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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那年43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
“不言而喻，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陕北小城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除却插在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
“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图② 《1937，延安对话》英文原版
图③ 1937年，托马斯·亚瑟·毕森和朋友们到访延安
高度坚定、高度自信、高度乐观——在1937年的延安，到处都充溢着这样的情绪，尽管这里的人们刚走过漫长而悲壮的长征路，物质上极度贫乏。毕森说：“因为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毕森从信仰上帝的传教士，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贾菲夫妇了解到陕北红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向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汇报，成立“国际援华委员会”，筹款募捐，派遣以白求恩为首的美加医疗小组赴华。
几年前的春天，本书译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李彦，在学校小花园里，突然注意到一棵缀满淡紫色花苞的新栽小树，打听之下，才知道这叫“美洲蕾”。树下的金属铭牌上刻着：“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李彦已经当了20多年学校中文教研室的负责人，却是头一次听说创立中文课程的是个叫毕森的美国人。甚至，她的书架上，还放着一本别人赠送的书——那本仅有七十几页的小册子，正是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毕森延安笔记。带着好奇和使命感，李彦花了两年时间，寻访毕森的朋友、孩子、邻居，像拼拼图一样，还原毕森的一生。
原来，20世纪50年代，回到美国的毕森和他去延安时的同伴拉铁摩尔、贾菲，都“因言获罪”，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毕森一直珍藏着从延安带回来的笔记本，但直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他才等到出版机会。此时，距离他们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已经过去了35年。
李彦曾问毕森的儿子、已是九旬高龄的汤姆，他的父亲是否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汤姆回答：“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
李彦将毕森的故事写成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的毕森延安笔记，引起杂志主编孔令燕的注意，她后来成为《1937，延安对话》的责编。“这是我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孔令燕说，从立项到正式出版，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多，一切都是为了以最好、最饱满的方式，将这本书推出。
孔令燕逢人就推介这本书，还在群里送书给感兴趣的朋友，“我们那些朋友来自各行各业，很有代表性，大家读过之后，给我的反馈非常相似：易读、震撼。”“尤其在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回望历史，反观当下，看看一個西方人记录84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做什么，就知道我们今天宣传的那些纲领性的内容，都是实实在在、毋庸置疑的东西，在书里都能找到对应内容。不忘初心，这本书是件很有说服力的历史证物。”
毕森笔记在不同读者心中，会激起不同的情感。译者李彦在全书中最喜欢的角色，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瑞典司机艾飞·希尔。艾飞出生和成长于内蒙古河套地区，自幼辍学、四处闯荡。他为中国富商和军阀们开过车，也服务过来华游历的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跟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程度，远胜于纸上谈兵的文人墨客。
离开延安后，拉铁摩尔曾问艾飞，觉得毛泽东这个人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责编孔令燕则被毕森的记录，触动了内心深处对家族中人的思考。“我父亲是名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上过朝鲜战场，经历过党前进中的弯路，但他一生坚信共产党，从来没有半点动摇。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他们这代人那么坚定？我爱人的爷爷是位烈士，跟着李大钊侄子李运昌干革命，手里有当地的党员名单和党费。1943年，他被叛徒出卖，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受尽折磨，到死也不说名单和钱在哪里。他就是个农民，为什么能那么坚定？”毕森的笔记，让她更加理解家人的选择，她希望这本书能解答更多人心中的疑惑。
84年前，毕森一行访问延安时，国民党当局实行宣传封锁政策，对中共进行歪曲宣传。“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面临着这类挑战。”李彦说，在国外生活了30多年，她感到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动荡，中华民族的崛起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我最希望的是，这本书能被更多人看到，为人们提供精神鼓舞和力量源泉。”
“不言而喻，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陕北小城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除却插在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
“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高度坚定、高度自信、高度乐观——在1937年的延安，到处都充溢着这样的情绪，尽管这里的人们刚走过漫长而悲壮的长征路，物质上极度贫乏。毕森说：“因为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毕森从信仰上帝的传教士，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贾菲夫妇了解到陕北红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向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汇报，成立“国际援华委员会”，筹款募捐，派遣以白求恩为首的美加医疗小组赴华。
重新发现毕森的“打捞者”
几年前的春天，本书译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李彦，在学校小花园里，突然注意到一棵缀满淡紫色花苞的新栽小树，打听之下，才知道这叫“美洲蕾”。树下的金属铭牌上刻着：“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李彦已经当了20多年学校中文教研室的负责人，却是头一次听说创立中文课程的是个叫毕森的美国人。甚至，她的书架上，还放着一本别人赠送的书——那本仅有七十几页的小册子，正是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毕森延安笔记。带着好奇和使命感，李彦花了两年时间，寻访毕森的朋友、孩子、邻居，像拼拼图一样，还原毕森的一生。
原来，20世纪50年代，回到美国的毕森和他去延安时的同伴拉铁摩尔、贾菲，都“因言获罪”，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毕森一直珍藏着从延安带回来的笔记本，但直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他才等到出版机会。此时，距离他们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已经过去了35年。
李彦曾问毕森的儿子、已是九旬高龄的汤姆，他的父亲是否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汤姆回答：“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
李彦将毕森的故事写成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的毕森延安笔记，引起杂志主编孔令燕的注意，她后来成为《1937，延安对话》的责编。“这是我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孔令燕说，从立项到正式出版，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多，一切都是为了以最好、最饱满的方式，将这本书推出。
孔令燕逢人就推介这本书，还在群里送书给感兴趣的朋友，“我们那些朋友来自各行各业，很有代表性，大家读过之后，给我的反馈非常相似：易读、震撼。”“尤其在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回望历史，反观当下，看看一個西方人记录84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做什么，就知道我们今天宣传的那些纲领性的内容，都是实实在在、毋庸置疑的东西，在书里都能找到对应内容。不忘初心，这本书是件很有说服力的历史证物。”
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毕森笔记在不同读者心中，会激起不同的情感。译者李彦在全书中最喜欢的角色，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瑞典司机艾飞·希尔。艾飞出生和成长于内蒙古河套地区，自幼辍学、四处闯荡。他为中国富商和军阀们开过车，也服务过来华游历的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跟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程度，远胜于纸上谈兵的文人墨客。
离开延安后，拉铁摩尔曾问艾飞，觉得毛泽东这个人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责编孔令燕则被毕森的记录，触动了内心深处对家族中人的思考。“我父亲是名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上过朝鲜战场，经历过党前进中的弯路，但他一生坚信共产党，从来没有半点动摇。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他们这代人那么坚定？我爱人的爷爷是位烈士，跟着李大钊侄子李运昌干革命，手里有当地的党员名单和党费。1943年，他被叛徒出卖，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受尽折磨，到死也不说名单和钱在哪里。他就是个农民，为什么能那么坚定？”毕森的笔记，让她更加理解家人的选择，她希望这本书能解答更多人心中的疑惑。
84年前，毕森一行访问延安时，国民党当局实行宣传封锁政策，对中共进行歪曲宣传。“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面临着这类挑战。”李彦说，在国外生活了30多年，她感到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动荡，中华民族的崛起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我最希望的是，这本书能被更多人看到，为人们提供精神鼓舞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