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3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和排挤,被撤销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并派往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邓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后在王稼祥、贺昌的支持下,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8月又降为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接任《红星》报的主编工作。面对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同志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身处逆境的他,襟怀坦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对于办报纸,邓小平同志并不陌生,而且还是有一定经验,早在20世纪20年代与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等留学法国巴黎期间,就负责编辑过中共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并被誉为“油印博士”。
印刷《红星》报的油印机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主要任务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主要读者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干部群众。
邓小平同志虽然被降职使用,但他有很强的党性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喉舌和舆论阵地,决心要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接任《红星》报主编后,首先增专栏辟副刊加大了信息量,扩充了军事内容。主要栏目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党的生活”、“革命战争”、“扩大红军”、“新的工作方法”、“捷报”、“红军家信”、“敌后电讯”、“铁锤”、“自我批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军事纪律”、“卫生常识”、“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诗歌”、“红板”、“猜谜”、“小玩意”、“问题征答”等20多个栏目。同时又采用时论、署名文章及专题报道形式,将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部的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和军事战斗情况及时通过《红星》报向广大军民宣传。其次,在办报过程中,为吸引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读报,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注意办好理论性、知识性和文艺性的副刊和专栏。在这些副刊和专栏中,如专栏“列宁室”,主要用以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它曾开展了中央军委马列主义研究会关于“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过《苏联红军之道路》等理论文章,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好作用。还有“红板”、“铁锤”副刊,专门刊登违反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人和事,不论职务大小,都进行点名批评。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在《红星》报上办了“法厅”副刊,专门报道受到军法处罚的案件,以此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通过这些副刊和专栏,有力地揭露和鞭策了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不良现象,使《红星》报发挥了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
红星报
1934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画报》第四期
在《红星》报的栏目中,其中最受广大红军指战员欢迎的要算“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俱乐部”等栏目,它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指战员大量介绍什么是堡垒战、游击战、运动战,在战斗中如何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埋伏和进攻,刺杀、夜袭、侦察的要领,以及枪弹的使用和防病治病、火线救伤等常识。《红星》报的文艺副刊还不定期地刊登红军歌曲和当地歌谣,“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更是办得生动活泼,因而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如1933年第9期《红星》报的“山歌”专栏里发表了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一组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与此相呼应,第15期又专门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们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
为使《红星》报的内容更真实生动,邓小平同志还着力建设一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该报编辑部人手少,很长时间只有“一个主编、一名通讯员”。为了办好这份红军的机关报,邓小平同志不仅从组稿选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印刷发行,样样都身体力行,而且还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聘请了一大批通讯员,组建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其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的干部战士。在这些通讯员中,给该报写稿最多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舒同、袁国平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为《红星》报撰写过不少重要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同志在紧张、繁忙的编辑、采访之余,也亲笔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和社论,仅社论就有《猛烈扩大红军》、《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由于该报刊载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版面生动,通俗易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仅江西苏区一地的发行量就达17300多份。
邓小平编辑《红星》报时用的办公桌椅
由于邓小平同志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能,《红星》报被广大红军指战员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战士的良友”、“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俱乐部”、“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为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1934年10月,邓小平同志随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艰难行军中,他见缝插针,采用手刻蜡版油印的方式坚持办报。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虽然离开了《红星》报,但对如何办好革命报刊,发挥新闻舆论的喉舌作用,仍给予极大的关注。邓小平同志办报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闻史册。
印刷《红星》报的油印机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主要任务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主要读者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干部群众。
邓小平同志虽然被降职使用,但他有很强的党性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喉舌和舆论阵地,决心要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接任《红星》报主编后,首先增专栏辟副刊加大了信息量,扩充了军事内容。主要栏目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党的生活”、“革命战争”、“扩大红军”、“新的工作方法”、“捷报”、“红军家信”、“敌后电讯”、“铁锤”、“自我批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军事纪律”、“卫生常识”、“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诗歌”、“红板”、“猜谜”、“小玩意”、“问题征答”等20多个栏目。同时又采用时论、署名文章及专题报道形式,将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部的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和军事战斗情况及时通过《红星》报向广大军民宣传。其次,在办报过程中,为吸引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读报,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注意办好理论性、知识性和文艺性的副刊和专栏。在这些副刊和专栏中,如专栏“列宁室”,主要用以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它曾开展了中央军委马列主义研究会关于“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过《苏联红军之道路》等理论文章,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好作用。还有“红板”、“铁锤”副刊,专门刊登违反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人和事,不论职务大小,都进行点名批评。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在《红星》报上办了“法厅”副刊,专门报道受到军法处罚的案件,以此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通过这些副刊和专栏,有力地揭露和鞭策了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不良现象,使《红星》报发挥了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
红星报
1934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画报》第四期
在《红星》报的栏目中,其中最受广大红军指战员欢迎的要算“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俱乐部”等栏目,它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指战员大量介绍什么是堡垒战、游击战、运动战,在战斗中如何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埋伏和进攻,刺杀、夜袭、侦察的要领,以及枪弹的使用和防病治病、火线救伤等常识。《红星》报的文艺副刊还不定期地刊登红军歌曲和当地歌谣,“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更是办得生动活泼,因而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如1933年第9期《红星》报的“山歌”专栏里发表了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一组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与此相呼应,第15期又专门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们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
为使《红星》报的内容更真实生动,邓小平同志还着力建设一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该报编辑部人手少,很长时间只有“一个主编、一名通讯员”。为了办好这份红军的机关报,邓小平同志不仅从组稿选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印刷发行,样样都身体力行,而且还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聘请了一大批通讯员,组建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其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的干部战士。在这些通讯员中,给该报写稿最多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舒同、袁国平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为《红星》报撰写过不少重要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同志在紧张、繁忙的编辑、采访之余,也亲笔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和社论,仅社论就有《猛烈扩大红军》、《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由于该报刊载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版面生动,通俗易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仅江西苏区一地的发行量就达17300多份。
邓小平编辑《红星》报时用的办公桌椅
由于邓小平同志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能,《红星》报被广大红军指战员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战士的良友”、“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俱乐部”、“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为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1934年10月,邓小平同志随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艰难行军中,他见缝插针,采用手刻蜡版油印的方式坚持办报。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虽然离开了《红星》报,但对如何办好革命报刊,发挥新闻舆论的喉舌作用,仍给予极大的关注。邓小平同志办报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闻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