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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月落荒寺》是格非反映当下现实处境的长篇新作，作家既试图以拟真的方式描摹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又通过引入经典话语赋予现实以意义。但生活与写作由此陷入商品化的流通网络，导致现实与文学互为镜像，共同呈现了现实的总体性危机。
【关键词】《月落荒寺》镜像危机冷眼关于新作《月落荒寺》，在一次采访中，格非一方面将其放在既往作品序列的延长线上，凸显个人思考和艺术探索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强调新作“也有一些区别”，“因为生活在变化”，作家“要有能力分析当今的现实”，同时通过“特殊的修辞”将这一现实呈现出来。[1]格非的这番创作自述，无疑为理解、评论《月落荒寺》提供了一个坐标系，即在“现实”与“修辞”的相互生成中，才能定位新作之“新”。因此，探讨《月落荒寺》以何种“修辞”呈现了怎样的“现实”，成为进入格非新作的方便途径。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许并非如作家本人说得那般自然、透明。具体在《月落荒寺》中，现实与修辞、内容与形式既相互配套，但也相互掣肘，并互为镜像，反映着彼此的危机与出路，在勾连广阔的历史语境的同时，体现出文学与现实的种种症候。
一、生活的符号化
从所反映的“当今的现实”来看，《月落荒寺》以北京某大学教授林宜生及其家庭和朋友圈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内容。在小说中，这些人物是高级知识分子、上层官员、艺术策展人、商界精英，经济地位、物质生活十分优越，但又不断陷入婚姻、事业、欲望和精神的危机之中。小说移步换景般地展示着这群上流人士无聊而匮乏的生活：出轨、离婚、孩子教育、官场失意、家庭聚会、音乐雅集等，看似一地鸡毛，却又左右逢源，种种危机在日常现实的流动中转移、化解、重现，周而复始，却依然无动于衷。一言以蔽之，《月落荒寺》呈现出一幅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如果说，通过上述概括，可以将《月落荒寺》定位为“现实主义”小说的话，那么为了配合反映这一现实，格非在写作中采取了拟真的艺术手段。在小说叙述的“物质性”层面上，《月落荒寺》的一个突出之点是，格非给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安装了定位系统，无论小说人物身处何地、去往何方，都在共享实时位置。以近乎强迫症的方式，格非巨细靡遗地描画了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轨迹图。
小说中，这些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的街道（中关村北大街、五道口、肖家河）、社区（褐石小区、望京的“圣馨大地”公寓楼）、景点（怀柔的雁栖湖、南锣鼓巷、正觉寺）、茶社（曼珠沙华）、咖啡馆（雕刻时光咖啡厅、盒子咖啡馆）、书店（单向街书店）、酒楼（桃屋日本料理店、嘉和一品、张生记、欣叶酒家、顺峰酒楼）、医院（积水潭的精神康复中心、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等。具有症候性的是，即使是在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地方，小说也不忘“报地名”，如第55节，林宜生与回国的儿子去小区门口吃烧烤，格非也刻意点出烧烤店的名字——“渝淮人家”。
与真实的地点、位置的植入相对应，格非在小说中对“物品”同样进行了偏执的展览式描写，典型如第55节，作家以静物素描的方式细数伯远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一柄海泡石烟斗，两袋荷兰产的烟丝，一把Philips的电动剃须刀，一只Zippo打火机，一套雅诗兰黛的化妆品。更典型的段落，则是借人物周德坤之口，对茶道的展示：
要说今天这壶茶，还真不简单。单说这茶叶，得是武夷山一百零三岁的周桐和老茶师亲手烘焙的牛栏坑肉桂。光有好茶还不成，还得有好水。农夫山泉够可以的了吧，人家偏偏说不能喝，非得是内蒙古阿尔山特供的五藏泉！就差到芭蕉叶上去扫雪了。好水有了，却不兴搁在电水壶里煮，还得备上潮州枫溪的红泥炉和砂铫。炭呢，得是意大利进口的地中海橄榄炭。你说这费劲的！[2]28
可以说，位置与物品的密集呈现，是《月落荒寺》的“特殊的修辞”，两者构成了一张现实生活的物质大网，将作家所要思考的现实与人物牢牢地固定在日常的肌理上，以真实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描摹着中产生活的声色犬马。
不可否认，对地点和物品的强调，结构出《月落荒寺》的“物质外壳”，并与小说的“精神叙事”产生内在勾连，既体现着作家的艺术功力，更折射出人物性格和时代的精神状况。[3]正如小说以暗示的方式提及的卢卡奇的评论，林宜生们无疑搬进了“深渊大饭店”：“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4]而问题在于，如果说，林宜生们的生活处于“深渊大饭店”中，那么，“注视着”这一“深渊”的文学及其背后的作家主体，如何不被“深渊”所吞噬，其自外于“深渊大饭店”的合法性何在？换言之，当《月落荒寺》以拟真的、超级现实的方式，以商品展览的方式呈现“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他人生活时，如何保证文学自身是有意义的，也即如何在镜像式反映“精美的膳食”和“风雅的娱乐”时，保证自身不是在“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叙事快感？
在现实中，林宜生们的生活极度虚无，只能以对商品（位置和物品）的依恋，锚定生活的意义。但正是在这种“物”的替代性变动中，当林宜生们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地点、下一件物品，真实的地点和实体的物品就不断地转化为漂浮的能指，形成一个平面化的象征网络，尽管可以用以表征身份，并转移无意义的焦虑感，但“深渊”依然无法摆脱。而关键在于，这不仅是生活与现实的危机，也是文学与写作的危机，林宜生们的生活遵循着符号流通的逻辑，在《月落荒寺》对地点和物品的展览式描写中，商品规律同样渗透其间。因此，可以说，现实生活、小说内容的无意义，直接反射到叙事、形式层面，《月落荒寺》的叙事动力似乎就根源于商品与“物”的不断流动，作家既试图以对精致却虚无的生活的镜像式呈现，来掩饰“故事”的匮乏和“写作”本身的无意义感，却同时在小说“物质性”的极度膨胀中，导致内容与形式上的流水账。正如前引关于茶道的描述，一方面体现出揶揄、讽刺，另一方面又隐约流露出叙述者精通茶道的炫耀之感，而在细致的铺排中，小说叙述流于“物”的展览，造成意义与批判性思考的缺席。在这一意义上，《月落荒寺》与其所思考的现实，互为镜像，映照出彼此共同的危机。
【关键词】《月落荒寺》镜像危机冷眼关于新作《月落荒寺》，在一次采访中，格非一方面将其放在既往作品序列的延长线上，凸显个人思考和艺术探索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强调新作“也有一些区别”，“因为生活在变化”，作家“要有能力分析当今的现实”，同时通过“特殊的修辞”将这一现实呈现出来。[1]格非的这番创作自述，无疑为理解、评论《月落荒寺》提供了一个坐标系，即在“现实”与“修辞”的相互生成中，才能定位新作之“新”。因此，探讨《月落荒寺》以何种“修辞”呈现了怎样的“现实”，成为进入格非新作的方便途径。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许并非如作家本人说得那般自然、透明。具体在《月落荒寺》中，现实与修辞、内容与形式既相互配套，但也相互掣肘，并互为镜像，反映着彼此的危机与出路，在勾连广阔的历史语境的同时，体现出文学与现实的种种症候。
一、生活的符号化
从所反映的“当今的现实”来看，《月落荒寺》以北京某大学教授林宜生及其家庭和朋友圈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内容。在小说中，这些人物是高级知识分子、上层官员、艺术策展人、商界精英，经济地位、物质生活十分优越，但又不断陷入婚姻、事业、欲望和精神的危机之中。小说移步换景般地展示着这群上流人士无聊而匮乏的生活：出轨、离婚、孩子教育、官场失意、家庭聚会、音乐雅集等，看似一地鸡毛，却又左右逢源，种种危机在日常现实的流动中转移、化解、重现，周而复始，却依然无动于衷。一言以蔽之，《月落荒寺》呈现出一幅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如果说，通过上述概括，可以将《月落荒寺》定位为“现实主义”小说的话，那么为了配合反映这一现实，格非在写作中采取了拟真的艺术手段。在小说叙述的“物质性”层面上，《月落荒寺》的一个突出之点是，格非给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安装了定位系统，无论小说人物身处何地、去往何方，都在共享实时位置。以近乎强迫症的方式，格非巨细靡遗地描画了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轨迹图。
小说中，这些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的街道（中关村北大街、五道口、肖家河）、社区（褐石小区、望京的“圣馨大地”公寓楼）、景点（怀柔的雁栖湖、南锣鼓巷、正觉寺）、茶社（曼珠沙华）、咖啡馆（雕刻时光咖啡厅、盒子咖啡馆）、书店（单向街书店）、酒楼（桃屋日本料理店、嘉和一品、张生记、欣叶酒家、顺峰酒楼）、医院（积水潭的精神康复中心、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等。具有症候性的是，即使是在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地方，小说也不忘“报地名”，如第55节，林宜生与回国的儿子去小区门口吃烧烤，格非也刻意点出烧烤店的名字——“渝淮人家”。
与真实的地点、位置的植入相对应，格非在小说中对“物品”同样进行了偏执的展览式描写，典型如第55节，作家以静物素描的方式细数伯远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一柄海泡石烟斗，两袋荷兰产的烟丝，一把Philips的电动剃须刀，一只Zippo打火机，一套雅诗兰黛的化妆品。更典型的段落，则是借人物周德坤之口，对茶道的展示：
要说今天这壶茶，还真不简单。单说这茶叶，得是武夷山一百零三岁的周桐和老茶师亲手烘焙的牛栏坑肉桂。光有好茶还不成，还得有好水。农夫山泉够可以的了吧，人家偏偏说不能喝，非得是内蒙古阿尔山特供的五藏泉！就差到芭蕉叶上去扫雪了。好水有了，却不兴搁在电水壶里煮，还得备上潮州枫溪的红泥炉和砂铫。炭呢，得是意大利进口的地中海橄榄炭。你说这费劲的！[2]28
可以说，位置与物品的密集呈现，是《月落荒寺》的“特殊的修辞”，两者构成了一张现实生活的物质大网，将作家所要思考的现实与人物牢牢地固定在日常的肌理上，以真实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描摹着中产生活的声色犬马。
不可否认，对地点和物品的强调，结构出《月落荒寺》的“物质外壳”，并与小说的“精神叙事”产生内在勾连，既体现着作家的艺术功力，更折射出人物性格和时代的精神状况。[3]正如小说以暗示的方式提及的卢卡奇的评论，林宜生们无疑搬进了“深渊大饭店”：“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4]而问题在于，如果说，林宜生们的生活处于“深渊大饭店”中，那么，“注视着”这一“深渊”的文学及其背后的作家主体，如何不被“深渊”所吞噬，其自外于“深渊大饭店”的合法性何在？换言之，当《月落荒寺》以拟真的、超级现实的方式，以商品展览的方式呈现“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他人生活时，如何保证文学自身是有意义的，也即如何在镜像式反映“精美的膳食”和“风雅的娱乐”时，保证自身不是在“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叙事快感？
在现实中，林宜生们的生活极度虚无，只能以对商品（位置和物品）的依恋，锚定生活的意义。但正是在这种“物”的替代性变动中，当林宜生们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地点、下一件物品，真实的地点和实体的物品就不断地转化为漂浮的能指，形成一个平面化的象征网络，尽管可以用以表征身份，并转移无意义的焦虑感，但“深渊”依然无法摆脱。而关键在于，这不仅是生活与现实的危机，也是文学与写作的危机，林宜生们的生活遵循着符号流通的逻辑，在《月落荒寺》对地点和物品的展览式描写中，商品规律同样渗透其间。因此，可以说，现实生活、小说内容的无意义，直接反射到叙事、形式层面，《月落荒寺》的叙事动力似乎就根源于商品与“物”的不断流动，作家既试图以对精致却虚无的生活的镜像式呈现，来掩饰“故事”的匮乏和“写作”本身的无意义感，却同时在小说“物质性”的极度膨胀中，导致内容与形式上的流水账。正如前引关于茶道的描述，一方面体现出揶揄、讽刺，另一方面又隐约流露出叙述者精通茶道的炫耀之感，而在细致的铺排中，小说叙述流于“物”的展览，造成意义与批判性思考的缺席。在这一意义上，《月落荒寺》与其所思考的现实，互为镜像，映照出彼此共同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