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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经济学家，曾任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市副市长。自然，有关武汉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他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采访对象。
7月15日，在我们完成了武汉的实地采访之后，辜胜阻接受了《小康》的专访。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小康》：武汉经历了怎样的沉浮？目前在全国处于怎样的位置？
辜胜阻：武汉市1862年被批准设立江汉关正式开埠。在随后的60多年中，内陆的武汉口岸，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沿海口岸对外贸易额比较，武汉曾42年位居第二，18年位居第三。与繁荣的对外贸易配套发展的驻汉洋行曾达250家、华商70多家、报关行130多家；12个国家在汉设有领事馆……
当时的武汉，因处于长江中游形象地被称为“龙腰”，也被洋人艳羡为“东方芝加哥”，而汉口镇也被美誉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正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
建国后，武汉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至改革开放以前，武汉市的经济规模一直在全国排名第四，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武汉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转轨、对非公经济认识、财政体制以及国企改革等方面，武汉的发展逐步落后于其他地区。2006年，珠三角的龙头城市广州的GDP是6068亿元，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的GDP是10297亿元，而武汉的GDP只有2590亿元，全国排名也滑落到十几名。
五大障碍遏制活力
《小康》：大武汉曾经与大上海并称，后沦为“丢失的大武汉”的尴尬境地，根本原因何在？
辜胜阻：武汉地区是背着老工业基地的沉重包袱实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成本相对较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了武汉市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够，具体表现为：第一，市场化程度不高。湖北省的资本构成水平凸显国有资本独大的特征。2005年湖北省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为52.9%，不仅高于48.1%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与同期江苏、北京、浙江、广东和上海的17.8%、19.7%、23.8%、31.7%和32.3%比重相比也差距甚远。第二，外向度较低。从进出口方面来看，2003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597.5美元、8777.0美元和1784.9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129.9美元；“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出口额分别为14966.79、4663.04和620.9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66.18美元。从外商投资方面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336.18美元、544.06美元和81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64.99美元。 这说明武汉城市圈在利用外部资源整合本地资源的能力方面不强。第三，企业家人力资源匮乏。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的江苏和浙江，当地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那里拥有一大批敢冒风险的企业家人才。对武汉而言，虽然拥有大批科技人才，但只有科技人才和企业家联手，才能够使科研成果的转变在市场条件下顺利实现。第四，产业高新化和集群化程度偏低。据2006年各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当年实现产值分别为4460.97亿元、3010.7亿元、2187.57亿元，武汉市仅为1100.4亿元。此外，武汉的产业集群化程度低也是同沿海的重要差距。由于缺乏根植于区域内社会文化背景的创新网络和柔性专业化分工出现了 “集”而不“聚”的现象。第五，内陆观念较强。武汉城市圈所体现的中部地区相对保守的内陆观念文化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较优势奠定基础
《小康》：武汉的优势在哪里？
辜胜阻：按照“十一五”规划，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布局可以概括为“四个板块”和“三大经济圈（城市群）”。其中“四个板块”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即西部开发、东北转型、东部领跑和中部崛起。同时我国目前形成的三大经济圈（城市群），即“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在这种区域经济格局下，以武汉为龙头的区域经济是协调区域经济增长、改变中部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板”地位的重要支撑，承载着实施“中部崛起”的重担。
总体而言，武汉市具备以下比较优势：第一，成本优势。武汉地处中部，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武汉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总体水平明显偏低。第二，产业基础。武汉城市圈具有比较完备的产业基础，尤其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实力较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第三，资源禀赋。武汉城市圈内及周边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一方面武汉水资源以及水电量排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临近省份的煤炭、有色金属资源也十分充裕，供给方便。同时，武汉城市圈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科教中心和智力密集区，人才储备量和科研能力占据绝对优势。第四，区位优势。武汉城市圈的区位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中转性”和“过渡性”，在国家的整个区域经济中起着重要的过渡和对接作用。同时，武汉城市圈还处于几个城市圈连线的交点上。在 “十字中心”的位置使武汉城市圈具有显著的市场辐射力。第五，市场空间。武汉城市圈所居于的长江中游地区人口众多，交通便捷，物流通畅，可开发的市场空间不可限量。
创新战略舞动龙腰
《小康》：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武汉应该如何定位？
辜胜阻：武汉在某些方面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然而这些有利的资源条件和潜力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有新战略思维。在武汉腾飞的过程中，应把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作为中部崛起的基点。
第一，推进武汉城市圈的网络化和组团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武汉城市圈虽然在构建条件上基本符合城市群的要求，但在经济实力上只是中国中部第二个等量级的城市“组团”。当前的武汉必须努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的都市网络化和圈层化，在强调城市中心的集聚性、城市圈的通达性基础上，更突出城市圈的结构性和网络性。因此，要明确城市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城市节点——网络——乡村腹地”的作用，通过城市圈内资源共享、基础设施畅通、市场一体化，推进都市网络化和圈层化。
第二，提升产业集群，把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做强，推动新型工业化。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竞争力所在和创新源泉。武汉城市圈具有集群的基础，但还要提高产业集群的层次武汉城市圈必须从市场竞争出发，以产业链为突破口，在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上，形成以区域协调，有机聚合，分工协作，网络创新为特征的完备产业集群体系。
第三，实施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创新，增强企业开发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的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在国际企业经营从产品经营、资本经营向品牌经营转移的趋势下，中部和武汉城市圈的企业也必须跳出“低技术、无品牌”的陷阱。通过研发自主技术，打造一批有特色的自主品牌，进而走出价值链的低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中部崛起”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
第四，重塑区域经济文化，营造城市圈发展的良好环境。中部经济文化创新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独赢”到“多赢”。重塑中部经济文化，就要提倡合作精神，在竞争中合作，反对过度无序竞争和“独赢”意识，提倡“双赢”和“共赢”。二是从“守财”到“守信”。现代商品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只有守信才能获取更多的财富。三是从“精明”到“高明”。要改变中部地区在“小事”、“小利”“小节”上过分精明的文化，从“精明”走向“高明”，算大帐，谋大局，从长计议，把企业做大做强。四是从“易变”到“守恒”。中部地区要改变“易变”和“多变”的局面，对于确定的目标要坚守坚持，用一种更加执着的精神把优势产业做得更精。五是从“重名”到“务实”。“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实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值得中部学习借鉴的。要放弃好高骛远的心理，立足本地资源和优势，从小做起，如同浙江的“块状经济”一样，“一镇一品”，做专做精。
7月15日，在我们完成了武汉的实地采访之后，辜胜阻接受了《小康》的专访。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小康》：武汉经历了怎样的沉浮？目前在全国处于怎样的位置？
辜胜阻：武汉市1862年被批准设立江汉关正式开埠。在随后的60多年中，内陆的武汉口岸，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沿海口岸对外贸易额比较，武汉曾42年位居第二，18年位居第三。与繁荣的对外贸易配套发展的驻汉洋行曾达250家、华商70多家、报关行130多家；12个国家在汉设有领事馆……
当时的武汉，因处于长江中游形象地被称为“龙腰”，也被洋人艳羡为“东方芝加哥”，而汉口镇也被美誉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正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
建国后，武汉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至改革开放以前，武汉市的经济规模一直在全国排名第四，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武汉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转轨、对非公经济认识、财政体制以及国企改革等方面，武汉的发展逐步落后于其他地区。2006年，珠三角的龙头城市广州的GDP是6068亿元，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的GDP是10297亿元，而武汉的GDP只有2590亿元，全国排名也滑落到十几名。
五大障碍遏制活力
《小康》：大武汉曾经与大上海并称，后沦为“丢失的大武汉”的尴尬境地，根本原因何在？
辜胜阻：武汉地区是背着老工业基地的沉重包袱实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成本相对较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了武汉市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够，具体表现为：第一，市场化程度不高。湖北省的资本构成水平凸显国有资本独大的特征。2005年湖北省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为52.9%，不仅高于48.1%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与同期江苏、北京、浙江、广东和上海的17.8%、19.7%、23.8%、31.7%和32.3%比重相比也差距甚远。第二，外向度较低。从进出口方面来看，2003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597.5美元、8777.0美元和1784.9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129.9美元；“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出口额分别为14966.79、4663.04和620.9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66.18美元。从外商投资方面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336.18美元、544.06美元和81美元，而武汉城市圈仅为64.99美元。 这说明武汉城市圈在利用外部资源整合本地资源的能力方面不强。第三，企业家人力资源匮乏。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的江苏和浙江，当地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那里拥有一大批敢冒风险的企业家人才。对武汉而言，虽然拥有大批科技人才，但只有科技人才和企业家联手，才能够使科研成果的转变在市场条件下顺利实现。第四，产业高新化和集群化程度偏低。据2006年各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当年实现产值分别为4460.97亿元、3010.7亿元、2187.57亿元，武汉市仅为1100.4亿元。此外，武汉的产业集群化程度低也是同沿海的重要差距。由于缺乏根植于区域内社会文化背景的创新网络和柔性专业化分工出现了 “集”而不“聚”的现象。第五，内陆观念较强。武汉城市圈所体现的中部地区相对保守的内陆观念文化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较优势奠定基础
《小康》：武汉的优势在哪里？
辜胜阻：按照“十一五”规划，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布局可以概括为“四个板块”和“三大经济圈（城市群）”。其中“四个板块”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即西部开发、东北转型、东部领跑和中部崛起。同时我国目前形成的三大经济圈（城市群），即“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在这种区域经济格局下，以武汉为龙头的区域经济是协调区域经济增长、改变中部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板”地位的重要支撑，承载着实施“中部崛起”的重担。
总体而言，武汉市具备以下比较优势：第一，成本优势。武汉地处中部，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武汉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总体水平明显偏低。第二，产业基础。武汉城市圈具有比较完备的产业基础，尤其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实力较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第三，资源禀赋。武汉城市圈内及周边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一方面武汉水资源以及水电量排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临近省份的煤炭、有色金属资源也十分充裕，供给方便。同时，武汉城市圈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科教中心和智力密集区，人才储备量和科研能力占据绝对优势。第四，区位优势。武汉城市圈的区位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中转性”和“过渡性”，在国家的整个区域经济中起着重要的过渡和对接作用。同时，武汉城市圈还处于几个城市圈连线的交点上。在 “十字中心”的位置使武汉城市圈具有显著的市场辐射力。第五，市场空间。武汉城市圈所居于的长江中游地区人口众多，交通便捷，物流通畅，可开发的市场空间不可限量。
创新战略舞动龙腰
《小康》：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武汉应该如何定位？
辜胜阻：武汉在某些方面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然而这些有利的资源条件和潜力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有新战略思维。在武汉腾飞的过程中，应把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作为中部崛起的基点。
第一，推进武汉城市圈的网络化和组团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武汉城市圈虽然在构建条件上基本符合城市群的要求，但在经济实力上只是中国中部第二个等量级的城市“组团”。当前的武汉必须努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的都市网络化和圈层化，在强调城市中心的集聚性、城市圈的通达性基础上，更突出城市圈的结构性和网络性。因此，要明确城市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城市节点——网络——乡村腹地”的作用，通过城市圈内资源共享、基础设施畅通、市场一体化，推进都市网络化和圈层化。
第二，提升产业集群，把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做强，推动新型工业化。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竞争力所在和创新源泉。武汉城市圈具有集群的基础，但还要提高产业集群的层次武汉城市圈必须从市场竞争出发，以产业链为突破口，在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上，形成以区域协调，有机聚合，分工协作，网络创新为特征的完备产业集群体系。
第三，实施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创新，增强企业开发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的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在国际企业经营从产品经营、资本经营向品牌经营转移的趋势下，中部和武汉城市圈的企业也必须跳出“低技术、无品牌”的陷阱。通过研发自主技术，打造一批有特色的自主品牌，进而走出价值链的低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中部崛起”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
第四，重塑区域经济文化，营造城市圈发展的良好环境。中部经济文化创新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独赢”到“多赢”。重塑中部经济文化，就要提倡合作精神，在竞争中合作，反对过度无序竞争和“独赢”意识，提倡“双赢”和“共赢”。二是从“守财”到“守信”。现代商品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只有守信才能获取更多的财富。三是从“精明”到“高明”。要改变中部地区在“小事”、“小利”“小节”上过分精明的文化，从“精明”走向“高明”，算大帐，谋大局，从长计议，把企业做大做强。四是从“易变”到“守恒”。中部地区要改变“易变”和“多变”的局面，对于确定的目标要坚守坚持，用一种更加执着的精神把优势产业做得更精。五是从“重名”到“务实”。“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实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值得中部学习借鉴的。要放弃好高骛远的心理，立足本地资源和优势，从小做起，如同浙江的“块状经济”一样，“一镇一品”，做专做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