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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普遍存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较低等问题，需要基于重新认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促使科普工作观念由工具型向终身型转变、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学习型转变、科普工作方式由灌输型向激发型转变，提高公众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自觉性。
【摘要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科普工作；以人为本；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积极性较低，固然有公民自身的原因，但也与科普工作观念、方式方法有密切关系，要提高公众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自觉性，需要重新认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实现科普工作的三个转变。
1、科普工作观念要由工具型向终身型转变
我国原来的科普工作主要是为国家整体目标服务的，因而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直接的工具性，它也因此被当做一种公共物品来供给社会，并由公共财政支付全部费用。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全面改善并提升人的生存品质和生活质量服务，为促进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服务，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为正如科学发展观所一再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人本身的发展就是终极性的价值，它不是政治的、功利的工具或附属物，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础和前提。那种用工具价值来评价科普工作的方式，不但否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亵渎了人的价值和尊严，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却甚至很可能是反科学的。[1]“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提出，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是基于对科普工作的根本目的的重新认识和正确把握。当然，“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提出，并没有也不能完全取代“科普”的概念，公民科學素质建设和科普工作在内容上完全可以是同一的，但价值取向则有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说，“科普”是以科学技术为本，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则以公民为本、以人为本。[2]因此，它前提性地提供了科普工作的内在驱动力。可以肯定地认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比“科技普及工作”更加贴近公民的自身需求，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更有可能使科普工作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并且因为更有利于把公民的科学素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反而能够更好地达到科普工作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国家目标。
2、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终身型转变
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终身型转变，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因为我国原来的科普工作方法是高度组织化的，是从国家层面上开始推行的国家行为，要想实现科普工作组织形态的根本转变，就需要在全国推进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浪潮中，建立起以推动全体公民终身学习为目标的完善系统，逐渐完成科普工作的组织形式由“学习组织化”向“组织学习化”的转变。但是，要实现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就要营造出一个鼓励科普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创建起具有人文关怀精神、能够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社会文化，至少包括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敬科学人士，具有危机意识和诚信、合作精神，鼓励创新、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等六个方面的内容。[3]这样的社会条件，将要同时满足软环境和硬环境的要求，而具有鼓励学习的激励机制，适合组织和个人的学习要求，才能满足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终身型转变的要求。
3、科普工作方式由灌输型向激发型转变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成就动机”，因为个体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有追求成就感等高等级的精神需要，就如学习、有贡献自己的机会、有共同的梦想、工作有意义、冒险超越传统、做自己想做的事、表露心声等等；并且人们具有发挥和实现自己的意图、自由、潜力、创造力等方面的热情渴望和冒险精神，这些又进一步成为人类发掘潜力量的动力。尽管在严厉的、指令性的组织强制力量下，“个人的潜在力量”会受到压抑。但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却能够激励每个人释放出自己的潜在热情和能量，从而就像计算机系统的联网能力一样，使每个人的感情、思维和精神等能力也呈几何级数增加，并能够集中起每个人的潜在能力来协同工作，而带来巨大的组织收益。[4]
相对而言，我国原来的科普工作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计划供给，并由国家组织、发动、实施。就接受者公民个人而言，其驱动力是由国家这个外部力量加给个人的，甚至是强加的，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更严重的情况是，这种外在驱动力往往因为不能满足公民个人的物质、精神等内源性需求，而和公民的内在动力不一致，对公民的亲和力较弱，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个体心理上的排斥。这样就可以发现，公民参与科学素质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较差，人们缺乏关注科普工作的热情，就因为内在的驱动力严重缺失。从科普工作的组织者和组织机构来看，他们的驱动力也同样不是内源性的，而是外塑性的；一旦出现责任不清、奖罚不明等情况，就会削弱激励的有效性，甚至会导致对过程的监控不力或监控机制缺失。因此，要真正激发每个人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动性和工作热情，实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实际效果，就需要切实实现科普工作方式由灌输型向激发型的转变。[3]
参考文献
[1]郑丹,张锦志.近十一年国际刊物中科学素质建设相关文献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2):12-20.
[2]龚雄.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D].厦门:厦门大学,2007:27.
[3]孙诚.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改善措施[J].成人教育,2007(2):10-14.
[4]斯蒂芬·P.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组织行为学(第12版) [M].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摘要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科普工作；以人为本；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积极性较低，固然有公民自身的原因，但也与科普工作观念、方式方法有密切关系，要提高公众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自觉性，需要重新认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实现科普工作的三个转变。
1、科普工作观念要由工具型向终身型转变
我国原来的科普工作主要是为国家整体目标服务的，因而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直接的工具性，它也因此被当做一种公共物品来供给社会，并由公共财政支付全部费用。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全面改善并提升人的生存品质和生活质量服务，为促进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服务，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为正如科学发展观所一再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人本身的发展就是终极性的价值，它不是政治的、功利的工具或附属物，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础和前提。那种用工具价值来评价科普工作的方式，不但否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亵渎了人的价值和尊严，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却甚至很可能是反科学的。[1]“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提出，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是基于对科普工作的根本目的的重新认识和正确把握。当然，“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提出，并没有也不能完全取代“科普”的概念，公民科學素质建设和科普工作在内容上完全可以是同一的，但价值取向则有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说，“科普”是以科学技术为本，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则以公民为本、以人为本。[2]因此，它前提性地提供了科普工作的内在驱动力。可以肯定地认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比“科技普及工作”更加贴近公民的自身需求，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更有可能使科普工作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并且因为更有利于把公民的科学素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反而能够更好地达到科普工作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国家目标。
2、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终身型转变
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终身型转变，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因为我国原来的科普工作方法是高度组织化的，是从国家层面上开始推行的国家行为，要想实现科普工作组织形态的根本转变，就需要在全国推进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浪潮中，建立起以推动全体公民终身学习为目标的完善系统，逐渐完成科普工作的组织形式由“学习组织化”向“组织学习化”的转变。但是，要实现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就要营造出一个鼓励科普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创建起具有人文关怀精神、能够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社会文化，至少包括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敬科学人士，具有危机意识和诚信、合作精神，鼓励创新、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等六个方面的内容。[3]这样的社会条件，将要同时满足软环境和硬环境的要求，而具有鼓励学习的激励机制，适合组织和个人的学习要求，才能满足科普工作方法由组织型向终身型转变的要求。
3、科普工作方式由灌输型向激发型转变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成就动机”，因为个体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有追求成就感等高等级的精神需要，就如学习、有贡献自己的机会、有共同的梦想、工作有意义、冒险超越传统、做自己想做的事、表露心声等等；并且人们具有发挥和实现自己的意图、自由、潜力、创造力等方面的热情渴望和冒险精神，这些又进一步成为人类发掘潜力量的动力。尽管在严厉的、指令性的组织强制力量下，“个人的潜在力量”会受到压抑。但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却能够激励每个人释放出自己的潜在热情和能量，从而就像计算机系统的联网能力一样，使每个人的感情、思维和精神等能力也呈几何级数增加，并能够集中起每个人的潜在能力来协同工作，而带来巨大的组织收益。[4]
相对而言，我国原来的科普工作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计划供给，并由国家组织、发动、实施。就接受者公民个人而言，其驱动力是由国家这个外部力量加给个人的，甚至是强加的，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更严重的情况是，这种外在驱动力往往因为不能满足公民个人的物质、精神等内源性需求，而和公民的内在动力不一致，对公民的亲和力较弱，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个体心理上的排斥。这样就可以发现，公民参与科学素质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较差，人们缺乏关注科普工作的热情，就因为内在的驱动力严重缺失。从科普工作的组织者和组织机构来看，他们的驱动力也同样不是内源性的，而是外塑性的；一旦出现责任不清、奖罚不明等情况，就会削弱激励的有效性，甚至会导致对过程的监控不力或监控机制缺失。因此，要真正激发每个人参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动性和工作热情，实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实际效果，就需要切实实现科普工作方式由灌输型向激发型的转变。[3]
参考文献
[1]郑丹,张锦志.近十一年国际刊物中科学素质建设相关文献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2):12-20.
[2]龚雄.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D].厦门:厦门大学,2007:27.
[3]孙诚.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改善措施[J].成人教育,2007(2):10-14.
[4]斯蒂芬·P.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组织行为学(第12版) [M].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