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曾说：“汉语是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中国的诗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秀丽的山川涵养出中国独特的诗的灵气，培育着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无数诗魂。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诗，言其志也”，富有诗性的炎黄子孙，偏爱用诗来表达情感与思想。汉代时，毛亨为《诗经》做序时说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的繁盛恐怕就是源于此——若一个诗人动情，平实的语言已无法表达他激动的心情，那么文艺的诗人唯有挥墨作诗方能抒发内心的情感。因而，汉语逐渐被附上越来越浓厚的诗的韵味。
　　我们常说“诗歌”，从这一词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与“歌”难以分割的联系。我们说中国是诗的国度，其实，中国也是音乐的国度。“诗”与“歌”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是一对连体孪生的姐妹，这一点，我们从古人的成语与诗句中不难发现。如贾岛在《题诗后》中曾这么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还有从我们常说的成语“吟诗作对”，可以推测出古人的诗句常常是“吟”出来的，亦或者说，是唱出来的。诗中之“志”往往难以用单调的“读”表达得充分，因此诗人偏向于用“吟唱”的方式来抒发感情。而汉代的毛亨也曾表达过这种观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表达人们情感意志，而歌则是用来咏唱表达思想情感的言辞，五声旋律紧紧依附着歌唱，而律吕则是用来调谐五声的，从中可见言志之诗和歌唱关系之密切。从原始歌谣，到“诗三百篇”，都是诗乐一体，密不可分的。即使诗脱离了歌的母体，它与音乐的联系仍然无法被彻底隔断，诗追求声律，押韵就是诗歌内在音乐美的一大重要特征。用音律咏唱富有诗意的汉语，“我的母语如歌”这句话不单单是对母语的自豪感的体现，也是能够得到历史的考证的。
　　而如今，随着诗与歌两者在创作、存在、传播方面经历着不断地“独立”和“自成一体”的过程，它们的发展也倾向于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商业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迎合大众口味的歌曲在大家口中广为流传，而曾经悠扬的诗被印进了语文教科书，成为了晦涩枯燥又难以背诵的古文。作诗亦或是喜欢诗的人逐渐减少，面对诗的衰亡，近年来，政府部门自然开始有所行动，对诗采取了拯救并对其发展进行推动。然而细究政府的手段，不难发现，“揠苗助长”似乎已成通则，“应试教育”的方式对于促使诗的复兴当然存在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方式难以激发人们对诗真正的兴趣与喜爱，诗的“复兴”必须找到切合实际的啮合点。
　　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为何让诗与歌重新交汇从而复兴诗呢？
　　北京的郭健老师曾说：“百年前，国人無朗诵，皆吟诵也；上溯三千年，皆吟诵也。”诗在几千年前的繁盛时期都是被吟唱出来的，我们何不，将诗重新配上旋律呢？在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现代化的当今，“复古”或成了复兴诗的一种方法，借助歌在大众中持续的活力，来破除诗在当今的传承困境，当诗随着高扬的歌声重新站在繁荣的高台，或许诗才有希望早日跳出它的阴影。
　　当今有不少大师推崇的吟诵恰恰顺应了将诗“歌化”的要求。古时的乐不同于今天所说的音乐，古代的礼乐文化，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意义，古代的礼乐文化包含了更多的政治伦理教化在里面，音乐被赋予了移风易俗、教化百姓、巩固封建政治的功能，统治者制订礼法，编制成歌，配以旋律的方式让民众更易对它们进行记忆，以这种方式引导民众遵礼守法更为有效。另外，吟诵是古人的读书方式，当人们将诗文吟诵出来而非读出来，动人的旋律会使人不自觉地摇头晃脑起来，也在这过程中激起了人们的兴趣，有利于人们的记忆与理解。而如今，我们复兴吟诵自然不是为了挖掘它巩固统治的作用，而是充分利用它使人方便记忆的优点，使诗恢复充满活力的模样。当诗被赋予旋律，那么在语文书上曾经枯燥的古诗便不再无味，吟起来朗朗上口，而不再味同嚼蜡。再者，在吟诵的过程中，随着旋律的推进，作者的感情也会不知不觉中浮现出来，吟诵着也因此更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心境。这种情感的共鸣效果在现代汉语的朗诵中很难达到，而吟诵在追寻诗的原义的路上为人们添砖加瓦，为被误读正义正名。
　　可喜的是，如今我们能看到人们不少让诗遇上歌作出的努力，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诗遇见歌》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尝试。若想让诗歌重焕生机，我想，让诗重新遇上歌，或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
　　当诗重新遇上歌，我相信这会是诗的又一个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