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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书的历史绵延至今,“子孙永保”的理想终成幻影,“耕读传家”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继承。综观百余年来的书史,中国旧书业发展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旧书业的发达与繁荣更多地则取决于大众知识分子的行为和精神趋向。
书林掇英 ——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
魏隐儒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书林浩瀚觅知音,魏隐儒先生的古籍版本学著作《书林掇英》经李雄飞整理校订,以皇皇80余万字的规模重新面世,实在是嘉惠学林的一大幸事。解放后,魏先生调转入新华书店,饱览古籍善本;1957年中国书店成立以后,他被调去编辑《古旧书刊介绍》,向学术界推荐从各地搜访来的古旧书刊中的善本。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积累下的鉴定笔记,终成如今展阅于读者眼前的《书林掇英》,沉甸甸的不仅是该书近800页的厚度,更是一位历经风霜的博学老人记录下的与古籍相伴一生的岁月。
书缘与人缘
《书林掇英》是20世纪50至80年代魏先生在中国书店、各种古籍展览及受托到全国各地审定善本的经眼录。全书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有小说、戏曲,附录丛书,凡著录图书2830种,其中小说297种,戏曲587种,合之比集部的857种还多,成为该书的一个特色。书中记录的古籍善本几乎涵盖所有的版本形式,刻本、餖版印本、拓印本、磁版印本、钤印本、活字印本,贯穿宋、辽、金、元、明、清数代,还有高丽、日本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的刻本。魏先生对每一种善本除介绍书名、卷数、作者、断代、行格、版式、刻工、题跋、藏印、纸张等基本情况外,还记录了该书的访得过程、当时的定价及旧藏、现藏于何处,文字精审质朴,读之如身临古籍审定现场。
在传统版本目录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丰富而独到的鉴赏经验,使得该书具有集大成的时代特色。魏先生以真知灼见纠前人之误,如原是故宫旧物的四卷《毛诗》,《天禄琳琅书目》认为是宋活字本,他凭残存的卷四考订此著录有误,按语云:“以其字体、纸、墨、版式,风格细审,当系明正嘉间活字印本,……有人疑为宋泥活字本,亦非。其实当明正嘉间正是覆刻宋本最盛时期,常以宋刊为底本,因之由此产生误解。原北京图书馆藏有三册,此本亦归之,破镜重圆矣。”(第17页)魏先生常以细节作为确定古籍版本的依据,如唐庚《眉山集》著录为“清雍正三年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本”,因“几与雕版无异”,北京市文物局、黑龙江大学所藏皆误定为刻本,而魏先生认定为活字本的依据是版心鱼尾摆离开了左右行线,这虽是活字本的基本特征,但常为人忽略,不起眼处成为审定的关键,此类案例在《书林掇英》中俯拾皆是。遇及旧日书商篡改作伪,他不仅从书的内容本校,还与其他相关版本进行比照,发现作伪者的蛛丝马迹。这些真实的鉴定过程是魏先生作为专家的独门秘诀,书之于纸,便成为后辈学习的宝贵经验。
《书林掇英》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色,即作者的按语非常精到。寥寥数行文字,不仅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古籍的特征,对名家题跋的记录也不吝笔墨,使读者不必亲见原书就能掌握其概貌;按语又以精炼的语言介绍原著者的生平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扩展知识阅读。在审定图籍时还向专家学者请教,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毛氏汲古阁刻《汉书》,向达先生鉴定认为其中刘文淇题跋无疑,何焯的批点可能是过录。明代蓝格钞本《木讷先生春秋经筌》残卷,藏家王文进鉴定为天一阁旧藏散出者,魏先生介绍王,“北京市中国书店成立,聘为顾问。1958年病卒于北京”,寥寥数笔足见先生对同行老友的尊重怀念。小说类有很多意见采自古典文学研究者、藏书家吴晓铃先生,如元末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仅残存一叶,经吴先生研究,《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即依此改写。耳语闲谈之余体现出前辈学者严谨谦虚的治学精神。
我国仅有的一部朝鲜瓢活字本《论语集注大全》,是抗战时雒氏书商从吉林长春朝鲜书商手中购得,50年代将此书售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向达馆长,当时仅索值200元。“据称,朝鲜南部盛产大瓢,皮厚,民间用以刻活字印书”。李雄飞的整理按语有的是对原文的补充,有的纠正魏先生著录之误,亦是锦上添花。
古书之流转
《书林掇英》全书所著录的古籍大多见于50年代后,时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淘书者遍迹全国搜访散落四方的古籍善本。书中所记录的古籍采访人有带经堂的王士英,育民书店的洛云培,新民书店的张寿鹏,文奎堂书店的刘满进,修绠堂的孙助廉,二希堂的王希华,三友堂的于铭,大雅堂的李拔元,文殿阁的王平斋,文渊阁的李殿臣、萧文豹,中国书店的白廷智、吴希贤、魏广洲,东来阁的李佩亭,来薰阁的陈济川,信义书店的韩信义,效贤阁的裴效先,鸿文阁的王文礼、葛鸿年,邃雅斋的董惠卿等,皆为长年走动于书坊的民间学者,他们与古籍亲密接触,挽救了大批流离失所的古旧书。那时的古旧书店多集中于北京的琉璃厂和隆福寺街,不仅如黄裳序所言:“建国前后迄于今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旧书流转踪迹,大致是得到了反映的”,扬州、南昌,远至广州、福州、福建莆田,南方古书的精要也为作者目光所及,大致可一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古籍的流转概貌。
从魏先生的字里行间能读出一部古籍的艰辛流传史。明嘉靖间刻本《中原音韵》是“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造纸厂收购的大批造纸原料旧书中抢救出来的”(第76页);元元统甲戌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已流入东瀛,清光绪庚寅黎庶昌出使日本时访得,携回国”(第78页);宋昭定二年池州张洽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此书为山西省祁县图书馆一直作为明本收藏,1978年余被邀往太原讲授古籍版本课,祁县馆胡乐云同志听课后回馆编目时,发现原来著录明刊有误,带来北京鉴定后改正。”(第318页)经历过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古籍如人,命途多舛。
累累的藏书印昭示很多旧籍原属私人所藏,从中可推知古书的授受源流,《书林掇英》著录的古籍转藏多家,汲古阁、范钦天一阁、“吴兴周氏亦足斋藏”、“季印振宜”、“四明卢氏抱经楼珍藏”、“王鸣盛印”、“海宁陈鳣观”、“铁琴铜剑楼”、刘承干嘉业堂、蒋光堉衍芬草堂等多属古代藏书名门,还有故宫旧藏、清内阁大库散出者。汪宪“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经部2种,史部5种,子部1种,集部56种,其中有汪宪辑清乾隆钞本《宋金元明赋选》,前扉有王鸿朗跋云:“此系汪鱼亭手稿之副本,海内孤本,咸丰中兵燹流离,幸未失坠,但已不全,光绪元年仍归故主。”(第505页)魏隐儒云:“振绮堂所藏书于1956年散出一批,为北京隆福寺街修绠堂书店孙助廉访得大部,皆罕传善本,郑振铎、赵万里先生闻悉,争睹为快,分为购藏。”(第439页)郑、赵二先生的“争睹为快”,尤其郑振铎视书如命,逝后所藏捐于国家图书馆,令后人为收藏家们对“罕传善本”的珍惜之情而感动。近现代藏家有傅增湘、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李盛铎、刘盼遂、郑振铎、周叔弢、柯逢时、于莲客等。还有一位特殊的“收藏家”康生,作者1979年在故宫整理康生古籍时发现很多珍贵善本,如宋末坊刻巾箱本《礼记》,按语云:“此书为清宫散出者,为藏书家于莲客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出让一册,归邓拓购藏。‘文化大革命’中又散出九册,连同邓拓所藏一册,共十册,统上世纪归康生掠为己有。”(第33页)很多原为傅惜华、傅增湘、刘盼遂等学者所藏书,被“文革”小组抄得后,定价数千元的即被康生以数元的象征价获得,并以“张三洗”名钤于书上。虽然康生在特殊时期恶名昭著,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若没有“张三洗”的特殊照顾,这些旧籍恐怕会和许多同时代的珍贵文物一道遭遇灰飞烟灭的厄运。
这些“曾在某家”的故籍,魏隐儒访书时已被各省市、各大学图书馆、文物局等公共机构及专门机构收藏,笔者翻阅全书,结合魏先生的原文和李雄飞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文献的补充,大致整理出如下数据:
一、东北地区:省市图书馆8,高校图书馆2,科研机构1,博物馆1;藏书总计185种。具体情况是(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藏书有5种及以上单位,下同):
旅大市图书馆69,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图书馆44,辽宁省图书馆36,吉林省图书馆11,大连市图书馆5。
二、华北地区:省市图书馆11,高校图书馆15,科研机构11,博物馆3,其他(指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出版社等,下同)7;藏书总计1485种。具体情况是:
北京图书馆803,北京大学图书馆185,中科院文学研究所71,首都图书馆69,中国科学院图书馆62,清华大学图书馆60,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34,北京市文物局25,历史研究所20,历史博物馆18,戏曲研究院12,文学艺术研究院15,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1,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1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0,中央党校图书馆8,国家文物局7,天津市人民图书馆6,南开大学图书馆6,山西省图书馆6,中科院语言研究所5。
三、华东及华南地区:省市图书馆11,高校图书馆15,博物馆7,其他7;藏书总计507种。具体情况是:
上海图书馆243,南京图书馆104,浙江省图书馆36,复旦大学图书馆19,山东省图书馆14,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13,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2,福建省图书馆6,杭州大学图书馆6,安徽省图书馆5。
四、华中及西部地区:省市图书馆11,高校图书馆9,科研机构1,其他2;藏书总计77种。具体情况是:
重庆市图书馆13,湖北省图书馆11,江西省图书馆10,湖南省图书馆7。
以上统计虽失之粗略,但大致能反映全国古籍收藏的地域分布,历史和实际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导致古旧书业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更多地接续传统:北京始终是全国最大的古书聚散地,以之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凭借发达的经济、文化优势占有了全国大部分古书资源,并向外围辐散;东北三省虽是前代皇家重地,然较京津地区以及东南地区而言,文化资源相对匮乏,古书源源流入各省图书馆;辽宁省的旅大市图书馆购入明清小说善本多达52种,特色更为明显。从《书林掇英》看,古书流转活跃于上世纪50、60年代,“文革”期间停滞,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振兴,此时期大批学校和文化机构兴建,积极吸纳古书,尤其是大型图书馆、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具备强大的资金及科研实力,不惜重金购藏古书,累积文化资源。
除公共藏书机构以外,书中提及的私人收藏家则只有郑振铎、赵万里、周叔弢、李一氓、傅惜华、刘盼遂、孙定国、康生等寥寥数位,他们的藏书于逝后多捐赠公共图书馆。私家藏书的历史绵延至今,“子孙永保”的理想终成幻影,“耕读传家”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继承。古书渐渐集中于大型图书馆,文化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曾经散布在民间的藏书楼、藏书家零落殆尽。文化资源分布格局的改变,导致学术文化分布格局的新变,从此很难见到地方性的文学流派、学术流派,文化和学术最终集中于大城市。
古书“身价”及古旧书业何去何从
古籍善本作为古董收藏由来已久,为古籍议价既不失其身价又符合市场规律实非易事。魏先生所录的收售书价,颇具史料价值。书中所载的善本最便宜的如郑振铎以2元购藏的清乐意吟馆刻《品芳录》;最贵的是明万历江西刻《水经注笺》俞樾批校本,“朱黄满卷,价3000元”。又如八卷宋刻本《楚辞集注》,原为关蔚煌旧藏,因不见著录于各家书目,中国书店的白廷智误作高丽本以20元收入,然经价格研究组讨论,此书不但是宋刻,而且是海内孤本,最终定价2000元售归北京图书馆,并向关家说明情况补价300元。《校补金石例四种》作一般书以4元收进,后来发现是清道光十二年李瑶泥活字印本,北大、北图争购,后在本馆检索皆发现。“此本马上升值,价100元,归周叔弢先生购藏。”在古籍鉴定过程中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重大疑误,遮掩了善本的真正价值,亦可见鉴定工作之难。古籍的价格从数元到数百元不等,以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水平来衡量应能列入奢侈品行列了,在物质清贫的年代,无怪乎散出的书籍越来越多,私人藏家越来越少。
《书林掇英》的问世,与王文进的《文禄堂访书记》、孙殿起《贩书偶记》、严宝善《贩书经眼录》、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书林琐记》等组成一个贩书掌记的系列。淘书客们用毕生精力丰富书业文明,实践与理论相成,字字皆辛苦,书写了深厚的书友情谊和拳拳的爱书情结,酿成了浓浓的书卷气息和醇美的书香,较之中规中矩的学者型藏书目录,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贩书目录之学。综观百余年来的书史,中国旧书业发展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旧书业的发达与繁荣看似与社会、经济的状况有联系,然而更多地则取决于大众知识分子的行为和精神趋向。《书林掇英》记录的近40年书史,正处在社会动荡及复兴的年代,诚然,遭遇战争、政治的厄运,很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性命忍痛割爱,而如郑振铎等的真爱书人则是“以个人的爱好和力量,数十年如一日地积极抢救古旧书刊的文化义士”(徐雁《中国旧书业百年》,第460页),巴金先生当年曾批评其“抗战”期间抢救古书,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数十年后巴金先生反省道:“……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小商人生活,在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翻印出来的一套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中国旧书业百年》,第463—464页)。然而在千年后的今天,古旧书业不得不面临夹缝中生存的窘境,这门个人化的民间学问渐趋萎缩甚至濒于湮灭。每念及此,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旧时的书坊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装修考究、布局豪华的现代书城,那些“身穿大褂,鼻架老花镜,两臂套着深色袖套,一边捣着浆糊,用小锤敲敲打打,一边与访书者聊聊书林趣事”的老先生们,还有那些曾经陪伴他们的古书,以及他们代表的那个充满墨香的旧书业时代,都一齐成为历史。如黄裳所言:“都是装着满肚子书林掌故的人物,也曾多次劝他们就知见的善本书于藏家流散故实做些记录,迄无结果。他们都已先后去世,我的劝说也成为虚愿。”(书序)魏先生的许多无心之记多少弥补了老学者的遗憾,也如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带领读者走进浩如烟海的书林,走进一个满园奇葩的古籍花园。只愿不被尘封,后人在感慨无可奈何“书”落去的同时,也能俯拾落英,手有余香。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书林掇英 ——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
魏隐儒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书林浩瀚觅知音,魏隐儒先生的古籍版本学著作《书林掇英》经李雄飞整理校订,以皇皇80余万字的规模重新面世,实在是嘉惠学林的一大幸事。解放后,魏先生调转入新华书店,饱览古籍善本;1957年中国书店成立以后,他被调去编辑《古旧书刊介绍》,向学术界推荐从各地搜访来的古旧书刊中的善本。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积累下的鉴定笔记,终成如今展阅于读者眼前的《书林掇英》,沉甸甸的不仅是该书近800页的厚度,更是一位历经风霜的博学老人记录下的与古籍相伴一生的岁月。
书缘与人缘
《书林掇英》是20世纪50至80年代魏先生在中国书店、各种古籍展览及受托到全国各地审定善本的经眼录。全书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有小说、戏曲,附录丛书,凡著录图书2830种,其中小说297种,戏曲587种,合之比集部的857种还多,成为该书的一个特色。书中记录的古籍善本几乎涵盖所有的版本形式,刻本、餖版印本、拓印本、磁版印本、钤印本、活字印本,贯穿宋、辽、金、元、明、清数代,还有高丽、日本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的刻本。魏先生对每一种善本除介绍书名、卷数、作者、断代、行格、版式、刻工、题跋、藏印、纸张等基本情况外,还记录了该书的访得过程、当时的定价及旧藏、现藏于何处,文字精审质朴,读之如身临古籍审定现场。
在传统版本目录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丰富而独到的鉴赏经验,使得该书具有集大成的时代特色。魏先生以真知灼见纠前人之误,如原是故宫旧物的四卷《毛诗》,《天禄琳琅书目》认为是宋活字本,他凭残存的卷四考订此著录有误,按语云:“以其字体、纸、墨、版式,风格细审,当系明正嘉间活字印本,……有人疑为宋泥活字本,亦非。其实当明正嘉间正是覆刻宋本最盛时期,常以宋刊为底本,因之由此产生误解。原北京图书馆藏有三册,此本亦归之,破镜重圆矣。”(第17页)魏先生常以细节作为确定古籍版本的依据,如唐庚《眉山集》著录为“清雍正三年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本”,因“几与雕版无异”,北京市文物局、黑龙江大学所藏皆误定为刻本,而魏先生认定为活字本的依据是版心鱼尾摆离开了左右行线,这虽是活字本的基本特征,但常为人忽略,不起眼处成为审定的关键,此类案例在《书林掇英》中俯拾皆是。遇及旧日书商篡改作伪,他不仅从书的内容本校,还与其他相关版本进行比照,发现作伪者的蛛丝马迹。这些真实的鉴定过程是魏先生作为专家的独门秘诀,书之于纸,便成为后辈学习的宝贵经验。
《书林掇英》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色,即作者的按语非常精到。寥寥数行文字,不仅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古籍的特征,对名家题跋的记录也不吝笔墨,使读者不必亲见原书就能掌握其概貌;按语又以精炼的语言介绍原著者的生平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扩展知识阅读。在审定图籍时还向专家学者请教,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毛氏汲古阁刻《汉书》,向达先生鉴定认为其中刘文淇题跋无疑,何焯的批点可能是过录。明代蓝格钞本《木讷先生春秋经筌》残卷,藏家王文进鉴定为天一阁旧藏散出者,魏先生介绍王,“北京市中国书店成立,聘为顾问。1958年病卒于北京”,寥寥数笔足见先生对同行老友的尊重怀念。小说类有很多意见采自古典文学研究者、藏书家吴晓铃先生,如元末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仅残存一叶,经吴先生研究,《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即依此改写。耳语闲谈之余体现出前辈学者严谨谦虚的治学精神。
我国仅有的一部朝鲜瓢活字本《论语集注大全》,是抗战时雒氏书商从吉林长春朝鲜书商手中购得,50年代将此书售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向达馆长,当时仅索值200元。“据称,朝鲜南部盛产大瓢,皮厚,民间用以刻活字印书”。李雄飞的整理按语有的是对原文的补充,有的纠正魏先生著录之误,亦是锦上添花。
古书之流转
《书林掇英》全书所著录的古籍大多见于50年代后,时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淘书者遍迹全国搜访散落四方的古籍善本。书中所记录的古籍采访人有带经堂的王士英,育民书店的洛云培,新民书店的张寿鹏,文奎堂书店的刘满进,修绠堂的孙助廉,二希堂的王希华,三友堂的于铭,大雅堂的李拔元,文殿阁的王平斋,文渊阁的李殿臣、萧文豹,中国书店的白廷智、吴希贤、魏广洲,东来阁的李佩亭,来薰阁的陈济川,信义书店的韩信义,效贤阁的裴效先,鸿文阁的王文礼、葛鸿年,邃雅斋的董惠卿等,皆为长年走动于书坊的民间学者,他们与古籍亲密接触,挽救了大批流离失所的古旧书。那时的古旧书店多集中于北京的琉璃厂和隆福寺街,不仅如黄裳序所言:“建国前后迄于今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旧书流转踪迹,大致是得到了反映的”,扬州、南昌,远至广州、福州、福建莆田,南方古书的精要也为作者目光所及,大致可一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古籍的流转概貌。
从魏先生的字里行间能读出一部古籍的艰辛流传史。明嘉靖间刻本《中原音韵》是“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造纸厂收购的大批造纸原料旧书中抢救出来的”(第76页);元元统甲戌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已流入东瀛,清光绪庚寅黎庶昌出使日本时访得,携回国”(第78页);宋昭定二年池州张洽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此书为山西省祁县图书馆一直作为明本收藏,1978年余被邀往太原讲授古籍版本课,祁县馆胡乐云同志听课后回馆编目时,发现原来著录明刊有误,带来北京鉴定后改正。”(第318页)经历过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古籍如人,命途多舛。
累累的藏书印昭示很多旧籍原属私人所藏,从中可推知古书的授受源流,《书林掇英》著录的古籍转藏多家,汲古阁、范钦天一阁、“吴兴周氏亦足斋藏”、“季印振宜”、“四明卢氏抱经楼珍藏”、“王鸣盛印”、“海宁陈鳣观”、“铁琴铜剑楼”、刘承干嘉业堂、蒋光堉衍芬草堂等多属古代藏书名门,还有故宫旧藏、清内阁大库散出者。汪宪“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经部2种,史部5种,子部1种,集部56种,其中有汪宪辑清乾隆钞本《宋金元明赋选》,前扉有王鸿朗跋云:“此系汪鱼亭手稿之副本,海内孤本,咸丰中兵燹流离,幸未失坠,但已不全,光绪元年仍归故主。”(第505页)魏隐儒云:“振绮堂所藏书于1956年散出一批,为北京隆福寺街修绠堂书店孙助廉访得大部,皆罕传善本,郑振铎、赵万里先生闻悉,争睹为快,分为购藏。”(第439页)郑、赵二先生的“争睹为快”,尤其郑振铎视书如命,逝后所藏捐于国家图书馆,令后人为收藏家们对“罕传善本”的珍惜之情而感动。近现代藏家有傅增湘、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李盛铎、刘盼遂、郑振铎、周叔弢、柯逢时、于莲客等。还有一位特殊的“收藏家”康生,作者1979年在故宫整理康生古籍时发现很多珍贵善本,如宋末坊刻巾箱本《礼记》,按语云:“此书为清宫散出者,为藏书家于莲客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出让一册,归邓拓购藏。‘文化大革命’中又散出九册,连同邓拓所藏一册,共十册,统上世纪归康生掠为己有。”(第33页)很多原为傅惜华、傅增湘、刘盼遂等学者所藏书,被“文革”小组抄得后,定价数千元的即被康生以数元的象征价获得,并以“张三洗”名钤于书上。虽然康生在特殊时期恶名昭著,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若没有“张三洗”的特殊照顾,这些旧籍恐怕会和许多同时代的珍贵文物一道遭遇灰飞烟灭的厄运。
这些“曾在某家”的故籍,魏隐儒访书时已被各省市、各大学图书馆、文物局等公共机构及专门机构收藏,笔者翻阅全书,结合魏先生的原文和李雄飞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文献的补充,大致整理出如下数据:
一、东北地区:省市图书馆8,高校图书馆2,科研机构1,博物馆1;藏书总计185种。具体情况是(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藏书有5种及以上单位,下同):
旅大市图书馆69,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图书馆44,辽宁省图书馆36,吉林省图书馆11,大连市图书馆5。
二、华北地区:省市图书馆11,高校图书馆15,科研机构11,博物馆3,其他(指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出版社等,下同)7;藏书总计1485种。具体情况是:
北京图书馆803,北京大学图书馆185,中科院文学研究所71,首都图书馆69,中国科学院图书馆62,清华大学图书馆60,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34,北京市文物局25,历史研究所20,历史博物馆18,戏曲研究院12,文学艺术研究院15,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1,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1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0,中央党校图书馆8,国家文物局7,天津市人民图书馆6,南开大学图书馆6,山西省图书馆6,中科院语言研究所5。
三、华东及华南地区:省市图书馆11,高校图书馆15,博物馆7,其他7;藏书总计507种。具体情况是:
上海图书馆243,南京图书馆104,浙江省图书馆36,复旦大学图书馆19,山东省图书馆14,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13,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2,福建省图书馆6,杭州大学图书馆6,安徽省图书馆5。
四、华中及西部地区:省市图书馆11,高校图书馆9,科研机构1,其他2;藏书总计77种。具体情况是:
重庆市图书馆13,湖北省图书馆11,江西省图书馆10,湖南省图书馆7。
以上统计虽失之粗略,但大致能反映全国古籍收藏的地域分布,历史和实际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导致古旧书业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更多地接续传统:北京始终是全国最大的古书聚散地,以之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凭借发达的经济、文化优势占有了全国大部分古书资源,并向外围辐散;东北三省虽是前代皇家重地,然较京津地区以及东南地区而言,文化资源相对匮乏,古书源源流入各省图书馆;辽宁省的旅大市图书馆购入明清小说善本多达52种,特色更为明显。从《书林掇英》看,古书流转活跃于上世纪50、60年代,“文革”期间停滞,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振兴,此时期大批学校和文化机构兴建,积极吸纳古书,尤其是大型图书馆、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具备强大的资金及科研实力,不惜重金购藏古书,累积文化资源。
除公共藏书机构以外,书中提及的私人收藏家则只有郑振铎、赵万里、周叔弢、李一氓、傅惜华、刘盼遂、孙定国、康生等寥寥数位,他们的藏书于逝后多捐赠公共图书馆。私家藏书的历史绵延至今,“子孙永保”的理想终成幻影,“耕读传家”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继承。古书渐渐集中于大型图书馆,文化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曾经散布在民间的藏书楼、藏书家零落殆尽。文化资源分布格局的改变,导致学术文化分布格局的新变,从此很难见到地方性的文学流派、学术流派,文化和学术最终集中于大城市。
古书“身价”及古旧书业何去何从
古籍善本作为古董收藏由来已久,为古籍议价既不失其身价又符合市场规律实非易事。魏先生所录的收售书价,颇具史料价值。书中所载的善本最便宜的如郑振铎以2元购藏的清乐意吟馆刻《品芳录》;最贵的是明万历江西刻《水经注笺》俞樾批校本,“朱黄满卷,价3000元”。又如八卷宋刻本《楚辞集注》,原为关蔚煌旧藏,因不见著录于各家书目,中国书店的白廷智误作高丽本以20元收入,然经价格研究组讨论,此书不但是宋刻,而且是海内孤本,最终定价2000元售归北京图书馆,并向关家说明情况补价300元。《校补金石例四种》作一般书以4元收进,后来发现是清道光十二年李瑶泥活字印本,北大、北图争购,后在本馆检索皆发现。“此本马上升值,价100元,归周叔弢先生购藏。”在古籍鉴定过程中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重大疑误,遮掩了善本的真正价值,亦可见鉴定工作之难。古籍的价格从数元到数百元不等,以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水平来衡量应能列入奢侈品行列了,在物质清贫的年代,无怪乎散出的书籍越来越多,私人藏家越来越少。
《书林掇英》的问世,与王文进的《文禄堂访书记》、孙殿起《贩书偶记》、严宝善《贩书经眼录》、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书林琐记》等组成一个贩书掌记的系列。淘书客们用毕生精力丰富书业文明,实践与理论相成,字字皆辛苦,书写了深厚的书友情谊和拳拳的爱书情结,酿成了浓浓的书卷气息和醇美的书香,较之中规中矩的学者型藏书目录,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贩书目录之学。综观百余年来的书史,中国旧书业发展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旧书业的发达与繁荣看似与社会、经济的状况有联系,然而更多地则取决于大众知识分子的行为和精神趋向。《书林掇英》记录的近40年书史,正处在社会动荡及复兴的年代,诚然,遭遇战争、政治的厄运,很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性命忍痛割爱,而如郑振铎等的真爱书人则是“以个人的爱好和力量,数十年如一日地积极抢救古旧书刊的文化义士”(徐雁《中国旧书业百年》,第460页),巴金先生当年曾批评其“抗战”期间抢救古书,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数十年后巴金先生反省道:“……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小商人生活,在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翻印出来的一套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中国旧书业百年》,第463—464页)。然而在千年后的今天,古旧书业不得不面临夹缝中生存的窘境,这门个人化的民间学问渐趋萎缩甚至濒于湮灭。每念及此,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旧时的书坊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装修考究、布局豪华的现代书城,那些“身穿大褂,鼻架老花镜,两臂套着深色袖套,一边捣着浆糊,用小锤敲敲打打,一边与访书者聊聊书林趣事”的老先生们,还有那些曾经陪伴他们的古书,以及他们代表的那个充满墨香的旧书业时代,都一齐成为历史。如黄裳所言:“都是装着满肚子书林掌故的人物,也曾多次劝他们就知见的善本书于藏家流散故实做些记录,迄无结果。他们都已先后去世,我的劝说也成为虚愿。”(书序)魏先生的许多无心之记多少弥补了老学者的遗憾,也如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带领读者走进浩如烟海的书林,走进一个满园奇葩的古籍花园。只愿不被尘封,后人在感慨无可奈何“书”落去的同时,也能俯拾落英,手有余香。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