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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世纪知识分子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中世纪知识分子具有国际性、流动性、书本至上、逻辑至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这样的特性。为了自我保护，中世纪知识分子创造了大学，大学也成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生存的制度化环境。
关键词：中世纪；知识分子；大学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1]，他们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也塑造着知识分子，欧洲中世纪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殊形态：虽然依附于教会，但他们却仿照城市手工业者所建立的行会，组成了学者的行会即大学，来争取身份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尽管具有教士的身份，但作为学术组织的成员以及具备理性批判的精神，使他们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一、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的社会条件
越来越多的现代历史学家都同意，把中世纪称作“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看作上承罗马帝国之衰亡，下启文艺复兴的一个蒙昧野蛮的过渡时期，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一个进行综合和创造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通过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正如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评价的那样：“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希腊哲学和科学、东方宗教——都流入日耳曼社会这个具有旺盛精力的蛮族世界的模子里。这种情况就像各种陈年老酒装入新瓶子里，或者说在年轻的躯体里烈火中烧。欧洲被迫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也就不断地致力于新的综合。”[2]这样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思想、知识活跃的时代，也必将是一个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
当然，在中世纪的早期，即6到8世纪，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衰退。“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3]在这样一个动荡而蒙昧的乱世里，修道院为古典知识的保存与传承提供了庇护。然而，修道僧并不能被认作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几乎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读写的人，但他们并未有独立的身份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抄写文献如同诵经、祈祷、劳作一样，对他们来说只是赎罪修行的手段。
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于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12世纪的文艺复兴，则得益于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
（一）城市的复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自我组织的参照。
中世纪早期城市凋敝，西欧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业社会。从11世纪开始，城市逐渐复兴，“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浓厚”[4]。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也是各种知识汇集的地方，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因而也激起人们求知的热情，吸引着求知的人们汇集到城市。同时，工商业者阶层对世俗知识产生大量的需求。相比较乡村生活，城市中的市民文化更有活力，也更世俗化，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拥有知识复兴所必需的自由、宽松的氛围。于是，在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以创造和传授知识为业的群体，即知识分子。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所说的：“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5]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城市居民通常按照职业建立行会，中世纪城市可以被看作各种行会和社团的统一。行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组织的参照模式。这种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行会，就是大学。也就是说，城市孕育了知识分子和大学。大学的兴起，表明欧洲学术和教育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还得益于翻译运动，它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可供咀嚼和消化的材料。
翻译运动可以说是欧洲古典文化经过阿拉伯人的消化，在12世纪重新回到欧洲，反哺欧洲。翻译运动开始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但主要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托莱多翻译学校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文集以及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因而在一段时间，它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与巴黎和波隆那齐名。[6]通过翻译运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重新回到欧洲；此外，一些著名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如阿维森那和阿维罗伊的著作也同时进入欧洲。“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回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7]翻译运动再加上十字军东征，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欧洲的精神生活如同从睡梦中苏醒，到处弥漫着一种精神兴奋，青年人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成群结队地外出求学，投奔到一些著名的教师门下。在流动中逐渐汇聚到一些著名的学术之都，形成许多学者的团体。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自由和权利，在与市民、城市当局、教会的冲突中，大学得以建立。
二、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性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各种社会都存在着知识分子或者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人群，他们以生产知识或传授知识为业，或者以捍卫某种社会核心价值为使命，他们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环境中。无疑，被冠以知识分子的称呼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共性：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关注和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对现实持有某种批判态度。但是，他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也塑造着他们的性格，从而不同环境下的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形态。中世纪知识分子兴起于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这使他们具有这样一些特性。
（一）国际性
尽管中世纪欧洲社会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教会的统一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社会。汇聚于城市，特别是巴黎、波隆那的知识分子们来自欧洲各地，拉丁语是他们通用的语言。被称为“Studium generale”的大学，其成员更是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其颁发的学位证书在全欧洲基督教世界得到认可。 [8]这种背景使他们较一般市民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们忠于上帝和真理，而非民族和国家，同时大学的教会背景和经常性的跨国迁徙，都使其具有普世观念和独特的身份认同。 （二）流动性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也为知识分子在欧洲各地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求知热情的驱使下，他们四处流动，逐渐汇聚到一些城市，为了自我保护，他们组建了大学。由于大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校产，只是作为学者的行会，所以，当与城市当局或教会发生冲突时，大学便可随时搬迁。通过搬迁，还可能形成新的大学。其中，有一群为求知而四处漫游的穷学生，被称为“哥利亚德”，“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9]。他们具有社会批判精神，无论是教会的腐败，还是贵族的特权，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三）书本至上
中世纪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是对书本、权威，而非对书本以外的现实的热诚，或者说，具体的现实世界在他们关注的视线以外。这是由于，12世纪文艺复兴是由翻译运动引发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理就存在于书本中。“在这段时期，人们对那些被正确或错误地视为伟大思想家的人，确实常常表现出迷信般的尊崇”[10]。在对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进行批判之前，在学会运用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方法研究自然之前，欧洲人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消化。所以，大学课程无不是以对某种权威著作的讲解、分析、论辩为核心的，一切论辩无不引经据典，即使有所创新，也因缺少自信而将其归于某个权威。当然，知识创新的确是存在的，即使是围绕书本所作的评注，也存在着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他思想的成果。”[11]
（四）逻辑至上
由于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观察和实验这样的经验方法也就没有价值。对他们来说，发现真理的方法只能是从权威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建构新学问。涂尔干因此将大学兴起这一时期称为“逻辑时期”。在大学中，教师除了讲解权威著作外，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学生运用辩证法的技巧。在确定无疑的知识范围以外，还存在着广阔的未知领域和不确定的知识，这正是辩证法大显身手的时候。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任何书面作业，论辩既是通往知识的道路，也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机会。知识分子们在论辩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甚至将这种热情运用在一些琐碎的命题上。“毫无疑问，这种对辩论和逻辑分析的偏好，同时导致了智力资源在无聊问题上的巨大浪费。”[12]但是，几百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逻辑的工具运用于自然和社会之上，创造出科学和哲学的成果时，应当记得，这种工具是中世纪知识分子遗留给他们的财富。
（五）理性与信仰的矛盾
它构成中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首先，神学教义是天启的真理，因此，对教义的信仰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之前的教父德尔图良“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教诲不同，他们继承了圣安瑟尔谟的教诲即“信仰寻求理解力”，用希腊哲学解释和论证基督教神学，对信仰的探讨需要严格遵循理性法则。中世纪知识分子试图在理性与教义之间寻求平衡，其成果因与大学的密切关系，被称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顶峰就是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托马斯主义。尽管经院哲学的本意是为了坚固信仰，即让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这种平衡的努力却最终失败，“它们内部产生了分裂，被扯向两个相对立的方向”，从而使理性主义从神学中独立出来。涂尔干评价道：“在有些人看来，这几百年始终处于思想迟钝下的麻木状态，但其实它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心灵的平静。”[13]
（六）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
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和传授知识为生的人，是城市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劳动者，以学生学费为生活来源。如同城市中其他手工业者组成行会以自我保护一样，他们也组织行会以抗拒教会和世俗力量的控制，在斗争中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但是，由于斗争需要罗马教廷作为同盟军和庇护者以及教士特权的诱惑，最终使他们具有教士身份，接受教会俸禄。也就是说，他们在努力摆脱地方教会控制的同时，最终还是使自己置于教廷的控制之下。所以，中世纪知识分子的身上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是披着教士外衣的知识劳动者。
基于以上特性，一方面，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能够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进而以理性为工具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从而具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4]。大学也保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14、15世纪的著名异端，如英格兰的威克利夫、捷克的胡斯，都是大学教授。但是另一方面，对教义的信仰和对教会的依赖，使这种社会批判精神受到限制，他们的独立与自由是不彻底的。探究的激情，怀疑的折磨，始终与知识分子如影随形。巴黎大学的前驱阿伯拉尔是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人格化了的中世纪的一切偏好：精深的辩证法造诣，基于理智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求知的热情都奇怪地融合在一起，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独有的标志”[15]。中世纪知识分子是精英主义的，由于缺少受教育的广大民众和大众传播手段，使他们的知识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制约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三、知识分子与大学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仅创建了经院哲学，也创建了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学。大学这种组织形式是他们从无到有，自发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
在诸侯割据，教会一统天下的时代，流动的求知人群汇聚在城市，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他们仿照城市居民按照职业建立行会的方式，也建立了教师和学生的行会。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自由和权利，他们组织起来，安排教学、组织管理、发放学位、互助互卫，并在与市民、城市当局和教会等力量的冲突中，通过罢课、迁徙等手段，赢得教皇和国王的支持，获得自治和特权，大学由此而产生。其中，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是中世纪最为典型的两所大学。
相比较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的世俗色彩更为浓厚，它是一所学生大学。早在9至11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就有一些法学教师在讲授法学知识。其中，波隆那因地处意大利北部交通的十字路口，而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最著名的城市。这里拥有著名的法学学者和法律学校，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子到此求学。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外国人，没有市民权，因而时常遭受到各种歧视性对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学生们成立了行会，以自卫和互助。[16]学生普遍年纪较大，以及他们具有的法学背景，有助于他们建立并管理自己的组织，并使教师成为大学的雇员，由学生行会为教师支付薪水，管理教学活动，并处罚那些玩忽职守或教学效果不佳的教师。[17] 巴黎大学则更具教会色彩，“该大学不仅由教会权力机构进行督导，并且还几乎完全将学者身份等同于教士神职”[18]，它也是经院哲学的大本营，还是一所教师大学。巴黎大学与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存在着渊源关系。由于巴黎是加佩王朝的首都，以及阿伯拉尔等著名教师的感召力，巴黎汇聚了许多求知的学生。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学生，于是一些教师在这些教会学校以外传道授业。为了从巴黎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控制中获得独立，教师们组成了行会，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大学获得了教皇的支持，掌握了发放学位证书的主动权。[19]与波隆那大学由学生主导不同，巴黎的教师主要是外乡人，而且学生普遍年纪较小，巴黎大学的管理权掌握在教师手里，由教师行会组织教学，颁发学位证书，决定学校重大事务。此外，巴黎大学具有完整的四学部：即艺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和神学部，是一所“整全的大学”，巴黎大学还最早发展出了学院制度，因而成为“大学之母”，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典范。
大学是由中世纪知识分子创建的。“概括起来，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学者们的行会，它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包括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学生，这个团体在教会或国家之外享受着一定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20]来自欧洲各处的大量教师与学生，使大学具有国际性。早期的大学因斗争时常搬迁，具有流动性。知识分子书本至上和逻辑之上的原则也主导了大学教学的两种基本方式：授课（lectio）与辩论（disputatio）。[21]知识分子存在的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使大学的最高学术成就是经院哲学。知识分子存在的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使大学在独立与寻求教会庇护中动摇。
大学创建后，也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存在，需要一定的制度化环境。在中世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生存的最适宜的环境。
（1）大学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外在力量的侵害，使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与自由，为他们提供合法的社会身份。大学兴起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大学成为教会、王权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大学的自治和特权使大学能够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市民、城市当局和教会的侵犯，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
（2）大学还使知识分子成为城市社会分工中依靠教学活动为生的人，即以教师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从而有别于靠乞讨为生的修士和依赖教会俸禄为生的神职人员，尽管他们还未完全脱去教士的外衣。身份的独立是思想自由的保障，大学保障着知识分子教学、讨论和研究的自由，在学术研究中知识得以积累，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3）“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听众进行交流、和自己的同行维持交往”[22]，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分化，以及教学活动的进行，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听众和同行，提供了知识人角色形成所必需的“社会圈子”[23]。在这个“社会圈子”中，中世纪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最终获得支持与认可，并创造了中世纪学术思想的辉煌时代。
（4）正像行会中虽然存在师傅、帮工、学徒的等级，但这种等级不是固定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向上流动，大学中也存在着教授、助教、学生的等级，然而只要愿意努力并遵守规则就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基于自致地位而非先赋地位的制度设置激励着知识分子的学术雄心，因而中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成员。
总之，中世纪知识分子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知识分子创建了大学，大学也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的制度化环境。尽管后世对中世纪知识分子评价多有不公，甚至无视他们的存在，而且，“与现在认为的知识分子标准相比较，他们决不意味着有干涉服务与破坏或甚至仅仅批评既存秩序的意图”[24]，但中世纪知识分子确实是现
代知识分子的前驱。同样，尽管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无论外在还是内在差距都很大，但现代大学无疑是中世纪大学的继承者，因为“二者基本组织结构相同，且历史的连贯性从未间断。”[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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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比]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79.
[25]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梅义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
（责任编辑 陈志萍）
关键词：中世纪；知识分子；大学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1]，他们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也塑造着知识分子，欧洲中世纪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殊形态：虽然依附于教会，但他们却仿照城市手工业者所建立的行会，组成了学者的行会即大学，来争取身份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尽管具有教士的身份，但作为学术组织的成员以及具备理性批判的精神，使他们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一、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的社会条件
越来越多的现代历史学家都同意，把中世纪称作“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看作上承罗马帝国之衰亡，下启文艺复兴的一个蒙昧野蛮的过渡时期，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一个进行综合和创造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通过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正如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评价的那样：“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希腊哲学和科学、东方宗教——都流入日耳曼社会这个具有旺盛精力的蛮族世界的模子里。这种情况就像各种陈年老酒装入新瓶子里，或者说在年轻的躯体里烈火中烧。欧洲被迫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也就不断地致力于新的综合。”[2]这样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思想、知识活跃的时代，也必将是一个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
当然，在中世纪的早期，即6到8世纪，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衰退。“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3]在这样一个动荡而蒙昧的乱世里，修道院为古典知识的保存与传承提供了庇护。然而，修道僧并不能被认作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几乎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读写的人，但他们并未有独立的身份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抄写文献如同诵经、祈祷、劳作一样，对他们来说只是赎罪修行的手段。
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于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12世纪的文艺复兴，则得益于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
（一）城市的复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自我组织的参照。
中世纪早期城市凋敝，西欧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业社会。从11世纪开始，城市逐渐复兴，“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浓厚”[4]。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也是各种知识汇集的地方，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因而也激起人们求知的热情，吸引着求知的人们汇集到城市。同时，工商业者阶层对世俗知识产生大量的需求。相比较乡村生活，城市中的市民文化更有活力，也更世俗化，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拥有知识复兴所必需的自由、宽松的氛围。于是，在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以创造和传授知识为业的群体，即知识分子。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所说的：“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5]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城市居民通常按照职业建立行会，中世纪城市可以被看作各种行会和社团的统一。行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组织的参照模式。这种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行会，就是大学。也就是说，城市孕育了知识分子和大学。大学的兴起，表明欧洲学术和教育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还得益于翻译运动，它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可供咀嚼和消化的材料。
翻译运动可以说是欧洲古典文化经过阿拉伯人的消化，在12世纪重新回到欧洲，反哺欧洲。翻译运动开始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但主要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托莱多翻译学校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文集以及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因而在一段时间，它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与巴黎和波隆那齐名。[6]通过翻译运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重新回到欧洲；此外，一些著名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如阿维森那和阿维罗伊的著作也同时进入欧洲。“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回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7]翻译运动再加上十字军东征，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欧洲的精神生活如同从睡梦中苏醒，到处弥漫着一种精神兴奋，青年人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成群结队地外出求学，投奔到一些著名的教师门下。在流动中逐渐汇聚到一些著名的学术之都，形成许多学者的团体。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自由和权利，在与市民、城市当局、教会的冲突中，大学得以建立。
二、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性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各种社会都存在着知识分子或者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人群，他们以生产知识或传授知识为业，或者以捍卫某种社会核心价值为使命，他们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环境中。无疑，被冠以知识分子的称呼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共性：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关注和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对现实持有某种批判态度。但是，他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也塑造着他们的性格，从而不同环境下的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形态。中世纪知识分子兴起于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这使他们具有这样一些特性。
（一）国际性
尽管中世纪欧洲社会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教会的统一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社会。汇聚于城市，特别是巴黎、波隆那的知识分子们来自欧洲各地，拉丁语是他们通用的语言。被称为“Studium generale”的大学，其成员更是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其颁发的学位证书在全欧洲基督教世界得到认可。 [8]这种背景使他们较一般市民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们忠于上帝和真理，而非民族和国家，同时大学的教会背景和经常性的跨国迁徙，都使其具有普世观念和独特的身份认同。 （二）流动性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也为知识分子在欧洲各地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求知热情的驱使下，他们四处流动，逐渐汇聚到一些城市，为了自我保护，他们组建了大学。由于大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校产，只是作为学者的行会，所以，当与城市当局或教会发生冲突时，大学便可随时搬迁。通过搬迁，还可能形成新的大学。其中，有一群为求知而四处漫游的穷学生，被称为“哥利亚德”，“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9]。他们具有社会批判精神，无论是教会的腐败，还是贵族的特权，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三）书本至上
中世纪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是对书本、权威，而非对书本以外的现实的热诚，或者说，具体的现实世界在他们关注的视线以外。这是由于，12世纪文艺复兴是由翻译运动引发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理就存在于书本中。“在这段时期，人们对那些被正确或错误地视为伟大思想家的人，确实常常表现出迷信般的尊崇”[10]。在对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进行批判之前，在学会运用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方法研究自然之前，欧洲人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消化。所以，大学课程无不是以对某种权威著作的讲解、分析、论辩为核心的，一切论辩无不引经据典，即使有所创新，也因缺少自信而将其归于某个权威。当然，知识创新的确是存在的，即使是围绕书本所作的评注，也存在着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他思想的成果。”[11]
（四）逻辑至上
由于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观察和实验这样的经验方法也就没有价值。对他们来说，发现真理的方法只能是从权威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建构新学问。涂尔干因此将大学兴起这一时期称为“逻辑时期”。在大学中，教师除了讲解权威著作外，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学生运用辩证法的技巧。在确定无疑的知识范围以外，还存在着广阔的未知领域和不确定的知识，这正是辩证法大显身手的时候。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任何书面作业，论辩既是通往知识的道路，也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机会。知识分子们在论辩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甚至将这种热情运用在一些琐碎的命题上。“毫无疑问，这种对辩论和逻辑分析的偏好，同时导致了智力资源在无聊问题上的巨大浪费。”[12]但是，几百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逻辑的工具运用于自然和社会之上，创造出科学和哲学的成果时，应当记得，这种工具是中世纪知识分子遗留给他们的财富。
（五）理性与信仰的矛盾
它构成中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首先，神学教义是天启的真理，因此，对教义的信仰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之前的教父德尔图良“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教诲不同，他们继承了圣安瑟尔谟的教诲即“信仰寻求理解力”，用希腊哲学解释和论证基督教神学，对信仰的探讨需要严格遵循理性法则。中世纪知识分子试图在理性与教义之间寻求平衡，其成果因与大学的密切关系，被称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顶峰就是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托马斯主义。尽管经院哲学的本意是为了坚固信仰，即让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这种平衡的努力却最终失败，“它们内部产生了分裂，被扯向两个相对立的方向”，从而使理性主义从神学中独立出来。涂尔干评价道：“在有些人看来，这几百年始终处于思想迟钝下的麻木状态，但其实它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心灵的平静。”[13]
（六）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
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和传授知识为生的人，是城市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劳动者，以学生学费为生活来源。如同城市中其他手工业者组成行会以自我保护一样，他们也组织行会以抗拒教会和世俗力量的控制，在斗争中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但是，由于斗争需要罗马教廷作为同盟军和庇护者以及教士特权的诱惑，最终使他们具有教士身份，接受教会俸禄。也就是说，他们在努力摆脱地方教会控制的同时，最终还是使自己置于教廷的控制之下。所以，中世纪知识分子的身上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是披着教士外衣的知识劳动者。
基于以上特性，一方面，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能够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进而以理性为工具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从而具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4]。大学也保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14、15世纪的著名异端，如英格兰的威克利夫、捷克的胡斯，都是大学教授。但是另一方面，对教义的信仰和对教会的依赖，使这种社会批判精神受到限制，他们的独立与自由是不彻底的。探究的激情，怀疑的折磨，始终与知识分子如影随形。巴黎大学的前驱阿伯拉尔是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人格化了的中世纪的一切偏好：精深的辩证法造诣，基于理智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求知的热情都奇怪地融合在一起，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独有的标志”[15]。中世纪知识分子是精英主义的，由于缺少受教育的广大民众和大众传播手段，使他们的知识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制约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三、知识分子与大学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仅创建了经院哲学，也创建了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学。大学这种组织形式是他们从无到有，自发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
在诸侯割据，教会一统天下的时代，流动的求知人群汇聚在城市，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他们仿照城市居民按照职业建立行会的方式，也建立了教师和学生的行会。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自由和权利，他们组织起来，安排教学、组织管理、发放学位、互助互卫，并在与市民、城市当局和教会等力量的冲突中，通过罢课、迁徙等手段，赢得教皇和国王的支持，获得自治和特权，大学由此而产生。其中，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是中世纪最为典型的两所大学。
相比较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的世俗色彩更为浓厚，它是一所学生大学。早在9至11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就有一些法学教师在讲授法学知识。其中，波隆那因地处意大利北部交通的十字路口，而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最著名的城市。这里拥有著名的法学学者和法律学校，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子到此求学。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外国人，没有市民权，因而时常遭受到各种歧视性对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学生们成立了行会，以自卫和互助。[16]学生普遍年纪较大，以及他们具有的法学背景，有助于他们建立并管理自己的组织，并使教师成为大学的雇员，由学生行会为教师支付薪水，管理教学活动，并处罚那些玩忽职守或教学效果不佳的教师。[17] 巴黎大学则更具教会色彩，“该大学不仅由教会权力机构进行督导，并且还几乎完全将学者身份等同于教士神职”[18]，它也是经院哲学的大本营，还是一所教师大学。巴黎大学与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存在着渊源关系。由于巴黎是加佩王朝的首都，以及阿伯拉尔等著名教师的感召力，巴黎汇聚了许多求知的学生。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学生，于是一些教师在这些教会学校以外传道授业。为了从巴黎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控制中获得独立，教师们组成了行会，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大学获得了教皇的支持，掌握了发放学位证书的主动权。[19]与波隆那大学由学生主导不同，巴黎的教师主要是外乡人，而且学生普遍年纪较小，巴黎大学的管理权掌握在教师手里，由教师行会组织教学，颁发学位证书，决定学校重大事务。此外，巴黎大学具有完整的四学部：即艺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和神学部，是一所“整全的大学”，巴黎大学还最早发展出了学院制度，因而成为“大学之母”，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典范。
大学是由中世纪知识分子创建的。“概括起来，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学者们的行会，它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包括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学生，这个团体在教会或国家之外享受着一定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20]来自欧洲各处的大量教师与学生，使大学具有国际性。早期的大学因斗争时常搬迁，具有流动性。知识分子书本至上和逻辑之上的原则也主导了大学教学的两种基本方式：授课（lectio）与辩论（disputatio）。[21]知识分子存在的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使大学的最高学术成就是经院哲学。知识分子存在的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使大学在独立与寻求教会庇护中动摇。
大学创建后，也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存在，需要一定的制度化环境。在中世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生存的最适宜的环境。
（1）大学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外在力量的侵害，使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与自由，为他们提供合法的社会身份。大学兴起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大学成为教会、王权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大学的自治和特权使大学能够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市民、城市当局和教会的侵犯，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
（2）大学还使知识分子成为城市社会分工中依靠教学活动为生的人，即以教师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从而有别于靠乞讨为生的修士和依赖教会俸禄为生的神职人员，尽管他们还未完全脱去教士的外衣。身份的独立是思想自由的保障，大学保障着知识分子教学、讨论和研究的自由，在学术研究中知识得以积累，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3）“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听众进行交流、和自己的同行维持交往”[22]，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分化，以及教学活动的进行，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听众和同行，提供了知识人角色形成所必需的“社会圈子”[23]。在这个“社会圈子”中，中世纪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最终获得支持与认可，并创造了中世纪学术思想的辉煌时代。
（4）正像行会中虽然存在师傅、帮工、学徒的等级，但这种等级不是固定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向上流动，大学中也存在着教授、助教、学生的等级，然而只要愿意努力并遵守规则就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基于自致地位而非先赋地位的制度设置激励着知识分子的学术雄心，因而中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成员。
总之，中世纪知识分子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知识分子创建了大学，大学也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的制度化环境。尽管后世对中世纪知识分子评价多有不公，甚至无视他们的存在，而且，“与现在认为的知识分子标准相比较，他们决不意味着有干涉服务与破坏或甚至仅仅批评既存秩序的意图”[24]，但中世纪知识分子确实是现
代知识分子的前驱。同样，尽管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无论外在还是内在差距都很大，但现代大学无疑是中世纪大学的继承者，因为“二者基本组织结构相同，且历史的连贯性从未间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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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