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诗词楹联协会编一本集子——《拾韵七乡》，嘱我写序已有半年时间，但我却一直拖着没写，几次想动笔又几次搁笔，原因有四：一是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先是居家隔离，严防死守，坚信居家不出就是对抗疫的支持和贡献。再是关注世界疫情，牵肠挂肚不能释怀，牵扯了大量精力，做什么都受影响;二是受北京和昆明的朋友之约，赶写《石漠开花》和《女儿如花》两个电影剧本，出了初稿又接着反复打磨，分身乏术;三是扶贫攻坚到了最后关头，补短板强弱项事无巨细，我虽不再担任实职却仍协助主要领导分管脱贫工作，讨钱、补短板责无旁贷，长期奔走于挂钩点各个村寨，白天累得像狗，夜里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动手;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对中国古典诗词和楹联虽然热爱，也自认为多年来一直得其滋养，但却不敢自视已经对这座中国文学的巅峰有所了解，尤其是对其所蕴含的独特魅力和承载的精神追求、人文价值、生命力量把握不住，拿捏不准，所以不敢对这本集子选编的众多诗家的作品妄加评论。
　　《拾韵七乡》一书，选编了近年来文山州诗词楹联学会部分骨干会员的1400多首诗词和80多副对联，分为“时代新声”“闲情逸咏”“写人咏物”“怡情山水”“题赠怀念”“人生感悟”“对联荟萃”“茶余唱和”八辑。取材广泛，主题鲜明而充满正能量，基本都能遵格循律，作品风格多样，感情真挚强烈，既歌咏了文山的山川风物，又透着浓浓的边地民族风情，而且由于作者大多是退休的或者工作在基层的干部、教师，年龄大的是惯看秋风明月、云卷云舒的耄耋老者，年纪轻的是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而立青年，生活接地气，取材有底气，作品兼具强烈的时代性和浓浓的乡土味，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文化传递精神。虽然从整体上看还显参差不齐，部分作品存在用语不精准、不形象，过于直白、过于生硬;作品的起、承、转、合还做不到丝丝入扣，显得结构涣散;一些作者新韵、平水韵混用，对平仄和古入声字运用不到位，对仗也不够工整，甚至有的更像顺口溜，有的还空喊口号，缺乏诗的韵味，但瑕不掩瑜，多数作品 能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悠长，不失为从形式到内容、意韵，都让人击节的好作品。
　　窃以为，中国古典诗词、楹联首先在于它的语言美。诗词、楹联都是语言的艺术，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陆机在《文赋》中也说：“诗缘情而绮靡……其遣言也贵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得更直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中国古典诗词、楹联的辞采丰富，表意精准凝练，在世界文学的大观园里是独树一帜的，它的遣词用语，它炼句、炼字、诗眼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它诗歌语言创造的艺术感染力，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无人能及，独步青云的地步。无论是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推、敲”故事，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到、绿”佳话，还是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情怀，都说的是中国古典诗词楹联表达准确、形象、精炼的极致追求。在这一点上，《拾韵七乡》一书的作者每一位都在努力，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在每一件作品中都字斟句酌，许多作品都不乏佳句。如李开慧的“村村畅走通车路，户户欣栽免税田”句，一个“畅”字，一个“欣”字，似是信手拈来却有掩藏不住的喜悦，不光传神还耐人咀嚼。又如栾兴阶的“竹掩新楼十几家，抢春妇女种倭瓜”句，“抢春”一词似乎不可思议，初读觉得时间运行，四季更替岂由人抢？细思却又觉得此处的“抢”字了得，只此一字已然道尽了村妇的勤劳和人间早春的繁忙，不禁感慨万端。再如蒙启相的“如莲山势捧新城，绿树繁花四季明”句，一个“捧”字也是让人忍不住反复玩味，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诗人对于故乡的眷恋与热爱，有多少对于小城变迁的欣赏与赞许，他明是写莲城的山势，内心却是把故乡视为珍宝捧在手里、放在心上，浓烈真挚的情感跃然纸上，这个“捧”还充满了动感，把死的、静的山势给写活了，这也足见诗人炼字的功夫，亦让读者领悟了炼字的意趣……
　　中国古典诗词、楹联的美还表现在它的形式美和音韵美。任何文学艺术的创作，都要以外在的形式和具体的结构来体现，诗词和楹联的创作也不例外。特别是汉语与拼音文字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使用单音节文字，字与字搭配组成词，由词再组成句，由句再组成文。因此，对中国文学来说，最基本的成分就是字。要想诗词流畅、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首先就要考究字以及字与字之间的声律。因而，我们经常见到中国古典诗词常用叠字、比喻、对偶等修辞方法，并要求诗句、词句在对仗和格律上长短一致、工整对称，既易于记忆、朗读，又富有音韵之美。从《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到曹操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再到唐初严格意义上的格律诗出现，诗句开始形成讲究平仄和押韵的规范，篇幅字数固定，结构规律上，都有了一定的定式。最终，讲究形式和音韵的格律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基本形式，宋代的词更是具有统一的词牌，依据不同的词牌来表意。诗词的形式和格律，轻重缓急相间，长短有致，抑扬顿挫，韵调和谐，大大丰富了诗词的表现力和艺术美。在这一方面，《拾韵七乡》一书也是比较注意的，入选本书的作者，大多注重诗词的形式美和音韵美，并在基本遵守格律和押韵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如王正良的“笔直街道千年固，林立楼房万古春”、王春梅的“波烟袅袅声声慢，树叶悠悠片片闲”就对仗工整，平仄基本規范，尤其是王春梅的诗句还成功运用叠字，读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音韵和谐。又如方子仁的“和风稻谷翻金浪，映日棉花乱白帆”、杨利国的“柳浪闻莺春浩荡，苔痕著雨燕飞扬”也工整对称，处处透露出格律美所具有的特殊韵味。再如陆诚的“南湖碧水忆船篷，九十五年惊世功。抗战八年歼日寇，挥戈三载灭蒋凶。”、栾兴霖的“千年古国正飞腾，美好宏图伴日升。经济繁荣争首位，科研发展上高层。”都押韵规范，音韵和谐，深得诗词音乐美感之妙。
　　中国古典诗词、楹联的美还在于它的自然美。这种自然美展示的是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大好河山，蕴含的是中华民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诗意理念。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范仲淹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边塞风情;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春色;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山水田园;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湖光山色，还有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诗人对于自然美的热爱和讴歌不是作为旁观者的欣赏，而是把自然作为交流和倾诉的对象，达到物我相融、物我相忘、人与自然共生共长的境界。为此，才有了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才有韩愈眼中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才有姜夔“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诗词的直观鉴赏，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热爱，但根本的目的更多的还是借物言志、寄情山水、感悟人生。也正因为中国古典诗词所标识的自然景象，让散布在中华大地上冰冷生硬的地理景观和山水楼台，有了精神支撑、人文温度。我们心中的苏州，成了寒山寺，成了“夜半钟声到客船”;我们想到的武汉，是黄鹤楼，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遥望的西域，是玉门关，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拾韵七乡》一书，这方面的成功作品更多，诗人词家们都怀着对文山这片热土的挚爱，尽情抒发他们对家乡、对故土、对山川、对江河的情感，无论借物言志、寄情山水，还是感悟人生，都有独到之处。如孙玉发的《玉簟秋·悠儃文山》“神草三七誉五洲，头子抠抠，票子收收。春风滚过万家楼，水漫沟沟，蘖满蔸蔸。少数民族自治州，燕子啁啁，日子悠悠。芦笙铜鼓共绸缪，媚眼，步子嗖嗖。”又如李凤道的《秋赏三腊瀑布》“气势磅礴飞泻流，晴空雷震吼山沟。九天河水云中落，银练三跌壮晚秋。”又如李权扬的《广南春色》“雨滋三春草，风送一缕香。垂柳青眼，樱花赛红妆。衔山刚半吐，映水便成双。悦耳琴声远，弦歌感人肠。”再如范光华的《游半边寺》（一）“半壁灵崖耸半天，飞阁振翅落山间，登临绝境生无憾，圣地留得洞府仙。”都不失为这方面的佳作。而黄子胜的《山野行》（一）“岗缠千重翠，连峰高复低。梯田铺碧毯，白鹭戏清溪。水绕幽深境，松盈灿烂曦。莫疑高路隐，云外啼犬鸡。”则道尽了山村神韵，尤其是“云外啼犬鸡”一句，让人忍不住玩味，如品佳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