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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文献，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揭示了相关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FDI技术溢出综述
一、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增强，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知识的外部性特点使各国都能分享世界知识存量增长的收益，外国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成为学者广泛探讨的问题。技术溢出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是指FDI内含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研发、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通过各种渠道的非自愿性扩散。有关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熟，21世纪有新的发展。
二、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重要现象。此后，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关注。Caves(1974)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把溢出效应分为三类：一是由于跨国公司进入，打破了东道国行业垄断，资源配置得到改善；二是跨国公司带来竞争或示范效应，刺激当地厂商提高技术效率；三是由于竞争、模仿等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速度。Koizumi&Kopecky(1977)通过将技术溢出效应引入国际资本流动模型，用局部均衡理论分析了溢出的因素和效应，得出溢出水平和外资份额正相关的结论。Findlay(1978)认为FDI输出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投资规模越大，技术扩散速度也越快，得出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有效的“传染效应”。Das(1987)从跨国公司角度构建竞争型技术溢出模型，研究表明，技术溢出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是一种潜在成本，但跨国公司只要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仍有利可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于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以溢出存在为前提，应用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与东道国有关的溢出效应及其决定因素。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将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引入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有学者归纳为以下方面：第一，以溢出为前提的厂商理论。Boisot(1995)以文化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探讨新古典学习和熊彼特学习对厂商技术水平的影响；Klibanoff&Morduch(1995)研究了厂商间技术扩散问题；Lee(1995)比较了两种技术定位下小厂商的技术创新，发现在新技术背景下，厂商内部研发活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联系均变得更活跃；Poyago&Theotoky(1995)研究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均衡和最佳规模。第二，博弈论中的溢出分析。Wang & Blomstrom(1992)构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发现跨国公司对新技术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投资越多，吸收能力就越强；Ziss(1994)通过有溢出的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评估了改善福利的条件；Kapur(1995)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考察信息不确定条件下溢出效应对厂商学习的影响。第三，策略联盟的溢出分析。Gugler&Dunning(1993)发现策略联盟是创造和提高厂商技术优势及其创新活动区位布局的互补性组织形式，策略联盟的溢出随产业差异不同；Hagedoorn(1995)考察了非核心技术的策略合作，揭示了厂商间策略技术联盟基本趋势。Hagedoorn&Duysters(1996)在分析厂商R&D活动、创新产出和策略技术合作国际化趋势时发现，创新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有限。第四，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 理论。Parente(1994)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厂商技术吸收决策和产出增长依赖于资本市场有效性；Colombo&Mosconi(1995)分析了复合型技术早期扩散的兼容性和累计性学习效应，认为边干边学效应是技术扩散路径中技术经验的增函数。第五，组织技术的溢出分析。Mekendrick(1995)发现银行组织技术模仿的来源大多数属非市场中介型，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专门知识的来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FDI积极参与转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型国家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研究FDI溢出类型及影响因素、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及股权对溢出的影响，成为21世纪FDI技术溢出理论研究的新亮点，且主要以相应实证研究为支撑。
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FDI溢出效应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机制的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框架，仍以经验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以Cac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后来研究者不断将其实证模型扩展和细化。针对不同国家的检验，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结果。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Caves(1974)选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检验两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相同结论。Blowstrom&Persson(1983)通过选取墨西哥1970年215个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将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评价指标，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得出存在正溢出效应。Watanabe(1983)以菲律宾为例，指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严格要求，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技能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Blowstrom&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影响，发现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外资份额正相关。Kokko(1994)研究技术条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行业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比较明显。Kokko(1996)通过行业横截面数据对乌拉圭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效应影响，指出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Pack(1997)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在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的技术扩散中所发挥的作用，支持正溢出效应。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进行分组，发现该指标较低时，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越明显。Flores(1999)在对葡萄牙制造业的研究中得出FDI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Liu(2000)考察1991年～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且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溢出效应更明显。Kathuria(2001)发现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对学习能力和R&D 投资，这些投资能促进当地企业应用新知识及提高企业吸收能力。Smarzynska(2002)发现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有后向关联效应，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而非出口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Haddad&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年～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Aitken&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年～1989年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存在普遍负溢出效应。Barry(2001)考察了爱尔兰制造业1990年～1998年间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负溢出效应，归因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os&Strobl (2001)通过考察西班牙制造业1990年～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得出总体上不存在正溢出效应，但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显著正溢出效应。Damijan(2001)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制造业1994年～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上述国家不存在明显溢出效应。Harris&Robinson (2001)选用1974年～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别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即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
21世纪FDI技术溢出研究新亮点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FDI溢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表明FDI在发展中国家水平溢出结论差异较大。Aitken&Harrison(1999)、Djankov&Hoekman(2000)、Konings&Bulgaria(2001)分别对委内瑞拉、捷克、波兰进行研究，质疑上述国家FDI水平溢出存在的可能性。但Damijan(2003)发现，FDI在罗马尼亚存在明显水平溢出，但其他六个转型国家并不存在。而Kinoshita(2001)却指出，捷克的研发密集型部门受益于FDI水平技术溢出。与水平溢出相比，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存在垂直溢出的证明相对充分，Schoor&Vander tol(2001)对匈牙利的研究、Blalock&Gertler(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Kohpaiboon(2006)对泰国的研究 ，都支持了转型国家FDI存在垂直溢出效应的结论。其二，在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方面，Javorcik、Saggi &Spatareanu (2004)以罗马尼亚为例探讨母国因素如何影响FDI溢出效应。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影响显著，得出外国投资者的国籍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在股权比例对FDI溢出程度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也证明股权比例与FDI溢出程度间确实存在关联。Dimelis&Louri(2001)通过应用横截面数据对希腊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外资少数股权项目的技术溢出强度大于多数股权项目。Javorcik&Spatareanu(2003)通过考察1998年～2000年间罗马尼亚公司层面的不均衡面板数据，得出部门间的技术溢出源于合资或并购，而非绿地投资。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研究表明，FDI垂直技术溢出与合资项目有关，而与外国独资项目无关。
三、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趋势，该领域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研究不断深入，且以实证研究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姚洋(1998)通过考察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国外三资企业对行业内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提高有促进作用。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等工业大类的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层面的截面回归分析，发现FDI对工业总体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该溢出效应受外资企业技术水平、销售水平等因素影响。何洁、许罗丹(1999) 通过考察1985年～1996年工业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存在正溢出效应，并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趋势。姚淑梅(1999)则认为中国在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技术和市场置换不对称，合资中得到的技术一般与世界先进水平有10年～15年的差距，不支持正溢出效应。江小涓、冯远(2000)对北京48家跨国公司投资企业调研表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水平，决定技术转移水平的因素包括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需求特点、所处行业和市场结构以及国内政策等方面。何洁(200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FDI对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溢出效应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制约，依赖于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等因素。姚洋、章奇(2001) 研究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作用。赖明勇、包群(2002)通过构建模型测算并比较中国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黄亚生(2002)则提出了引发争议的反诘，即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由于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于是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潘文卿(200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存在明显正向溢出效应。陈涛涛、范明曦(2003)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制造业行业溢出效应明显存在，还引入“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指标区别行业特征，认为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组，溢出效应更明显，并指出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胡祖六(2004) 在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时特别指明FDI带来技术转移，即存在溢出效应，并明确指出其载体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新的工艺流程等多形式，批驳了认为只有转移高技术才有价值的观点。张海洋(2005)通过考察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检验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途径。发现R&D和外资活动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R&D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彭水军、包群(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1996年～200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支持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一国通过引进FDI，可以拓展其技术进步的来源，不必完全依赖自有资源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但经验研究尤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中，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一致，有的研究结论支持正溢出效应，有的不支持正溢出效应。因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FDI技术溢出综述
一、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增强，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知识的外部性特点使各国都能分享世界知识存量增长的收益，外国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成为学者广泛探讨的问题。技术溢出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是指FDI内含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研发、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通过各种渠道的非自愿性扩散。有关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熟，21世纪有新的发展。
二、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重要现象。此后，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关注。Caves(1974)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把溢出效应分为三类：一是由于跨国公司进入，打破了东道国行业垄断，资源配置得到改善；二是跨国公司带来竞争或示范效应，刺激当地厂商提高技术效率；三是由于竞争、模仿等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速度。Koizumi&Kopecky(1977)通过将技术溢出效应引入国际资本流动模型，用局部均衡理论分析了溢出的因素和效应，得出溢出水平和外资份额正相关的结论。Findlay(1978)认为FDI输出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投资规模越大，技术扩散速度也越快，得出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有效的“传染效应”。Das(1987)从跨国公司角度构建竞争型技术溢出模型，研究表明，技术溢出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是一种潜在成本，但跨国公司只要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仍有利可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于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以溢出存在为前提，应用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与东道国有关的溢出效应及其决定因素。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将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引入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有学者归纳为以下方面：第一，以溢出为前提的厂商理论。Boisot(1995)以文化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探讨新古典学习和熊彼特学习对厂商技术水平的影响；Klibanoff&Morduch(1995)研究了厂商间技术扩散问题；Lee(1995)比较了两种技术定位下小厂商的技术创新，发现在新技术背景下，厂商内部研发活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联系均变得更活跃；Poyago&Theotoky(1995)研究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均衡和最佳规模。第二，博弈论中的溢出分析。Wang & Blomstrom(1992)构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发现跨国公司对新技术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投资越多，吸收能力就越强；Ziss(1994)通过有溢出的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评估了改善福利的条件；Kapur(1995)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考察信息不确定条件下溢出效应对厂商学习的影响。第三，策略联盟的溢出分析。Gugler&Dunning(1993)发现策略联盟是创造和提高厂商技术优势及其创新活动区位布局的互补性组织形式，策略联盟的溢出随产业差异不同；Hagedoorn(1995)考察了非核心技术的策略合作，揭示了厂商间策略技术联盟基本趋势。Hagedoorn&Duysters(1996)在分析厂商R&D活动、创新产出和策略技术合作国际化趋势时发现，创新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有限。第四，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 理论。Parente(1994)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厂商技术吸收决策和产出增长依赖于资本市场有效性；Colombo&Mosconi(1995)分析了复合型技术早期扩散的兼容性和累计性学习效应，认为边干边学效应是技术扩散路径中技术经验的增函数。第五，组织技术的溢出分析。Mekendrick(1995)发现银行组织技术模仿的来源大多数属非市场中介型，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专门知识的来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FDI积极参与转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型国家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研究FDI溢出类型及影响因素、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及股权对溢出的影响，成为21世纪FDI技术溢出理论研究的新亮点，且主要以相应实证研究为支撑。
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FDI溢出效应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机制的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框架，仍以经验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以Cac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后来研究者不断将其实证模型扩展和细化。针对不同国家的检验，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结果。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Caves(1974)选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检验两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相同结论。Blowstrom&Persson(1983)通过选取墨西哥1970年215个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将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评价指标，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得出存在正溢出效应。Watanabe(1983)以菲律宾为例，指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严格要求，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技能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Blowstrom&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影响，发现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外资份额正相关。Kokko(1994)研究技术条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行业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比较明显。Kokko(1996)通过行业横截面数据对乌拉圭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效应影响，指出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Pack(1997)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在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的技术扩散中所发挥的作用，支持正溢出效应。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进行分组，发现该指标较低时，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越明显。Flores(1999)在对葡萄牙制造业的研究中得出FDI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Liu(2000)考察1991年～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且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溢出效应更明显。Kathuria(2001)发现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对学习能力和R&D 投资，这些投资能促进当地企业应用新知识及提高企业吸收能力。Smarzynska(2002)发现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有后向关联效应，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而非出口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Haddad&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年～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Aitken&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年～1989年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存在普遍负溢出效应。Barry(2001)考察了爱尔兰制造业1990年～1998年间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负溢出效应，归因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os&Strobl (2001)通过考察西班牙制造业1990年～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得出总体上不存在正溢出效应，但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显著正溢出效应。Damijan(2001)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制造业1994年～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上述国家不存在明显溢出效应。Harris&Robinson (2001)选用1974年～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别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即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
21世纪FDI技术溢出研究新亮点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FDI溢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表明FDI在发展中国家水平溢出结论差异较大。Aitken&Harrison(1999)、Djankov&Hoekman(2000)、Konings&Bulgaria(2001)分别对委内瑞拉、捷克、波兰进行研究，质疑上述国家FDI水平溢出存在的可能性。但Damijan(2003)发现，FDI在罗马尼亚存在明显水平溢出，但其他六个转型国家并不存在。而Kinoshita(2001)却指出，捷克的研发密集型部门受益于FDI水平技术溢出。与水平溢出相比，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存在垂直溢出的证明相对充分，Schoor&Vander tol(2001)对匈牙利的研究、Blalock&Gertler(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Kohpaiboon(2006)对泰国的研究 ，都支持了转型国家FDI存在垂直溢出效应的结论。其二，在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方面，Javorcik、Saggi &Spatareanu (2004)以罗马尼亚为例探讨母国因素如何影响FDI溢出效应。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影响显著，得出外国投资者的国籍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在股权比例对FDI溢出程度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也证明股权比例与FDI溢出程度间确实存在关联。Dimelis&Louri(2001)通过应用横截面数据对希腊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外资少数股权项目的技术溢出强度大于多数股权项目。Javorcik&Spatareanu(2003)通过考察1998年～2000年间罗马尼亚公司层面的不均衡面板数据，得出部门间的技术溢出源于合资或并购，而非绿地投资。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研究表明，FDI垂直技术溢出与合资项目有关，而与外国独资项目无关。
三、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趋势，该领域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研究不断深入，且以实证研究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姚洋(1998)通过考察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国外三资企业对行业内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提高有促进作用。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等工业大类的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层面的截面回归分析，发现FDI对工业总体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该溢出效应受外资企业技术水平、销售水平等因素影响。何洁、许罗丹(1999) 通过考察1985年～1996年工业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存在正溢出效应，并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趋势。姚淑梅(1999)则认为中国在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技术和市场置换不对称，合资中得到的技术一般与世界先进水平有10年～15年的差距，不支持正溢出效应。江小涓、冯远(2000)对北京48家跨国公司投资企业调研表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水平，决定技术转移水平的因素包括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需求特点、所处行业和市场结构以及国内政策等方面。何洁(200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FDI对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溢出效应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制约，依赖于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等因素。姚洋、章奇(2001) 研究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作用。赖明勇、包群(2002)通过构建模型测算并比较中国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黄亚生(2002)则提出了引发争议的反诘，即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由于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于是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潘文卿(200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存在明显正向溢出效应。陈涛涛、范明曦(2003)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制造业行业溢出效应明显存在，还引入“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指标区别行业特征，认为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组，溢出效应更明显，并指出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胡祖六(2004) 在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时特别指明FDI带来技术转移，即存在溢出效应，并明确指出其载体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新的工艺流程等多形式，批驳了认为只有转移高技术才有价值的观点。张海洋(2005)通过考察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检验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途径。发现R&D和外资活动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R&D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彭水军、包群(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1996年～200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支持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一国通过引进FDI，可以拓展其技术进步的来源，不必完全依赖自有资源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但经验研究尤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中，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一致，有的研究结论支持正溢出效应，有的不支持正溢出效应。因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