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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若只初相见
樊锦诗的一生中，有两次一见钟情。第一次，是在大学时代，与同学彭金章一见钟情。第二次，是毕业前去敦煌实习，夜敦煌静美神秘，那样的吸引像“慢性中毒”。于是，毕业后，她争取到了去敦煌的名额，并对恋人做出承诺：“我只去3年，然后我们在武汉会合。”彼时，彭金章任教武汉大学。
可是，约期已到，却不见恋人的身影，彭金章从武汉一路颠簸至敦煌。他见到的，再也不是自己印象里的那个江南小女子，而是黑瘦的西北姑娘。她神气活现地向他介绍着每一幅壁画的由来，也为许多壁画年纪太大、身患酥碱病这一“壁画癌症”而深深叹息。“莫高窟九层楼的对面有一座沙丘，那里，长眠着来了这里，就再也不肯离开的先辈……”樊锦诗说及敦煌的语气和她看着敦煌的眼神让彭金章话到嘴边，悉数翻盘——在千年的敦煌面前，个人的爱情仿佛难以启齿。简单的婚礼过后，彭金章回到了武汉，樊锦诗心无旁骛地留在了敦煌。从此夫妻二人鸿雁传书，她对他说的，都是敦煌。他回给她的，亦是在武汉能查到的各种与敦煌有关的资料。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夫妻俩本来决定回武汉生产。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奶。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七个月。
1973年，第二个孩子降生，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河北接5
岁的孩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地站在门后，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彭金章的大姐问她：“你没见到你儿？”樊锦诗顿时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就刷刷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敦煌，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呆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有过多次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你知道敦煌有多疲惫吗？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调到了敦煌研究院。结婚21年后，一家人终于在敦煌团聚了。
到敦煌后，彭金章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一个体面的大学教授就这样被妻子“锤炼”成了“民工头”。正是这种执著，让彭金章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大漠、孤烟、落日，千岁敦煌，见证了这份别样的爱情。没有誓言，只有岁月无声，像那些飞天一样沉默而隽永。
1998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敦煌自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东方艺术宝库”吸引着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1984年游客突破10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统计，每年从5月份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左右。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余人。樊锦诗掐着指头算账：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呆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这些数字，都在樊锦诗的脑子里，像一把利刃。“你知道莫高窟有多疲惫和伤痕累累吗？而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说到这些，樊锦诗心如刀绞，那是一个女儿对风烛残年的父亲最深的心疼和最无奈的愧疚。为此，瘦弱的她顶住了各种压力，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站在大漠沙丘先
辈无碑的墓前，樊锦诗泪如雨下，她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重得难以想象时，索性忘记。
期待一场又一场的一见钟情
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为了使文物得到长久有效地保护，使之能完整地、真实地留存后世，敦煌研究院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也极力促使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起来。当法律成立，一切后续都进行得有理有据，现代建筑拆除了，保护区内的电线杆子挪走了，引水项目也被叫停。在莫高窟崖顶、窟前设立了三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要素连续监测。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地为莫高窟创造一个最适合它的生态环境，让它延年益寿。
可是，千岁敦煌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会有衰亡的那一天。如何将这份世界遗产永远留住？除了爱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樊锦诗的队伍中来。想起自己当初水土不服，甚至晕倒在洞窟，她不觉得苦，却坚持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这古老文明还能引发更多场的一见钟情。因为她知道，那是怎样缠绵一生的心动。
1963年到2015年，52年的光阴相对于千年敦煌不过是一瞬，于樊锦诗却是青丝变白发，她也早已经将这里视为身与心的故乡。西部人称樊锦诗是西部守护神。或许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意志。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
樊锦诗的一生中，有两次一见钟情。第一次，是在大学时代，与同学彭金章一见钟情。第二次，是毕业前去敦煌实习，夜敦煌静美神秘，那样的吸引像“慢性中毒”。于是，毕业后，她争取到了去敦煌的名额，并对恋人做出承诺：“我只去3年，然后我们在武汉会合。”彼时，彭金章任教武汉大学。
可是，约期已到，却不见恋人的身影，彭金章从武汉一路颠簸至敦煌。他见到的，再也不是自己印象里的那个江南小女子，而是黑瘦的西北姑娘。她神气活现地向他介绍着每一幅壁画的由来，也为许多壁画年纪太大、身患酥碱病这一“壁画癌症”而深深叹息。“莫高窟九层楼的对面有一座沙丘，那里，长眠着来了这里，就再也不肯离开的先辈……”樊锦诗说及敦煌的语气和她看着敦煌的眼神让彭金章话到嘴边，悉数翻盘——在千年的敦煌面前，个人的爱情仿佛难以启齿。简单的婚礼过后，彭金章回到了武汉，樊锦诗心无旁骛地留在了敦煌。从此夫妻二人鸿雁传书，她对他说的，都是敦煌。他回给她的，亦是在武汉能查到的各种与敦煌有关的资料。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夫妻俩本来决定回武汉生产。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奶。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七个月。
1973年，第二个孩子降生，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河北接5
岁的孩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地站在门后，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彭金章的大姐问她：“你没见到你儿？”樊锦诗顿时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就刷刷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敦煌，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呆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有过多次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你知道敦煌有多疲惫吗？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调到了敦煌研究院。结婚21年后，一家人终于在敦煌团聚了。
到敦煌后，彭金章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一个体面的大学教授就这样被妻子“锤炼”成了“民工头”。正是这种执著，让彭金章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大漠、孤烟、落日，千岁敦煌，见证了这份别样的爱情。没有誓言，只有岁月无声，像那些飞天一样沉默而隽永。
1998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敦煌自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东方艺术宝库”吸引着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1984年游客突破10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统计，每年从5月份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左右。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余人。樊锦诗掐着指头算账：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呆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这些数字，都在樊锦诗的脑子里，像一把利刃。“你知道莫高窟有多疲惫和伤痕累累吗？而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说到这些，樊锦诗心如刀绞，那是一个女儿对风烛残年的父亲最深的心疼和最无奈的愧疚。为此，瘦弱的她顶住了各种压力，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站在大漠沙丘先
辈无碑的墓前，樊锦诗泪如雨下，她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重得难以想象时，索性忘记。
期待一场又一场的一见钟情
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为了使文物得到长久有效地保护，使之能完整地、真实地留存后世，敦煌研究院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也极力促使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起来。当法律成立，一切后续都进行得有理有据，现代建筑拆除了，保护区内的电线杆子挪走了，引水项目也被叫停。在莫高窟崖顶、窟前设立了三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要素连续监测。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地为莫高窟创造一个最适合它的生态环境，让它延年益寿。
可是，千岁敦煌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会有衰亡的那一天。如何将这份世界遗产永远留住？除了爱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樊锦诗的队伍中来。想起自己当初水土不服，甚至晕倒在洞窟，她不觉得苦，却坚持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这古老文明还能引发更多场的一见钟情。因为她知道，那是怎样缠绵一生的心动。
1963年到2015年，52年的光阴相对于千年敦煌不过是一瞬，于樊锦诗却是青丝变白发，她也早已经将这里视为身与心的故乡。西部人称樊锦诗是西部守护神。或许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意志。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