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恰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整整80周年，而10月下旬至11月初，又是“八百壮士”顽强抵抗日军80周年。我又一次来到四行仓库，重温当年鏖战的历史，并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2005年、2006年间报道、追踪过的最后的“八百壮士”周福其老人。要是他今天还活着，那该多好，能亲眼看到四行仓库在2015年被上海市政府正式开辟为纪念馆，能感受到国家层面对于抗日老兵的关怀，遗憾的是岁月不饶人。有一句名言叫做“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凋零”，但要做到老兵不死，唯有后人牢记才行。
“壮士”重访四行仓库
2005年8月上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负责人潘法铨接到湖北通城县胡仁武来电，说他已故祖父胡梦生也是“八百壮士”，而邻村还有一位健在的“八百壮士”周福其，90高齡。潘法铨即与《新民晚报》徐轶汝一起赶去采访。8月12日，《新民晚报》特邀周老莅沪（胡梦生孙子、胡仁武之弟胡志全陪同），由特别报道组长沈月明等接待。
8月13日即淞沪抗战爆发68周年纪念日，上午8时，《新民晚报》安排周福其老人重返曾浴血奋战过的四行仓库，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也是建国后罕见的纪念事件。我当时是《新民晚报》的陪同记者之一。周老鼻正口方、精神矍铄，他一走进四行仓库陈列室，就“扑通”一声跪倒在谢晋元铜像前，老泪纵横：“团长啊，我来看你了……”其激情喷涌，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有所感悟。
随后，他认真地参观了所有展品，不断地给大家讲解。他表示：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再次来到四行仓库，算是了却了一生的心愿。希望上海好好保护四行仓库，让年轻一代不忘历史，珍惜和平。后来，我们又开车将周老送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他还跑到“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的纪念巨石去瞻仰。
挽留“壮士”上海养老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老随通城保安团200多人，急行军5天5夜赶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国军已苦战了2个多月，约30万将士阵亡。已补充了4次兵力的88师524团第1营只剩200多士兵，于是通城200多人第5 次补充进去，1营合计450多人。谢晋元团长面对媒体采访，故意夸大说有八百人，以便迷惑日军，后被誉为“八百壮士”。
周老当年是上官志标率领、坚守四行仓库一楼的1连战士，作战极为艰苦，因为如果一楼失守，那么整幢大楼就难保了。“八百壮士”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歼敌200多人，自己仅伤亡30余人，堪称奇迹。但到了10月31日，工部局怕战火殃及闹市，经多方协调，“八百壮士”被迫撤往租界内胶州公园（后称为“孤军营”）。
周老也随之被羁留了4年，直至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进占上海租界，全体孤军被日军押送各地做苦力，其中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周老先后在上海宝山、南京等地做苦力。最后到安徽煤矿时，他冒死与另一位同乡战友卢鸿信，奋力杀死2个日军，夺了机枪，率100多位战友成功逃脱。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赶回家乡，但他这才知道双亲早已被日军杀害了……
我了解到，周老的妻子十多年前已去世，夫妻俩没有亲生孩子（但我后来听说他曾有一个失散的女儿，“文革”期间曾到通城来找过父母，但他不敢相认，可能是怕自己的“国军”身份牵累到女儿吧）。他居住在通城县最偏远的山沟里，平时生活全靠他自己料理，经济来源则是依赖他自己上山采药草，卖给农民，十分清苦。
我看到了，便不能转身而去。我就对周老说：“您在湖北老家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上海是您年轻时与日寇打仗、流血的地方，今后就到上海养老吧。至于费用，我个人承担得起，您不要担心的！”他想了想说：“这是好事，但还是以后再做正式决定吧，这次我还是要先回家的。”全程陪同他在上海活动的胡志全对我说：“我看得出来，周爷爷听你这样表态，他的内心感到极其温暖！”于是，我就跟周老和小胡约定，明年春节我再去湖北通城，商定来沪养老的事。
我在挽留周老留在上海养老之前，已询问过了，上海的养老院费用每月一两千元，视条件好坏而有差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只是我个人的决定，并非报社或政府所做出的决策。我觉得自己收入尚可，我想周老活到百岁——每年无非2万多元、10年无非20多万元而已，但上海就对得起用生命保卫过她的“壮士”了。我也曾向父母双亲提及，他们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尤其是家父，他建国前参加第二野战军，也是一位老兵，我小时候常跟他去军人俱乐部。
当时周老说耳朵背，想在上海买助听器。但他8月14日上午就要离沪，根本没时间买。我就跟他和小胡说，这次时间太短了，反正以后我总会把周老接到上海养老，到那时再慢慢挑选质量好的助听器吧。8月14日晨9时，我送周老、小胡到虹桥机场，一路上又做了深入交流。他们先飞武汉，再乘车返回通城。
“壮士”故乡行
2006年1月26日，在春节即将到来的前3天，我从上海赶到湖北通城县四庄乡长青村，不料竟意外地听到噩耗：周老已在10天前去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5个月前他在上海，身体硬朗，头脑清晰，怎么会……？后来我获悉，他从上海回到老家，遭遇一些不公，令他十分生气、一病不起……但我实在想不通啊，我早已感到年华的易逝、岁月的沉重，但现实是——生命比我预测的还要脆弱，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虹桥机场送别成了永诀！我开始深深地后悔起来：当时自己没有不顾一切地坚持把周老直接留在上海……我执意走进了周老的家，那是一间搭建出来的偏屋，约六七平方米，家徒四壁。想到他人生最后的岁月，令人心碎……我当时唯一能做的是怀着满腔悲痛，在胡志全的陪同下，到周老的新冢祭拜，按照当地的风俗燃放了鞭炮。
2006年1月26日，尚奶奶在老伴胡梦生的墓碑前。摄影/方毓强
离开长青村，我去港背村拜访了小胡79岁的祖母尚凤英。她说：50多年来从来没人向她谈起“八百壮士”的事，今天看到上海记者来了，高兴极了！她像接待亲戚一样地忙活开了，并滔滔不绝地讲起过去的岁月，不时抹起泪水来。我看到她思路敏捷，便决定在她家住一夜，用DV做一个口述历史。尚奶奶4个子孙刚造了一幢4层楼的农舍，每人一层，共同分担建筑费20多万元，其中一半赊欠，因而农舍还是一个半成品，有些窗户还没装，冷风直吹，但她安排我睡得舒服。
尚奶奶的丈夫胡梦生是当地人，当年与周福其等一起赴沪参战。1941年12月胡梦生被日军押到南京后，有一天逃到了一户百姓家，主人尚耀禄只是一介平民，但大义凛然，马上把18岁的大女儿尚凤英，嫁给28岁的胡梦生，使他得以领到“良民证”，逃过了搜捕。
抗战胜利后，胡、尚夫妇回通城老家务农。1974年，被监督劳动的胡梦生在挖河工地上劳累致死，当时就用草席一卷埋了。近年来，她看到形势宽松了些，就在老伴坟前竖了水泥碑，最上面写着“八百孤军 抗日志士”一行字。我在尚奶奶及家人的陪同下，去胡梦生的墓前烧了一炷香。
尚奶奶还喜欢给我唱《歌八百壮士》。她说：抗战胜利后幸存的“八百壮士”经常聚会、唱歌，她耳闻目染、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她一讲到这些隐藏了五六十年的美好记忆，就灿烂地笑了起来，十分陶醉。她的子孙要我多住几天，说他们几十年来难得看到她如此开心……
“八百壮士”中的一半均来自通城县，我访问了县委宣传部长杨亚新，他说对我去寻找“八百壮士”的资料很感动，感谢《新民晚报》还记得通城。他给我提供了诸多方便，我得以查到了60多位“壮士”的名字，这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回通城老家定居，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登记的。其余100多位被日军迫害致死的、因各种原因没回老家的，就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下落乃至姓名了，真正成了“无名英雄”，令人唏嘘。
夜访丁教授
我在通城打听到，1990年代，咸宁学院丁一教授曾带学生到通城，对当时健在的几位“八百壮士”记录过口述。1月27日，我连夜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咸宁学院，找到72岁退休在家的丁教授。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他既意外又兴奋，从书柜里取出所有文件资料。我如饥似渴地仔细翻阅，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葛先灵、张金辉、郑龙风在四行倉库战斗中牺牲；吴祖德1938年8月在“孤军营”为保护国旗而被杀；万连卿从日军魔爪中逃脱后，参加赴缅甸远征军；还有吴志益，在进入四行仓库前驻守复旦大学图书馆阵地，把手榴弹绑在腰间，径直向日军坦克肚子里滚进去……我就读过复旦，内心尤其震撼！
丁教授看我如此“痴迷”，当场要把所有文件全都赠予我。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极度信任，我深知这份赠品的分量，但我不能掠人之美，说：“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在没人关心，并不是说明它没有价值。我相信今后五年、十年乃至更长年份，中国总会关注起来‘八百壮士’的。到那时，他们一定会找得到您——这是您高瞻远瞩、亲力亲为的，但却不一定会找得到我啊——那对于国家不是一种严重损失吗？”丁教授被我说服了。
左图：2015年8月13日，丁一教授在上海参加四行仓库纪念馆开馆仪式。摄影/方毓强
2009年，时任搜狐网副总编梁春元曾飞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找到被日军迫害致死的、但已荒废的数百抗日老兵的墓地，其中就有10多位“八百壮士”。我告诉他，丁教授握有大量资料，他曾专程去咸宁拜访过。
壮士已全“走”了
2015年8月13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正式开馆，可惜“八百壮士”已全都“走”了，而我10年前报道过的尚凤英、丁一等应邀专程赶来出席仪式。《新民晚报》头版做了报道，新闻照片就有坐着轮椅的尚凤英。82岁的丁教授见到我，一再提起9年前冬夜我的登门拜访及我的“先见之明”，这令他终生难忘。他说：纪念馆在筹备期间，到咸宁找到了他，他就将本来准备赠送给我的所有文件全部捐赠出来。我看到馆内为此专门辟出展板予以介绍；不过，89岁的尚奶奶衰老多了，她甚至记不起我这个人了。陪同她来沪的胡志全说：奶奶耳朵聋了，也有老年痴呆症。后来我提议大家一起唱《歌八百壮士》，她根本无法领唱了，只是等到我们齐声高唱时，她才突有所悟地跟唱几句。
我不禁黯然：一个人的记忆经不起岁月的消磨。我感到有必要把这些往事写出来，以飨读者。
我当时还写过一副对联《闻四行仓库正式建馆》相祝，兹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当年八百壮士坚守一隅，开枪扔弹，威震天下；
今日四行仓库维修五月，建馆辟墙，教谕世人。
四行仓库纪念馆在修建时，特意按当年战场的原样，复建了弹痕累累的西墙，令人震撼，确实必要。
“壮士”重访四行仓库
2005年8月上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负责人潘法铨接到湖北通城县胡仁武来电，说他已故祖父胡梦生也是“八百壮士”，而邻村还有一位健在的“八百壮士”周福其，90高齡。潘法铨即与《新民晚报》徐轶汝一起赶去采访。8月12日，《新民晚报》特邀周老莅沪（胡梦生孙子、胡仁武之弟胡志全陪同），由特别报道组长沈月明等接待。
8月13日即淞沪抗战爆发68周年纪念日，上午8时，《新民晚报》安排周福其老人重返曾浴血奋战过的四行仓库，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也是建国后罕见的纪念事件。我当时是《新民晚报》的陪同记者之一。周老鼻正口方、精神矍铄，他一走进四行仓库陈列室，就“扑通”一声跪倒在谢晋元铜像前，老泪纵横：“团长啊，我来看你了……”其激情喷涌，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有所感悟。
随后，他认真地参观了所有展品，不断地给大家讲解。他表示：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再次来到四行仓库，算是了却了一生的心愿。希望上海好好保护四行仓库，让年轻一代不忘历史，珍惜和平。后来，我们又开车将周老送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他还跑到“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的纪念巨石去瞻仰。
挽留“壮士”上海养老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老随通城保安团200多人，急行军5天5夜赶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国军已苦战了2个多月，约30万将士阵亡。已补充了4次兵力的88师524团第1营只剩200多士兵，于是通城200多人第5 次补充进去，1营合计450多人。谢晋元团长面对媒体采访，故意夸大说有八百人，以便迷惑日军，后被誉为“八百壮士”。
周老当年是上官志标率领、坚守四行仓库一楼的1连战士，作战极为艰苦，因为如果一楼失守，那么整幢大楼就难保了。“八百壮士”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歼敌200多人，自己仅伤亡30余人，堪称奇迹。但到了10月31日，工部局怕战火殃及闹市，经多方协调，“八百壮士”被迫撤往租界内胶州公园（后称为“孤军营”）。
周老也随之被羁留了4年，直至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进占上海租界，全体孤军被日军押送各地做苦力，其中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周老先后在上海宝山、南京等地做苦力。最后到安徽煤矿时，他冒死与另一位同乡战友卢鸿信，奋力杀死2个日军，夺了机枪，率100多位战友成功逃脱。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赶回家乡，但他这才知道双亲早已被日军杀害了……
我了解到，周老的妻子十多年前已去世，夫妻俩没有亲生孩子（但我后来听说他曾有一个失散的女儿，“文革”期间曾到通城来找过父母，但他不敢相认，可能是怕自己的“国军”身份牵累到女儿吧）。他居住在通城县最偏远的山沟里，平时生活全靠他自己料理，经济来源则是依赖他自己上山采药草，卖给农民，十分清苦。
我看到了，便不能转身而去。我就对周老说：“您在湖北老家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上海是您年轻时与日寇打仗、流血的地方，今后就到上海养老吧。至于费用，我个人承担得起，您不要担心的！”他想了想说：“这是好事，但还是以后再做正式决定吧，这次我还是要先回家的。”全程陪同他在上海活动的胡志全对我说：“我看得出来，周爷爷听你这样表态，他的内心感到极其温暖！”于是，我就跟周老和小胡约定，明年春节我再去湖北通城，商定来沪养老的事。
我在挽留周老留在上海养老之前，已询问过了，上海的养老院费用每月一两千元，视条件好坏而有差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只是我个人的决定，并非报社或政府所做出的决策。我觉得自己收入尚可，我想周老活到百岁——每年无非2万多元、10年无非20多万元而已，但上海就对得起用生命保卫过她的“壮士”了。我也曾向父母双亲提及，他们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尤其是家父，他建国前参加第二野战军，也是一位老兵，我小时候常跟他去军人俱乐部。
当时周老说耳朵背，想在上海买助听器。但他8月14日上午就要离沪，根本没时间买。我就跟他和小胡说，这次时间太短了，反正以后我总会把周老接到上海养老，到那时再慢慢挑选质量好的助听器吧。8月14日晨9时，我送周老、小胡到虹桥机场，一路上又做了深入交流。他们先飞武汉，再乘车返回通城。
“壮士”故乡行
2006年1月26日，在春节即将到来的前3天，我从上海赶到湖北通城县四庄乡长青村，不料竟意外地听到噩耗：周老已在10天前去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5个月前他在上海，身体硬朗，头脑清晰，怎么会……？后来我获悉，他从上海回到老家，遭遇一些不公，令他十分生气、一病不起……但我实在想不通啊，我早已感到年华的易逝、岁月的沉重，但现实是——生命比我预测的还要脆弱，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虹桥机场送别成了永诀！我开始深深地后悔起来：当时自己没有不顾一切地坚持把周老直接留在上海……我执意走进了周老的家，那是一间搭建出来的偏屋，约六七平方米，家徒四壁。想到他人生最后的岁月，令人心碎……我当时唯一能做的是怀着满腔悲痛，在胡志全的陪同下，到周老的新冢祭拜，按照当地的风俗燃放了鞭炮。
离开长青村，我去港背村拜访了小胡79岁的祖母尚凤英。她说：50多年来从来没人向她谈起“八百壮士”的事，今天看到上海记者来了，高兴极了！她像接待亲戚一样地忙活开了，并滔滔不绝地讲起过去的岁月，不时抹起泪水来。我看到她思路敏捷，便决定在她家住一夜，用DV做一个口述历史。尚奶奶4个子孙刚造了一幢4层楼的农舍，每人一层，共同分担建筑费20多万元，其中一半赊欠，因而农舍还是一个半成品，有些窗户还没装，冷风直吹，但她安排我睡得舒服。
尚奶奶的丈夫胡梦生是当地人，当年与周福其等一起赴沪参战。1941年12月胡梦生被日军押到南京后，有一天逃到了一户百姓家，主人尚耀禄只是一介平民，但大义凛然，马上把18岁的大女儿尚凤英，嫁给28岁的胡梦生，使他得以领到“良民证”，逃过了搜捕。
抗战胜利后，胡、尚夫妇回通城老家务农。1974年，被监督劳动的胡梦生在挖河工地上劳累致死，当时就用草席一卷埋了。近年来，她看到形势宽松了些，就在老伴坟前竖了水泥碑，最上面写着“八百孤军 抗日志士”一行字。我在尚奶奶及家人的陪同下，去胡梦生的墓前烧了一炷香。
尚奶奶还喜欢给我唱《歌八百壮士》。她说：抗战胜利后幸存的“八百壮士”经常聚会、唱歌，她耳闻目染、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她一讲到这些隐藏了五六十年的美好记忆，就灿烂地笑了起来，十分陶醉。她的子孙要我多住几天，说他们几十年来难得看到她如此开心……
“八百壮士”中的一半均来自通城县，我访问了县委宣传部长杨亚新，他说对我去寻找“八百壮士”的资料很感动，感谢《新民晚报》还记得通城。他给我提供了诸多方便，我得以查到了60多位“壮士”的名字，这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回通城老家定居，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登记的。其余100多位被日军迫害致死的、因各种原因没回老家的，就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下落乃至姓名了，真正成了“无名英雄”，令人唏嘘。
夜访丁教授
我在通城打听到，1990年代，咸宁学院丁一教授曾带学生到通城，对当时健在的几位“八百壮士”记录过口述。1月27日，我连夜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咸宁学院，找到72岁退休在家的丁教授。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他既意外又兴奋，从书柜里取出所有文件资料。我如饥似渴地仔细翻阅，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葛先灵、张金辉、郑龙风在四行倉库战斗中牺牲；吴祖德1938年8月在“孤军营”为保护国旗而被杀；万连卿从日军魔爪中逃脱后，参加赴缅甸远征军；还有吴志益，在进入四行仓库前驻守复旦大学图书馆阵地，把手榴弹绑在腰间，径直向日军坦克肚子里滚进去……我就读过复旦，内心尤其震撼！
丁教授看我如此“痴迷”，当场要把所有文件全都赠予我。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极度信任，我深知这份赠品的分量，但我不能掠人之美，说：“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在没人关心，并不是说明它没有价值。我相信今后五年、十年乃至更长年份，中国总会关注起来‘八百壮士’的。到那时，他们一定会找得到您——这是您高瞻远瞩、亲力亲为的，但却不一定会找得到我啊——那对于国家不是一种严重损失吗？”丁教授被我说服了。
2009年，时任搜狐网副总编梁春元曾飞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找到被日军迫害致死的、但已荒废的数百抗日老兵的墓地，其中就有10多位“八百壮士”。我告诉他，丁教授握有大量资料，他曾专程去咸宁拜访过。
壮士已全“走”了
2015年8月13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正式开馆，可惜“八百壮士”已全都“走”了，而我10年前报道过的尚凤英、丁一等应邀专程赶来出席仪式。《新民晚报》头版做了报道，新闻照片就有坐着轮椅的尚凤英。82岁的丁教授见到我，一再提起9年前冬夜我的登门拜访及我的“先见之明”，这令他终生难忘。他说：纪念馆在筹备期间，到咸宁找到了他，他就将本来准备赠送给我的所有文件全部捐赠出来。我看到馆内为此专门辟出展板予以介绍；不过，89岁的尚奶奶衰老多了，她甚至记不起我这个人了。陪同她来沪的胡志全说：奶奶耳朵聋了，也有老年痴呆症。后来我提议大家一起唱《歌八百壮士》，她根本无法领唱了，只是等到我们齐声高唱时，她才突有所悟地跟唱几句。
我不禁黯然：一个人的记忆经不起岁月的消磨。我感到有必要把这些往事写出来，以飨读者。
我当时还写过一副对联《闻四行仓库正式建馆》相祝，兹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当年八百壮士坚守一隅，开枪扔弹，威震天下；
今日四行仓库维修五月，建馆辟墙，教谕世人。
四行仓库纪念馆在修建时，特意按当年战场的原样，复建了弹痕累累的西墙，令人震撼，确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