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英雄]
　　作者：[美]坎蒂丝·米勒德
　　译者：陈鑫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定价：78元
　　劳师袭远乃用兵之大忌，可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人对古代中国人的兵法是不在乎的。他们曾经出动舰队把罪犯千里迢迢流徙到澳洲，自然也不介意纵贯地球前往南非打一场战争。
　　那是1898年的事，征讨的目标是布尔人。这是十六七世纪以来由生息在南非的荷兰人、胡格诺教徒和少数德国人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他们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即南非荷兰语，“布尔”一词就来自荷兰语，意思是“农民”。
　　这场战争当然说不上哪一方更正义。英国人是狂热的，那些年一直听闻布尔人的消息，一直想从他们手中彻底夺回南非，满足自己的帝国情怀。尤其当特兰西瓦尔发现了金矿和钻石的时候，“虽远必诛”的理由更充分了。而对于亲历者温斯顿·丘吉尔而言，它是实现个人志向的一个机遇。志向只有实现了才被认为是志向，未遂的志向顶多算是野心。丘吉尔后来当了首相，还为国立下了殊勋，所以我们说他二十多岁时立了大志，并选择了南非做试炼场。
　　坎蒂丝·米勒德将青年丘吉尔描写成一个“需要战争的人”。之前他尝试跻身国会，结果失败，他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要想被众人所认识，最好的途径是战争。他说服了一家伦敦报纸《晨邮报》，派他去当战地记者。冒险的因子流淌在他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里。他带的背包里，最引人注目的随身物品是10瓶十年酿苏格兰威士忌。
　　英国人都认为，以帝国之强，碾压布尔人顶多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们低估了距离遥远和人生地不熟的劣势。10月底，丘吉尔到了开普敦，两个星期后，他就在搭乘一列军车时中了埋伏，当了俘虏。战俘营的条件还算不错，囚徒可以接待来访者，可以买雪茄烟和额外的食物，每星期还可以理发。但是，正像米勒德所说的，丘吉尔这么一个自我荣耀感很强的人，可不会满足于在监狱里悠闲地捱日子。
　　书名里的“英雄”一词是动了点小心思的。丘吉尔的不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战俘营蹉跎下去将不利于他的仕途，而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英雄”好像不该有这类务实的考虑，应该出于耻于当囚徒这类更纯粹的动机。探知同监的两个囚徒有了越狱的计划，丘吉尔主动凑上去，请求加入。那两个人一开始还不肯，觉得他根本守不住秘密，身体也差了点，但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答应了下来。
　　1898年12月12日，原定的越狱日那天，由于监狱的看守十分警觉，两名主谋考虑推迟计划，而丘吉尔却忍不住，瞅了一个空子钻了出去。在这一刻，他的机敏，尤其是他不达目的不善罢甘休的个性，的确展现出了未来成大气候的潜能，只不过，如果越狱有个闪失，那么他的勇气将成为鲁莽。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运气在丘吉尔重获自由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沿着铁路一直走，打算前往葡萄牙人占领的东非。这条路漫长无比，途中他不仅一次次躲开了可能遇到的危险，还从煤矿主约翰·霍华德那里获得了決定性的帮助：这位煤矿主将他送上了前往东非的火车。
　　坎蒂丝·米勒德的几本书都有个共性，那就是，把主人公的个人冒险解读成因对自己的高期许而主动找来的麻烦。她在她的第一本书《疑问之河》里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在亚马逊盆地的历险——目的是为了从之前的挫败中走出来；在《共和的命运》中又写了美国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在任上遇刺身亡的事——加菲尔德之所以会遇刺，也是因为他有意无意地期望涉险，相信自己的运气，不愿总是让自己过于安全。
　　看来，“英雄”一语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大胆，行事故意不求稳，留一些不可测因素，然而一旦逢凶化吉，能从中获得翻倍的满足感和自信心。
　　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米勒德说他身上“罗斯福味要重于维多利亚气息”。个人的功名心与纯正的冒险情结，究竟哪一个在他身上占比更重一些呢？米勒德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它们混杂在一起。而混杂，正是一个人的生涯富于戏剧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