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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宝战役结束后，湘中解放，盘踞在龙山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趁解放军挺进西南之际，勾结地方土匪，猖獗活动，企图动摇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国民党军残余和土匪成为危害龙山的孽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革命政权，中共湖南省委、省军区部署了清剿龙山反动武装的战斗。
龙山匪患的由来和解放前夕的革命斗争
龙山是雪峰山支脉，坐落在今新邵、邵东、涟源、双峰四个县(市)交境处。这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长期以来，股匪在此结寨子拉队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解放前夕，龙山境内共有股匪19股，包括散匪在内，约有2000余人，1000余支枪。
由于龙山地处湘中偏西，连接板子山、天马山、九龙山而与雪峰山衔接，没有湘黔公路以前，它是跨越雪峰天险，由湖南西图黔贵或由黔桂东进湖南的战略要地，军阀混战时期，龙山人民惨遭兵祸。有了湘黔公路，仍是经由蓝田去新化通往雪峰山的重要通道，日寇发动的芷江战略作战，其右翼纵队就选择这条道路，龙山人民又受到日军铁蹄蹂躏。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部署以衡宝地区为中心的湘粤防线，以龙山为屏障，妄图控制这条跨越雪峰山的重要通道。衡宝战役全歼白崇禧4个师后，这里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主要是国民党党政军余孽相继窜入龙山。军统特务罗炳南在龙山组织了200多人的别动军。国民党邵阳县自卫总队长周盘将惯匪国军部改编为“中国国民党湖南军区游击司令部突击第一大队”，匡国军任大队长。特别是尹立言部的窜入，给龙山局势带来严重危害。尹立言原为“西南民主联军”司令，“联军”内贺锄非等部分官兵不满尹立言的反动主张，另组织江南别纵队，与之对立，迎接解放。白崇禧部署湘粤防线时，将尹立言所率大部分官兵改为“新八军”，尹立言为军长。“新八军”在衡宝战役中败退后，又在湘乡、宁乡、安化被“湘中一支队”围歼，只剩下8000余人。为策应败逃到广西的白崇禧的所谓反攻，尹立言率部进入龙山原邵阳县属地，又拉编了邓希文、杨熙政两个旅，收编惯匪黄天佑作为独立团。这样，方圆300余华里的龙山一时聚集了不少反动武装，包括股匪在内，总计达4000余人，2000余支枪。他们在龙山境内白天抢劫公粮积谷，公开勒索百姓；夜晚化整为零，四处“吊羊”、绑票、抢劫奸淫。尹立言还率部在湘乡崇信乡；亚里成立国民党湘乡临时县政府，刻有县印、条戳，印发布告，并派兵去各乡，催送粮饷。匡国军在龙山西南招兵买马，储存粮草，并在梨树坳设立兵工厂，日夜赶制武器，扬言“如果解放军攻龙山，将以枪炮相迎”。各地散匪虽然手头无枪，但在国民党军的唆使下，也四处活动。一时间，整个龙山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
与此同时，我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在龙山境内的活动。由于尹立言新拉起的两个旅全部盘踞在敦安、唯一两乡，所以中共邵阳县工委很注重这一地区的工作。1949年5月，我党地下组织派遣湖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杨奉达、谢冀、熊松等回邵工作，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学生梁延器、石颂文、周庠等3人随同杨奉达到邵工作。杨奉达等到中共邵阳县工委报到后，县工委指示，由杨奉达派石颂文去敦安、唯一两乡开展活动；梁延器负责邵阳与龙山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并与周庠留在县城开展学生运动。杨奉达、石颂文、梁延器秘密串连进步青年，组织“大众学习社”和“青年联谊社”。“两社”工作重点是调查了解龙山境内的反动武装，摸清国民党军、各股匪在龙山境内的基本情况及其活动规律。
8月4日，国民党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率部响应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的和平起义，受到了国民党第六区专员丁廉堵截围剿。中共邵阳县工委根据这一情况指示杨奉达深入龙山策反尹立言的部属邓希文、杨熙政。杨奉达充分利用与杨熙政是叔侄关系，决定先争取杨熙政。杨熙政曾一度表现顽固，但面对国民党总崩溃的局势，最后在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脱离尹立言，宣布解散旅部，遣散人员，并与下属黄天佑断绝关系。接着，杨奉达又开始策反邓希文。经过反复陈述利弊，邓希文率全旅宣布起义，接受整编。杨熙政、邓希文两旅被策反过来，大大削弱了尹立言部的力量，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这为解放后解放军对土匪的军事进剿，既打下了群众基础，又减少了后来除孽的军事压力。
解放军两度挺进龙山实行严厉军事打击
湘中解放后，解放军及地方部队对盘踞龙山的反动武装实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大的进剿有两次。
第一次军事打击命令是1949年11月3日下达的，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军尹立言部和惯匪黄天佑两支反动军队。
当时，解放才20多天，邵阳、益阳两个地委正忙于县、区两级政权建设，原驻邵阳地区的20余万解放军开始挺进大西南。党委的中心工作是支前、征粮和收编游杂武装，敌人趁此新旧交替之际大肆活动。11月1日，潜伏在蓝田镇的谍报队向尹立言报告蓝田地方兵力不多，尹立言立即集合黄天佑残部700余人，于当天晚由孙家桥向蓝田进攻。蓝田是安化第四区区政府所在地，区政府得知情报后，便组织区干队、工人纠察队和请战而来的县大队一连，在刘云桥的指挥下，前往尖山岭阻击，由于寡不敌众，被迫退到桥头河一带。尹立言率黄天佑部抢占了蓝田镇，并将军部迁至蓝田，还以“一举收复湘中重镇蓝田”的电文向蒋介石请功，龙山局势十分严重。
省委、省军区根据这一严重情况，决定抽调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五八师和驻湘乡的解放军四九四团，以及湘乡独立团、邵阳军分区基干团、独立团总计一万余兵力采取夹攻、割歼、然后搜剿的战术，对以尹立言为首的龙山北面几支反动武装进行歼灭性打击。邵阳地区的兵力由军分区司令部邹毕兆、一五八师师长李道之任正副指挥长，力求在蓝田镇和邵阳县七区境内撒开大网，以聚歼尹立言、黄天佑、陈容和、罗炳南等反动武装。益阳地区的兵力在陈瑞符、宋子兴、阎茂林、李文等的指挥下，布阵于湘乡十区(杨家滩)一带配合邵阳的部队打击尹立言部。
11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陈瑞符、刘洪源指挥的益阳地区作战部队歼灭了号称一个师的王陶部，俘敌7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邹毕兆、李道之指挥的作战部队组成铁拳击向蓝田。此后，一五八师的3个团和邵阳基干团、独立团以班排为单位进行搜剿和驻剿。四七三团在龙山主峰岳坪顶聚歼龙山寨王陈容和的全部武装，陈容和被生擒；还在钢岩顶歼灭了“别动军”罗炳南的全部武装，罗炳南逃脱，不久也落入法网。尹立言在四七四、四七三团合围蓝田时，趁隙逃往孙家桥，后又从四七四、四七二团的合围搜剿中逃脱。黄天佑在四七四团搜山查洞中被抓获。
这次军事打击历时10天，经过合 围、追歼、搜剿，我军仅有4人负伤，取得了巨大胜利，总计歼灭尹立言、黄天佑部18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第二次军事打击是1950年4月20日开始的，历时两个多月，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匡国军的“突击大队”和在第一次打击中的漏网残匪及新拉起的股匪。
当时，龙山境内的敌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成员除国民党军官外，其余大多是惯匪、恶霸、封建会道门道首。他们拼凑了名目繁多的反革命组织，公开打出“反共救国”的反革命旗号。
解放军相继撤出后，兵力显得薄弱。各种反革命组织先后出现，有以陈炎为首的新拉起来的“反共救国军第～大队”共3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军官、地主和反动党团骨干；有以邵阳县七区黄海江为首新拉起的“万寿山”计100余人，30多支枪，其成员是特务、地主、土匪；有以邵阳七区黄伯珍、周彪(均为黄天佑部属)为正副司令新拉起的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计50余人，12支长枪……这几股反动武装不但控制一些小股土匪，还在永丰镇、青树坪、洪山殿、杨家滩等地设立联络站，配备联络员，窃取我党政军情报……
第二特点是，这时的敌人把主要矛头对准基层政权、农会、军政干部及贫农骨干，其手段更为恶毒残暴。第一次军事打击后，土匪气焰有所收敛。随着各区减租、反霸、退押等工作的开展，土匪又由隐蔽到公开，由分散到集中。匡国军不仅在邵阳七区境内活动，还流窜于龙山境内的湘乡各行政区。与此同时，与安化、新化接壤的龙山边境，土匪骚扰也加剧了。龙山境内的各行政区时有抢劫、杀人等发生。在麻阳嘴(潭宝公路上)抢劫解放军军车，在孙家桥、社>中、塘坪、左家塘(均属邵阳七区)围攻邵阳七区办事处，伏击、偷袭解放军连队。土匪还备足800斤硫磺、自制500斤火药企图炸湘乡十区、六区区政府……土匪还残杀我地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农会干部、积极分子、民兵以及个别较开明的原国民党乡长和当土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仅邵阳七区境内被土匪杀害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国家干部6人，解放军指战员20余人，乡、村农会干部和会员18人，民兵17人。匡国军的中队长唐绍凡率领10余名匪徒于4月15日晚上抓住邵阳七区塘湾村农会主席王春斋，并用刺刀将手掌刺穿，穿上棕绳，拉至湘乡崇木桥，对王春斋进行开膛破肚、挖心掏肠的惨无人道的杀害，还公然在桥上贴出“反共救国军”的布告。黄海江、周彪为首的“万寿山”在田心街华龙公祠背后山上抓住在山里看牛的农会会员肖岳德的儿子，匪徒们攀拢两根楠竹把小孩的手脚分别绑在两根楠竹上，然后松手让楠竹弹起来，活活将小孩撕成两半。
再度出现的严重匪情引起省、地、县的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将龙山列为湘南重点剿匪区之一，并决定调解放军再进龙山实行第二次严厉军事打击。进剿部队有四一一团、四九六团、一三六师武工队、邵阳军分区独立十六团、益阳军分区独立团、军干校组成的剿匪中队、湘乡县武装大队，包括龙山境内行政区的区武装中队，总计5000余人，并组建了湘邵边剿匪指挥部。进剿方法采取邵阳、湘乡互相配合、包干清剿、钳住匪尾、不分地段、穷追到底，力求全歼龙山境内匡国军等大小股匪。
第二次军事打击于4月20日左右在邵阳、湘乡开始。
湘邵边剿匪指挥部专员郭清文、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坐镇指挥，战术上采取惊雷式的合击、闪电式突袭、战则聚歼，在芭蕉山合击中，活捉匪徒11名，打死2名，合围田心街、月光凹时，打死打伤黄伯珍的匪徒4名，突袭灌湄、菊花庄，打死打伤土匪各1人，在平顶桥战斗中一次就聚歼土匪100余人。
第二次军事打击之前，匡国军匪部还有1000余人枪，反动气焰较嚣张，曾偷袭我独立十六团驻廉桥的营部，随后窜入太芝庙。为歼灭匡匪，四一一团在太芝庙围歼匡匪，匡匪又窜入岳坪顶，独立十六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便率部在岳坪顶搜剿半月，歼灭匡部352人，缴获各种枪支126支。
在第二次军事打击中，独立十六团总计歼匪1827人，在孙家桥抓获漏网的黄天佑4个营长黄伯珍、周彪、黄四保、何琢章。
放手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军事打击使敌人遭到惨败，但要彻底消除匪患，还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在扫除龙山孽障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抓住了发动群众这一环节。在两次军事打击之前、之中、之后，又有不同侧重点，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在首次军事打击之前进行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及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宣传对象是贫苦农民和进步的旧社会上层人士。
这一阶段，湘乡、安化两县所属的各个行政区，因只有一些散匪，没有大批的国民党军余孽和股匪，另加上原地下党工作的基础，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新建立的区(镇)政府，派出下乡工作队和驻军配合，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放手发动群众，收编游杂武装，打击刚刚冒头的匪患。社会秩序较为好转，圆满地完成了秋征任务，人民比较平安地欢度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邵阳七区敌情严重的四个半乡中，敦安、唯一两乡敌人的反动气焰最嚣张。但在这里，原地下工作者曾串连了140余名进步青年和农民，工作有一定基础，群众易于发动起来。这期间，区委书记李桐林、区长施德宣、副书记张寿芝领衔向戴岳(国民党军副军长，时闲居在长泰乡冰塘村)发出致敬信，随后张寿芝又登门拜访，使戴岳“出山”支持政府工作，并将50余人的看家武装送交邵阳军分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展开政治攻势，敦促国民党溃兵、各乡镇反动武装、小股土匪接受区政府收编。和安乡乡长陈国域、唯一乡中队长杨子坚、国民党军营长周玉佩、匪首黄明生先后交出了枪兵，又敦促大股土匪匪首与我谈判。
李桐林为首的邵阳县七区干部进驻洪福桥时，仅8支枪，20余发子弹，由于依靠群众，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到首次军事打击前，收编和歼灭反动武装人员45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余支，为第一次军事打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二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在首次军事打击后，第二次打击前进行的。侧重点是，在接管乡保政权基础上，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开展减租反霸活动。
经过第一次军事打击，国民党军在龙山的余孽大部分被歼灭了；股匪也由公开转入隐蔽，由集中转入分散，反动气焰有所收敛。龙山的各个行政区利用这一机会部署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农会、民兵组织、接管和建立乡村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各行政区又相继召开区乡代表会，进行对比教育；进行了谁养活谁的挖穷根教育；进行了反对宿命论的教育。以回忆对比、算账、忆苦思甜的办法，启发阶级觉悟，使与会代表认识剥削阶级对他们的愚 弄、欺骗，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翻身做主人。这些代表回村发展农会会员。到1950年3月底止，仅邵阳七区、湘乡十区就有农会会员8万多人，七区还拥有近100人的区武装中队，18000多名民兵，768支步枪和乌铳。思想被武装起来的农民，一方面减租反霸，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摧毁封建势力，另一方面检举揭发土匪及其罪恶活动，民兵、儿童团普遍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捉拿散匪。此时，区政府经报请县委批准，处决个别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恶霸，并召开向匪特恶霸开战的誓师大会。宣传党的剿匪政策，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匪徒相继回乡自首，农民因减租反霸得到实惠而大干春耕，从而推动了清匪反霸工作的深入进行。一批剿匪的群众骨干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第三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伴随第二次军事打击而不断深入的，是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任务是：以具体事实唤醒后进群众，提高全体农民的剿匪积极性；以军政合一的工作队深入村组，发动各阶层人民，建立农村剿匪统～战线，查潜匪、捉散匪，敦促土匪下山投降，布下搜捕土匪的大网。
1950年春，龙山地区土匪在分散隐蔽中秘密串连，先后又拉起了十余支反动武装，新集聚了百余支枪，此时连同原有的惯匪在内，龙山仍有土匪2000余名。这些反动势力趁驻军先后调离龙山之际，便公开进行活动，他们相继在龙山45处地方抢公粮、劫军车、偷袭农会、危害干部。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一些农会会员胆怯了，有的退出农会，有的借故躲开，不和工作队的同志接触。太阳未落山，老百姓就收工回家，农民的这种恐惧心理，严重影响了剿匪、减租反霸工作的开展。
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县长白希清，深入邵阳七区指导。为了用血的事实教育农民，1950年3月11日，邵阳县七区召开了1400余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在小组诉苦的基础上举行对死难者的公祭大会。区委宣传干事陈剑如用大革命以来先后被地主、土匪杀害的46位亲人的悲惨事实写成祭文，在大会上流泪宣读，与会代表都沉浸在悲愤之中，一个个泣不成声。接着，区委以斩鸡盟誓的方式向大家表明，不彻底肃清土匪决不罢休，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代表们的阶级感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出现了群众积极投入剿匪战斗的新局面。
在第二次军事打击中，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迫使土匪难以公开集中活动，于是他们错误地认为，我军的军事打击与群众斗争会孤立进行，部队与地方干部会备行其是，有隙可钻；同时寄希望于混入农会中的不纯分子，以窃取情报，四处游移。邹毕兆在龙山剿匪前线，深感有组织军政合一工作队的必要，并报告地委、省委。这与省委、地委意见完全一致。省委统一部署组织军政合一的工作队同时整顿发展农会组织，清洗混入农会中的不纯分子。两区共组织军政合一的工作队(组)395个。整顿农会后，清洗了一批不纯分子，会员总数达11万余人，民兵达26000余人。这样，我军就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在地、县的具体领导下，对已捕捉的土匪进行登记清理，进一步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挥了政策威力，形成了新的政治攻势，致使股匪内部分裂。湘乡十区的民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捕捉散匪200余名，缴获枪支150余支。
随着群众性剿匪运动的开展，土匪已无法施展那游移不定的伎俩，便玩弄起“化匪为民”、“分散潜匿”的花招。为此，龙山境内各区的区委采取统一行动，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对土匪的斗争，并动员当过土匪又已登记自新的人去规降土匪，把群众工作引向深入。各乡、村农会开展查匪情、查通匪、查窝匪、挖匪根的“三查一挖”和逐组清、挨户清，发动匪属找的“两清一找”的群众运动。邵阳县七区就在区委的布置领导下，清查出潜藏土匪600多名。各区还在各农会所在地、交通要道普遍设立土匪自新登记处，先后共有1600多名土匪登记自首。湘乡十区从土匪自新中顺藤摸瓜，及时清剿，先后歼灭了20余个土匪堆子，共140余人。对于一些不愿下山改邪归正的土匪，则动员匪属前去规劝。邵阳七区开展匪属劝夫、劝子、劝亲、劝友等“七劝”活动。对一些顽固不化的土匪头目，则采取分头捕捉，瓦解匪徒的办法，将其捉拿归案。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6月，总计在龙山歼灭反动武装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结束了为害千年的匪患。从此，龙山人民得以平安度日，并以饱满的精神投入生产，进行土地改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龙山匪患的由来和解放前夕的革命斗争
龙山是雪峰山支脉，坐落在今新邵、邵东、涟源、双峰四个县(市)交境处。这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长期以来，股匪在此结寨子拉队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解放前夕，龙山境内共有股匪19股，包括散匪在内，约有2000余人，1000余支枪。
由于龙山地处湘中偏西，连接板子山、天马山、九龙山而与雪峰山衔接，没有湘黔公路以前，它是跨越雪峰天险，由湖南西图黔贵或由黔桂东进湖南的战略要地，军阀混战时期，龙山人民惨遭兵祸。有了湘黔公路，仍是经由蓝田去新化通往雪峰山的重要通道，日寇发动的芷江战略作战，其右翼纵队就选择这条道路，龙山人民又受到日军铁蹄蹂躏。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部署以衡宝地区为中心的湘粤防线，以龙山为屏障，妄图控制这条跨越雪峰山的重要通道。衡宝战役全歼白崇禧4个师后，这里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主要是国民党党政军余孽相继窜入龙山。军统特务罗炳南在龙山组织了200多人的别动军。国民党邵阳县自卫总队长周盘将惯匪国军部改编为“中国国民党湖南军区游击司令部突击第一大队”，匡国军任大队长。特别是尹立言部的窜入，给龙山局势带来严重危害。尹立言原为“西南民主联军”司令，“联军”内贺锄非等部分官兵不满尹立言的反动主张，另组织江南别纵队，与之对立，迎接解放。白崇禧部署湘粤防线时，将尹立言所率大部分官兵改为“新八军”，尹立言为军长。“新八军”在衡宝战役中败退后，又在湘乡、宁乡、安化被“湘中一支队”围歼，只剩下8000余人。为策应败逃到广西的白崇禧的所谓反攻，尹立言率部进入龙山原邵阳县属地，又拉编了邓希文、杨熙政两个旅，收编惯匪黄天佑作为独立团。这样，方圆300余华里的龙山一时聚集了不少反动武装，包括股匪在内，总计达4000余人，2000余支枪。他们在龙山境内白天抢劫公粮积谷，公开勒索百姓；夜晚化整为零，四处“吊羊”、绑票、抢劫奸淫。尹立言还率部在湘乡崇信乡；亚里成立国民党湘乡临时县政府，刻有县印、条戳，印发布告，并派兵去各乡，催送粮饷。匡国军在龙山西南招兵买马，储存粮草，并在梨树坳设立兵工厂，日夜赶制武器，扬言“如果解放军攻龙山，将以枪炮相迎”。各地散匪虽然手头无枪，但在国民党军的唆使下，也四处活动。一时间，整个龙山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
与此同时，我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在龙山境内的活动。由于尹立言新拉起的两个旅全部盘踞在敦安、唯一两乡，所以中共邵阳县工委很注重这一地区的工作。1949年5月，我党地下组织派遣湖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杨奉达、谢冀、熊松等回邵工作，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学生梁延器、石颂文、周庠等3人随同杨奉达到邵工作。杨奉达等到中共邵阳县工委报到后，县工委指示，由杨奉达派石颂文去敦安、唯一两乡开展活动；梁延器负责邵阳与龙山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并与周庠留在县城开展学生运动。杨奉达、石颂文、梁延器秘密串连进步青年，组织“大众学习社”和“青年联谊社”。“两社”工作重点是调查了解龙山境内的反动武装，摸清国民党军、各股匪在龙山境内的基本情况及其活动规律。
8月4日，国民党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率部响应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的和平起义，受到了国民党第六区专员丁廉堵截围剿。中共邵阳县工委根据这一情况指示杨奉达深入龙山策反尹立言的部属邓希文、杨熙政。杨奉达充分利用与杨熙政是叔侄关系，决定先争取杨熙政。杨熙政曾一度表现顽固，但面对国民党总崩溃的局势，最后在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脱离尹立言，宣布解散旅部，遣散人员，并与下属黄天佑断绝关系。接着，杨奉达又开始策反邓希文。经过反复陈述利弊，邓希文率全旅宣布起义，接受整编。杨熙政、邓希文两旅被策反过来，大大削弱了尹立言部的力量，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这为解放后解放军对土匪的军事进剿，既打下了群众基础，又减少了后来除孽的军事压力。
解放军两度挺进龙山实行严厉军事打击
湘中解放后，解放军及地方部队对盘踞龙山的反动武装实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大的进剿有两次。
第一次军事打击命令是1949年11月3日下达的，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军尹立言部和惯匪黄天佑两支反动军队。
当时，解放才20多天，邵阳、益阳两个地委正忙于县、区两级政权建设，原驻邵阳地区的20余万解放军开始挺进大西南。党委的中心工作是支前、征粮和收编游杂武装，敌人趁此新旧交替之际大肆活动。11月1日，潜伏在蓝田镇的谍报队向尹立言报告蓝田地方兵力不多，尹立言立即集合黄天佑残部700余人，于当天晚由孙家桥向蓝田进攻。蓝田是安化第四区区政府所在地，区政府得知情报后，便组织区干队、工人纠察队和请战而来的县大队一连，在刘云桥的指挥下，前往尖山岭阻击，由于寡不敌众，被迫退到桥头河一带。尹立言率黄天佑部抢占了蓝田镇，并将军部迁至蓝田，还以“一举收复湘中重镇蓝田”的电文向蒋介石请功，龙山局势十分严重。
省委、省军区根据这一严重情况，决定抽调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五八师和驻湘乡的解放军四九四团，以及湘乡独立团、邵阳军分区基干团、独立团总计一万余兵力采取夹攻、割歼、然后搜剿的战术，对以尹立言为首的龙山北面几支反动武装进行歼灭性打击。邵阳地区的兵力由军分区司令部邹毕兆、一五八师师长李道之任正副指挥长，力求在蓝田镇和邵阳县七区境内撒开大网，以聚歼尹立言、黄天佑、陈容和、罗炳南等反动武装。益阳地区的兵力在陈瑞符、宋子兴、阎茂林、李文等的指挥下，布阵于湘乡十区(杨家滩)一带配合邵阳的部队打击尹立言部。
11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陈瑞符、刘洪源指挥的益阳地区作战部队歼灭了号称一个师的王陶部，俘敌7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邹毕兆、李道之指挥的作战部队组成铁拳击向蓝田。此后，一五八师的3个团和邵阳基干团、独立团以班排为单位进行搜剿和驻剿。四七三团在龙山主峰岳坪顶聚歼龙山寨王陈容和的全部武装，陈容和被生擒；还在钢岩顶歼灭了“别动军”罗炳南的全部武装，罗炳南逃脱，不久也落入法网。尹立言在四七四、四七三团合围蓝田时，趁隙逃往孙家桥，后又从四七四、四七二团的合围搜剿中逃脱。黄天佑在四七四团搜山查洞中被抓获。
这次军事打击历时10天，经过合 围、追歼、搜剿，我军仅有4人负伤，取得了巨大胜利，总计歼灭尹立言、黄天佑部18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第二次军事打击是1950年4月20日开始的，历时两个多月，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匡国军的“突击大队”和在第一次打击中的漏网残匪及新拉起的股匪。
当时，龙山境内的敌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成员除国民党军官外，其余大多是惯匪、恶霸、封建会道门道首。他们拼凑了名目繁多的反革命组织，公开打出“反共救国”的反革命旗号。
解放军相继撤出后，兵力显得薄弱。各种反革命组织先后出现，有以陈炎为首的新拉起来的“反共救国军第～大队”共3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军官、地主和反动党团骨干；有以邵阳县七区黄海江为首新拉起的“万寿山”计100余人，30多支枪，其成员是特务、地主、土匪；有以邵阳七区黄伯珍、周彪(均为黄天佑部属)为正副司令新拉起的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计50余人，12支长枪……这几股反动武装不但控制一些小股土匪，还在永丰镇、青树坪、洪山殿、杨家滩等地设立联络站，配备联络员，窃取我党政军情报……
第二特点是，这时的敌人把主要矛头对准基层政权、农会、军政干部及贫农骨干，其手段更为恶毒残暴。第一次军事打击后，土匪气焰有所收敛。随着各区减租、反霸、退押等工作的开展，土匪又由隐蔽到公开，由分散到集中。匡国军不仅在邵阳七区境内活动，还流窜于龙山境内的湘乡各行政区。与此同时，与安化、新化接壤的龙山边境，土匪骚扰也加剧了。龙山境内的各行政区时有抢劫、杀人等发生。在麻阳嘴(潭宝公路上)抢劫解放军军车，在孙家桥、社>中、塘坪、左家塘(均属邵阳七区)围攻邵阳七区办事处，伏击、偷袭解放军连队。土匪还备足800斤硫磺、自制500斤火药企图炸湘乡十区、六区区政府……土匪还残杀我地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农会干部、积极分子、民兵以及个别较开明的原国民党乡长和当土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仅邵阳七区境内被土匪杀害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国家干部6人，解放军指战员20余人，乡、村农会干部和会员18人，民兵17人。匡国军的中队长唐绍凡率领10余名匪徒于4月15日晚上抓住邵阳七区塘湾村农会主席王春斋，并用刺刀将手掌刺穿，穿上棕绳，拉至湘乡崇木桥，对王春斋进行开膛破肚、挖心掏肠的惨无人道的杀害，还公然在桥上贴出“反共救国军”的布告。黄海江、周彪为首的“万寿山”在田心街华龙公祠背后山上抓住在山里看牛的农会会员肖岳德的儿子，匪徒们攀拢两根楠竹把小孩的手脚分别绑在两根楠竹上，然后松手让楠竹弹起来，活活将小孩撕成两半。
再度出现的严重匪情引起省、地、县的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将龙山列为湘南重点剿匪区之一，并决定调解放军再进龙山实行第二次严厉军事打击。进剿部队有四一一团、四九六团、一三六师武工队、邵阳军分区独立十六团、益阳军分区独立团、军干校组成的剿匪中队、湘乡县武装大队，包括龙山境内行政区的区武装中队，总计5000余人，并组建了湘邵边剿匪指挥部。进剿方法采取邵阳、湘乡互相配合、包干清剿、钳住匪尾、不分地段、穷追到底，力求全歼龙山境内匡国军等大小股匪。
第二次军事打击于4月20日左右在邵阳、湘乡开始。
湘邵边剿匪指挥部专员郭清文、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坐镇指挥，战术上采取惊雷式的合击、闪电式突袭、战则聚歼，在芭蕉山合击中，活捉匪徒11名，打死2名，合围田心街、月光凹时，打死打伤黄伯珍的匪徒4名，突袭灌湄、菊花庄，打死打伤土匪各1人，在平顶桥战斗中一次就聚歼土匪100余人。
第二次军事打击之前，匡国军匪部还有1000余人枪，反动气焰较嚣张，曾偷袭我独立十六团驻廉桥的营部，随后窜入太芝庙。为歼灭匡匪，四一一团在太芝庙围歼匡匪，匡匪又窜入岳坪顶，独立十六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便率部在岳坪顶搜剿半月，歼灭匡部352人，缴获各种枪支126支。
在第二次军事打击中，独立十六团总计歼匪1827人，在孙家桥抓获漏网的黄天佑4个营长黄伯珍、周彪、黄四保、何琢章。
放手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军事打击使敌人遭到惨败，但要彻底消除匪患，还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在扫除龙山孽障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抓住了发动群众这一环节。在两次军事打击之前、之中、之后，又有不同侧重点，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在首次军事打击之前进行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及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宣传对象是贫苦农民和进步的旧社会上层人士。
这一阶段，湘乡、安化两县所属的各个行政区，因只有一些散匪，没有大批的国民党军余孽和股匪，另加上原地下党工作的基础，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新建立的区(镇)政府，派出下乡工作队和驻军配合，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放手发动群众，收编游杂武装，打击刚刚冒头的匪患。社会秩序较为好转，圆满地完成了秋征任务，人民比较平安地欢度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邵阳七区敌情严重的四个半乡中，敦安、唯一两乡敌人的反动气焰最嚣张。但在这里，原地下工作者曾串连了140余名进步青年和农民，工作有一定基础，群众易于发动起来。这期间，区委书记李桐林、区长施德宣、副书记张寿芝领衔向戴岳(国民党军副军长，时闲居在长泰乡冰塘村)发出致敬信，随后张寿芝又登门拜访，使戴岳“出山”支持政府工作，并将50余人的看家武装送交邵阳军分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展开政治攻势，敦促国民党溃兵、各乡镇反动武装、小股土匪接受区政府收编。和安乡乡长陈国域、唯一乡中队长杨子坚、国民党军营长周玉佩、匪首黄明生先后交出了枪兵，又敦促大股土匪匪首与我谈判。
李桐林为首的邵阳县七区干部进驻洪福桥时，仅8支枪，20余发子弹，由于依靠群众，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到首次军事打击前，收编和歼灭反动武装人员45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余支，为第一次军事打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二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在首次军事打击后，第二次打击前进行的。侧重点是，在接管乡保政权基础上，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开展减租反霸活动。
经过第一次军事打击，国民党军在龙山的余孽大部分被歼灭了；股匪也由公开转入隐蔽，由集中转入分散，反动气焰有所收敛。龙山的各个行政区利用这一机会部署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农会、民兵组织、接管和建立乡村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各行政区又相继召开区乡代表会，进行对比教育；进行了谁养活谁的挖穷根教育；进行了反对宿命论的教育。以回忆对比、算账、忆苦思甜的办法，启发阶级觉悟，使与会代表认识剥削阶级对他们的愚 弄、欺骗，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翻身做主人。这些代表回村发展农会会员。到1950年3月底止，仅邵阳七区、湘乡十区就有农会会员8万多人，七区还拥有近100人的区武装中队，18000多名民兵，768支步枪和乌铳。思想被武装起来的农民，一方面减租反霸，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摧毁封建势力，另一方面检举揭发土匪及其罪恶活动，民兵、儿童团普遍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捉拿散匪。此时，区政府经报请县委批准，处决个别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恶霸，并召开向匪特恶霸开战的誓师大会。宣传党的剿匪政策，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匪徒相继回乡自首，农民因减租反霸得到实惠而大干春耕，从而推动了清匪反霸工作的深入进行。一批剿匪的群众骨干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第三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伴随第二次军事打击而不断深入的，是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任务是：以具体事实唤醒后进群众，提高全体农民的剿匪积极性；以军政合一的工作队深入村组，发动各阶层人民，建立农村剿匪统～战线，查潜匪、捉散匪，敦促土匪下山投降，布下搜捕土匪的大网。
1950年春，龙山地区土匪在分散隐蔽中秘密串连，先后又拉起了十余支反动武装，新集聚了百余支枪，此时连同原有的惯匪在内，龙山仍有土匪2000余名。这些反动势力趁驻军先后调离龙山之际，便公开进行活动，他们相继在龙山45处地方抢公粮、劫军车、偷袭农会、危害干部。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一些农会会员胆怯了，有的退出农会，有的借故躲开，不和工作队的同志接触。太阳未落山，老百姓就收工回家，农民的这种恐惧心理，严重影响了剿匪、减租反霸工作的开展。
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县长白希清，深入邵阳七区指导。为了用血的事实教育农民，1950年3月11日，邵阳县七区召开了1400余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在小组诉苦的基础上举行对死难者的公祭大会。区委宣传干事陈剑如用大革命以来先后被地主、土匪杀害的46位亲人的悲惨事实写成祭文，在大会上流泪宣读，与会代表都沉浸在悲愤之中，一个个泣不成声。接着，区委以斩鸡盟誓的方式向大家表明，不彻底肃清土匪决不罢休，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代表们的阶级感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出现了群众积极投入剿匪战斗的新局面。
在第二次军事打击中，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迫使土匪难以公开集中活动，于是他们错误地认为，我军的军事打击与群众斗争会孤立进行，部队与地方干部会备行其是，有隙可钻；同时寄希望于混入农会中的不纯分子，以窃取情报，四处游移。邹毕兆在龙山剿匪前线，深感有组织军政合一工作队的必要，并报告地委、省委。这与省委、地委意见完全一致。省委统一部署组织军政合一的工作队同时整顿发展农会组织，清洗混入农会中的不纯分子。两区共组织军政合一的工作队(组)395个。整顿农会后，清洗了一批不纯分子，会员总数达11万余人，民兵达26000余人。这样，我军就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在地、县的具体领导下，对已捕捉的土匪进行登记清理，进一步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挥了政策威力，形成了新的政治攻势，致使股匪内部分裂。湘乡十区的民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捕捉散匪200余名，缴获枪支150余支。
随着群众性剿匪运动的开展，土匪已无法施展那游移不定的伎俩，便玩弄起“化匪为民”、“分散潜匿”的花招。为此，龙山境内各区的区委采取统一行动，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对土匪的斗争，并动员当过土匪又已登记自新的人去规降土匪，把群众工作引向深入。各乡、村农会开展查匪情、查通匪、查窝匪、挖匪根的“三查一挖”和逐组清、挨户清，发动匪属找的“两清一找”的群众运动。邵阳县七区就在区委的布置领导下，清查出潜藏土匪600多名。各区还在各农会所在地、交通要道普遍设立土匪自新登记处，先后共有1600多名土匪登记自首。湘乡十区从土匪自新中顺藤摸瓜，及时清剿，先后歼灭了20余个土匪堆子，共140余人。对于一些不愿下山改邪归正的土匪，则动员匪属前去规劝。邵阳七区开展匪属劝夫、劝子、劝亲、劝友等“七劝”活动。对一些顽固不化的土匪头目，则采取分头捕捉，瓦解匪徒的办法，将其捉拿归案。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6月，总计在龙山歼灭反动武装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结束了为害千年的匪患。从此，龙山人民得以平安度日，并以饱满的精神投入生产，进行土地改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