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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人群，而以农民工为核心衍生出的六大群体正越来越清晰地走进人们的视野。这六个群体四个在农村，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后打工群体；两个在城市，即小漂族、老漂族。农民工加上这六大群体几乎占到中国总人口的半数，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自然界的天幕上最引人注目的星群是“北斗七星”，现实生活中，这七大群体引人注目的程度犹如中国天幕上的“北斗七星”。不同的是，自然界天幕上“北斗七星”闪烁的是为人指路之光，而这七大群体发出的却是一个个求助信号。
一、农民工
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涌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以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这就是中国农民工。
当下中国的农民工，与历史上的农民工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工相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后者属自然生长，前者是人为生成。在唐代以前，城市的管理一般实行的是城坊制，那时的农民想成为市民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到了宋代城坊制改为了街巷制，城门大开，城市得到空前发展，汴京有上百万人口，成为世界最繁华、人口最多的城市，农民进城想成为市民已经变得十分容易了。这种城市的自由发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道户籍制度的高墙挡住了他们梦想，城乡壁垒分明，它与生俱来，世代沿袭，不可逾越。到80年代中期之前，农民连进城的资格都没有，出门要获得生产队的批准，要带上生产队、大队、公社的证明信函，即便这几关你都过了，还有一关你是怎么都过不去的。不论谁走到哪里，吃饭得给粮票，而粮票只有吃商品粮户口的人才有，农民没有获取的资格。几级证明信和粮票把农民拴死在自己家门口。80年代后期，随着物质的丰实和户籍管制的松动，农民才被允许自带口粮到城里走一走，随后兴起的民工潮，彻底冲开城门，农民才有了自由的出入资格。但他们只可以在日思夜盼的那个繁华世界里出卖劳动力，想成为真正的市民，至今仍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大小障碍。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一亿多人外出打工，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其主要特点，一是流动方式以个体流动为常态。农民工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经商，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举家迁徙的很少。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举家外出的仅占1/4。二是流动时间长。农民工在外以务工或经商为主业，基本上是常年不归，时间较短的也长达几个月，有的甚至十几年都不回家。三是流动空间广。农民工无处不在，只要有用工需求的地方，就有农民工的身影，其足迹遍布全中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只要能挣钱，他们可以奔波到任何一个地方，干任何一种能干的工作。四是期待父辈成为“末代农民”。综观农民工的追求，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物质追求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挣到钱什么苦都能吃；第二阶段，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并重，不光能挣到钱，还要有说得过去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第三阶段已经上升到理想层面的追求，那就是千方百计甩掉那顶农民帽，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最好是让父辈当“末代农民”，顶不济也要让自己当“末代农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数量过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7%的人愿意以后回乡。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三感”。一是归属感，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二是尊严感，解决“我像谁”的问题；三是幸福感，解决“我比谁”的问题。
归属感是农民工的认同追求。是农民还是市民，这个问题是农民工最想搞清楚的问题。今天的农民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一个“四不像”，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是工人又不是工人，是市民又不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连一个“官方”的称谓都没有。边界的模糊导致农民工找不到一丁点的归属感。从内心，他们想把自己归为“市民”，但现实，依然是“农民”，“农民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难以甩掉。
尊严感是农民工的融入追求。农民工早已远离了田地，过上了城里的生活，特别对于那些努力打拼的农民工来说，已经和城里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喝咖啡了，从穿着、说话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跟城里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但始终只是“像”而已，一说到户籍便矮人三分。这是社会畸形的二元心态最直接的折射。在一个不懂得尊重的城市里，农民工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幸福感是农民工的生活追求。幸福是一种精神体验，是一种生活感受。传统农民工只顾拼命挣钱，他们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农村那个家，他们“进城”大多是为了“出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则是为了“入城”，为了成为真正的市民。传统农民工只知道“低头拉车”，找到了一份工作就任劳任怨；新生代农民工则喜欢“抬头看路”，“旅游式务工”现象十分突出，“短工化”已成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顯示，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09次，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差不多是前者的三倍。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反而不如老一代农民工，2011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老一代农民工喜欢纵向比，跟自己的过去比，他们出来打工，分明操着“卖白粉”的心，得到“卖白菜”的钱，却无怨无悔，因为支撑“血汗工厂”的背后有一个更差的“血汗农场”，所以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能忍。前几年，一位背砖上楼的农民工写道：“步履匆匆汗满肩，风吹背篓正冬天。高楼白领曾知否，十块砖头一角钱。”尽管如此，他依然默默挺着；新生代农民工喜欢横向比，跟周围的人比，当发现自己跟城里人长得没什么两样，而得到的待遇和享受的权利却有云泥之别时，他们已不再忍耐。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的条件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几个月之内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除了自杀，更有反抗，领导本田零件工厂罢工的就是一位“二代农民工”。2011 年6月，在短短的20多天里，广东潮州和增城就发生了两起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事件。 很明显，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新一代农民工不仅关心福利，更关心权利；不仅关心民生，更关心民权。他们的追求已经由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上升到理想层面。
二、留守妇女
“老婆、孩子、热炕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是构成中国农村家庭幸福生活的核心元素，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家庭仅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夫妻天各一方，名存实亡。
近现代以来，中国家庭曾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五四时期，西风东渐，欧风美雨袭华夏，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力图冲破传统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旧式家庭的不满。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文革”时期。由于政治影响，亲情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严重破坏。第三次大的冲击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打工潮的出现。中国农民工的家庭基本上处于半解体状态，传统的家庭观念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家庭伦理受到巨大的挑战。
当前，在第三次冲击下形成的“体制性寡妇”将近5000万。她们既要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家务、农活一肩挑，生活压力大，劳动强度高，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未老先衰；由于男人不在家，留守妇女普遍缺少安全感。她们既担心老人、小孩和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也担心疾病、灾祸等突发事件的发生，还担心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抛妻弃子当“陈世美”。由于缺少沟通、交流，夫妻双方容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逐渐产生差距，出现感情“隔离带”，引发矛盾，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现在，在道德观念原本极为保守的乡土社会，婚外男女关系已不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话题。
三、留守儿童
儿孙绕膝，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一；养儿育女，这是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抚养未成年子女，这是《宪法》对父母规定的义务。然而，随着农民工的外出，这些合情、合理、合法的基本伦理近乎土崩瓦解，现实中，不少农村儿童生活上缺少照顾，行为上缺少管教，学习上缺少辅导，思想上缺少教育，安全上缺少保障。据统计，2011年被称为“时代孤儿”的农村留守儿童有5800万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占全国人口数的4%。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妈妈隔离开来，再放置两个“假妈妈”，一个是用硬邦邦的钢丝做成，身上装有奶瓶，另一个是用软绵绵的绒布做成，没有奶瓶。结果，小猕猴全都依偎在“绒布妈”身边。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幼儿对温暖的需求超过了食物。当实验人员把这些猕猴与从小和“真妈妈”一起长大的猕猴放在一起发现，缺少母爱的猕猴冷漠得多、残酷得多。猕猴与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到94%，这个实验足以说明，对儿童来说最好的环境就是父母本身。
现实生活中，大多外出的农民工父母，一年到头只是定期寄些钱给孩子，很少回来探望。长期与孩子隔膜，根本谈不上心理的沟通，更谈不上情感的融合。亲情缺失对留守孩子的心理发育、人格养成造成严重影响。相当一部分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孤独、紧张、失落、焦虑等心理问题，生活和卫生习惯差，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在一些农村地区，留守孩子甚至已经成了“差生”、“问题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词。
“少年强则国强”，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在缺失亲情和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凭什么强起来，又拿什么赢得未来？这些本应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主力军的一代，却因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渐渐偏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成为农村新隐患。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要留在农村以务农为生，这样的素质是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的；一部分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继续其父辈们的打工生涯，素质低下、纪律涣散、行为不良、自私冷漠、忧郁多疑、以自我为中心等“留守综合症”会被一并带到城市，进而成为城市新隐患。今天，农村留守孩子问题，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演变成了社会问题，还会继续从农村问题演变成城市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留守老人
城市对于风烛残年的农村老人来说，或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当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老人只能独守故土。据全国老龄办测算，“十二五”时期，我国有4000万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龄人口的37%。农村老人一生辛苦劳作，晚年本应休养生息、颐养天年，但儿女的外出打工，使他们不仅不可能安享清福，反而要重新担负起青壮年时代的农活重担，生活压力使他们感觉比青壮年时代更苦更累。
他们是当下中国最苦的一个群体。就其生活状态而言，一是生活质量很差。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教养孙辈的责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以承受。二是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不少老人疾病缠身，没钱看病也没有条件看、没时间看，小病扛，大病拖。三是家庭氛围缺失。电话成了与外出子女交流沟通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平时除了看电视、赶集、聊天外就没别的娱乐活动和情感寄托，常常是“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老无所养，老无所乐。
五、后打工族
当一些80后、90后農民工拉着箱杆，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决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龄大了，干不动了；要么是自身的技术不能与时升级，干不了了；要么是伤病缠身，不能干了。他们是被“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的高傲遗弃的一族。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时代”集中体现了我国现行农民工体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是历史的宿命，想挣脱都挣脱不了。 他们无奈地归乡，眼下手里还有几个余钱，日子过得还不错，但他们余钱告罄，日渐衰老，又体弱多病，谁来负担他们的晚年？多年在外打工，荒疏了农技，也无力务农，不愿务农，漫漫的养老路上，何为依靠？！
六、小漂族
调查显示，当下有些年轻夫妇进城打工并非只为挣钱，第一追求是陪孩子在城里读书，只要能在条件比乡村好的城里找到一张书桌，他们就心满意足地生活下去。但为了稳住这张书桌，他们不得不四处想方设法谋到生存之所，孩子只能随着他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当城里人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却在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和老家接受教育基本各占一半。农村的学校，老师越来越老，孩子越来越少；但城市里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相当紧缺，相比之下，如此多的小漂族进城读书，城里哪所学校能容得下他们的书桌？古代有“孟母三迁”，今天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孟母”，所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环境；后者是被动的，只为能找到一个读书的地方。即使上了学，面临高考，小漂族还得回到老家考试，不允许与城里的学生同场竞技。
七、老漂族
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活或照顾孩子读书，一些青年农民工把父母接到城里同住。表面上看进了城，甩脱了繁重的农活，又能跟自己的孩子、孙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无限惆怅、孤独。对于中国而言，人生对故乡的情感纠结可以用两个“真好”概括：年轻时，终于走出故乡，真好！老年时，终于回到故乡，真好！而这些长期生活在故乡的老人，晚年却不得不远离故乡，四处飘零，他们的心灵失去了安放的场所。他们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低度现代化的生活，不少老人电器不会用，电话不会打，马路不敢过，外出之后找不到家。生活方式也跟不上趟。特别是情感交流缺失，从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生人社会，举目无亲，老人想找个人拉拉家常唠唠嗑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除了每天看护一下读书的孙子，再也没有其他活动，更谈不上娱乐生活，成为漂落在繁华都市里茫茫人海中的“鲁滨逊”。
城市化把最容易资本化的人群都拉进城市，让最难以资本化的人群都留在农村，但是由此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却遍布城乡，而且越积越深。了解这七大群体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质量，提升发展能力，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关键。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解决，铲除二元制度、消解二元思维、清理二元文化都需要假以时日。当务之急，应在四个方面狠下功夫。
第一，应大力推进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细胞功能退化或发生病变坏死，社会的肌体必然大受影响。就中国的情势看，农民工的存在不是三代、五代人的问题，很可能是更长时间的延续。因此，只有以家庭为流动单元，才能修复家庭这个社会基础细胞，从而促进社会肌体的健康发育，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一要解决居住问题。政府在考虑廉租房问题上不仅要针对城里低收入人群，同时也要将进城农民工纳入视野。企业在用工方面要尽量提供更多夫妻共事的机会，有些地方的企业开设夫妻房的做法也值得借鉴。二要为农民工子女上学提供充分条件。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城市更应该无条件接纳他们读书。今天多放一张书桌，明天就可能少建一座监狱。三要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有关调查显示，目前“五险一金”在农民工中的落实比例不足三成，这是农民工难以举家流动的重要障碍，应大力推进“五险一金”的缴纳，为农民工落户系上安全带，让农民工多些安全感。
第二，应大力推进社会建设。西方一些城市不管经历什么风雨都没有走向衰败，根本的原因，城市的肌体有两大内核在支撑。纵向的是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横向的是以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提升归属感。相比之下，中国“主义”不少“社会”很少，目前社会组织才万分之二点多，法国差不多是中国的100倍，每一个人都有多个属于自己的组织。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一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让家庭的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比如，扩大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规模，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效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和计生组织作用，开展留守家庭生产互助等类的活动，帮助留守妇女和老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建立乡镇一级的含有心理门诊、法律援助、文娱中心在内的留守服务中心等。二是在农民工集中地建立各类农民工组织，或吸收农民工加入城市中的各类民间组织，讓他们找到归属感。三是完善城市社会服务，城市各类群团组织都应把触角深入到最基层的农民工群体中，同时在每个社居委都应设立农民工工作站，把农民工工作纳入日常管理。
第三，应为农民工消费工余时间创造条件。无事就会生非。如何引导农民工科学合理地消费自己的业余时间，对维护社会稳定将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未能有效满足，整体呈现“孤岛化”特征，处于城市和农村的“夹心层”，已经影响了农民工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影响了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他们缺乏融入感、认同感，进而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满足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要做好盘活存量文化资源和优化增量文化资源两篇大文章。充分利用现有直接文化资源，如向农民工免费开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协调利用间接的文化资源，如协调教育、科技、旅游、企业、社区以及工、青、妇等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特点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开发利用新的文化资源，如为农民工提供新的传媒载体，搭建城市露天舞台，构建文艺活动、文学创作、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平台。
第四，应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解决农民工问题，但是，在政策设计上针对性不够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落实起来效果不那么明显。“以人为本”中的“人”是由无数个“具体人”组成的，不同的“具体人”有不同的需求，以农民工为核心的七大群体，留守在家的不一样，漂泊在城的不一样，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儿童各有需求重点。因此，政策的出台可以“一揽子”但不能“一样子”，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措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应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细化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举措。例如留守老人问题。“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对老人的关爱和照顾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在孝道衰落、社会转型的双重夹击下，在由“养儿防老”向“制度防老”过渡尚未完成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留守老人生活艰难，精神空虚，身体多病。一应重振孝道。孝道衰落，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及夫妻关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由过去父强子弱、夫强妻弱变为子强父弱、妻强夫弱。当儿子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时，父母很难从儿子那里得到有力支持。二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的天然制高点，人们只用经济收益的眼光看待老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孝道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而市场逻辑则理性地推导出结果：儿子会理直气壮地反问老子，你是养了我，可你养好我了吗？这种市场理性的反驳会给父辈更沉重的打击。二应下大功夫解决制度养老问题，让孝道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共同发挥养老作用，让“老有所养”在双重约束下得以真正实现。总之，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实施都必须具有针对性、准确性，不可抽象化，务求具体化。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一、农民工
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涌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以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这就是中国农民工。
当下中国的农民工，与历史上的农民工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工相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后者属自然生长，前者是人为生成。在唐代以前，城市的管理一般实行的是城坊制，那时的农民想成为市民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到了宋代城坊制改为了街巷制，城门大开，城市得到空前发展，汴京有上百万人口，成为世界最繁华、人口最多的城市，农民进城想成为市民已经变得十分容易了。这种城市的自由发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道户籍制度的高墙挡住了他们梦想，城乡壁垒分明，它与生俱来，世代沿袭，不可逾越。到80年代中期之前，农民连进城的资格都没有，出门要获得生产队的批准，要带上生产队、大队、公社的证明信函，即便这几关你都过了，还有一关你是怎么都过不去的。不论谁走到哪里，吃饭得给粮票，而粮票只有吃商品粮户口的人才有，农民没有获取的资格。几级证明信和粮票把农民拴死在自己家门口。80年代后期，随着物质的丰实和户籍管制的松动，农民才被允许自带口粮到城里走一走，随后兴起的民工潮，彻底冲开城门，农民才有了自由的出入资格。但他们只可以在日思夜盼的那个繁华世界里出卖劳动力，想成为真正的市民，至今仍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大小障碍。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一亿多人外出打工，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其主要特点，一是流动方式以个体流动为常态。农民工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经商，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举家迁徙的很少。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举家外出的仅占1/4。二是流动时间长。农民工在外以务工或经商为主业，基本上是常年不归，时间较短的也长达几个月，有的甚至十几年都不回家。三是流动空间广。农民工无处不在，只要有用工需求的地方，就有农民工的身影，其足迹遍布全中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只要能挣钱，他们可以奔波到任何一个地方，干任何一种能干的工作。四是期待父辈成为“末代农民”。综观农民工的追求，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物质追求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挣到钱什么苦都能吃；第二阶段，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并重，不光能挣到钱，还要有说得过去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第三阶段已经上升到理想层面的追求，那就是千方百计甩掉那顶农民帽，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最好是让父辈当“末代农民”，顶不济也要让自己当“末代农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数量过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7%的人愿意以后回乡。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三感”。一是归属感，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二是尊严感，解决“我像谁”的问题；三是幸福感，解决“我比谁”的问题。
归属感是农民工的认同追求。是农民还是市民，这个问题是农民工最想搞清楚的问题。今天的农民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一个“四不像”，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是工人又不是工人，是市民又不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连一个“官方”的称谓都没有。边界的模糊导致农民工找不到一丁点的归属感。从内心，他们想把自己归为“市民”，但现实，依然是“农民”，“农民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难以甩掉。
尊严感是农民工的融入追求。农民工早已远离了田地，过上了城里的生活，特别对于那些努力打拼的农民工来说，已经和城里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喝咖啡了，从穿着、说话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跟城里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但始终只是“像”而已，一说到户籍便矮人三分。这是社会畸形的二元心态最直接的折射。在一个不懂得尊重的城市里，农民工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幸福感是农民工的生活追求。幸福是一种精神体验，是一种生活感受。传统农民工只顾拼命挣钱，他们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农村那个家，他们“进城”大多是为了“出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则是为了“入城”，为了成为真正的市民。传统农民工只知道“低头拉车”，找到了一份工作就任劳任怨；新生代农民工则喜欢“抬头看路”，“旅游式务工”现象十分突出，“短工化”已成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顯示，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09次，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差不多是前者的三倍。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反而不如老一代农民工，2011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老一代农民工喜欢纵向比，跟自己的过去比，他们出来打工，分明操着“卖白粉”的心，得到“卖白菜”的钱，却无怨无悔，因为支撑“血汗工厂”的背后有一个更差的“血汗农场”，所以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能忍。前几年，一位背砖上楼的农民工写道：“步履匆匆汗满肩，风吹背篓正冬天。高楼白领曾知否，十块砖头一角钱。”尽管如此，他依然默默挺着；新生代农民工喜欢横向比，跟周围的人比，当发现自己跟城里人长得没什么两样，而得到的待遇和享受的权利却有云泥之别时，他们已不再忍耐。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的条件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几个月之内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除了自杀，更有反抗，领导本田零件工厂罢工的就是一位“二代农民工”。2011 年6月，在短短的20多天里，广东潮州和增城就发生了两起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事件。 很明显，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新一代农民工不仅关心福利，更关心权利；不仅关心民生，更关心民权。他们的追求已经由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上升到理想层面。
二、留守妇女
“老婆、孩子、热炕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是构成中国农村家庭幸福生活的核心元素，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家庭仅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夫妻天各一方，名存实亡。
近现代以来，中国家庭曾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五四时期，西风东渐，欧风美雨袭华夏，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力图冲破传统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旧式家庭的不满。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文革”时期。由于政治影响，亲情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严重破坏。第三次大的冲击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打工潮的出现。中国农民工的家庭基本上处于半解体状态，传统的家庭观念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家庭伦理受到巨大的挑战。
当前，在第三次冲击下形成的“体制性寡妇”将近5000万。她们既要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家务、农活一肩挑，生活压力大，劳动强度高，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未老先衰；由于男人不在家，留守妇女普遍缺少安全感。她们既担心老人、小孩和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也担心疾病、灾祸等突发事件的发生，还担心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抛妻弃子当“陈世美”。由于缺少沟通、交流，夫妻双方容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逐渐产生差距，出现感情“隔离带”，引发矛盾，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现在，在道德观念原本极为保守的乡土社会，婚外男女关系已不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话题。
三、留守儿童
儿孙绕膝，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一；养儿育女，这是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抚养未成年子女，这是《宪法》对父母规定的义务。然而，随着农民工的外出，这些合情、合理、合法的基本伦理近乎土崩瓦解，现实中，不少农村儿童生活上缺少照顾，行为上缺少管教，学习上缺少辅导，思想上缺少教育，安全上缺少保障。据统计，2011年被称为“时代孤儿”的农村留守儿童有5800万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占全国人口数的4%。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妈妈隔离开来，再放置两个“假妈妈”，一个是用硬邦邦的钢丝做成，身上装有奶瓶，另一个是用软绵绵的绒布做成，没有奶瓶。结果，小猕猴全都依偎在“绒布妈”身边。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幼儿对温暖的需求超过了食物。当实验人员把这些猕猴与从小和“真妈妈”一起长大的猕猴放在一起发现，缺少母爱的猕猴冷漠得多、残酷得多。猕猴与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到94%，这个实验足以说明，对儿童来说最好的环境就是父母本身。
现实生活中，大多外出的农民工父母，一年到头只是定期寄些钱给孩子，很少回来探望。长期与孩子隔膜，根本谈不上心理的沟通，更谈不上情感的融合。亲情缺失对留守孩子的心理发育、人格养成造成严重影响。相当一部分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孤独、紧张、失落、焦虑等心理问题，生活和卫生习惯差，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在一些农村地区，留守孩子甚至已经成了“差生”、“问题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词。
“少年强则国强”，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在缺失亲情和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凭什么强起来，又拿什么赢得未来？这些本应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主力军的一代，却因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渐渐偏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成为农村新隐患。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要留在农村以务农为生，这样的素质是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的；一部分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继续其父辈们的打工生涯，素质低下、纪律涣散、行为不良、自私冷漠、忧郁多疑、以自我为中心等“留守综合症”会被一并带到城市，进而成为城市新隐患。今天，农村留守孩子问题，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演变成了社会问题，还会继续从农村问题演变成城市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留守老人
城市对于风烛残年的农村老人来说，或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当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老人只能独守故土。据全国老龄办测算，“十二五”时期，我国有4000万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龄人口的37%。农村老人一生辛苦劳作，晚年本应休养生息、颐养天年，但儿女的外出打工，使他们不仅不可能安享清福，反而要重新担负起青壮年时代的农活重担，生活压力使他们感觉比青壮年时代更苦更累。
他们是当下中国最苦的一个群体。就其生活状态而言，一是生活质量很差。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教养孙辈的责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以承受。二是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不少老人疾病缠身，没钱看病也没有条件看、没时间看，小病扛，大病拖。三是家庭氛围缺失。电话成了与外出子女交流沟通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平时除了看电视、赶集、聊天外就没别的娱乐活动和情感寄托，常常是“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老无所养，老无所乐。
五、后打工族
当一些80后、90后農民工拉着箱杆，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决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龄大了，干不动了；要么是自身的技术不能与时升级，干不了了；要么是伤病缠身，不能干了。他们是被“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的高傲遗弃的一族。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时代”集中体现了我国现行农民工体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是历史的宿命，想挣脱都挣脱不了。 他们无奈地归乡，眼下手里还有几个余钱，日子过得还不错，但他们余钱告罄，日渐衰老，又体弱多病，谁来负担他们的晚年？多年在外打工，荒疏了农技，也无力务农，不愿务农，漫漫的养老路上，何为依靠？！
六、小漂族
调查显示，当下有些年轻夫妇进城打工并非只为挣钱，第一追求是陪孩子在城里读书，只要能在条件比乡村好的城里找到一张书桌，他们就心满意足地生活下去。但为了稳住这张书桌，他们不得不四处想方设法谋到生存之所，孩子只能随着他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当城里人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却在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和老家接受教育基本各占一半。农村的学校，老师越来越老，孩子越来越少；但城市里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相当紧缺，相比之下，如此多的小漂族进城读书，城里哪所学校能容得下他们的书桌？古代有“孟母三迁”，今天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孟母”，所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环境；后者是被动的，只为能找到一个读书的地方。即使上了学，面临高考，小漂族还得回到老家考试，不允许与城里的学生同场竞技。
七、老漂族
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活或照顾孩子读书，一些青年农民工把父母接到城里同住。表面上看进了城，甩脱了繁重的农活，又能跟自己的孩子、孙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无限惆怅、孤独。对于中国而言，人生对故乡的情感纠结可以用两个“真好”概括：年轻时，终于走出故乡，真好！老年时，终于回到故乡，真好！而这些长期生活在故乡的老人，晚年却不得不远离故乡，四处飘零，他们的心灵失去了安放的场所。他们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低度现代化的生活，不少老人电器不会用，电话不会打，马路不敢过，外出之后找不到家。生活方式也跟不上趟。特别是情感交流缺失，从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生人社会，举目无亲，老人想找个人拉拉家常唠唠嗑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除了每天看护一下读书的孙子，再也没有其他活动，更谈不上娱乐生活，成为漂落在繁华都市里茫茫人海中的“鲁滨逊”。
城市化把最容易资本化的人群都拉进城市，让最难以资本化的人群都留在农村，但是由此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却遍布城乡，而且越积越深。了解这七大群体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质量，提升发展能力，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关键。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解决，铲除二元制度、消解二元思维、清理二元文化都需要假以时日。当务之急，应在四个方面狠下功夫。
第一，应大力推进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细胞功能退化或发生病变坏死，社会的肌体必然大受影响。就中国的情势看，农民工的存在不是三代、五代人的问题，很可能是更长时间的延续。因此，只有以家庭为流动单元，才能修复家庭这个社会基础细胞，从而促进社会肌体的健康发育，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一要解决居住问题。政府在考虑廉租房问题上不仅要针对城里低收入人群，同时也要将进城农民工纳入视野。企业在用工方面要尽量提供更多夫妻共事的机会，有些地方的企业开设夫妻房的做法也值得借鉴。二要为农民工子女上学提供充分条件。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城市更应该无条件接纳他们读书。今天多放一张书桌，明天就可能少建一座监狱。三要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有关调查显示，目前“五险一金”在农民工中的落实比例不足三成，这是农民工难以举家流动的重要障碍，应大力推进“五险一金”的缴纳，为农民工落户系上安全带，让农民工多些安全感。
第二，应大力推进社会建设。西方一些城市不管经历什么风雨都没有走向衰败，根本的原因，城市的肌体有两大内核在支撑。纵向的是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横向的是以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提升归属感。相比之下，中国“主义”不少“社会”很少，目前社会组织才万分之二点多，法国差不多是中国的100倍，每一个人都有多个属于自己的组织。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一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让家庭的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比如，扩大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规模，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效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和计生组织作用，开展留守家庭生产互助等类的活动，帮助留守妇女和老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建立乡镇一级的含有心理门诊、法律援助、文娱中心在内的留守服务中心等。二是在农民工集中地建立各类农民工组织，或吸收农民工加入城市中的各类民间组织，讓他们找到归属感。三是完善城市社会服务，城市各类群团组织都应把触角深入到最基层的农民工群体中，同时在每个社居委都应设立农民工工作站，把农民工工作纳入日常管理。
第三，应为农民工消费工余时间创造条件。无事就会生非。如何引导农民工科学合理地消费自己的业余时间，对维护社会稳定将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未能有效满足，整体呈现“孤岛化”特征，处于城市和农村的“夹心层”，已经影响了农民工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影响了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他们缺乏融入感、认同感，进而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满足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要做好盘活存量文化资源和优化增量文化资源两篇大文章。充分利用现有直接文化资源，如向农民工免费开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协调利用间接的文化资源，如协调教育、科技、旅游、企业、社区以及工、青、妇等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特点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开发利用新的文化资源，如为农民工提供新的传媒载体，搭建城市露天舞台，构建文艺活动、文学创作、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平台。
第四，应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解决农民工问题，但是，在政策设计上针对性不够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落实起来效果不那么明显。“以人为本”中的“人”是由无数个“具体人”组成的，不同的“具体人”有不同的需求，以农民工为核心的七大群体，留守在家的不一样，漂泊在城的不一样，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儿童各有需求重点。因此，政策的出台可以“一揽子”但不能“一样子”，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措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应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细化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举措。例如留守老人问题。“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对老人的关爱和照顾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在孝道衰落、社会转型的双重夹击下，在由“养儿防老”向“制度防老”过渡尚未完成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留守老人生活艰难，精神空虚，身体多病。一应重振孝道。孝道衰落，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及夫妻关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由过去父强子弱、夫强妻弱变为子强父弱、妻强夫弱。当儿子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时，父母很难从儿子那里得到有力支持。二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的天然制高点，人们只用经济收益的眼光看待老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孝道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而市场逻辑则理性地推导出结果：儿子会理直气壮地反问老子，你是养了我，可你养好我了吗？这种市场理性的反驳会给父辈更沉重的打击。二应下大功夫解决制度养老问题，让孝道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共同发挥养老作用，让“老有所养”在双重约束下得以真正实现。总之，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实施都必须具有针对性、准确性，不可抽象化，务求具体化。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