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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核全面协议很快将进入落实阶段，前景虽未必看好，但伊核危机软着陆已成定局。进入后协议时代，伊朗可望巩固和扩大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地缘战略利益，而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及制裁的弱化，伊朗可望崛起为地区经济中心。后协议时代，中伊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外部政治压力下降，中伊经贸合作的规模有望扩大，但中国弱势剩余产能将面临严峻的竞争局面。伊朗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融合可望加强，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似可利用协议契机全面提升中伊政治和经济关系，包括正式从战略高度明确定位中伊关系、实行中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
关键词 后协议时代 伊朗的战略地位 中伊关系 “一带一路”
伊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即《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并不必然带来伊核问题的终结。伊核问题的根源在于美伊之间的深度互疑，而技术上的约定，无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消除这种主观上的互疑和敌意。协议是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表现，反映了美国缓和与伊朗36年敌对关系的战略决心，以及伊朗温和派重返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
达成协议被广泛比喻为与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那样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随着协议进入落实阶段，伊朗面临的外部压力将极大缓解，经济制裁可望极大弱化。在此背景之下，伊朗不仅可能崛起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而且将成为重要的地缘经济中心。同时，协议也将改善中伊关系发展的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本文拟分析伊核协议对伊朗战略地位提升，以及对中伊关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升中伊政治经济关系的途径。
一、 后协议时代伊朗的国际环境
伊朗将2015年7月14日签署伊核全面协议视为重大的外交胜利。伊朗主流英文媒体“德黑兰时报”以《历史性协议》为题进行了报道。如此强调其意义固然首先是伊朗伊斯兰政权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但该协议对于伊朗国家发展战略的确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达成协议后，伊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将极大优化。
所谓伊核问题，是指2003年伊朗有关核活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与伊朗之间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性质所产生的国际争议。期间，为迫使伊朗做出妥协，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仅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边制裁伊朗的决议，而且对伊实施了极其严厉的单边经济制裁。伊核问题虽因其潜在的核扩散风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但由于美伊严重互疑，该问题反映的主要是美伊矛盾。
伊核问题影响伊朗国际环境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政治外交压力，二是经济制裁。前者表现为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并动员国际社会对伊朗所实施的政治外交孤立；后者则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自伊核问题成为重大热点问题以来对伊朗实施的各项经济制裁。这些制裁包括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依据的多边制裁，美国以国内法为基础的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的单边制裁，以及欧盟单边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和禁止欧盟国家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运输保险等。
一般认为，经济制裁特别是美国2012年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内的制裁所造成的经济压力，是导致温和派领导人鲁哈尼2013年当选伊朗总统，并导致伊朗最终放弃强硬立场走向谈判桌的关键因素。由于石油领域内的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从2011年的200万桶/每日下降到2012年的100万桶/每日。而美国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尤其沉重地打击了伊朗经济。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主要支付货币的特殊地位，切断了伊朗对外贸易的结算渠道，使得伊朗对外贸易一度陷入瘫痪。
经济制裁在技术层面使得伊朗对外经济活动陷入极其艰难的局面，但经济制裁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原因仍然在于美国对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国家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尽管金融领域内的制裁造成的资金往来方面的困难使得伊朗对外经贸活动的效率大大下降，但并不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事实上，进入2013年以后，伊朗已经探索出诸多规避制裁的办法，包括以货易货、贸易的本币结算、异地结算等。石油领域内的制裁虽取得了效果，但是进入2013年以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开始反弹，原因是一些外交独立性较强的国家逐渐恢复了从伊朗进口石油。
诚然，伊核协议并不能根本性地扭转美伊之间的敌意。2012年好莱坞影片《逃离德黑兰》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大奖，表明时间并没有抚平36年前那场人质危机给美国人心中留下的记忆。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所代表的以色列右翼势力以及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的反伊宣传则进一步助长了上述敌意。同样，伊朗也仍然对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推翻其民选政权以及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行为记忆犹新。而反美主义不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题中之意，更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标志性特征。
伊核谈判的成功进行和协议的签署固然是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鲁哈尼政府顺应潮流主动谋划的结果。鲁哈尼上任之初便明确表示要与国际社会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互动”
强调伊美敌意并非刻在石头上，在伊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通过签署协议，鲁哈尼政府可望达到制裁取消或至少弱化的目标，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极大地化解了2003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在伊核问题上对伊朗施加的政治压力。换言之，美国以伊核问题为由要求包括其欧洲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合法性大大弱化。
于伊朗而言，伊核协议的意义首先在于为其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开启了窗口。事实上，在2013年11月24日签署过渡协议、2015年4月2日签署框架协议以及2015年7月14日签署全面协议等三个时间点为标志，伊朗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改善均掀起了规模不等的高潮。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也即过渡协议之后，意大利时任外交部长伯尼诺（12月21日）、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2月4日）、欧盟最高安全和外交政策代表阿什顿（3月9日）、希腊外长韦尼泽洛斯（3月15日）、奥地利外长库尔茨（4月27日）等欧洲国家高级外交官员先后访问伊朗。 全面协议签署以后，更多欧洲国家的政要和商界精英相继访问伊朗，同时伊朗与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级别不断提高。2015年9月初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率领一个24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了伊朗。法国总统奥朗德则邀请伊朗总统鲁哈尼于2015年11月访问法国，后因巴黎恐怖主义袭击推迟，双方新商定的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同时鲁哈尼还将于1月25日访问意大利，这是其最新的欧洲行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率先于2015年8月12日单方面宣布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伊朗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急剧转好的原因在于伊核协议解除了双方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政治障碍。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对美国迫使其加入孤立遏制伊朗阵营的强烈不满。欧洲国家固然担心伊核问题可能造成的核扩散风险，但也将伊朗视为其潜在的重要市场和解决中东问题的伙伴。
同时，进入后协议时代，伊朗与中俄印等非西方新兴经济体也可望克服全面发展关系的政治障碍。中俄印等国与西方国家在如何解决伊核问题上存在分歧，主张以谈判的方式而不是制裁或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但迫于西方的压力，对发展与伊朗的双边关系均保持了克制。伊核协议也将极大地消除上述国家与伊朗发展双边关系的压力。
当然，全面协议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从此终结，伊核问题仍将长期存在。美国仍将会向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促其与伊朗保持距离，但断然难以在政治外交上重新构筑严密的孤立伊朗的阵线。政治关系的改善必然带来经济关系的加强。即使制裁不能取消或弱化，伊朗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经贸也将出现大幅度增长。因为伊朗有足够的方法规避制裁，解决贸易结算问题。
二、 后协议时代伊朗的战略地位
谈判和签署伊核全面协议是鲁哈尼政府重启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位总统所启动的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重要步骤。这一重大外交举措不仅将巩固伊朗的既得地缘政治利益，而且可望确立伊朗作为地缘经济中心的地位，伊朗的战略地位将全面提升。
（一） 伊朗事实上巩固了其在中东的既得地缘政治利益。进入21世纪以后，中东地区逐渐产生了以伊朗为中心，主要以什叶派伊斯兰教认同为纽带，包括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地缘战略板块。这一地缘战略板块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巴林、也门和沙特的什叶派地区和力量。尽管他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与伊朗敌对的国家，但都在政治和宗教上表现出对伊朗的认同甚至是忠诚。
叙利亚的情况有些特别，巴沙尔·阿萨德来自占全国人口10%左右的阿拉维派，这一教派被视为什叶派的分支，但伊朗并没有在宗教上将其视为真正的什叶派，阿萨德政权也没有以宗教界定国内政治，而是延续了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治国传统。但阿萨德政权在外交上与伊朗等什叶派力量保持高度一致，故而也应被视为这一地缘板块的一部分。
这一地缘战略板块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什叶派地理上的分裂状态，以及相对于逊尼派的弱势地位，而且已经成为伊朗借以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的重要平台。是故，沙特等国家指责伊朗在谋求地区霸权；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曾经担忧地将其上述地缘战略板块称之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美国学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则将其称之为“什叶派的复兴”。
该地缘板块的形成，一方面是“9·11”事件后中东地区若干重大事件的结果，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摧毁了逊尼派萨达姆政权，造就了什叶派掌握国家权力的结果，为什叶派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伊朗主动构建的结果，比如伊朗长期为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为沙特、巴林和也门的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支持。
美国最终选择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反映了美国在战略上的无奈。正如一位伊朗的部长指出，伊朗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迫使美国与伊朗对话。在伊朗和什叶派崛起成为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美国无法以可承受的战略代价完成摧毁伊朗核设施乃至伊斯兰政权的目标，甚至也不可能遏制伊朗扩大势力范围的行动。换言之，尽管美国仍然无法在政治上接受伊朗崛起，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伊朗作为重要力量中心的存在。
美国是对中东事务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不可能放弃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存在。但2010年和2014年分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体现，与伊朗谈判达成协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总体背景之下，作为重要地区力量中心的伊朗不仅能够继续巩固其既得战略利益，而且可望继续扩大影响。
沙特及其代表的海湾逊尼派国家将伊朗视为其石油出口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宗教正统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地缘战略上的对手，一度极力推动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伊核协议达成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沙特借助西方力量遏制伊朗战略的失败，而沙特军事打击也门亲伊朗胡塞武装的行为则是其试图依靠自身力量遏制伊朗影响的战略体现。尽管美欧国家对此予以默认，但沙特终究难以凭借其自身力量遏制伊朗扩大影响。
（二） 伊朗可望确立其重要地缘经济中心地位。伊朗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诸多必要条件，包括领土规模、人口数量、资源富集性、文化影响力、工业现代化水平、地理上的枢纽地位、政治稳定性等，而其他地区大国难以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地理位置尤其优越，具备成为中心的条件。陆上，伊朗处于横向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北非，纵向从南亚到西亚、高加索地区的十字交叉点处；水上，伊朗则是南接印度洋、西临波斯湾、北接里海。
近年来，伊朗加大了与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望成为伊朗崛起为地区经济中心的重要基础。2012年2月，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签署协议，将三国的电网相互连接，并由伊朗以优惠价格向其他三国提供电力，其中供黎巴嫩10万千瓦、叙利亚50万千瓦、伊拉克100万千瓦。2013年7月，伊朗和伊拉克石油部长签署协议，伊朗将通过正在施工的总长度为227公里的管道，为伊拉克三座电站提供天然气，数量为每天2.5千万立方米。2013年7月31日，伊朗与叙利亚签署协议，为叙利亚提供价值36亿美元的石油。作为回报，叙利亚将为伊朗提供投资机会。 连接伊朗、土库曼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铁路已经于2014年12月4日建成通车，三国总统共同参加了通车典礼。该铁路可望使得三国之间的货物运输从年3百万吨增加到1千万吨，2020年达到2千万吨，将成为伊朗与中亚国家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伊朗的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是波斯湾地区石油和非石油货物出口的重要港口。2015年5月6日，伊朗与印度签署备忘录，印度拟投资2亿美元重建恰巴哈尔港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成以后，该港口不仅可以成为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平台，还可以为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货物通过伊朗进出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提供便利。
诚然，协议达成以后，伊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美国能否取消以2012年国会立法为基础的针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内的制裁仍然存在变数。这两项制裁对伊朗经济的损害最重，如果不能取消，伊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严峻挑战。当然，如前文指出，上述制裁的消极影响也不应高估，制裁期间，伊朗也形成了规避制裁的办法。更何况，随着国际金融格局的多元化，伊朗可望找到更多规避制裁的办法，比如贸易的本币结算。
二是伊朗急需一段时间恢复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伊朗的基础设施要么本身落后，要么因为长期闲置或是没有零部件更新而处于废弃状态。根据伊朗石油部长的推算，伊朗南帕尔斯（South Pars）和西卡伦（West Karoun）油气项目仍需500亿美元的投资方能投入运营；伊朗力图在2018年3月（伊朗历1396年结束）之前使石油生产能力增加70万桶，需要投资200亿美元。这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固然是商机，但也是伊朗经济在后协议时代面临的挑战。
但总体而言，伊核全面协议将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一是外部与伊朗发展经济关系的政治压力将大大降低，二是由于全部或部分制裁取消，伊朗国内发展的经济障碍将大大减少。其中后者主要包括：第一，伊朗被冻结的高达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望解冻；第二，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基础的针对伊朗重金属、航空设施零部件以及石化产品的制裁可望取消；第三，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因为美国行政部门不再提交名单，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伊朗石油出口可望有所恢复；第四，国际社会投资伊朗的信心可望恢复。
三、 后协议时代的中伊关系
伊核问题也是长期影响中伊关系的消极因素。进入后协议时代，中伊双边关系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首先，中伊政治关系发展的外部压力将大大缓解。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中伊两国都长期被外来特别是西方大国主导，两国的“政治秩序都诞生于致力于在恢复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革命中”。不仅如此，就其人口数量、领土面积、经济规模、文化影响力、水陆交通枢纽地位以及其外交独立性而言，伊朗都是中国全球和地区战略需要借助的力量。是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国和伊朗是天然的盟友”。
然而，中伊双边政治关系的水平并没有体现这种坚实的身份认同基础，没有反映伊朗的重要地位，也明显滞后于后文提到的双方经济关系的水平。中伊两国的高层虽多次强调中伊均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与对方的关系，但双方至今没有通过正式声明对这种战略关系进行明确定位。而中国与沙特、埃及、土耳其、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等中东其他大国都已明确定位。自2002年以后，中国也没有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层次上对伊朗进行高访。
尽管中国恪守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的义务，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可能将任何中伊加强政治关系的外交解读为对伊朗“核扩散”行为的支持，并以此诋毁中国国家形象。事实上，自伊核成为重大热点问题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国中断与伊朗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基辛格认为，将中国等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伊核谈判机制，目的应是防止中国等被伊朗分化瓦解。
全面协议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的解决，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将会在落实协议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但鲁哈尼政府谈判和签署协议的诚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美国的西方盟国，包括德、法、英、意等，都在积极加强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此背景之下，美欧国家将不再具有充分的理由以核扩散问题质疑中伊政治关系。
其次，中伊经济关系将面临总体有利但更为复杂的局面。中伊经济互补性强，伊朗经济恢复活力将为中伊经济关系规模总体扩大注入新的动力。伊朗是主要石油出口国，中国则是主要进口国；伊朗交通、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亟待更新，中国有大量的剩余生产能力；中国也是伊朗汽车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即使是在制裁的情况下，2014年中伊贸易总额也达到了470亿美元，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伊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优化，包括制裁松动、乃至取消，伊朗经济的整体规模将会扩大，中伊经济的规模也必然相应上升。此外，中国的能源企业、基建公司、通信设备公司（如华为）、汽车企业（如奇瑞）等在伊朗经营多年，即使是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也没有离开伊朗市场，在市场经验、人脉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企业的剩余产能输出亦将面临复杂的竞争局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将中国在伊朗的经济成就归咎于西方企业因为制裁缺席伊朗市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中国企业的成功更在于成本优势、中伊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中伊政治友好以及中国企业家的艰苦奋斗精神。但制裁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部分企业在伊朗的商业机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伊核协议达成以后，即使制裁不能全部取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会在政治压力下降的情况下，加大角逐伊朗市场的力度，中国企业的压力将上升。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将面临的竞争如下：中国高铁行业将伊朗视为潜在的重要剩余产能出口对象，但将面临日本和法国相关企业的竞争；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能面临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韩国石油公司的竞争；中国奇瑞和力帆等汽车企业在伊朗的市场可能被日本和欧洲企业（比如法国雷诺）进一步挤压；中国电建和上海电气拟在伊朗竞标多个电站项目，但可能面临意大利芬梅卡尼卡集团（Gruppo Finmeccanica）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竞争。 再次，协议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伊朗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而且可能成为重要动力或次中心之一。这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第一，伊朗有着独特的地理禀赋；第二，近年来伊朗奉行与周边国家之间经济融合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如电网建设等，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第三，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潜力一旦被释放，将成为能源出口的重要国家，而能源安全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第四，伊朗主观上早已确立“向东看”的战略，即依托中国等亚洲新兴大国实现民族振兴；第五，伊朗对承载着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等和平内涵的“丝绸之路”有着比较正面的历史记忆，而其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经历则是其屈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鲁哈尼曾经指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过去通过丝绸之路建立经贸关系、文化关系互通有无，振兴丝绸之路可以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
进入后协议时代，伊朗经济发展可望提速，伊朗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望加速，这正符合“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需要。伊核协议即使不能顺利落实，也将极大地消除伊朗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外部政治压力，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的外部压力也将减轻。协议也将导致部分制裁得到取消，部分被弱化，有利于伊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同时，经济上发展并与周边国家紧密融合的伊朗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另一重要引擎。
四、 中国的政策思考
协议所体现的美伊关系缓和前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符合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协议谈判期间，中国为美伊之间缩小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协议进入落实阶段以后，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仍需发挥建设性作用。除此以外，中国还需利用协议契机，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提升中伊政治关系，充实中伊经济关系。
（一） 尽快正式明确定位中伊战略关系。明确定位中伊战略关系首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需要。前文已经指出，中伊双方高层均在战略高度上重视与对方的关系。特别是2013和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之后，中伊关系的重要意义已经超越双边范畴。习主席强调，“一带一路”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1版。伊朗将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而且可能成为重要动力来源之一。明确从战略上定位中伊关系有助于推动伊朗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明确定位中伊战略关系也是维护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的需要。伊核协议签署固然将极大地促进中伊经贸总体规模的扩大，但如前文指出，中国企业也将面临西方国家公司的激烈竞争，尤其是中国一些竞争力弱的剩余产能将面临极为严峻的竞争局面。中国亟须通过与伊朗加强战略关系，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竞争地位。
2015年9月中旬，伊朗外长扎里夫访问中国，中伊两国外长会晤时一致同意双方启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磋商，可谓正当其时。中国似可按照已有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践、中伊共同的政治文化以及中伊关系未来发展需要，将中伊关系定位为“相互尊重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之所以强调“相互尊重”，是因为伊朗既有过辉煌的历史，也多次遭受异族入侵和大国强权政治的伤害。其对尊重的需求甚至超过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在这一点上，中伊有着共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中国似可将“尊重”进一步解读为尊重伊朗的民族尊严、政治制度、地区大国地位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合理诉求。
“全方位”则既反映了中伊关系的现实，也反映了未来中伊关系发展的需要。政治外交上，中伊两国均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某些问题上（如叙利亚问题）有着相近和类似的观点和立场；经济上，中伊具有高度互补性；文化文明上，两者分别作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主要和重要载体，能够相互借鉴。
（二） 从战略高度加速推进中伊经济关系。2002年至2014年间，中伊经贸合作，除个别年份因为制裁有所下降以外，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并于2014年达到470亿美元，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这表明，中伊经贸关系已经高度成熟稳定。伊核协议签署以后，中伊经贸关系面临难得的机遇，不仅需要继续夯实基础，更需要超越商品贸易和工程承包范畴。
实现中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符合中伊双方关于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的共同要求，应是提升中伊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领衔推动建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有助于但并不足于推动国际金融格局的多元化。除此以外，中国亟须推动石油等大宗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以进一步确立人民币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加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伊朗具有高度独立精神，既是美元单极格局的反对者，也因为制裁而成为实际最大受害者，具有强烈的推动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的意愿。
不仅如此，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储量相加，超过沙特的储量。伊拉克在外交上唯伊朗马首是瞻。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的2015年数据，2014年伊朗石油探明储量约为21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9.3%；伊拉克的储量为202亿吨，占全球总量的8.8%；沙特为367亿吨，占总量的15.7%。在制裁弱化和产能恢复的情况下，伊朗将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重要力量，有利于能源市场格局的多元化，也与中国在推动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此外，推动中伊贸易人民币结算也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解决中伊贸易中的现实结算难题。伊核协议将很快进入落实阶段，但美国对伊朗金融领域内的制裁将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否取消，仍存变数。二是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以及沿线国家贸易结算的本币化，有助于伊朗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融合。货币融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之一。
进入后协议时代，中国也似可按照产能和资本合作的需要，并顺应伊朗的要求，拓宽中伊经贸合作的领域，提升层次。中国也可考虑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之下，并在不违反伊核全面协议的条件下与伊朗进行核能合作。2015年8月底，伊朗副总统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席访问中国，表达了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内进行合作的强烈愿望。伊朗的出口发展银行（EXIM）也希望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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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
关键词 后协议时代 伊朗的战略地位 中伊关系 “一带一路”
伊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即《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并不必然带来伊核问题的终结。伊核问题的根源在于美伊之间的深度互疑，而技术上的约定，无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消除这种主观上的互疑和敌意。协议是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表现，反映了美国缓和与伊朗36年敌对关系的战略决心，以及伊朗温和派重返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
达成协议被广泛比喻为与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那样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随着协议进入落实阶段，伊朗面临的外部压力将极大缓解，经济制裁可望极大弱化。在此背景之下，伊朗不仅可能崛起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而且将成为重要的地缘经济中心。同时，协议也将改善中伊关系发展的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本文拟分析伊核协议对伊朗战略地位提升，以及对中伊关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升中伊政治经济关系的途径。
一、 后协议时代伊朗的国际环境
伊朗将2015年7月14日签署伊核全面协议视为重大的外交胜利。伊朗主流英文媒体“德黑兰时报”以《历史性协议》为题进行了报道。如此强调其意义固然首先是伊朗伊斯兰政权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但该协议对于伊朗国家发展战略的确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达成协议后，伊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将极大优化。
所谓伊核问题，是指2003年伊朗有关核活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与伊朗之间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性质所产生的国际争议。期间，为迫使伊朗做出妥协，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仅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边制裁伊朗的决议，而且对伊实施了极其严厉的单边经济制裁。伊核问题虽因其潜在的核扩散风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但由于美伊严重互疑，该问题反映的主要是美伊矛盾。
伊核问题影响伊朗国际环境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政治外交压力，二是经济制裁。前者表现为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并动员国际社会对伊朗所实施的政治外交孤立；后者则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自伊核问题成为重大热点问题以来对伊朗实施的各项经济制裁。这些制裁包括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依据的多边制裁，美国以国内法为基础的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的单边制裁，以及欧盟单边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和禁止欧盟国家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运输保险等。
一般认为，经济制裁特别是美国2012年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内的制裁所造成的经济压力，是导致温和派领导人鲁哈尼2013年当选伊朗总统，并导致伊朗最终放弃强硬立场走向谈判桌的关键因素。由于石油领域内的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从2011年的200万桶/每日下降到2012年的100万桶/每日。而美国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尤其沉重地打击了伊朗经济。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主要支付货币的特殊地位，切断了伊朗对外贸易的结算渠道，使得伊朗对外贸易一度陷入瘫痪。
经济制裁在技术层面使得伊朗对外经济活动陷入极其艰难的局面，但经济制裁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原因仍然在于美国对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国家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尽管金融领域内的制裁造成的资金往来方面的困难使得伊朗对外经贸活动的效率大大下降，但并不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事实上，进入2013年以后，伊朗已经探索出诸多规避制裁的办法，包括以货易货、贸易的本币结算、异地结算等。石油领域内的制裁虽取得了效果，但是进入2013年以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开始反弹，原因是一些外交独立性较强的国家逐渐恢复了从伊朗进口石油。
诚然，伊核协议并不能根本性地扭转美伊之间的敌意。2012年好莱坞影片《逃离德黑兰》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大奖，表明时间并没有抚平36年前那场人质危机给美国人心中留下的记忆。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所代表的以色列右翼势力以及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的反伊宣传则进一步助长了上述敌意。同样，伊朗也仍然对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推翻其民选政权以及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行为记忆犹新。而反美主义不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题中之意，更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标志性特征。
伊核谈判的成功进行和协议的签署固然是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鲁哈尼政府顺应潮流主动谋划的结果。鲁哈尼上任之初便明确表示要与国际社会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互动”
强调伊美敌意并非刻在石头上，在伊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通过签署协议，鲁哈尼政府可望达到制裁取消或至少弱化的目标，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极大地化解了2003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在伊核问题上对伊朗施加的政治压力。换言之，美国以伊核问题为由要求包括其欧洲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合法性大大弱化。
于伊朗而言，伊核协议的意义首先在于为其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开启了窗口。事实上，在2013年11月24日签署过渡协议、2015年4月2日签署框架协议以及2015年7月14日签署全面协议等三个时间点为标志，伊朗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改善均掀起了规模不等的高潮。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也即过渡协议之后，意大利时任外交部长伯尼诺（12月21日）、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2月4日）、欧盟最高安全和外交政策代表阿什顿（3月9日）、希腊外长韦尼泽洛斯（3月15日）、奥地利外长库尔茨（4月27日）等欧洲国家高级外交官员先后访问伊朗。 全面协议签署以后，更多欧洲国家的政要和商界精英相继访问伊朗，同时伊朗与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级别不断提高。2015年9月初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率领一个24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了伊朗。法国总统奥朗德则邀请伊朗总统鲁哈尼于2015年11月访问法国，后因巴黎恐怖主义袭击推迟，双方新商定的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同时鲁哈尼还将于1月25日访问意大利，这是其最新的欧洲行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率先于2015年8月12日单方面宣布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伊朗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急剧转好的原因在于伊核协议解除了双方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政治障碍。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对美国迫使其加入孤立遏制伊朗阵营的强烈不满。欧洲国家固然担心伊核问题可能造成的核扩散风险，但也将伊朗视为其潜在的重要市场和解决中东问题的伙伴。
同时，进入后协议时代，伊朗与中俄印等非西方新兴经济体也可望克服全面发展关系的政治障碍。中俄印等国与西方国家在如何解决伊核问题上存在分歧，主张以谈判的方式而不是制裁或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但迫于西方的压力，对发展与伊朗的双边关系均保持了克制。伊核协议也将极大地消除上述国家与伊朗发展双边关系的压力。
当然，全面协议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从此终结，伊核问题仍将长期存在。美国仍将会向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促其与伊朗保持距离，但断然难以在政治外交上重新构筑严密的孤立伊朗的阵线。政治关系的改善必然带来经济关系的加强。即使制裁不能取消或弱化，伊朗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经贸也将出现大幅度增长。因为伊朗有足够的方法规避制裁，解决贸易结算问题。
二、 后协议时代伊朗的战略地位
谈判和签署伊核全面协议是鲁哈尼政府重启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位总统所启动的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重要步骤。这一重大外交举措不仅将巩固伊朗的既得地缘政治利益，而且可望确立伊朗作为地缘经济中心的地位，伊朗的战略地位将全面提升。
（一） 伊朗事实上巩固了其在中东的既得地缘政治利益。进入21世纪以后，中东地区逐渐产生了以伊朗为中心，主要以什叶派伊斯兰教认同为纽带，包括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地缘战略板块。这一地缘战略板块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巴林、也门和沙特的什叶派地区和力量。尽管他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与伊朗敌对的国家，但都在政治和宗教上表现出对伊朗的认同甚至是忠诚。
叙利亚的情况有些特别，巴沙尔·阿萨德来自占全国人口10%左右的阿拉维派，这一教派被视为什叶派的分支，但伊朗并没有在宗教上将其视为真正的什叶派，阿萨德政权也没有以宗教界定国内政治，而是延续了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治国传统。但阿萨德政权在外交上与伊朗等什叶派力量保持高度一致，故而也应被视为这一地缘板块的一部分。
这一地缘战略板块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什叶派地理上的分裂状态，以及相对于逊尼派的弱势地位，而且已经成为伊朗借以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的重要平台。是故，沙特等国家指责伊朗在谋求地区霸权；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曾经担忧地将其上述地缘战略板块称之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美国学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则将其称之为“什叶派的复兴”。
该地缘板块的形成，一方面是“9·11”事件后中东地区若干重大事件的结果，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摧毁了逊尼派萨达姆政权，造就了什叶派掌握国家权力的结果，为什叶派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伊朗主动构建的结果，比如伊朗长期为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为沙特、巴林和也门的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支持。
美国最终选择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反映了美国在战略上的无奈。正如一位伊朗的部长指出，伊朗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迫使美国与伊朗对话。在伊朗和什叶派崛起成为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美国无法以可承受的战略代价完成摧毁伊朗核设施乃至伊斯兰政权的目标，甚至也不可能遏制伊朗扩大势力范围的行动。换言之，尽管美国仍然无法在政治上接受伊朗崛起，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伊朗作为重要力量中心的存在。
美国是对中东事务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不可能放弃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存在。但2010年和2014年分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体现，与伊朗谈判达成协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总体背景之下，作为重要地区力量中心的伊朗不仅能够继续巩固其既得战略利益，而且可望继续扩大影响。
沙特及其代表的海湾逊尼派国家将伊朗视为其石油出口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宗教正统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地缘战略上的对手，一度极力推动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伊核协议达成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沙特借助西方力量遏制伊朗战略的失败，而沙特军事打击也门亲伊朗胡塞武装的行为则是其试图依靠自身力量遏制伊朗影响的战略体现。尽管美欧国家对此予以默认，但沙特终究难以凭借其自身力量遏制伊朗扩大影响。
（二） 伊朗可望确立其重要地缘经济中心地位。伊朗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诸多必要条件，包括领土规模、人口数量、资源富集性、文化影响力、工业现代化水平、地理上的枢纽地位、政治稳定性等，而其他地区大国难以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地理位置尤其优越，具备成为中心的条件。陆上，伊朗处于横向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北非，纵向从南亚到西亚、高加索地区的十字交叉点处；水上，伊朗则是南接印度洋、西临波斯湾、北接里海。
近年来，伊朗加大了与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望成为伊朗崛起为地区经济中心的重要基础。2012年2月，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签署协议，将三国的电网相互连接，并由伊朗以优惠价格向其他三国提供电力，其中供黎巴嫩10万千瓦、叙利亚50万千瓦、伊拉克100万千瓦。2013年7月，伊朗和伊拉克石油部长签署协议，伊朗将通过正在施工的总长度为227公里的管道，为伊拉克三座电站提供天然气，数量为每天2.5千万立方米。2013年7月31日，伊朗与叙利亚签署协议，为叙利亚提供价值36亿美元的石油。作为回报，叙利亚将为伊朗提供投资机会。 连接伊朗、土库曼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铁路已经于2014年12月4日建成通车，三国总统共同参加了通车典礼。该铁路可望使得三国之间的货物运输从年3百万吨增加到1千万吨，2020年达到2千万吨，将成为伊朗与中亚国家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伊朗的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是波斯湾地区石油和非石油货物出口的重要港口。2015年5月6日，伊朗与印度签署备忘录，印度拟投资2亿美元重建恰巴哈尔港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成以后，该港口不仅可以成为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平台，还可以为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货物通过伊朗进出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提供便利。
诚然，协议达成以后，伊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美国能否取消以2012年国会立法为基础的针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内的制裁仍然存在变数。这两项制裁对伊朗经济的损害最重，如果不能取消，伊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严峻挑战。当然，如前文指出，上述制裁的消极影响也不应高估，制裁期间，伊朗也形成了规避制裁的办法。更何况，随着国际金融格局的多元化，伊朗可望找到更多规避制裁的办法，比如贸易的本币结算。
二是伊朗急需一段时间恢复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伊朗的基础设施要么本身落后，要么因为长期闲置或是没有零部件更新而处于废弃状态。根据伊朗石油部长的推算，伊朗南帕尔斯（South Pars）和西卡伦（West Karoun）油气项目仍需500亿美元的投资方能投入运营；伊朗力图在2018年3月（伊朗历1396年结束）之前使石油生产能力增加70万桶，需要投资200亿美元。这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固然是商机，但也是伊朗经济在后协议时代面临的挑战。
但总体而言，伊核全面协议将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一是外部与伊朗发展经济关系的政治压力将大大降低，二是由于全部或部分制裁取消，伊朗国内发展的经济障碍将大大减少。其中后者主要包括：第一，伊朗被冻结的高达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望解冻；第二，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基础的针对伊朗重金属、航空设施零部件以及石化产品的制裁可望取消；第三，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因为美国行政部门不再提交名单，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伊朗石油出口可望有所恢复；第四，国际社会投资伊朗的信心可望恢复。
三、 后协议时代的中伊关系
伊核问题也是长期影响中伊关系的消极因素。进入后协议时代，中伊双边关系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首先，中伊政治关系发展的外部压力将大大缓解。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中伊两国都长期被外来特别是西方大国主导，两国的“政治秩序都诞生于致力于在恢复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革命中”。不仅如此，就其人口数量、领土面积、经济规模、文化影响力、水陆交通枢纽地位以及其外交独立性而言，伊朗都是中国全球和地区战略需要借助的力量。是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国和伊朗是天然的盟友”。
然而，中伊双边政治关系的水平并没有体现这种坚实的身份认同基础，没有反映伊朗的重要地位，也明显滞后于后文提到的双方经济关系的水平。中伊两国的高层虽多次强调中伊均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与对方的关系，但双方至今没有通过正式声明对这种战略关系进行明确定位。而中国与沙特、埃及、土耳其、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等中东其他大国都已明确定位。自2002年以后，中国也没有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层次上对伊朗进行高访。
尽管中国恪守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的义务，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可能将任何中伊加强政治关系的外交解读为对伊朗“核扩散”行为的支持，并以此诋毁中国国家形象。事实上，自伊核成为重大热点问题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国中断与伊朗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基辛格认为，将中国等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伊核谈判机制，目的应是防止中国等被伊朗分化瓦解。
全面协议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的解决，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将会在落实协议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但鲁哈尼政府谈判和签署协议的诚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美国的西方盟国，包括德、法、英、意等，都在积极加强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此背景之下，美欧国家将不再具有充分的理由以核扩散问题质疑中伊政治关系。
其次，中伊经济关系将面临总体有利但更为复杂的局面。中伊经济互补性强，伊朗经济恢复活力将为中伊经济关系规模总体扩大注入新的动力。伊朗是主要石油出口国，中国则是主要进口国；伊朗交通、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亟待更新，中国有大量的剩余生产能力；中国也是伊朗汽车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即使是在制裁的情况下，2014年中伊贸易总额也达到了470亿美元，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伊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优化，包括制裁松动、乃至取消，伊朗经济的整体规模将会扩大，中伊经济的规模也必然相应上升。此外，中国的能源企业、基建公司、通信设备公司（如华为）、汽车企业（如奇瑞）等在伊朗经营多年，即使是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也没有离开伊朗市场，在市场经验、人脉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企业的剩余产能输出亦将面临复杂的竞争局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将中国在伊朗的经济成就归咎于西方企业因为制裁缺席伊朗市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中国企业的成功更在于成本优势、中伊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中伊政治友好以及中国企业家的艰苦奋斗精神。但制裁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部分企业在伊朗的商业机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伊核协议达成以后，即使制裁不能全部取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会在政治压力下降的情况下，加大角逐伊朗市场的力度，中国企业的压力将上升。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将面临的竞争如下：中国高铁行业将伊朗视为潜在的重要剩余产能出口对象，但将面临日本和法国相关企业的竞争；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能面临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韩国石油公司的竞争；中国奇瑞和力帆等汽车企业在伊朗的市场可能被日本和欧洲企业（比如法国雷诺）进一步挤压；中国电建和上海电气拟在伊朗竞标多个电站项目，但可能面临意大利芬梅卡尼卡集团（Gruppo Finmeccanica）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竞争。 再次，协议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伊朗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而且可能成为重要动力或次中心之一。这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第一，伊朗有着独特的地理禀赋；第二，近年来伊朗奉行与周边国家之间经济融合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如电网建设等，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第三，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潜力一旦被释放，将成为能源出口的重要国家，而能源安全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第四，伊朗主观上早已确立“向东看”的战略，即依托中国等亚洲新兴大国实现民族振兴；第五，伊朗对承载着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等和平内涵的“丝绸之路”有着比较正面的历史记忆，而其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经历则是其屈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鲁哈尼曾经指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过去通过丝绸之路建立经贸关系、文化关系互通有无，振兴丝绸之路可以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
进入后协议时代，伊朗经济发展可望提速，伊朗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望加速，这正符合“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需要。伊核协议即使不能顺利落实，也将极大地消除伊朗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外部政治压力，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的外部压力也将减轻。协议也将导致部分制裁得到取消，部分被弱化，有利于伊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同时，经济上发展并与周边国家紧密融合的伊朗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另一重要引擎。
四、 中国的政策思考
协议所体现的美伊关系缓和前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符合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协议谈判期间，中国为美伊之间缩小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协议进入落实阶段以后，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仍需发挥建设性作用。除此以外，中国还需利用协议契机，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提升中伊政治关系，充实中伊经济关系。
（一） 尽快正式明确定位中伊战略关系。明确定位中伊战略关系首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需要。前文已经指出，中伊双方高层均在战略高度上重视与对方的关系。特别是2013和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之后，中伊关系的重要意义已经超越双边范畴。习主席强调，“一带一路”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1版。伊朗将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而且可能成为重要动力来源之一。明确从战略上定位中伊关系有助于推动伊朗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明确定位中伊战略关系也是维护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的需要。伊核协议签署固然将极大地促进中伊经贸总体规模的扩大，但如前文指出，中国企业也将面临西方国家公司的激烈竞争，尤其是中国一些竞争力弱的剩余产能将面临极为严峻的竞争局面。中国亟须通过与伊朗加强战略关系，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竞争地位。
2015年9月中旬，伊朗外长扎里夫访问中国，中伊两国外长会晤时一致同意双方启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磋商，可谓正当其时。中国似可按照已有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践、中伊共同的政治文化以及中伊关系未来发展需要，将中伊关系定位为“相互尊重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之所以强调“相互尊重”，是因为伊朗既有过辉煌的历史，也多次遭受异族入侵和大国强权政治的伤害。其对尊重的需求甚至超过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在这一点上，中伊有着共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中国似可将“尊重”进一步解读为尊重伊朗的民族尊严、政治制度、地区大国地位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合理诉求。
“全方位”则既反映了中伊关系的现实，也反映了未来中伊关系发展的需要。政治外交上，中伊两国均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某些问题上（如叙利亚问题）有着相近和类似的观点和立场；经济上，中伊具有高度互补性；文化文明上，两者分别作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主要和重要载体，能够相互借鉴。
（二） 从战略高度加速推进中伊经济关系。2002年至2014年间，中伊经贸合作，除个别年份因为制裁有所下降以外，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并于2014年达到470亿美元，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这表明，中伊经贸关系已经高度成熟稳定。伊核协议签署以后，中伊经贸关系面临难得的机遇，不仅需要继续夯实基础，更需要超越商品贸易和工程承包范畴。
实现中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符合中伊双方关于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的共同要求，应是提升中伊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领衔推动建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有助于但并不足于推动国际金融格局的多元化。除此以外，中国亟须推动石油等大宗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以进一步确立人民币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加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伊朗具有高度独立精神，既是美元单极格局的反对者，也因为制裁而成为实际最大受害者，具有强烈的推动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的意愿。
不仅如此，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储量相加，超过沙特的储量。伊拉克在外交上唯伊朗马首是瞻。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的2015年数据，2014年伊朗石油探明储量约为21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9.3%；伊拉克的储量为202亿吨，占全球总量的8.8%；沙特为367亿吨，占总量的15.7%。在制裁弱化和产能恢复的情况下，伊朗将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重要力量，有利于能源市场格局的多元化，也与中国在推动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此外，推动中伊贸易人民币结算也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解决中伊贸易中的现实结算难题。伊核协议将很快进入落实阶段，但美国对伊朗金融领域内的制裁将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否取消，仍存变数。二是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以及沿线国家贸易结算的本币化，有助于伊朗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融合。货币融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之一。
进入后协议时代，中国也似可按照产能和资本合作的需要，并顺应伊朗的要求，拓宽中伊经贸合作的领域，提升层次。中国也可考虑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之下，并在不违反伊核全面协议的条件下与伊朗进行核能合作。2015年8月底，伊朗副总统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席访问中国，表达了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内进行合作的强烈愿望。伊朗的出口发展银行（EXIM）也希望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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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