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狄尔泰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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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从1880年到该世纪末,第二阶段则一直延续至其去世之前。发生在第一阶段的主要事件是1883年《人文科学导论》第一卷的出版。这本书原计划是要写两卷,狄尔泰在这里试图提供一个对“历史理性的批评”,即提出“一个人文科学研究的经验主义基础,……以展开人类对自身、社会以及历史的认识能力的理论批评。”但是,这些问题在第一卷里并没有充分展开,第二卷原本是想用“描述心理学”将上述问题详尽阐述,但却没能完成。事实上,作为以“第一卷而闻名的作家”,
其他文献
技术的文化塑造是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的具体化。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所分析的是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了特定技术的精确的设计特征,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了在技术发展可选择路径之间的选择,以及社会关系是如何培育或阻碍了特定技术。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这一大背景下,文化塑造方法延伸并具体化了在技术的社会形成或技术的社会建构标题下所汇集起来的广博知识。具体而言,“文化塑造”一词具有多种意义,这里,我们所谓文化并不意味着不切实际和唯心主义,而是根植于日常生活和实用主义中。这一文化观包含了如下三点:(1)价值符号和象征的建构(语义方面
美学中所出现的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现存的事实,而且是一种逐渐加速的过程。按照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的观点,全球化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the particularization of the universal 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the patticular)的双向过程。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认为,全球化“涉及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
库恩是一个典型的反实在论者,他认为不同的范式中有不同的世界图景,并且这些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他并不否认有一个不变的、独立于范式的世界的存在。那么这个真实不变的世界和那些依赖于范式的、并随范式变化而变化的世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在库恩哲学中最令人迷惑、却又很少被关注的中心论题。
20世纪以来,美国实用主义、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三大流派在哲学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三者性质殊异,不可相互替代。20世纪的哲学讨论不如说是三大流派之间争夺哲学霸权的争斗。经过斗争和对撞,它们的命运都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变化。部分地以反对理智主义为发端的分析哲学自弗雷格开始,在指称理论的标题下与语义学紧密相连,百年之后,分析哲学逐渐抛弃了关于指称的理论方法,转而求助于实用主义,甚至黑格尔。而蒯因、普特南、
期刊
朱熹在《仁说》中认为,天地有四种品质,即“元、亨、利、贞”,人亦有四种品质,即“仁、义、礼、智”。元是天地品质的核心,而仁是人的品质的核心。周敦颐在《通书》中亦阐述了这种观点,“天以阳生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朱熹更是重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认为太极在人类社会的正义秩序形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太极图说》则是论证从太极到万物的变化过程。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从太极推演而出,惟圣王具有这些品质,是与天地和谐的典范。
胡塞尔全集的第33卷《1917~1918年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2001),记录了胡塞尔于1917~1918年关于时间意识的新思考。因伽尔登(R.Ingarden)赞誉其可能为胡塞尔“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著作。其主旨为如何阐明时间的构成,且回避意识中无限后退的难题。问题的棘手之处于:在设定一种奠基性和构成性的意识的同时,不再需要新的构成性意识来构成前一意识自身,由此造成在意识层次上无限向后推进的恶果。和这个可以称之为“基础的后退”的难题密切相关的是,意识之流是如何自身意识的,也即在自身构成着的意识
一直以来,从政治思想来解读黄宗羲的哲学文本一度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程志华教授近年来通过认真阅读黄宗羲的著作文本,找到了一种解读黄宗羲著作的新方法——“内在诠释”法,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著作出版了《困境与弦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一书(200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方对马克思的解释一直都强烈地受到学术范式转换的影响。因此,考察西方马克思解释史的便利方式是,把它看做试图与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学术倾向进行协调,甚至是进行整合的历史。概略地说,自马克思逝世至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先后受到科学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学派与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存在着多种的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与研究又出现一些新的热点和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中不存在一门感知现象学,海德格尔忽略了胡塞尔的这个核心论题。这个通常看法是不正确的。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即1927年的马堡讲座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康德存在命题的分析清楚说明了自己的感知现象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