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温州乡间盛行一种连说带唱的曲艺——鼓词。先前唱鼓词的人颇有一些瞽者，故而也称“瞽词”。在我记忆中，有些双眼不瞎的，通常也要像他们的师傅那样戴一副蛤蟆镜，高台就坐，对着空茫唱。唱词先生，我们都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在乡间，能被人称为先生的，都是不一般的人物）。他们的随身道具是一面扁鼓、一副牛筋琴、三粒板（拍）和小抱月（梆）。鼓词是以方言演唱民间故事和长、中、短篇历史说部，不懂温州话就不知所云了。因为年纪小，我只是似懂非懂地听过一些。有一回，哥哥带着一身寒气从外面回来，告诉我，今晚先生唱了一部新书，跟原先听过的武松打虎呀、薛刚反唐呀都不一样。临睡前，哥哥照例把刚刚听来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说给我听，说到关节处，他突然停住。我问，为什么没讲下去？哥哥说，唱词先生唱到这里就说且听下回分解了。我说，明晚你去听了，再讲给我听。哥哥说，明晚我回来，敲三声门，你就给我开门。那一晚，我脑子里浮现的，尽是故事里那些飞来飞去的人物。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位唱词先生唱的，正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不过，我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读到第一回开头部分：“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桕树，叶子似火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感觉这场景写的分明就是我所见过的那个江边的村子。继而又读到“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子，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一件青布长袍早洗得褪成蓝灰色。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羯鼓上敲起得得连声……”这场景不正是我在村子里见过的？作者藉由说书人的口吻，漫声道来，带出了一个大漠英雄直掳血性的传奇故事。我早年读到《射雕英雄传》开头时那种苍苍凉凉的感受至今难忘，后来读到《活着》的开头，我也有一种类似的感受。巧合的是，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是浙人。
　　我以为，在中国的类型文学中，尤以武侠小说的成就最高。从还珠楼主到金庸古龙，我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人物倒是真不少。批评家谢有顺曾说，二十世纪以来，能让读者记住小说主人公名字的作家，以鲁迅和金庸为最。像我们这些以纯文学标榜的写作者，或许会对类型文学玩的那一套不屑一顾，但细细一想，还真是不得不承认类型文学也有可以师法的地方——既然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可以汲取现代文学的元素与技法，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开禁忌、扩大容量，把武侠小说等类型文学作品的元素与技法融入我们的小说？出于这个想法，我这十几年来，除了写那些“很像小說的小说”之外，也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戏仿武侠的小说。《空山》就是其中一个。
　　《空山》之于《射雕英雄传》既涉互文关系，亦有解构与重构的创作意图。如果我也像金庸先生那样以说书人的口吻道来，就很容易落入俗文学的“俗”套。因此，我在叙事上作了相应调整，把第三人称换成了第一人称，采用的是现代小说的内焦点叙事。人称的变换带来的是叙事方法与语言风格的变化。在小说中，我依次以“南-西-东-北”作为标题，以四个人物的独白与对白构成四个既可以独立又可以在暗中勾连的故事。如果说这里面还有什么隐喻，那就是在前面三章中分别以三个女人代表人性的贪婪、自私与嫉妒。我总想让小说往里走得更深一点，能抓住“事件的灵魂”。这也正是小说与故事的区别所在吧。
　　金庸自有金庸的讲法，我自有我的讲法。诸位看官，不妨听我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