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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得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关人士的证实。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的“大部制”概念将成为2008中国改革重点，另外，中编办机关事务管理局一负责人向外界透露，“大部制”方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2008年3月份“人大”会之后，就将揭晓。
这一举动将构建“公共行政体制”的进程推进实操阶段。
“大部制”改革之变
“大部制”早在酝酿中，这是现阶段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是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定的战略图。
专家指出，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表示：“中国即将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发展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管理。如当年的机械工业部下辖9个管理部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重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98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40个组成部门，一下又裁了11个，仅保留29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这些改革为推进“大部制”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玉凯指出，目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仍然有28个，而日本是12个，美国是15个，英国是17个。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较多，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如我国的民航总局管空中运输，交通部管水路和公路运输，铁道部管铁路运输，而美国的运输部包含了海、陆、空运输，一些国家把邮电也放在运输部管辖，这体现了“大运输”的思维。再如美国农业部的职能，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多个部门的职能，体现出“大农业”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汪玉凯认为，实行“大部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改“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转变政府职能将是大部位改革的核心任务。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和承担者，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的设置必须遵循和体现满足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基本导向。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也必须在机构改革中有所体现。
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转变政府职能也一直是中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进行5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一直居于突出位置。十七大提出的建立一个“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其首要前提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根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大部制”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而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其职能也应该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
实行“大部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大部制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照搬照套，需要根据我国国情探索推进。
谈及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哪些挑战时，汪玉凯分析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二是党政权力对接问题。“大部制”改革最终会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推进。近些年来，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是改革的策略和方法选择。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汪玉凯最后强调：“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改革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结合。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讨论，经过充分论证，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改革。”（简易）
这一举动将构建“公共行政体制”的进程推进实操阶段。
“大部制”改革之变
“大部制”早在酝酿中，这是现阶段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是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定的战略图。
专家指出，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表示：“中国即将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发展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管理。如当年的机械工业部下辖9个管理部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重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98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40个组成部门，一下又裁了11个，仅保留29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这些改革为推进“大部制”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玉凯指出，目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仍然有28个，而日本是12个，美国是15个，英国是17个。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较多，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如我国的民航总局管空中运输，交通部管水路和公路运输，铁道部管铁路运输，而美国的运输部包含了海、陆、空运输，一些国家把邮电也放在运输部管辖，这体现了“大运输”的思维。再如美国农业部的职能，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多个部门的职能，体现出“大农业”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汪玉凯认为，实行“大部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改“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转变政府职能将是大部位改革的核心任务。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和承担者，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的设置必须遵循和体现满足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基本导向。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也必须在机构改革中有所体现。
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转变政府职能也一直是中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进行5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一直居于突出位置。十七大提出的建立一个“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其首要前提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根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大部制”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而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其职能也应该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
实行“大部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大部制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照搬照套，需要根据我国国情探索推进。
谈及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哪些挑战时，汪玉凯分析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二是党政权力对接问题。“大部制”改革最终会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推进。近些年来，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是改革的策略和方法选择。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汪玉凯最后强调：“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改革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结合。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讨论，经过充分论证，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改革。”（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