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防止“危机演变成萧条”这个看来可以实现了。但后果怎么样?就短期来说保8应该没问题，但别的问题很大。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场大讨论，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在这场大讨论中，魏杰与樊纲、刘伟、钟朋荣因为新锐的观点，被称为经济圈的“京城四少”。
而今，四少均已不少，现在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魏杰，虽然在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学，但同时仍然对宏观经济有很多话想说。
难题一 利益阶层
中国经济面临彻底变局，要全部变革。
《英才》：1998年中国经济速度第一次掉到8以下，你写了《如何启动经济问题》。对于这次保增长你怎么看?
魏杰：1998年那次启动经济最后实际起作用的是出口。但是中国早应该调整，2002年就应该开始调整投资，我们没有做，到了2004年中国出现高成本时代，靠低成本已经不可能竞争，中国应该加大技术创新，我们没有搞。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没法搞实体经济、没法生存，只好走向虚拟经济，炒股票、炒房地产，最后把泡沫吹的很大，泡沫一破灭都完了。
这次我又写了一本《中国经济之变局》，谈的就是这一轮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变革。因为1998到2008年这个模式已经到顶了，中国经济面临彻底变局，要全部变革。
《英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要走向内需拉动型经济，但目前的内需并没有真正把消费启动起来。
魏杰：投资拉动型经济还要出事。防止“危机演变成萧条”这个看来可以实现了。但后果怎么样?就短期来说，保8应该没问题，但别的问题很大。这个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总结，这是不可预见的。最起码按照常规来判断，货币贬值的状况是必然的，这个问题未来怎么办很难讲。
我们中国下一步主要靠启动消费，消费如果不启动中国经济的问题无法解决。消费是改革的问题，消费涉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必须调，老百姓不富有消费起不来。不过这个是更深层的了。
《英才》：启动消费说的多，成效不大。
魏杰：是动作太小。这关乎利益群体的利益问题，因为一旦调整分配结构就涉及到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问题了，那么利益问题调整就艰难一些，就像日本一样，1991年就启动内需到现在还没启动起来，其重要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
难题二 房价
政府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房价打下来，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更多的满足中下收入阶层的房子。
《英才》：房地产行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遵守市场规则；但它又是一个影响到人们最基本消费甚至生活的行业，有人买不起房子、没地方住就是社会问题了，这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平衡?
魏杰：靠降房价让每个人有房，那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政府应该在非市场化方面着手，像目前推行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我主张搞廉租房。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房子，那么政府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房价打下来，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更多的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房子。政府把地都卖了，拿市场上去竞拍地王，那就不行。有些地是不能拍的，必须要用于廉租房，像香港的一些公租房。
《英才》：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即使作为资产投资，很多人也质疑房价太高了。
魏杰：现在的房价是涨的太快了，按照我的计算，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个人收入增长现状来看，房价每年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10％之间，不能超过10％，差不多在15到20年翻一番是比较正常的。但我们在2007年只用半年就翻了一番，2007年到现在才三年的时间就翻了几番了，这就有问题了，这样翻下去一定是泡沫。
《英才》：怎么才能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方面你有怎样的思考?
魏杰：我估计现在打房价也不好办，一打，恐怕这个产业就没了。政府更多的应该是加大对廉租房的投资。廉租房如果更多一点，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要买房啊?不过，我们的廉租房有一个问题是离市中心太远，基本都在偏远地带，而他们恰恰是需要在城里工作的，上班其实很不方便，这个问题也应该考虑进去。
难题三 过剩生产力
这次结构调整，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
《英才》：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下去，但是我们看到民营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惠及。
魏杰：为我们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四块，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它拉动的主要是基础性产业或装备制造业、能源、原材料。对他们来讲几乎没有多大的作用，因此有些企业是过剩生产能力，是面临着消亡的企业。
《英才》：民营经济毕竟为中国做出过贡献，这种境况下他们的出路是什么?
魏杰：因为政府拉动的市场需求与他没关系，投资趋向和他也没关系，银行贷款支持与他也没关系，所以可能珠三角、长三角有25％左右的生产能力会成为过剩生产能力，下面就是怎么淘汰的问题，淘汰掉就完了。
《英才》：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就这样被淘汰了?
魏杰：淘汰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没法改变。如果淘汰的生产能力是劳动密集型的，那基本上就是民工散了；如果是资本密集型的，那专用设备的投资比较大，就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都是自己钱投资的，那么富翁就完蛋了；如果他是靠银行贷款投的，那就有银行贷款要还，这个影响会很大。浙江省大部分靠银行贷款，所以已经出现十几个消亡不见人影的富翁，后面是少则十几个亿、多则几十亿银行债务。
所以这次结构调整，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些过剩生产能力怎么被淘汰。
《英才》：从另一个角度讲，比如产业升级?
魏杰：他也许升不了级，因为道理很简单，一方面他没钱再投资，另一方面现在的需求不是他们的长项，他原来的生产能力还没有被消化掉。
涉及制度层面的分析 “挨批评很正常”
1972年，没有高考。20岁的魏杰幸运的被推荐到西安师范上学，但不幸运的是他只能服从学校的安排，进入政教科。
这是一个让他厌烦以致心情烦闷的学科。20多岁的小伙子对于很多概念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
真正踏入经济学门槛，是在1979年。魏杰提前结束了仍在讨论教条的本科学习阶段，考取了西北大学研究生，师从何炼成教授。在这里他有足够的时间研读现代经济学名著，并开始试着审视各种经济理论的真伪性和科学性。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积累，他第一次在自我否定中确立自己的经济学信仰。这为他以后在思辨的年代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
1984年魏杰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在这里度过了12个年头。也是这一年，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此后，新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思 想激辩发生了。
争论的焦点最终落在体制上。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二是财产制度是坚持单一公有制还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引起学界关注魏杰的是他的专著《宏观经济分析》，出版于1987年。在中国正式承认市场经济5年以前、招生目录上写的还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的时候，该书系统分析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整。
涉及制度层面的分析，魏杰知道其敏感点所在，他也认识到“挨到批评很正常”。一个知识分子的执拗在这种时刻就表现出来了，通过对现代西方体制的研究，魏杰笃定中国也会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那么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体制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它在某种意义上无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界线。而另一方面，他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显示了一些迹象，国家要强行控制经济是不行的：1978年放开农村，1984年放开企业，他们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可以按照自己或者市场的需求安排怎么生产，国家已经无法管理企业如何生产、居民如何消费了。
原有的手段失效了，新手段在哪里?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魏杰一口气写了三本书，《宏观经济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和《非平衡经济》。分别讨论了宏观经济体制的构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流量等问题。这三本书也就构筑了魏杰的宏观经济体系。
从32岁到44岁，这一阶段是他的高产阶段，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据《经济学家》1997年1期发表的“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社会报刊文献统计分析”一文，对中国经济学家自1979-1995年的论文发表状况进行了分析，魏杰在高产经济学家中排名第四，在这一时期的高引用率经济学家中排名第八。
离开中国人大，等待他的是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的职位。在这儿，魏杰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国有经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而这就让他很快发现一个重要的、崭新的命题：怎样塑造现代化的企业，怎样形成中国的大企业?
魏杰的判断有其道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美经济体制慢慢趋向一体化，这个阶段的竞争就主要体现在企业身上，谁拥有世界500强的企业多，谁拥有强大的企业精神，谁就是老大；之所以崭新，是因为中国过去的企业其实根本不是企业，是在政府管理下的一个职能机构。
沉下心来全力以赴的研究企业是从1999年开始，那一年他卸任科研所所长，回归学校，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了解了企业的五个核心问题后，魏杰用了五年时间写了五本书，试图把他们解析、移植到中国企业。这五本书的标题对应着他的五个核心问题，《企业制度设置》、《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社会定位》和《企业哲学》。
从那个时期开始，魏杰边走边调查，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沿海大省，所有的地级市，还去了不少县级市。现在，他还兼任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场大讨论，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在这场大讨论中，魏杰与樊纲、刘伟、钟朋荣因为新锐的观点，被称为经济圈的“京城四少”。
而今，四少均已不少，现在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魏杰，虽然在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学，但同时仍然对宏观经济有很多话想说。
难题一 利益阶层
中国经济面临彻底变局，要全部变革。
《英才》：1998年中国经济速度第一次掉到8以下，你写了《如何启动经济问题》。对于这次保增长你怎么看?
魏杰：1998年那次启动经济最后实际起作用的是出口。但是中国早应该调整，2002年就应该开始调整投资，我们没有做，到了2004年中国出现高成本时代，靠低成本已经不可能竞争，中国应该加大技术创新，我们没有搞。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没法搞实体经济、没法生存，只好走向虚拟经济，炒股票、炒房地产，最后把泡沫吹的很大，泡沫一破灭都完了。
这次我又写了一本《中国经济之变局》，谈的就是这一轮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变革。因为1998到2008年这个模式已经到顶了，中国经济面临彻底变局，要全部变革。
《英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要走向内需拉动型经济，但目前的内需并没有真正把消费启动起来。
魏杰：投资拉动型经济还要出事。防止“危机演变成萧条”这个看来可以实现了。但后果怎么样?就短期来说，保8应该没问题，但别的问题很大。这个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总结，这是不可预见的。最起码按照常规来判断，货币贬值的状况是必然的，这个问题未来怎么办很难讲。
我们中国下一步主要靠启动消费，消费如果不启动中国经济的问题无法解决。消费是改革的问题，消费涉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必须调，老百姓不富有消费起不来。不过这个是更深层的了。
《英才》：启动消费说的多，成效不大。
魏杰：是动作太小。这关乎利益群体的利益问题，因为一旦调整分配结构就涉及到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问题了，那么利益问题调整就艰难一些，就像日本一样，1991年就启动内需到现在还没启动起来，其重要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
难题二 房价
政府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房价打下来，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更多的满足中下收入阶层的房子。
《英才》：房地产行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遵守市场规则；但它又是一个影响到人们最基本消费甚至生活的行业，有人买不起房子、没地方住就是社会问题了，这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平衡?
魏杰：靠降房价让每个人有房，那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政府应该在非市场化方面着手，像目前推行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我主张搞廉租房。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房子，那么政府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房价打下来，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更多的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房子。政府把地都卖了，拿市场上去竞拍地王，那就不行。有些地是不能拍的，必须要用于廉租房，像香港的一些公租房。
《英才》：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即使作为资产投资，很多人也质疑房价太高了。
魏杰：现在的房价是涨的太快了，按照我的计算，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个人收入增长现状来看，房价每年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10％之间，不能超过10％，差不多在15到20年翻一番是比较正常的。但我们在2007年只用半年就翻了一番，2007年到现在才三年的时间就翻了几番了，这就有问题了，这样翻下去一定是泡沫。
《英才》：怎么才能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方面你有怎样的思考?
魏杰：我估计现在打房价也不好办，一打，恐怕这个产业就没了。政府更多的应该是加大对廉租房的投资。廉租房如果更多一点，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要买房啊?不过，我们的廉租房有一个问题是离市中心太远，基本都在偏远地带，而他们恰恰是需要在城里工作的，上班其实很不方便，这个问题也应该考虑进去。
难题三 过剩生产力
这次结构调整，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
《英才》：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下去，但是我们看到民营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惠及。
魏杰：为我们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四块，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它拉动的主要是基础性产业或装备制造业、能源、原材料。对他们来讲几乎没有多大的作用，因此有些企业是过剩生产能力，是面临着消亡的企业。
《英才》：民营经济毕竟为中国做出过贡献，这种境况下他们的出路是什么?
魏杰：因为政府拉动的市场需求与他没关系，投资趋向和他也没关系，银行贷款支持与他也没关系，所以可能珠三角、长三角有25％左右的生产能力会成为过剩生产能力，下面就是怎么淘汰的问题，淘汰掉就完了。
《英才》：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就这样被淘汰了?
魏杰：淘汰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没法改变。如果淘汰的生产能力是劳动密集型的，那基本上就是民工散了；如果是资本密集型的，那专用设备的投资比较大，就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都是自己钱投资的，那么富翁就完蛋了；如果他是靠银行贷款投的，那就有银行贷款要还，这个影响会很大。浙江省大部分靠银行贷款，所以已经出现十几个消亡不见人影的富翁，后面是少则十几个亿、多则几十亿银行债务。
所以这次结构调整，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上一轮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些过剩生产能力怎么被淘汰。
《英才》：从另一个角度讲，比如产业升级?
魏杰：他也许升不了级，因为道理很简单，一方面他没钱再投资，另一方面现在的需求不是他们的长项，他原来的生产能力还没有被消化掉。
涉及制度层面的分析 “挨批评很正常”
1972年，没有高考。20岁的魏杰幸运的被推荐到西安师范上学，但不幸运的是他只能服从学校的安排，进入政教科。
这是一个让他厌烦以致心情烦闷的学科。20多岁的小伙子对于很多概念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
真正踏入经济学门槛，是在1979年。魏杰提前结束了仍在讨论教条的本科学习阶段，考取了西北大学研究生，师从何炼成教授。在这里他有足够的时间研读现代经济学名著，并开始试着审视各种经济理论的真伪性和科学性。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积累，他第一次在自我否定中确立自己的经济学信仰。这为他以后在思辨的年代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
1984年魏杰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在这里度过了12个年头。也是这一年，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此后，新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思 想激辩发生了。
争论的焦点最终落在体制上。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二是财产制度是坚持单一公有制还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引起学界关注魏杰的是他的专著《宏观经济分析》，出版于1987年。在中国正式承认市场经济5年以前、招生目录上写的还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的时候，该书系统分析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整。
涉及制度层面的分析，魏杰知道其敏感点所在，他也认识到“挨到批评很正常”。一个知识分子的执拗在这种时刻就表现出来了，通过对现代西方体制的研究，魏杰笃定中国也会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那么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体制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它在某种意义上无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界线。而另一方面，他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显示了一些迹象，国家要强行控制经济是不行的：1978年放开农村，1984年放开企业，他们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可以按照自己或者市场的需求安排怎么生产，国家已经无法管理企业如何生产、居民如何消费了。
原有的手段失效了，新手段在哪里?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魏杰一口气写了三本书，《宏观经济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和《非平衡经济》。分别讨论了宏观经济体制的构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流量等问题。这三本书也就构筑了魏杰的宏观经济体系。
从32岁到44岁，这一阶段是他的高产阶段，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据《经济学家》1997年1期发表的“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社会报刊文献统计分析”一文，对中国经济学家自1979-1995年的论文发表状况进行了分析，魏杰在高产经济学家中排名第四，在这一时期的高引用率经济学家中排名第八。
离开中国人大，等待他的是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的职位。在这儿，魏杰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国有经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而这就让他很快发现一个重要的、崭新的命题：怎样塑造现代化的企业，怎样形成中国的大企业?
魏杰的判断有其道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美经济体制慢慢趋向一体化，这个阶段的竞争就主要体现在企业身上，谁拥有世界500强的企业多，谁拥有强大的企业精神，谁就是老大；之所以崭新，是因为中国过去的企业其实根本不是企业，是在政府管理下的一个职能机构。
沉下心来全力以赴的研究企业是从1999年开始，那一年他卸任科研所所长，回归学校，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了解了企业的五个核心问题后，魏杰用了五年时间写了五本书，试图把他们解析、移植到中国企业。这五本书的标题对应着他的五个核心问题，《企业制度设置》、《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社会定位》和《企业哲学》。
从那个时期开始，魏杰边走边调查，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沿海大省，所有的地级市，还去了不少县级市。现在，他还兼任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