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迹象来看,这是一场“热身赛”。
　　虽然不在坎昆召开,却又是一场离不开坎昆这个话题的碰头会。从与会代表中可以看出,今年坎昆气候大会的阻力并不小于去年的哥本哈根大会。
　　“相信坎昆能够达成一个国际协议,但也不能预期过高。我们要记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是UNFCCC,第一个C是哥本哈根,第二个C是坎昆,第三个C就是开普敦。如果坎昆失败了,还有开普敦。”在5月8日北京举行的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上,印度环境与森林部国务部长拉梅什的一番话,令与会者们发出会心的笑声。
　　尽管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多个地方都刚刚遭遇了近30年来最冷的冬天,但却没有冷却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的热度。参加当天会议的有联合国副秘书长、尼日利亚前总统这样的政要,也有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的专家,还有跨国公司高管、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等。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发言为本次会议拉开序幕。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何去何从,国内政策如何制定,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与专家都给出了近似一致的看法:
　　“现在的局面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国际谈判处于一个更加现实的阶段,人们可能失去了激情和热情;另一方面,各国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都在不断发展,尤其在科技领域,大家都在努力将最好的科学家聚集到一起寻找解决方案。”
　　在新西兰贸易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部部长格雷泽的这番发言之后,很多代表都表示了赞同——“我们的科研有了很大进展。尽管目前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仍有质疑,但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而且即使将气温上升的阈值定为2℃,实现起来都很难。”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苏塞克斯能源组主任吉姆·沃茨森如是说。
　　而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则指出,到2050年,世界经济的规模将是现在的4倍,要维持现在的排放水平,就要把现在的排放水平降到1/4。“这个结论是惊人的,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全球二氧化碳控制体系,不是基于某个绝对利益,而是基于全球的框架之上。”
　　他还坦言,有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如果说外部的法律约束就意味着外国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控制,那就不愿意接受这种法律约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可以在一个可信的透明的框架内确定减排目标”。
　　“发达国家不愿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在我看来,这既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认为,发展清洁能源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利润。他举例说,根据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清洁能源的总投资高达346亿美元,居世界首位;美国是第二名,186亿美元。
　　对于资金与技术转让问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也指出,哥本哈根会议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提出了中期减排目标,宣布了将提供快速启动资金的具体数额,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交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关键的是把各国所表达的政治意愿和所做出的承诺变成现实的行动,切实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技术创新和转让对于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至关重要。
　　对于即将在本国召开的下一轮气候谈判,墨西哥环境部部长克萨达展望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影响到坎昆会议的进程。我们要看到快速启动资金的实施,这是很多国家所要求的,还有减少森林砍伐所带来的排放,以及国家适应计划的基金。”
　　格雷泽的话讲出了大多数参加过去年谈判的人们的感受——“去年12月,当我离开哥本哈根的时候,觉都没有睡好,一直在试图了解这个会议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现在,我们已进入一个政治更加成熟的谈判阶段。坎昆会议很有可能不会成功,但我们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更多的投资,以及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