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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舍》，汪曾祺写西南联大新校舍大门东边有面围墙，墙上除了贴着各色各样的壁报，还有各色各样的启事。有一次贴出的启事内容是：“寻找眼睛。”
“眼镜”误为“眼睛”，文字上的此类差错，是很普遍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不过，有些差错，一直错着，习惯成自然，谎言百遍，“真理”自现。
就拿这个“启事”来说。“招聘启示”“征文启事”“寻狗启事”……“启事”二字，几乎鹊巢鸠占，让位给了“启事”。于是，“鸠”如鱼得水，畅行无阻，俨然成了“正宫”。
《有意思的错字》，汪曾祺写道：“有错字不要紧。但是，周作人曾说过：不怕错得没意思，那是读者一看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错字的;最怕是错得有意思。”
按照这个路子，“启事”让位给“启示”也是对的。想想，一则好的“启事”，段落大意深邃，中心思想深刻，还有暗功夫，运用象征、隐喻手法，话中有话，有言外之意，有引申义，给人以“启示”。
当然，这是“顺杆爬”，属于戏谑。这样的“有意思”透着无奈。
王国平 江西九江人，供职干光明日报社。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贞累
也轻盈》，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度银奖等。
汪曾祺说，这种有意思的错字往往是编辑改出来的。并举了自己的例子：
我最近写了一篇谈谈杂书的小文章，_提到“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实在非常高兴”。发表出来，却变成了“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他原来是个聋子……”这就成了法布尔是个聋子了。法布尔并不聋。而且如果他是个聋子，我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阅稿的编辑可能不知道知了即是蝉，觉得“知道知了”读起来很拗口，就提笔改了。这个“他”字加得实在有点鲁莽。
同等的鲁莽行为，我听说过一例。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名字就叫高兴。一次接受了采访，记者提供给编辑的稿子中写的是“《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说”。阅稿的编辑读到这一句，估计心里琢磨着，这句不通啊，不是“的地得”用错用乱的问题，而是忽略不用、干脆不在乎的问题。太糟糕了！
大笔一挥，在“高兴”后边镶上一个“地”字。继而长舒一口气。
这确实鲁莽，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编辑来说，作者的劳动要尊重，不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动不动就来个三下五除二。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汪曾祺说赵树理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阵子，有人爱用“嫁”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字改为“女尔”字。赵树理很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来没有必要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嫁”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赵树理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
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把人给惹毛的。
“此文原应一刊物之约而写，但刊出时被无知编者删截太多，内容十分单薄……”这是邓云乡在《旧时北京的会馆》里写的，毫不留情。
《宁静的热情》，关于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传记电影。这位诗人一度离群索居。诗歌编辑鲍尔斯前来拜访。她只是站在楼梯上遥遥望着来客，指责他为何要修改自己诗作中的标点符号：“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唯一有权利干涉诗人作品的只有诗歌本身，任何人的修改都是一种袭击。”
这是人魔了。
不過，阅稿途中，尚有疑虑，还是跟作者沟通一下，最好不要擅作主张。
汪曾祺同乡陆建华给他编选文集。1993年4月26日，汪夫人施松卿给陆建华去信，叮嘱道：“关于文集事，有什么新的具体要求，哪怕是很小的、琐碎的，尽管来信。”
想起施松卿是在新华社当过编辑的。
当她以作者家属的身份出现时，就自觉换位思考，给编者以提醒，还有尊重。
这就涉及作者的心态了。说什么“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大可不必。其实，想想，你拿出来的文字真的过硬，一字不易，编者省事，心情舒畅，岂不快哉。
当一个编辑，遇见云里雾里、字不通句不顺、读着喘不过气来的文字时，不下手修剪修剪，怎么忍心将之直接搬到纸上！
有些差错也确实离谱，防不胜防。
我当编辑时，遇到过这么一个句子，“……对于历史人物和故事，也不屑于旧瓶装新酒，嚼别人吃过的馍，也没有兴趣停留在‘戏说’层面”。看过去，感觉没毛病，也就“放行”了。有读者火眼金睛，看报纸时发现了问题，来信郑重指出：嚼是指在嘴里嚼未咽下，吃是咀嚼后咽下去。别人吃过馍已经咽下去，怎么可能再去嚼呢？
啊！原来是“吃别人嚼过的馍”。
一顿脸红，哭笑不得。
“编辑细致一些，作者宽容一些。”汪曾祺期待大家不要因为这点事闹得“不痛快”。
他家公子深谙此理。
汪朗著有《刁嘴》，三联书店出的，在“感谢编辑”的后记中，他写道：
在此之前，我也曾在其他地方出过两本书。基本就是稿件交上去，原样印出来，十分省事。至于质量，另说着。这一次才碰上了真正的编辑。如此认真负责，如此严谨细致。确实少见。偶尔，编辑的严谨也把文章中有意的不严谨给抹掉了。例如，我在一篇谈川菜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用了两次“现在如今眼目下”，这自然是废话，于是被改成了“现如今”。不过这句废话却是有出处的。五十多年前有一部用四川方言演的话剧《抓壮丁》，剧中的人物王保长也叫王麻子，便经常说这句话，以此表明自己很新潮，知道“现在”就是“如今”等于乡下人说的“眼目下”，实际却是狗屁不通。我因写川菜，便想拿这句话来调侃一下，增加点气氛。结果被“严谨”了。细想一下，还是“严谨”为好。如今，有多少人还知道五十年前的《抓壮丁》以及其他种种事情呢？
这段文字写于2012年10月。此时，经由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轮番的病毒式传播，“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否认否决以及否定”之类的说法，已经红火了好一阵子，“现在如今眼目下”实在不算什么了。再说，他这是“有意的不严谨”，有意在“用典”，自有一份趣味。依我看，编辑这么处理，他多少有点情绪。但“细想一下”，还是爽利地接纳了意见，颇有父辈风范。
“眼镜”误为“眼睛”，文字上的此类差错，是很普遍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不过，有些差错，一直错着，习惯成自然，谎言百遍，“真理”自现。
就拿这个“启事”来说。“招聘启示”“征文启事”“寻狗启事”……“启事”二字，几乎鹊巢鸠占，让位给了“启事”。于是，“鸠”如鱼得水，畅行无阻，俨然成了“正宫”。
《有意思的错字》，汪曾祺写道：“有错字不要紧。但是，周作人曾说过：不怕错得没意思，那是读者一看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错字的;最怕是错得有意思。”
按照这个路子，“启事”让位给“启示”也是对的。想想，一则好的“启事”，段落大意深邃，中心思想深刻，还有暗功夫，运用象征、隐喻手法，话中有话，有言外之意，有引申义，给人以“启示”。
当然，这是“顺杆爬”，属于戏谑。这样的“有意思”透着无奈。
也轻盈》，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度银奖等。
汪曾祺说，这种有意思的错字往往是编辑改出来的。并举了自己的例子：
我最近写了一篇谈谈杂书的小文章，_提到“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实在非常高兴”。发表出来，却变成了“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他原来是个聋子……”这就成了法布尔是个聋子了。法布尔并不聋。而且如果他是个聋子，我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阅稿的编辑可能不知道知了即是蝉，觉得“知道知了”读起来很拗口，就提笔改了。这个“他”字加得实在有点鲁莽。
同等的鲁莽行为，我听说过一例。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名字就叫高兴。一次接受了采访，记者提供给编辑的稿子中写的是“《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说”。阅稿的编辑读到这一句，估计心里琢磨着，这句不通啊，不是“的地得”用错用乱的问题，而是忽略不用、干脆不在乎的问题。太糟糕了！
大笔一挥，在“高兴”后边镶上一个“地”字。继而长舒一口气。
这确实鲁莽，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编辑来说，作者的劳动要尊重，不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动不动就来个三下五除二。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汪曾祺说赵树理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阵子，有人爱用“嫁”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字改为“女尔”字。赵树理很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来没有必要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嫁”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赵树理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
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把人给惹毛的。
“此文原应一刊物之约而写，但刊出时被无知编者删截太多，内容十分单薄……”这是邓云乡在《旧时北京的会馆》里写的，毫不留情。
《宁静的热情》，关于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传记电影。这位诗人一度离群索居。诗歌编辑鲍尔斯前来拜访。她只是站在楼梯上遥遥望着来客，指责他为何要修改自己诗作中的标点符号：“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唯一有权利干涉诗人作品的只有诗歌本身，任何人的修改都是一种袭击。”
这是人魔了。
不過，阅稿途中，尚有疑虑，还是跟作者沟通一下，最好不要擅作主张。
汪曾祺同乡陆建华给他编选文集。1993年4月26日，汪夫人施松卿给陆建华去信，叮嘱道：“关于文集事，有什么新的具体要求，哪怕是很小的、琐碎的，尽管来信。”
想起施松卿是在新华社当过编辑的。
当她以作者家属的身份出现时，就自觉换位思考，给编者以提醒，还有尊重。
这就涉及作者的心态了。说什么“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大可不必。其实，想想，你拿出来的文字真的过硬，一字不易，编者省事，心情舒畅，岂不快哉。
当一个编辑，遇见云里雾里、字不通句不顺、读着喘不过气来的文字时，不下手修剪修剪，怎么忍心将之直接搬到纸上！
有些差错也确实离谱，防不胜防。
我当编辑时，遇到过这么一个句子，“……对于历史人物和故事，也不屑于旧瓶装新酒，嚼别人吃过的馍，也没有兴趣停留在‘戏说’层面”。看过去，感觉没毛病，也就“放行”了。有读者火眼金睛，看报纸时发现了问题，来信郑重指出：嚼是指在嘴里嚼未咽下，吃是咀嚼后咽下去。别人吃过馍已经咽下去，怎么可能再去嚼呢？
啊！原来是“吃别人嚼过的馍”。
一顿脸红，哭笑不得。
“编辑细致一些，作者宽容一些。”汪曾祺期待大家不要因为这点事闹得“不痛快”。
他家公子深谙此理。
汪朗著有《刁嘴》，三联书店出的，在“感谢编辑”的后记中，他写道：
在此之前，我也曾在其他地方出过两本书。基本就是稿件交上去，原样印出来，十分省事。至于质量，另说着。这一次才碰上了真正的编辑。如此认真负责，如此严谨细致。确实少见。偶尔，编辑的严谨也把文章中有意的不严谨给抹掉了。例如，我在一篇谈川菜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用了两次“现在如今眼目下”，这自然是废话，于是被改成了“现如今”。不过这句废话却是有出处的。五十多年前有一部用四川方言演的话剧《抓壮丁》，剧中的人物王保长也叫王麻子，便经常说这句话，以此表明自己很新潮，知道“现在”就是“如今”等于乡下人说的“眼目下”，实际却是狗屁不通。我因写川菜，便想拿这句话来调侃一下，增加点气氛。结果被“严谨”了。细想一下，还是“严谨”为好。如今，有多少人还知道五十年前的《抓壮丁》以及其他种种事情呢？
这段文字写于2012年10月。此时，经由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轮番的病毒式传播，“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否认否决以及否定”之类的说法，已经红火了好一阵子，“现在如今眼目下”实在不算什么了。再说，他这是“有意的不严谨”，有意在“用典”，自有一份趣味。依我看，编辑这么处理，他多少有点情绪。但“细想一下”，还是爽利地接纳了意见，颇有父辈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