧的枷锁”;1990至1992年“迎接新时代的挑战”;1992至1995年“投身改革大潮”……2007年10月25日,李燕杰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完成了自己的第4078场演讲,同时度过了自己的78岁生日。
李燕杰去过全球680个城市,美国就去了83所大学。当时,一位领导曾多次鼓励他“做青年工作,不仅要靠党、团组织,还要靠一批专家学者,要有一批志士仁人关心这件大事。”
李在1982年当上了“巡回大使”,连续三年出国作报告。当时的“中央慰问留学生代表团”,他是首席团员,“每年11月集中在中南海,圣诞节前出国,在国外过新年,一直讲到农历正月十六七左右才回国。”
“中央希望我们讲爱国主义,讲改革开放,但我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每到一地便会研究当地文化,找贴近性。1982年,慰问团到美国,美国人问他们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团里没人敢回答,我说,我来回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都变成有产阶级!”
李燕杰没有去过台湾。记者问他,若有机会,他希望在台湾讲什么?“我不说你陈水扁。我说中国的历史,南宋以后中国人给人起名字爱叫岳飞王飞刘飞,没人愿意起名叫秦桧是不是?我不说陈水扁,下面就知道我说什么呢,对不对?”
朱建华:4厘米的遗憾
1983年,当刘翔在上海出生时,这个城市已经拥有了一位世界级的田径明星朱建华。这位曾经三破世界纪录、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田径奖牌获得者在退役之后,明星经济才开始在中国兴旺起来。
曾经的辉煌
1983年是朱建华步入辉煌的一年。6月11日,在第5届全运会田径预选赛上,他以2.37米的成绩,打破了2.36米的世界纪录;9月22日,在第5届全运会田径决赛中,再以2.38米打破世界纪录。同一年,他还获得首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跳高的铜牌。
1984年6月10日,他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国际比赛中,以2.39米的优异成绩第3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一年内连续3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跳高王”。
这一年,中国决定派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只拿金牌对朱建华来说已经不再是任务,惟有再次打破世界纪录,才能满足国人的心理预期。
奥运会比赛前一个月,朱建华就被安排到美国适应环境。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习惯了本国体制的朱建华对美国的走训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
在国内,朱建华每天的食物有专人安排。到美国后,吃住条件远远不如国内。饮食档次的下降令他极为不适。更让他焦虑的是,正常的训练不能得到保障
随着奥运会的开幕,朱建华的心理压力日益加大。“奥运会比赛前的一个月,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无法正常入睡,老是要通过安眠药来帮助入睡。后来安眠药也失去作用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亮,这对体能是一种极大的损耗。”
最后的决赛中,他只跳出了2.31米,而那年的冠军也不过跳了2.35米。朱的失利显然无法令国人满意。
回归平淡
1990年朱建华决定退役。当年4月30日,在上海体委专门为他举办的晚会上,朱建华向1万多名场内观众和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告别:“我从10岁开始从事跳高事业,17个春秋,我在体育场上赢得过掌声和欢呼声,尝到了喜悦和欢乐,但第23届奥运会上没有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虽然我不能在运动场上与大家见面,但是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随后,朱建华飞往美国读书。1995年回到上海,建立了一个跳高俱乐部,此后建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现在他在上海的家位于闵行区的别墅群内。这位24年前的民族英雄,如今已取得美国绿卡,太太和孩子也已成为美国公民,一年里朱建华会有11个月在中国,花1个月时间到美国和妻儿团聚。前不久,朱建华和奥运女子游泳冠军庄泳,一同成为上海地区的奥运火炬手。
汪国真:身份有了大转折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现在的他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一炮走红
汪国真在北京出生。1971年,汪国真初中毕业。当时,大多数人的命运是上山下乡,汪国真是幸运的,他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开始写诗歌。因为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的同班同学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汪国真的诗《学校的一天》。几天后,他收到了編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发现,学生们在课堂上传抄着一个叫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该书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选择转行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为此,从1993年起,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后来他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出版,此后一发不可收。近年来,汪国真还自学作曲,并开始给古诗词配曲。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