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迟领养老金”，以及“以房养老”意见所激起的舆论氛围中，我捕捉到了一种社会焦虑：老了，养老不会主要还得靠自己吧？
　　抗伤害能力相当弱的人民群众如是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以后真的主要靠自己去当园丁、去抵押房产养老，那么现在、以前和以后，每个月交的养老金，又算怎么回事呢？这些钱，在现在，也许还有未来，到底去了哪儿，养谁去了？
　　假定这类情境发生在西方，一定有这样的声音响起：既然养老制度这一“社会合作”很不公平—或许还异化为掠夺游戏—那么，一个人有退出它的道德权利吗？他就不交本是强制性交纳的养老金了，以后养老自己搞定，自生自灭，命苦的话绝不怨政府和社会。
　　很阴暗地猜测一下，也许有当官的巴不得有老百姓这样想，这样干。毕竟，作为代理人，养老保障是政府的一项责任。你主动把自己的权利给放弃了，不去找政府负责，那真的是太好了，多好的人民啊！
　　可是，一个人想这样干，政府也欢迎他这样干，并不能马上证明他和政府真有可以这样干的道德权利。毕竟，这是一个社会合作，除了他，政府，还有第三个合作方：别人。他的道德权利能否证成，某种意义，可能还取决于他退出社会合作的行为对他人处境、命运的影响。
　　在逻辑上，很可能有这种极端情况，就是无论是否能够预期老了自己可以养老，大家都不干了，从而，使退出养老的社会合作变成了一种集体意志。那这个时候，既然是集体选择不玩这个游戏，放弃社会合作会带来的集体收益，虽然让人深感遗憾，似乎也并无不可。
　　但如果不是集体选择，而是在一些人想退出养老制度这一社会合作，但却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老了根本不可能靠自己养老的底层工人、孤寡老人等群体—不干呢？这些想不玩这个游戏的人，有退出的道德权利吗？

如果以后真的主要靠自己去当园丁、去抵押房产养老，那么现在、以前和以后，每个月交的养老金，又算怎么回事呢？这些钱，在现在，也许还有未来，到底去了哪儿，养谁去了？

　　一种站在“自由”角度的观点会回答说：当然有。你不能强迫我加入某种无论是否对我有利的社会合作。尤其是，你不能对我说，以后对我有好处，所以，你现在要先为这个社会合作贡献一点成本（每个月扣养老金）—这非常类似于，你给我一张未来的空头支票，然后叫我现在付钱！而如果这个社会合作不公平（比如有人交养老金，以后可能还领不到，而有的人没交，领到的是别人的几倍），我有退出它的道德权利就更明显了。
　　看起来，这个观点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可是它仍有遗憾之处：放弃了社会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它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你的退出如果把别人置于危险、伤害之中，是否可以得到辩护？
　　于是，有另一种观点，从“责任”的角度上反驳说：一种用来防御伤害、创造集体收益的社会合作，大概不是我们想退出，就有退出的道德权利的。比如，如果你退出“国家”这个集体契约，似乎不可能那么理直气壮，因为这会使大家面临“自然状态”的危险。而很清楚：他人可能会经历的危险，以及可能承受的伤害性后果，某种程度上会限制我们做一件事情的道德权利。
　　但当然，这样的反驳，忽略了社会合作是否公平。可以肯定的是：强迫一个人参与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合作，道德上是错的。
　　因此，如果一种社会合作，真要有道德上的强制性权利的话，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它是公平的；二、它能带来集体收益。比如在养老制度中，作为代理人和责任者的政府，必须坚守政治信用，让已经参与了合作的人们对未来领养老金有明确的预期；而所有参与合作的人，无论是底层工人，还是公务员，都应为合作承担大致同等的成本，并享受大致同等的收益。
　　这大概也是中国养老制度改革不能放弃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