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我们湖南省长沙市零陵县国营前进公社被改为地区五七干校。1964年、1965年下放到前进公社的600多位长沙知青被再次下放，县里将我们分散安置到全县一些偏僻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我们四队20多名男女知青，被下放到远离县城30多公里的几个偏远小山村，开始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插队落户后，我们天天出工回来还要自己种菜做饭，一天到晚累得要命，可还是渴望娱乐活动。尽管我这个没有京剧细胞的人，也可以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等样板戏的唱段唱个八九不离十，但我们这些小资意识浓厚的知青，还是喜欢偷偷在田野山间悄悄地唱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批判的、好听的民歌和爱情歌曲。想唱歌就得先学，但没有人教，也没地方能听到，更难找到歌本，于是我们想尽办法互相传抄。可有的人不愿拿出自己珍藏的歌，怕领导一旦知道说这是传播封资修的毒草，扣上帽子招工、读书就没有希望了。但是，这些禁忌还是阻止不了我，我还是通过各种办法抄到了许多好听的歌，如《草原之夜》、《秋水伊人》等等，歌剧《刘三姐》、《江姐》、《小二黑结婚》里的歌曲更是我特别喜欢唱的。外国歌曲中我喜欢的有《红莓花儿开》、《三套车》，还有后来的《拉兹之歌》。
　　知青们最喜欢合唱《拉兹之歌》，那悲凉激越的旋律最合我们的心思，尤其对那句“我忍受心中的痛苦时，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特别欣赏，这首歌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插曲，主题是批判血统论的。我们这些被下放的知青，正好是被当时的成份论抛弃的优秀学生。
　　我当时是从别队一位叫爱莲的女知青处抄到这首歌的，我和玩得好的一些知青直唱到滚瓜烂熟。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不久我便和那白莲花一样的女知青成了知己。
　　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突然，邻队知青小余冒雨赶来报信：“公社可能会派人来搜查你们，不知为什么，今天下午我们队的知青已被监视，你们要把信、日记、歌本等有文字的东西处理掉，免得被人抓到把柄。”小余匆匆说完，又跑去其他队报信了。他一走，我们队仨知青连觉也不睡了，赶紧把清理出的一大堆东西塞到灶洞里，一烧了之。
　　第二天晚上，公社武装部长果然带几个人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满屋搜查，我们质问干什么，武装部长紧盯着我们：“县里出了反革命，据说有知青参加，我们奉上级指示来查一查。”他们查了好久都没找到什么，部长有点失望。正在这时，一个干部从我床上垫的草中翻出一张抄了歌的纸，好像得到伟大的战利品一样高兴地大喊：“找到了！找到了！”武装部长接过仔细一看，脸一板：“真的是反动货色，‘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孤苦伶仃，露宿街巷，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的痛苦时，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这不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吗？这就是反革命的证据，把他带走！”于是我被关到公社一间做仓库的小房子里，日夜不停地审问，要我交待这首歌是从哪里来的。我当然不肯交待。几天后，公社突然把我放了，我惊诧地回到知青组，从其他知青口中才知道是爱莲不忍我被关被审，毅然带着歌本跑到公社自首，公社才将我放出。
　　部长调集大队基干民兵，连夜直扑十数里外的爱莲住处，从她住处搜出了《青春之歌》、《牛虻》等几本被打成毒草的小说和一些爱情歌曲，又发现她一本日记，于是加以颠倒黑白的批判：“小说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而日记更是暴露了这个反革命分子仇视社会主义的阴暗心理。”再查爱莲的档案，她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团长，后随程潜起义。这不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吗？爱莲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判刑5年。知青们闻知无不痛哭失声，他们都说：这个爱莲太单纯了！小柳的问题只是一首歌，就算是反动歌曲也绝不至于被判刑，她却不做任何准备就去自投罗网，真是太不该了。小余自责：“我想爱莲那里离公社远，又是女的，可能不会去搜她，所以没有通知她做准备。”我更是深悔自己抄了那首《拉兹之歌》，害苦了爱莲。
　　此后我们便失去了爱莲的消息。30多年后，我偶然得知了爱莲的情况：“文革”结束后，爱莲平反回到城市，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我们立即去看她，说起当年事，大家感慨万千。爱莲说：“我们再唱一次《拉兹之歌》吧。”于是，一群头发花白的老知青引吭高歌：“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我忍受心中的痛苦时，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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