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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怀着一颗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穿过海上的岩礁，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狄亚》
一
像往年一样，除夕晚上十一点五十分，我们准时从暖烘烘的火炉旁起身，走到禾场里。天气很好，夜空深邃，透过黑黢黢的桔树林，可以看到远处大堤豁口里的天光。深夜时分的村子一点也没有要睡的意味，精神抖擞地在寒冬的大地上站立着，等着新的春天之门开启。
四面八方开始放起鞭炮，声音震天，回响绵延。此时，父亲和母亲在厨房里炖猪脚、炒红薯片，听到第一声炮竹响，便放下手里的活计站到禾场里看四面亮起的火光。每年父亲都会大声感叹，唉，河那边像煮粥一样的炮声总要响一两个小时，哪里有必要放这么久，空气里的硝味该多浓，又该烧掉多少钱哦！他语气里有不满，但又明明含着一种羡慕。河那边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是城里，他看天光和听炮竹时，一定有几个瞬间回到了他的童年。
我们家也会点炮竹。可是父亲的炮竹很短，差不多只能响一两分钟，别人家还会放烟花，他从不，也不允许我们放。父亲说，你们看时间，到十一点五十九，我才点，我要让这炮从旧年响到新年，这才有辞旧迎新的意思，那么早就开始放，浪费。
父亲的这种坚持，在我有记忆以来一直如此。年少时，上下屋邻居们的鞭炮总是放得比我们的时间长很多，为此我曾怨恨父亲小气，就是新年放个炮，他也舍不得让自己超过人家，气短如此，人生还有什么搞头？十一岁那年，邻居家的运芝“嗖”地一下就长成了一个大姑娘，而我还是一个矮小的小屁孩，原本十分卑怯的我，在我们家短暂的新年炮声被她们家经久不息的火光淹没后，暗自抹了很久的眼泪，我觉得整个世界浓黑悲凉，伸手不见五指，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希望，这种感觉直到我成年才消失。
除夕的晚上，村子里住满了各种神祗，天神，地神，还有各家的祖宗，亲戚，他们中午都来团了年，坐在椅子上率先吃完年饭，却总不让人看见，吃饭时，子孙们虔诚跪拜，各家都接他们晚上一起共度新年。一到晚上，他们便又全来了，挤在火炉边，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看河对岸的烟火。有一年，我甚至看到我已故的曾祖父就站在我旁边，还撞了我一下，我一转头看他，他马上就躲起来，想我去找他。我才不去找，我们有规矩，要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年，我可不想弯着腰时，新年就来了。
我们出去的时候，父亲已经把三大箱烟花摆在屋左的小路上，还撕开一捆长长的鞭炮，从小路这头一直铺到那头。河对岸的鞭炮声又煮成了一锅粥，五颜六色的礼花一大朵一大朵铺开，遥远的夜空富丽堂皇。邻居家也准备点火了，年逾古稀的父亲在怀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他的打火机，找到礼花的引线，点燃，我们揪心地叫，快跑回来！他不急不徐地往回走，顺带点燃了另外两箱，还有那串长得不能再长的鞭炮。火光在他的背后亮起，他从容不迫的脸显出了某种奇怪的岁月深度。
村子里烟花绚丽，往年的黑暗沉寂不仅被声音打破，也被种种亮得耀眼的颜色打破。我们在等待属于我们自己的礼花，第一次除夕的礼花。鞭炮响了，它没有动静，我们提着一颗心猜想，许是引线太长？鞭炮响完了，它还是没有动静。父亲恼火了，说，这做生意的黑心，边嘟哝边走近去看，撕开彩色的包装纸，重新点，这时，邻居家的烟花碎屑落到我家的屋顶，“沙沙”作响，而父亲的烟花，有一搭没一搭高高低低地盛放在夜空，光屑最后都落到了他的菜园子里，那是被他如同牛一般耕作过的土地。
他笑了。他把笑栽种在联盟村。这个有些奇怪名字的村庄，是他的终老之所。
二
父亲有一双漂亮的手，他常常伸出它来出神地观看。看相的先生说过，这双手是专门用来写文章的。确实，这双手哪怕握了一辈子的锄，指甲缝里有洗不去的泥土，指甲被烟熏得黄中带黑，也还是那样修长、白皙，哪怕过重的劳力使十指有些弯曲无法张直，也从来没有如普通农人一样粗壮的骨节，它看上去那样的血肉饱满，红润如初。这时候父亲的脸已经是古铜色，当年睁得老大的眼睛，眼皮虽然耷拉了下来，但睁开时目光依然清澈。尽管他经过一场大病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个月才赢得后来的时光，然而，岁月还是没能在他脸上留下太多沟壑，风霜也无法染白他的满头乌发。
他唯一无法控制的，是松动的牙床。那天他重新去安假牙，我才惊觉，看上去满口白牙的父亲，其实已经换过几次牙齿了。我问，你嘴里还剩几颗是自己的？我语气淡漠，我想，老天爷够厚待他了，夺去他几颗牙，也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探进口里去，上上下下，一颗一颗摸过来，口水都被他搅出来了，才数清楚。他抽出那根手指，另加了三根。
四颗？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掉。我不知道我的心为什么会这样，那种被什么东西扯下去扯得发痛的感觉一下子攫住了我。岁月终究还是赢了他，以苦难、冷漠或者沮丧的形式。
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在村子里守着埋葬着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几亩桔树地，守着菜园里栽了十年的一棵大板栗树、屋左一棵叶子很大却只结小粒枇杷的枇杷树，以及一只肥胖的猫，一条叫“小灵通”的狗，还有患癫痫病、小他十七岁、跟了他二十年的老婆，即我的繼母。
每一次，他说起那一树板栗时总是无比自豪，因为整个村子就只有他把板栗树种活了，每年结出来的板栗把枝都压驼压断，而他摸着小灵通的背时，显得无比沉默，仿佛从前经历过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全映射出来，晴雨阴阳，苍茫往事，转瞬百年。一旦他老婆突然发了病“啪”地一声从他身边倒下去，他便显出比婴孩更无助的惊骇，这种惊骇从来没有因为时光太长、经历的次数太多而变得程式化和麻木，相反，随着岁月日深，他在惊骇之后多了几层忧伤。他担心她不能陪他终老，如果是这样，他将面临第二次无法挽救的痛彻心扉。
祖父九十岁那年，还双手背在背后满村子转悠，把每户人家的田地情况摸个烂透，捡掉横在路上的砖头，或者追打某户人家乱咬人的狗，寒冬里他还曾不小心掉到一个小池塘里，被捞起来后依然健步如飞。父亲对这一切并不热衷，他常常信步穿过村庄，却眼神空洞。我能感觉到他对生活那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他常常在安静许久后冷不丁地叹一句，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啊！ 三
也是，与他一起长大的人，全都作古了，东边的邻居宪章，没来由喝了老鼠药，西边的建柏，早晨还好好的，中午就出车祸没了，设了“南山杯”诗词奖的晏南山，庆完寿声都没吱一声就没了，搞书法的张辛汉，刚开完会就眯上了眼不再睁开，还有那些半路上遇到、后来和他一起写诗的人，也一个个走了。
就像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村子，那些曾经证明自己存在过的人和物，一天天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给父亲带来的沉痛，使他随着逝去的光阴越来越沉默，年轻时以言说闻名的父亲，常常对着我们屋子前的那口池塘，一声不吭，一坐就是一上午。
大年初一的早上，他起得很早，放了一挂鞭炮，兀自在桔树林里转了一圈，踩了一脚泥巴，往屋里走。他的患癫痫的老婆尖声笑着迎接他，用不太灵便的左手举着一挂鞭炮，右手点燃了打火机，往他来的地方一丢，对他表示最高礼仪的祝福。他连鞭炮灰都不拍下，一进门就笑着对我们说，我今年在青山绿水中出行，沾一身干净的气息回来，保你们整年清洁平安。
从前他不用在青绿里出行。从前邻居们都健在，他的兄长也在，初一早晨他带一家人去兄长家里跪地拜年，必定是得有鞭炮相迎，大家相邀去远处山头给祖母点香送亮，热闹热闹，后来兄长搬离，还有邻居可拜，可现在，邻居只剩下晚辈，早把祖上的规矩丢得远远的，年轻人对老人的生活方式很不屑，老人呢，也想守住那点属于自己时代的尊严。
年前父亲才与三十岁的耘籽和好。两年前，从广东回来创业的耘籽要建电子厂，看中了父亲肖家山里那块桔树林，跟他说尽好话想用钱交易。父亲不同意，理由很简单，屋前的一大片枣子林已经全部被砍掉，池塘边的两棵大榆树只剩下两个斗盘大的树桩，原来横在房子前的大堤也因为一次洪水而豁了口，村庄翻天覆地，属于他的时代，随着一片又一片消失的树林和不断变化着的田地形貌远去了，唯有这块桔树林还可以留有他的一点回忆。耘籽不这么想，在他看来，留恋过去不过是个借口，外面世界的规则他早已看透，这几乎使他无坚不摧，他耐着性子给父亲加了三次钱，父亲还是没有同意，他实在摸不透父亲的底，就请来了村委会的干部。
干部也没有改变父亲的主意。那块桔树林保存了下来，电子厂也还是建起来了，就建在桔树林旁边。父亲不出让土地，总有人出让。耘籽采取的是半包围的方式，将电子厂的污水全部倒向父亲的桔树林，不出两月，桔树全部像着了火，叶子枯黄，连树皮都没有半丝儿绿意。父亲知道这是电子污染物所致，他愤愤不平，说对土地的污染是对老祖宗的不敬，人怎么能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伤了我们祖宗的根脉？他跑去与耘籽理论，要告他，耘籽不紧不慢地说，政府支持我，您告不赢的，乡村城市化，这是大趋势，你这么有见识的人不会不知道，您把地让给我，我照样出那么多钱，这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见过世面”的父亲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流着老泪签下了出让合同。他只剩下最后一块桔树林，那里埋葬着他的父亲、妻子和姐姐、姐夫们。在那个高高的山丘上，他常常一去劳作就是一天，山丘下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风吹拂，父亲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某种平静。他常说，我将是我们这个家族最后一个保存骸骨入“土”为安的人，等我死后，这片土地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那时，你们想怎样便怎样吧，沧海桑田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也不由我管了。
他的语声中，悲凉里掺着无奈。这原本并不是他的土地，然而，一棵树一旦从一处移栽到另一处，经历五六十年，它脚下的土地早已经成了它生命的一部分，谁还会计较当初的出发点呢？
四
春天里，属于村庄的神祗不再抵达，蒲公英不再到处飞，狗尾草也摇曳得不像往时欢畅，放肆歌唱的生活于青蛙而言成了神话传说，曾经可以供它们开舞会的荷叶，早已经不见踪影，只有捕杀的灯光像流出的涎水一样闪亮；那个在儿童眼里大得可以装下世界的池塘，早已没有了天光云影；从前种稻子的田里，到处是破砖碎瓦，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废纸，使稻田成了一片废墟，像小青年的哈伦裤，张扬地穿在村庄的身上，与那些破败荒芜的田地静靜互视，反而有了一种尘归尘土归土的淡定与自在。至于人们围在一起，谈论的已不再是春耕，而是打牌消磨时光，或者打听别人家的情况，暗自较劲比谁家赚的钱更多。
父亲基本上不参与这种聚会了，每次他听到哪家在外面做“麻辣烫”生意赚了几十百把万，哪家做物流公司，光一场赌搏都是上十万的赌资，哪家没读完初中的女儿在新家坡，往家寄钱从来都是上万块一次，哪家的女儿嫁给厦门的豪户，再想想他费了那么多力气送往大学的儿女，如今没有一个有足够让他可以炫耀的家产，他一开口便是：唉，世道不同了，那个李家的儿子就是个死文盲啊，他竟然也发了财？还有那个和道儿一起长大、不会读书笨得像个饭桶的卫青，找了个比他小好多岁的老婆生了个白胖儿子，可我的道儿呢，还是重点大学毕业呢，结个婚都费力，世道真是……
别人听他这么说，没有不厌恶他的。整个村庄，除了父亲和伯父的孩子们读了一肚子诗书，再没有谁对书本有兴趣。父亲提到“文盲”，前面还要加一个“死”字，说“饭桶”时满是轻蔑，这无疑得罪了村里人。大家私下里嘟哝，我们没读书怎么了，我们过得比你好，你只看看你家那小三间的平房，建了几十年，也没见你儿女有能耐推倒重建。
这样的话总要漏些到父亲的耳朵里来，他气不过，在屋前的池塘边栽了一圈栀子花，在井边上种了两棵桂花树，又在两边种下松柏，把屋后的竹子挖掉一半，修整出一块草坪，整个房子就像置于花园之中。他说，我喜欢住这样的平房，比那高楼大厦更亲近自然。
但那是他撑出来的样子。我每回家一次，他都要叹息一次，把东家西家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事全部说一遍，然后，问我，你们呢？我在别人面前，有些抬不起头呢！有时候我们回家，村子里的人装着串门来一探虚实，没有不问到收入的，基本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多少钱一个月？我被问得张口结舌（在城里，收入是个人隐私），我尴尬得不好回答，父亲便急吼吼地添个数报出来。谁知道照样招来鄙视——他们说，还以为在城里当老师能有多了不起，原来也不过是糊口而已！ 说话者脸上写满对我这个同乡的鄙夷。我无意争论什么，对方却不饶过，笑道，当年读书那么厉害，竟比不上早点去南方、嫁个豪户的嵈子。这时父亲总要说，也不是，她的工作稳定，吃国家粮，是正宗的城里人呢！村人便回他一句，現在谁还稀罕国家粮！有钱都能在深圳北京买户口！有钱咱随时都是城里人！父亲有些生气，嘟囔道，乡里人就该守住乡土，让它世世代代干干净净，一旦乡土不再是乡土，我们生活得不伦不类，就是没有根的树，只能到处流浪了！
我见父亲这样奋力争执，很不愿意将谈话继续。没有人懂得他真正的意思，那意思只会让人误解为他只愿自家孩子到城里去，却希望别人继续忍受贫穷与落后，忍受被人嘲笑，以及永远保持所谓的“质朴”。村人素来是这样，从前为了两家边界上的一棵树属于谁，也可以大打出手，会因为想多一点土地而将田埂上的路越挖越窄，更何况如今比的是儿女的成就呢？从前他们总是对父亲的儿女借读书跳出农门羡慕忌妒，如今总算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谁愿意屈就于谁？
我的父亲，这个天生的城里人身上那一身与乡下人格格不入的傲骨，到底还是被乡土日复一日地改变了。最终，他沦为了看守乡村的最后一代，忠心耿耿，热爱土地，而那些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却叛离了他们的出生地，言必称“北京”“深圳”“上海”，言语里充满理直气壮的傲慢。
五
大年初二，我们刚起床，父亲就气吼吼地说，你们去屋子后面看看，去看看别人把屋子建成什么样子了。
我家屋子后面曾经是两块接壤的地，还有一丘满水的田。地是迟满家的，种的是早熟品种的蜜桔，一到夏天，青绿的桔子像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一个个肥得流油，馋得人口水往下直淌。在儿童的眼里，一丘田就是一个世界，但在遥远的世界那头，有一双眼睛总是越过那世界死盯着这块地，让有心偷一两个桔子的人无法下手。
村子被田分成了两个部分，田另一边的世界神秘莫测，你永远也无法知道那边升起的炊烟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故事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遥不可及。等到长大，童年的伙伴各奔东西，更是无遐去试图跨越田里的天光，走向未知的一切。不记得哪一天，我走到屋后的地里，发现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饲养鳖的一个个大塘，塘的四面砌着围墙，更成了一个目力难及的世界。在已经成年的生活里，距离正在被无限地缩小，唯有这隔在童年里的田还是当年一样神秘遥远。
土地被挖得千疮百孔，在中国的大地上，何处不是如此？我早已接受这样的现实。屋后最大变化莫过于此吧？顺着父亲的手我再次涉足当年无法跨越的那个世界，三栋巨大的别墅赫然出现在面前，铁灰色磁砖贴的外墙，罗马式拦腰缀着闪闪发光的黄色亮片的大圆柱，中式碧绿的琉璃屋顶，饰有图案的瓦檐，别墅高三层，占地数亩，气派威武，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它的主人的富有。周围没有种花种草，也许还没来得及？
田不见了，田早就不见了，可是，从前打不破的距离，瞬间就被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打破。这些房子让我想起儿时常做的一个梦：梦中的我，小得只有针尖大、轻得可以飘起来，可是老有一个大了我千亿倍的黑色物体压向我，压得我牙关打颤。从前那么大的村子，被这三栋房子一撑，仿佛吃得甚饱的孕妇，格局立马小了。父亲说，这是汤家、钟家和李家建的，每栋房子光毛坯就是六十多万，还要装修，如今外面的钱就这么好赚？
我沉默了。素来自诩视金钱如粪土的父亲，在乡人们坚持以他的清贫自守为耻的观念的熏陶下，还是沉不住气了，他羡慕别人的大房子，也羡慕别人家早早地儿孙满堂。他做了一辈子的房子梦，不外乎就是个诗意化的陶渊明似的居所，如今人家建起来的，远在他的想象之外，他不甘心。我无法给他安慰，在我的心里，房子从来只是人生的寄居之所，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对于外部的物质世界，我早就放下，而父亲却是终其一生也没有放下，我该怎么和他说这一切呢？
我轻轻地问了一句，建这些房子的人不是都在城里打工吗，这房子，他们平时住得上？父亲有些激动，不住，空着呗，平时都是门窗紧闭，没有人气的，就是图个名声。他们有意建这样的空房子，为的不知道是向人显摆还是为老有所依，是对自身生活的不确定性安排好后路，还是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他们只在过年时回来热闹热闹，不久又再度离开，回到城里那个寒酸得多脏乱得多的客居住所，勤俭节约，大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地生活着，却希望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乡民面前。朱以撒曾说：“他们把异乡当作了故乡，留给老家一个华丽的空壳，像蛇蜕一般，闪动着银色的光亮，只是没有生命内在。风吹过，什么响声都在，就是没有生命的吟咏。”他们宁愿浪费土地，也要坚持这种吟咏，看着怎么不叫人心痛！
我不知道怎么向父亲讲述中国乡村大地上普遍进行着的真实情况，他老了，他的世界也随着他远去，新的世界正在崛起，这实在是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
六
村子已经不是耕作之所，人们除了打牌打发光阴，再没有其他娱乐。小孩子每天被校车接送到几十里外的学校上课。年轻人厌弃这里，在城里又无法真正扎下根来，不得不重回这里，却又怎么甘心？！所以在这里的时光，他们无遐怀念过往，看看水面越来越低的河，或者驻足流连一朵在正月里迎着寒风开放的花，他们甚至不愿意清除一下自家菜园里长起来的杂草，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他们宁愿比穿，比戴，比房子的高大与豪华，然后为一场牌付上半年积蓄。
越来越少的人家给自己的祖先立牌位，每一个祭祀的节日，飘在空中的檀香气都在减少。神祗不再光临这片村庄，但人们漠然无知。
最先到南方闯荡的永强哥哥是整个村子里最懂得我父亲的人。永强的祖父七十岁时坐在凳子上，十二个年轻后生去拽也拽不动，永强继承了祖父的好功夫，又热爱文字，写得一手好文章，文武双全。
正月初三那天，他来我家串门，与父亲说东说西，忽然扭过头问我一句，听说你不上课的时候，也不去打牌或者唱歌？我微微笑着点点头，他便叹息了一声，那你干些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看看书，写写东西，到处走走，就能消耗那难磨的光阴？他的夫人接着说一句，是啊，看书有什么好玩的呢？真是不能理解，就哪怕是你们流行的旅游吧，我瞧着那些到处只知道拍照的人，大多也只是矫情。她的语气里写着淡淡的鄙夷，和乡人的鄙夷一样，而她的神情满怀讶异，仿佛确实无法确知一个她认为正常的生活之外的世界。
我一时语塞。
缺口堤边的卫青，你知道吧？永强哥哥语气颇有些神秘。
哦，卫青，就是从前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他怎么啦？
他发大财啦！听说赚了一百多万，在堤边缺口上砌了全村最威武的房子……
可是，他的手脚都黑了，我看他活不长了，要了房子有什么用。父亲冷不丁地插了一句，语气阴沉，不像咒人。
是的，听说他两口子在深圳做麻辣烫生意，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到次日凌晨一点多才休息，中午睡两三个小时。他们的摊点没有正规门面，都是趁城管们下班才出来，摆摊的地方本来就不卫生，麻辣烫，你们知道的，要想味道好，香味诱人还能让人上瘾，那得黑着心做。他们长期接触那些东西，自己的手脚都变黑了，很多大医院都治不了。
父亲听到这里，老眼中有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父亲叹息道，疯了，都疯了！
可是，您要知道，没钱比疯还难过啊！你们屋后的砌了别墅的海波，在深圳做物流，你们知道的吧？他一个晚上就可以赌输上十万！他家儿子丢在家乡没人管，已经吸上（毒品）了！
这可怎么得了哦！父亲长叹一口气，说，我听说村里的地也不能种了，河边将建起全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这些人，城里也呆不下，乡下也呆不了，可怎么得了哦！他凝重甚至于绝望的神色影响了我，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我的目光穿过桔树林，望着远处大堤的豁口。曾经美好过的岁月，和伙伴们扑酸枣摘椿晶、穿过松树林讲鬼故事的往昔，一层一层漫上来，冲击得我鼻头发酸。我分明地看见祖父又拄着拐杖走在田埂上，一户一户人家的庄稼全探看一个遍，面带欣喜。
转过头，我对父亲说，或许，不破坏到尽处，就没有新生吧？一切的边界，都造就一种走向另一面的可能。
父亲轻声说，我看不到了，可能你们能够看到。似是对我说，也像自言自语。
豁口里的天光，渐渐暗了下来，抬头看天，云朵密集，要下雨了。
王芳，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湖南文学》 《北京文学》 《散文选刊》等，已出版散文集《聆听遥远的呼吸》 《彼岸风吹》。
责任编辑 张韵波
——《美狄亚》
一
像往年一样，除夕晚上十一点五十分，我们准时从暖烘烘的火炉旁起身，走到禾场里。天气很好，夜空深邃，透过黑黢黢的桔树林，可以看到远处大堤豁口里的天光。深夜时分的村子一点也没有要睡的意味，精神抖擞地在寒冬的大地上站立着，等着新的春天之门开启。
四面八方开始放起鞭炮，声音震天，回响绵延。此时，父亲和母亲在厨房里炖猪脚、炒红薯片，听到第一声炮竹响，便放下手里的活计站到禾场里看四面亮起的火光。每年父亲都会大声感叹，唉，河那边像煮粥一样的炮声总要响一两个小时，哪里有必要放这么久，空气里的硝味该多浓，又该烧掉多少钱哦！他语气里有不满，但又明明含着一种羡慕。河那边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是城里，他看天光和听炮竹时，一定有几个瞬间回到了他的童年。
我们家也会点炮竹。可是父亲的炮竹很短，差不多只能响一两分钟，别人家还会放烟花，他从不，也不允许我们放。父亲说，你们看时间，到十一点五十九，我才点，我要让这炮从旧年响到新年，这才有辞旧迎新的意思，那么早就开始放，浪费。
父亲的这种坚持，在我有记忆以来一直如此。年少时，上下屋邻居们的鞭炮总是放得比我们的时间长很多，为此我曾怨恨父亲小气，就是新年放个炮，他也舍不得让自己超过人家，气短如此，人生还有什么搞头？十一岁那年，邻居家的运芝“嗖”地一下就长成了一个大姑娘，而我还是一个矮小的小屁孩，原本十分卑怯的我，在我们家短暂的新年炮声被她们家经久不息的火光淹没后，暗自抹了很久的眼泪，我觉得整个世界浓黑悲凉，伸手不见五指，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希望，这种感觉直到我成年才消失。
除夕的晚上，村子里住满了各种神祗，天神，地神，还有各家的祖宗，亲戚，他们中午都来团了年，坐在椅子上率先吃完年饭，却总不让人看见，吃饭时，子孙们虔诚跪拜，各家都接他们晚上一起共度新年。一到晚上，他们便又全来了，挤在火炉边，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看河对岸的烟火。有一年，我甚至看到我已故的曾祖父就站在我旁边，还撞了我一下，我一转头看他，他马上就躲起来，想我去找他。我才不去找，我们有规矩，要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年，我可不想弯着腰时，新年就来了。
我们出去的时候，父亲已经把三大箱烟花摆在屋左的小路上，还撕开一捆长长的鞭炮，从小路这头一直铺到那头。河对岸的鞭炮声又煮成了一锅粥，五颜六色的礼花一大朵一大朵铺开，遥远的夜空富丽堂皇。邻居家也准备点火了，年逾古稀的父亲在怀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他的打火机，找到礼花的引线，点燃，我们揪心地叫，快跑回来！他不急不徐地往回走，顺带点燃了另外两箱，还有那串长得不能再长的鞭炮。火光在他的背后亮起，他从容不迫的脸显出了某种奇怪的岁月深度。
村子里烟花绚丽，往年的黑暗沉寂不仅被声音打破，也被种种亮得耀眼的颜色打破。我们在等待属于我们自己的礼花，第一次除夕的礼花。鞭炮响了，它没有动静，我们提着一颗心猜想，许是引线太长？鞭炮响完了，它还是没有动静。父亲恼火了，说，这做生意的黑心，边嘟哝边走近去看，撕开彩色的包装纸，重新点，这时，邻居家的烟花碎屑落到我家的屋顶，“沙沙”作响，而父亲的烟花，有一搭没一搭高高低低地盛放在夜空，光屑最后都落到了他的菜园子里，那是被他如同牛一般耕作过的土地。
他笑了。他把笑栽种在联盟村。这个有些奇怪名字的村庄，是他的终老之所。
二
父亲有一双漂亮的手，他常常伸出它来出神地观看。看相的先生说过，这双手是专门用来写文章的。确实，这双手哪怕握了一辈子的锄，指甲缝里有洗不去的泥土，指甲被烟熏得黄中带黑，也还是那样修长、白皙，哪怕过重的劳力使十指有些弯曲无法张直，也从来没有如普通农人一样粗壮的骨节，它看上去那样的血肉饱满，红润如初。这时候父亲的脸已经是古铜色，当年睁得老大的眼睛，眼皮虽然耷拉了下来，但睁开时目光依然清澈。尽管他经过一场大病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个月才赢得后来的时光，然而，岁月还是没能在他脸上留下太多沟壑，风霜也无法染白他的满头乌发。
他唯一无法控制的，是松动的牙床。那天他重新去安假牙，我才惊觉，看上去满口白牙的父亲，其实已经换过几次牙齿了。我问，你嘴里还剩几颗是自己的？我语气淡漠，我想，老天爷够厚待他了，夺去他几颗牙，也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探进口里去，上上下下，一颗一颗摸过来，口水都被他搅出来了，才数清楚。他抽出那根手指，另加了三根。
四颗？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掉。我不知道我的心为什么会这样，那种被什么东西扯下去扯得发痛的感觉一下子攫住了我。岁月终究还是赢了他，以苦难、冷漠或者沮丧的形式。
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在村子里守着埋葬着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几亩桔树地，守着菜园里栽了十年的一棵大板栗树、屋左一棵叶子很大却只结小粒枇杷的枇杷树，以及一只肥胖的猫，一条叫“小灵通”的狗，还有患癫痫病、小他十七岁、跟了他二十年的老婆，即我的繼母。
每一次，他说起那一树板栗时总是无比自豪，因为整个村子就只有他把板栗树种活了，每年结出来的板栗把枝都压驼压断，而他摸着小灵通的背时，显得无比沉默，仿佛从前经历过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全映射出来，晴雨阴阳，苍茫往事，转瞬百年。一旦他老婆突然发了病“啪”地一声从他身边倒下去，他便显出比婴孩更无助的惊骇，这种惊骇从来没有因为时光太长、经历的次数太多而变得程式化和麻木，相反，随着岁月日深，他在惊骇之后多了几层忧伤。他担心她不能陪他终老，如果是这样，他将面临第二次无法挽救的痛彻心扉。
祖父九十岁那年，还双手背在背后满村子转悠，把每户人家的田地情况摸个烂透，捡掉横在路上的砖头，或者追打某户人家乱咬人的狗，寒冬里他还曾不小心掉到一个小池塘里，被捞起来后依然健步如飞。父亲对这一切并不热衷，他常常信步穿过村庄，却眼神空洞。我能感觉到他对生活那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他常常在安静许久后冷不丁地叹一句，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啊！ 三
也是，与他一起长大的人，全都作古了，东边的邻居宪章，没来由喝了老鼠药，西边的建柏，早晨还好好的，中午就出车祸没了，设了“南山杯”诗词奖的晏南山，庆完寿声都没吱一声就没了，搞书法的张辛汉，刚开完会就眯上了眼不再睁开，还有那些半路上遇到、后来和他一起写诗的人，也一个个走了。
就像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村子，那些曾经证明自己存在过的人和物，一天天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给父亲带来的沉痛，使他随着逝去的光阴越来越沉默，年轻时以言说闻名的父亲，常常对着我们屋子前的那口池塘，一声不吭，一坐就是一上午。
大年初一的早上，他起得很早，放了一挂鞭炮，兀自在桔树林里转了一圈，踩了一脚泥巴，往屋里走。他的患癫痫的老婆尖声笑着迎接他，用不太灵便的左手举着一挂鞭炮，右手点燃了打火机，往他来的地方一丢，对他表示最高礼仪的祝福。他连鞭炮灰都不拍下，一进门就笑着对我们说，我今年在青山绿水中出行，沾一身干净的气息回来，保你们整年清洁平安。
从前他不用在青绿里出行。从前邻居们都健在，他的兄长也在，初一早晨他带一家人去兄长家里跪地拜年，必定是得有鞭炮相迎，大家相邀去远处山头给祖母点香送亮，热闹热闹，后来兄长搬离，还有邻居可拜，可现在，邻居只剩下晚辈，早把祖上的规矩丢得远远的，年轻人对老人的生活方式很不屑，老人呢，也想守住那点属于自己时代的尊严。
年前父亲才与三十岁的耘籽和好。两年前，从广东回来创业的耘籽要建电子厂，看中了父亲肖家山里那块桔树林，跟他说尽好话想用钱交易。父亲不同意，理由很简单，屋前的一大片枣子林已经全部被砍掉，池塘边的两棵大榆树只剩下两个斗盘大的树桩，原来横在房子前的大堤也因为一次洪水而豁了口，村庄翻天覆地，属于他的时代，随着一片又一片消失的树林和不断变化着的田地形貌远去了，唯有这块桔树林还可以留有他的一点回忆。耘籽不这么想，在他看来，留恋过去不过是个借口，外面世界的规则他早已看透，这几乎使他无坚不摧，他耐着性子给父亲加了三次钱，父亲还是没有同意，他实在摸不透父亲的底，就请来了村委会的干部。
干部也没有改变父亲的主意。那块桔树林保存了下来，电子厂也还是建起来了，就建在桔树林旁边。父亲不出让土地，总有人出让。耘籽采取的是半包围的方式，将电子厂的污水全部倒向父亲的桔树林，不出两月，桔树全部像着了火，叶子枯黄，连树皮都没有半丝儿绿意。父亲知道这是电子污染物所致，他愤愤不平，说对土地的污染是对老祖宗的不敬，人怎么能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伤了我们祖宗的根脉？他跑去与耘籽理论，要告他，耘籽不紧不慢地说，政府支持我，您告不赢的，乡村城市化，这是大趋势，你这么有见识的人不会不知道，您把地让给我，我照样出那么多钱，这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见过世面”的父亲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流着老泪签下了出让合同。他只剩下最后一块桔树林，那里埋葬着他的父亲、妻子和姐姐、姐夫们。在那个高高的山丘上，他常常一去劳作就是一天，山丘下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风吹拂，父亲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某种平静。他常说，我将是我们这个家族最后一个保存骸骨入“土”为安的人，等我死后，这片土地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那时，你们想怎样便怎样吧，沧海桑田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也不由我管了。
他的语声中，悲凉里掺着无奈。这原本并不是他的土地，然而，一棵树一旦从一处移栽到另一处，经历五六十年，它脚下的土地早已经成了它生命的一部分，谁还会计较当初的出发点呢？
四
春天里，属于村庄的神祗不再抵达，蒲公英不再到处飞，狗尾草也摇曳得不像往时欢畅，放肆歌唱的生活于青蛙而言成了神话传说，曾经可以供它们开舞会的荷叶，早已经不见踪影，只有捕杀的灯光像流出的涎水一样闪亮；那个在儿童眼里大得可以装下世界的池塘，早已没有了天光云影；从前种稻子的田里，到处是破砖碎瓦，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废纸，使稻田成了一片废墟，像小青年的哈伦裤，张扬地穿在村庄的身上，与那些破败荒芜的田地静靜互视，反而有了一种尘归尘土归土的淡定与自在。至于人们围在一起，谈论的已不再是春耕，而是打牌消磨时光，或者打听别人家的情况，暗自较劲比谁家赚的钱更多。
父亲基本上不参与这种聚会了，每次他听到哪家在外面做“麻辣烫”生意赚了几十百把万，哪家做物流公司，光一场赌搏都是上十万的赌资，哪家没读完初中的女儿在新家坡，往家寄钱从来都是上万块一次，哪家的女儿嫁给厦门的豪户，再想想他费了那么多力气送往大学的儿女，如今没有一个有足够让他可以炫耀的家产，他一开口便是：唉，世道不同了，那个李家的儿子就是个死文盲啊，他竟然也发了财？还有那个和道儿一起长大、不会读书笨得像个饭桶的卫青，找了个比他小好多岁的老婆生了个白胖儿子，可我的道儿呢，还是重点大学毕业呢，结个婚都费力，世道真是……
别人听他这么说，没有不厌恶他的。整个村庄，除了父亲和伯父的孩子们读了一肚子诗书，再没有谁对书本有兴趣。父亲提到“文盲”，前面还要加一个“死”字，说“饭桶”时满是轻蔑，这无疑得罪了村里人。大家私下里嘟哝，我们没读书怎么了，我们过得比你好，你只看看你家那小三间的平房，建了几十年，也没见你儿女有能耐推倒重建。
这样的话总要漏些到父亲的耳朵里来，他气不过，在屋前的池塘边栽了一圈栀子花，在井边上种了两棵桂花树，又在两边种下松柏，把屋后的竹子挖掉一半，修整出一块草坪，整个房子就像置于花园之中。他说，我喜欢住这样的平房，比那高楼大厦更亲近自然。
但那是他撑出来的样子。我每回家一次，他都要叹息一次，把东家西家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事全部说一遍，然后，问我，你们呢？我在别人面前，有些抬不起头呢！有时候我们回家，村子里的人装着串门来一探虚实，没有不问到收入的，基本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多少钱一个月？我被问得张口结舌（在城里，收入是个人隐私），我尴尬得不好回答，父亲便急吼吼地添个数报出来。谁知道照样招来鄙视——他们说，还以为在城里当老师能有多了不起，原来也不过是糊口而已！ 说话者脸上写满对我这个同乡的鄙夷。我无意争论什么，对方却不饶过，笑道，当年读书那么厉害，竟比不上早点去南方、嫁个豪户的嵈子。这时父亲总要说，也不是，她的工作稳定，吃国家粮，是正宗的城里人呢！村人便回他一句，現在谁还稀罕国家粮！有钱都能在深圳北京买户口！有钱咱随时都是城里人！父亲有些生气，嘟囔道，乡里人就该守住乡土，让它世世代代干干净净，一旦乡土不再是乡土，我们生活得不伦不类，就是没有根的树，只能到处流浪了！
我见父亲这样奋力争执，很不愿意将谈话继续。没有人懂得他真正的意思，那意思只会让人误解为他只愿自家孩子到城里去，却希望别人继续忍受贫穷与落后，忍受被人嘲笑，以及永远保持所谓的“质朴”。村人素来是这样，从前为了两家边界上的一棵树属于谁，也可以大打出手，会因为想多一点土地而将田埂上的路越挖越窄，更何况如今比的是儿女的成就呢？从前他们总是对父亲的儿女借读书跳出农门羡慕忌妒，如今总算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谁愿意屈就于谁？
我的父亲，这个天生的城里人身上那一身与乡下人格格不入的傲骨，到底还是被乡土日复一日地改变了。最终，他沦为了看守乡村的最后一代，忠心耿耿，热爱土地，而那些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却叛离了他们的出生地，言必称“北京”“深圳”“上海”，言语里充满理直气壮的傲慢。
五
大年初二，我们刚起床，父亲就气吼吼地说，你们去屋子后面看看，去看看别人把屋子建成什么样子了。
我家屋子后面曾经是两块接壤的地，还有一丘满水的田。地是迟满家的，种的是早熟品种的蜜桔，一到夏天，青绿的桔子像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一个个肥得流油，馋得人口水往下直淌。在儿童的眼里，一丘田就是一个世界，但在遥远的世界那头，有一双眼睛总是越过那世界死盯着这块地，让有心偷一两个桔子的人无法下手。
村子被田分成了两个部分，田另一边的世界神秘莫测，你永远也无法知道那边升起的炊烟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故事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遥不可及。等到长大，童年的伙伴各奔东西，更是无遐去试图跨越田里的天光，走向未知的一切。不记得哪一天，我走到屋后的地里，发现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饲养鳖的一个个大塘，塘的四面砌着围墙，更成了一个目力难及的世界。在已经成年的生活里，距离正在被无限地缩小，唯有这隔在童年里的田还是当年一样神秘遥远。
土地被挖得千疮百孔，在中国的大地上，何处不是如此？我早已接受这样的现实。屋后最大变化莫过于此吧？顺着父亲的手我再次涉足当年无法跨越的那个世界，三栋巨大的别墅赫然出现在面前，铁灰色磁砖贴的外墙，罗马式拦腰缀着闪闪发光的黄色亮片的大圆柱，中式碧绿的琉璃屋顶，饰有图案的瓦檐，别墅高三层，占地数亩，气派威武，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它的主人的富有。周围没有种花种草，也许还没来得及？
田不见了，田早就不见了，可是，从前打不破的距离，瞬间就被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打破。这些房子让我想起儿时常做的一个梦：梦中的我，小得只有针尖大、轻得可以飘起来，可是老有一个大了我千亿倍的黑色物体压向我，压得我牙关打颤。从前那么大的村子，被这三栋房子一撑，仿佛吃得甚饱的孕妇，格局立马小了。父亲说，这是汤家、钟家和李家建的，每栋房子光毛坯就是六十多万，还要装修，如今外面的钱就这么好赚？
我沉默了。素来自诩视金钱如粪土的父亲，在乡人们坚持以他的清贫自守为耻的观念的熏陶下，还是沉不住气了，他羡慕别人的大房子，也羡慕别人家早早地儿孙满堂。他做了一辈子的房子梦，不外乎就是个诗意化的陶渊明似的居所，如今人家建起来的，远在他的想象之外，他不甘心。我无法给他安慰，在我的心里，房子从来只是人生的寄居之所，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对于外部的物质世界，我早就放下，而父亲却是终其一生也没有放下，我该怎么和他说这一切呢？
我轻轻地问了一句，建这些房子的人不是都在城里打工吗，这房子，他们平时住得上？父亲有些激动，不住，空着呗，平时都是门窗紧闭，没有人气的，就是图个名声。他们有意建这样的空房子，为的不知道是向人显摆还是为老有所依，是对自身生活的不确定性安排好后路，还是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他们只在过年时回来热闹热闹，不久又再度离开，回到城里那个寒酸得多脏乱得多的客居住所，勤俭节约，大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地生活着，却希望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乡民面前。朱以撒曾说：“他们把异乡当作了故乡，留给老家一个华丽的空壳，像蛇蜕一般，闪动着银色的光亮，只是没有生命内在。风吹过，什么响声都在，就是没有生命的吟咏。”他们宁愿浪费土地，也要坚持这种吟咏，看着怎么不叫人心痛！
我不知道怎么向父亲讲述中国乡村大地上普遍进行着的真实情况，他老了，他的世界也随着他远去，新的世界正在崛起，这实在是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
六
村子已经不是耕作之所，人们除了打牌打发光阴，再没有其他娱乐。小孩子每天被校车接送到几十里外的学校上课。年轻人厌弃这里，在城里又无法真正扎下根来，不得不重回这里，却又怎么甘心？！所以在这里的时光，他们无遐怀念过往，看看水面越来越低的河，或者驻足流连一朵在正月里迎着寒风开放的花，他们甚至不愿意清除一下自家菜园里长起来的杂草，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他们宁愿比穿，比戴，比房子的高大与豪华，然后为一场牌付上半年积蓄。
越来越少的人家给自己的祖先立牌位，每一个祭祀的节日，飘在空中的檀香气都在减少。神祗不再光临这片村庄，但人们漠然无知。
最先到南方闯荡的永强哥哥是整个村子里最懂得我父亲的人。永强的祖父七十岁时坐在凳子上，十二个年轻后生去拽也拽不动，永强继承了祖父的好功夫，又热爱文字，写得一手好文章，文武双全。
正月初三那天，他来我家串门，与父亲说东说西，忽然扭过头问我一句，听说你不上课的时候，也不去打牌或者唱歌？我微微笑着点点头，他便叹息了一声，那你干些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看看书，写写东西，到处走走，就能消耗那难磨的光阴？他的夫人接着说一句，是啊，看书有什么好玩的呢？真是不能理解，就哪怕是你们流行的旅游吧，我瞧着那些到处只知道拍照的人，大多也只是矫情。她的语气里写着淡淡的鄙夷，和乡人的鄙夷一样，而她的神情满怀讶异，仿佛确实无法确知一个她认为正常的生活之外的世界。
我一时语塞。
缺口堤边的卫青，你知道吧？永强哥哥语气颇有些神秘。
哦，卫青，就是从前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他怎么啦？
他发大财啦！听说赚了一百多万，在堤边缺口上砌了全村最威武的房子……
可是，他的手脚都黑了，我看他活不长了，要了房子有什么用。父亲冷不丁地插了一句，语气阴沉，不像咒人。
是的，听说他两口子在深圳做麻辣烫生意，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到次日凌晨一点多才休息，中午睡两三个小时。他们的摊点没有正规门面，都是趁城管们下班才出来，摆摊的地方本来就不卫生，麻辣烫，你们知道的，要想味道好，香味诱人还能让人上瘾，那得黑着心做。他们长期接触那些东西，自己的手脚都变黑了，很多大医院都治不了。
父亲听到这里，老眼中有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父亲叹息道，疯了，都疯了！
可是，您要知道，没钱比疯还难过啊！你们屋后的砌了别墅的海波，在深圳做物流，你们知道的吧？他一个晚上就可以赌输上十万！他家儿子丢在家乡没人管，已经吸上（毒品）了！
这可怎么得了哦！父亲长叹一口气，说，我听说村里的地也不能种了，河边将建起全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这些人，城里也呆不下，乡下也呆不了，可怎么得了哦！他凝重甚至于绝望的神色影响了我，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我的目光穿过桔树林，望着远处大堤的豁口。曾经美好过的岁月，和伙伴们扑酸枣摘椿晶、穿过松树林讲鬼故事的往昔，一层一层漫上来，冲击得我鼻头发酸。我分明地看见祖父又拄着拐杖走在田埂上，一户一户人家的庄稼全探看一个遍，面带欣喜。
转过头，我对父亲说，或许，不破坏到尽处，就没有新生吧？一切的边界，都造就一种走向另一面的可能。
父亲轻声说，我看不到了，可能你们能够看到。似是对我说，也像自言自语。
豁口里的天光，渐渐暗了下来，抬头看天，云朵密集，要下雨了。
王芳，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湖南文学》 《北京文学》 《散文选刊》等，已出版散文集《聆听遥远的呼吸》 《彼岸风吹》。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