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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始终是一部金融史。伴随和贯穿金融史的，同时又是一部泡沫史。经济泡沫也可以称为金融泡沫，金融投机交易铸造的金融泡沫，虽然并不创造哪怕一分钱的价值，但却会让一小部分人点石成金、一夜暴富;而让更多人前功尽弃、倾家荡产。
泡沫是随着金融投机交易的波浪上下浮动的，牛市与熊市反复更迭，泡沫在牛市和投机高潮中会不断膨胀;在熊市时又会疲软萎缩。
久赌无赢家。更重要的是，你的财富能支撑你走多远。那么，在金融泡沫时代，谁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1634年，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中，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在三年后的1637年售价冲上6700荷兰盾。这笔钱相当于当时荷兰人均44年的工资，并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到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涨幅高达5900%。
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一次花卉泡沫——“君子兰热”。原本一株几块钱的普通花卉，最高被炒到数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50年的工资收入。中国的“君子兰泡沫”，一点不比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小。
“君子兰热”与“郁金香泡沫”的区别，在于君子兰是在那个官本位的极盛期，满足给政府官员送礼不断扩大的需求抬起来的;而郁金香只是为了金钱而投机。虽然权钱交换最后也可以折算为金钱，但仅从行为出发点比较，郁金香也许还是比君子兰干净些。而且，当时荷兰已经有了期货交易等现代金融手段，比之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单纯商品交换，似乎还是要高级一些。可那时荷兰人炒了半天郁金香，很多人到倾家荡产也没见过郁金香长什么样。
君子兰泡沫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远不如荷兰的郁金香，这是由当时参加投机的人数决定的。中国的君子兰泡沫只有少数人加入，而郁金香泡沫不仅牵动了半个荷兰，甚至泛滥到整个欧洲。
不是郁金香和君子兰值这么多钱，而是人们觉得炒作它可以赚更多钱。到后期，郁金香的所有交易全凭信用凭证的“空气交易”，永远不可能真正兑现，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就是在今天，做大豆期货投机交易的人，有几个见过大豆长什么样的？
赌场有千手，股市也有黑手。金融证券投机交易，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幕后”交易的乐园。
早在1720年英国“南海股票”泡沫时期，经纪人为操作股价串谋、散布谣言、传播恐惧心理等恶行不绝于世。为了拉抬股票的声势，他们会将股票免费送给大人物，贿赂立法机构，让知名政治家或名门望族成为“股东”，为的是不择手段将股价炒高，哄骗民众购买，然后任由一切崩溃。该公司赠送给政府官员和特定关系人的股票，总价值18万英镑。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东印度公司普通职员3.6万年的收入。
“南海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之一约翰·布伦特曾毫不掩饰地说：“不惜一切地炒高股价，这是公司谋取利益的唯一方法……他们越糊涂越好，一定要让他们蒙在鼓里，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渴望参加我们的计划。”
当时，即便是那些知道公司内情的普通职员都说：“到拥挤的交易胡同去，把股票转手买给那些比自己更轻信的傻子。”最高时期，“皇家交易保险”和“伦敦保险”两家公司的市值，最高分别达到实缴资本的25倍和64倍。1720年夏季，距离“飞梭”被发明出来、并引领纺织自动化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爆发还有13年，而伦敦股市的投机却率先展示了疯狂，总市值超过了5亿英镑，约是1695年的100倍。
最容易成为案板上肥肉的，就是那些跟风入市的新手。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投机市场，本质上都是圈内游戏，只有圈内的、不到5%的极少数人可以赚到钱，其他小股民基本上都是给人家垫背的。
在日本，同样可以通过人与金钱的结合，使财富增加得更快。中国称之为“财路”，美国叫“金钱游戏”，日本就是所谓的“财术”。财术的本质就是金融投机，随着财术利润的增加，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坐不住了。包括丰田、日产、松下、夏普等公司在内的许多日本超大型企业，纷纷把资金挪入金融投机，这使整个日本非金融企业的一半以上利润来自金融投机，同时金融资本的不断增加，直到达到超过了50%的高水平。产业空洞化在所难免。
1986年，美国德崇公司为当时的联邦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筹集到了5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曾支持对恶意收购严加限制的阿方斯，对垃圾债券的态度马上发生了明显变化。
许多政治领袖为了换取政治献金与投机集团暗中来往。到1987年春天，在里根政府任命的联邦官员中，至少已经有100多位被控行为不端。从1982年开始，美国政府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废除了对储蓄贷款的管制，允许他们投资垃圾债券、房地产以及任何其他的投机事业。
储贷银行与垃圾股比翼双飞，托马斯·施皮格尔的哥伦比亚储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1982年只有不到4亿美元，五年后就增加到130亿美元;得克萨斯州储蓄银行的放贷金额以1200%的速度增长，放贷对象主要是投机性地产交易。
今天，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比例不断增加、甚至超过非金融资产的现象，不仅在日本、欧美国家，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的南美国家普遍存在。不是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目光短浅、贪财好赌，而是整个国家的金融投机浪潮，会把实体经济企业逼进死胡同。
金融投机市场越热，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就会越短缺，实际利率会被拉高到实体生产企业无法接受的超高水平。哪个企业家只要自己不是老板，谁都要向公司股东的利润负责。如果能从金融投机中转手套利，谁还愿意汗珠子砸脚面、费力不讨好地搞什么生产？日本松下电器这样想，中国的“温州炒房团”也不例外。
表面上经济活动热热闹闹，但实际上金融投机带来的利润，不过是国家现有资产的自我循环，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也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但同时生产型企业实际上与中国等后发工业国家比却在萎缩，长此以往如何了得？ 金融风暴还在风口，墨西哥第三大连锁超市科摩西从银行买入的货币衍生品亏损11亿美元，2009年新年都没熬过就申请倒闭了;斯里兰卡的国有“锡兰石油公司”损失6亿美元;中国的中信泰富损失24亿美元。全球此类在颠簸中赔了钱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波兰、中国台湾等多达5万多家。其中包括印度10%的出口商和韩国的571家出口商。据IMF统计，巴西损失280亿美元，印尼损失30亿美元，墨西哥和波兰损失50亿美元。这些国家非但没有通过衍生品买卖得到风险保护，从2007年的一年中的MSCI（衍生品）指数看，反而跌去三分之二。
在日本社会，权力、势力、金钱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没有那一方面更占主导地位。因此，日本社会的主要利益，基本上是被政治家、官僚、财界、帮会等共同瓜分的，甚至可以说是合作瓜分。这几种势力共同构成日本的上层社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其内幕局外人或圈外人很难分辨。
拥有华尔街60年经验的约翰·博格称这种金融公司、经纪人和其他“受益者”的携手牟利为“愉快的共谋”。
日本的野村证券（Nomura）、大和证券（Daiwa）、山一证券（Yamaichi）和日兴证券（Nikko）四大券商，掌握着日本股市一半以上的成交量，基本上控制着日本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和走向。他们会每周举行例会，共同商议力捧哪些股票。每天早上一上班，每个券商业务员都会被告知要推销那些个股。
为了赚取手续费，他们会毫不手软地帮客户不断买卖股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有800万新手进入股市投机，股民数量超过2200万，大约占1989年20岁以上日本成年8亿人口的28%。这些普通客户不过是券商及其特权客户的猎物，野村证券的座右铭就是，把普通客户的钱“炒光为止”。而当时股市每年的股价涨幅超过20%，普通股民的年均回报率不到4%。
牛市中真正的获利者是圈内人，就是日本券商和那些特殊客户。券商准备炒高哪些股票，会把这样的消息事先透露给特权客户，如银行家、政客、官僚、有钱人，甚至是帮会。券商保护权利人的投资回报，如果出现损失，券商会给他们提供“救护车股票”，用这些必涨的股票来补填这些人的亏损。
所谓政府“护盘”并非捕风捉影。1987年9月15日，美国股票价格开始狂泻后，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在白宫的督促下，几家大公司宣布将回购自己的股票。股价随之强力反弹，一时遏制住了恐慌。
在日本股市价格的背后，隐匿着政治家的地位和权力，财界和金融界往往是通过先赠股、然后再炒高政治概念股股价的方式，变相违法支付政治献金，以维持与政治家的血脉。
而在日本一个人想从政，要保住一个国会议员席位，每年需要大约4亿日元。不仅参加竞选、讨好选民和各种社会势力需要大量活动经费，而且拉拢帮派议员、参加各种聚会和政治家俱乐部，甚至陪玩高尔夫、请客吃饭、周游列国的演讲，到处都需要真金白银。
泡沫时期这种权钱关系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利库路特贿赂案。该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将大量股票赠送给政客、官僚和财界人士。为此，1988年12月上任四天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谷辞职，他刚刚被任命调查利库路特案后，马上就被发现他本人也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
几个月后，当时的竹下登首相承认，靠出售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获利1.5亿日元后辞职，替他操作此事的秘书上吊自杀。不久后，前首相中曾根、NTT董事长、《日本经济新闻》总裁等近50位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和商人被曝光涉案。
1976年8月31日，是一个值得股民纪念的日子，世界第一个指数基金——第一指数投资信托问世，它马上受到包括著名的萨缪尔森教授在内的广泛赞扬。倒不是投机市场有了一种新的参赌形式，而是并不专业的庞大股民，在股市千变万化的汪洋大海中漂泊，终于找到了一叶“诺亚方舟”。他们早就在根本没有规律的股票选择中搞烦了，不就是“赌涨跌”“看牛熊”嘛，直接赌指数不是最一目了然？
金融衍生品总的演绎方向，一个是简明化，吸引更多人进入;另一个就是“复杂化”，让任何散户听半小时讲解也晕头转向，以增加客户对基金和金融机构的依赖度。为什么金融衍生品要把杠杆率一再提高呢？就是因为对投机者而言，杠杆倍率越高、输赢越巨大、赔赚越迅速。而对金融公司而言，手续费的收入也就越丰盈。在这些的背后，还有着金融机构必须为政治家、圈内人和得罪不起的“客户”补偿亏损的巨大“成本”和“窟窿”。
对此，《金融投机史》一书作者爱德华·钱塞勒指出：“投机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所有掌权者都不想去控制它。”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金融衍生品问世，金融投机市场的角逐一天比一天激烈。在美国金融界，阅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成为一种时尚。
三十六计都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如今时代的金融投机，几乎已经成了专业投机家的乐园。不论怎么学习孙子兵法也会躲不开赔钱，因为大家都在学孙子兵法。如今的金融投机是专业高手之间的对决，久赌无赢家。
1987年10月“投资组合保险”的失败证明，流动性总是会在市场极度需要它的时候突然消失。因为市场一旦进入恐慌，所有金融机构都会抓住自己手中的头寸不放，流动性怎么可能像正常市场运转时那样充裕呢？跌了卖、涨了买，所有人都想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对冲”都将失去意义。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警告说：“在市场恐慌期间，德尔塔对冲抛售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金融混乱’。” 因此，金融衍生品除了助长投机，实在看不出有何其他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断言：“股票期权的定价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恐慌时，市场上所有的计算机都在反复重复一个还没完成的命令：“卖”。越在这个时候，反而就越是没有人“买”，灾难还会远吗？ 1987年，索罗斯判断日本股市即将崩溃，于是在东京做空，在纽约做多标准普尔期指合约，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日本政府撑住了东京市场，这让索罗斯的5000手合同损失了2.5亿美元。在那场华尔街大雪崩中，索罗斯总计损失约6.5亿-8亿美元，让他的量子基金净资产减少26.2%，跌幅远大于美国股市的17%。十年后的1997年，他的“量子基金”在做空中国香港中亏损20亿美元。
1994年成立、被称为对冲基金中的劳斯莱斯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该基金的杠杆率最高约100倍，在1995年和1996年的收益率分别为59%和44%。1997年底，该公司创办人兼总裁约翰·梅里韦瑟偿还了投资者27亿美元后，手握50亿美元继续投机，1998年9月一个月损失就达20亿美元，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前副主席是该公司的合伙人）的安排下，包括美林和佩恩韦伯在内的多家投资银行共同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资34亿美元，换来的是一个资产不足10亿美元的公司90%的股份。
在这中间，包括意大利中央银行（该公司雇佣了意大利前财政部长）、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等在内的多国中央银行受到牵连。瑞士联合银行给它的一笔贷款就损失8.68亿美元，总裁因此鞠躬下台;同期，美林公司因亏损裁员3000人。
在一些著名的投机获利者中，有后来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1978年末，她通过买卖活牛、大豆和活猪的期货做空，在十个月内将1000美元变成了10万美元，获利后潇洒出场。同期，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富亨特的两个儿子，却因囤积炒作白银，净损失10亿美元后破产。
投机家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在1987年美国股价大跌前抛出了主要资产，逃过一劫。在别人眼里成为幸运儿的他，心情却没有那么愉悦，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赢了一把桥牌。”
在那五彩缤纷、兴奋疯狂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演艺圈的很多明星大腕，都随波逐流参与了股市投机。其中包括欧文·柏林、格劳乔·马克斯，以及出演齐格菲尔德讽刺活报剧的喜剧演员艾迪·坎托，但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他们中间唯一的幸存者，可能就是查理·卓别林。1925年凭借《淘金者》荣获学院奖的喜剧大师、在大崩盘一年前的1928年，卖掉了所有股票。此后卓别林用宝贵的积蓄，在每次都有青春貌美新娘的六次婚姻陪伴下，给自己多彩的喜剧人生画上了美满的句号。问题是，有几个血性男儿能像他一样，在接近巅峰的时刻，戛然而止呢？
陈诚先生到台湾后，在自己的案头写下的一句名言，也许可以在此、作为卓别林大师留给我们的幽默和遗产：离此一步，即无死所。
作者为原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
泡沫是随着金融投机交易的波浪上下浮动的，牛市与熊市反复更迭，泡沫在牛市和投机高潮中会不断膨胀;在熊市时又会疲软萎缩。
久赌无赢家。更重要的是，你的财富能支撑你走多远。那么，在金融泡沫时代，谁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离谱天价背后的“傻瓜”
1634年，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中，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在三年后的1637年售价冲上6700荷兰盾。这笔钱相当于当时荷兰人均44年的工资，并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到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涨幅高达5900%。
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一次花卉泡沫——“君子兰热”。原本一株几块钱的普通花卉，最高被炒到数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50年的工资收入。中国的“君子兰泡沫”，一点不比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小。
“君子兰热”与“郁金香泡沫”的区别，在于君子兰是在那个官本位的极盛期，满足给政府官员送礼不断扩大的需求抬起来的;而郁金香只是为了金钱而投机。虽然权钱交换最后也可以折算为金钱，但仅从行为出发点比较，郁金香也许还是比君子兰干净些。而且，当时荷兰已经有了期货交易等现代金融手段，比之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单纯商品交换，似乎还是要高级一些。可那时荷兰人炒了半天郁金香，很多人到倾家荡产也没见过郁金香长什么样。
君子兰泡沫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远不如荷兰的郁金香，这是由当时参加投机的人数决定的。中国的君子兰泡沫只有少数人加入，而郁金香泡沫不仅牵动了半个荷兰，甚至泛滥到整个欧洲。
不是郁金香和君子兰值这么多钱，而是人们觉得炒作它可以赚更多钱。到后期，郁金香的所有交易全凭信用凭证的“空气交易”，永远不可能真正兑现，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就是在今天，做大豆期货投机交易的人，有几个见过大豆长什么样的？
股市=黑市？
赌场有千手，股市也有黑手。金融证券投机交易，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幕后”交易的乐园。
早在1720年英国“南海股票”泡沫时期，经纪人为操作股价串谋、散布谣言、传播恐惧心理等恶行不绝于世。为了拉抬股票的声势，他们会将股票免费送给大人物，贿赂立法机构，让知名政治家或名门望族成为“股东”，为的是不择手段将股价炒高，哄骗民众购买，然后任由一切崩溃。该公司赠送给政府官员和特定关系人的股票，总价值18万英镑。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东印度公司普通职员3.6万年的收入。
“南海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之一约翰·布伦特曾毫不掩饰地说：“不惜一切地炒高股价，这是公司谋取利益的唯一方法……他们越糊涂越好，一定要让他们蒙在鼓里，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渴望参加我们的计划。”
当时，即便是那些知道公司内情的普通职员都说：“到拥挤的交易胡同去，把股票转手买给那些比自己更轻信的傻子。”最高时期，“皇家交易保险”和“伦敦保险”两家公司的市值，最高分别达到实缴资本的25倍和64倍。1720年夏季，距离“飞梭”被发明出来、并引领纺织自动化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爆发还有13年，而伦敦股市的投机却率先展示了疯狂，总市值超过了5亿英镑，约是1695年的100倍。
最容易成为案板上肥肉的，就是那些跟风入市的新手。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投机市场，本质上都是圈内游戏，只有圈内的、不到5%的极少数人可以赚到钱，其他小股民基本上都是给人家垫背的。
在日本，同样可以通过人与金钱的结合，使财富增加得更快。中国称之为“财路”，美国叫“金钱游戏”，日本就是所谓的“财术”。财术的本质就是金融投机，随着财术利润的增加，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坐不住了。包括丰田、日产、松下、夏普等公司在内的许多日本超大型企业，纷纷把资金挪入金融投机，这使整个日本非金融企业的一半以上利润来自金融投机，同时金融资本的不断增加，直到达到超过了50%的高水平。产业空洞化在所难免。
1986年，美国德崇公司为当时的联邦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筹集到了5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曾支持对恶意收购严加限制的阿方斯，对垃圾债券的态度马上发生了明显变化。
许多政治领袖为了换取政治献金与投机集团暗中来往。到1987年春天，在里根政府任命的联邦官员中，至少已经有100多位被控行为不端。从1982年开始，美国政府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废除了对储蓄贷款的管制，允许他们投资垃圾债券、房地产以及任何其他的投机事业。
储贷银行与垃圾股比翼双飞，托马斯·施皮格尔的哥伦比亚储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1982年只有不到4亿美元，五年后就增加到130亿美元;得克萨斯州储蓄银行的放贷金额以1200%的速度增长，放贷对象主要是投机性地产交易。
实体企业无奈
今天，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比例不断增加、甚至超过非金融资产的现象，不仅在日本、欧美国家，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的南美国家普遍存在。不是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目光短浅、贪财好赌，而是整个国家的金融投机浪潮，会把实体经济企业逼进死胡同。
金融投机市场越热，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就会越短缺，实际利率会被拉高到实体生产企业无法接受的超高水平。哪个企业家只要自己不是老板，谁都要向公司股东的利润负责。如果能从金融投机中转手套利，谁还愿意汗珠子砸脚面、费力不讨好地搞什么生产？日本松下电器这样想，中国的“温州炒房团”也不例外。
表面上经济活动热热闹闹，但实际上金融投机带来的利润，不过是国家现有资产的自我循环，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也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但同时生产型企业实际上与中国等后发工业国家比却在萎缩，长此以往如何了得？ 金融风暴还在风口，墨西哥第三大连锁超市科摩西从银行买入的货币衍生品亏损11亿美元，2009年新年都没熬过就申请倒闭了;斯里兰卡的国有“锡兰石油公司”损失6亿美元;中国的中信泰富损失24亿美元。全球此类在颠簸中赔了钱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波兰、中国台湾等多达5万多家。其中包括印度10%的出口商和韩国的571家出口商。据IMF统计，巴西损失280亿美元，印尼损失30亿美元，墨西哥和波兰损失50亿美元。这些国家非但没有通过衍生品买卖得到风险保护，从2007年的一年中的MSCI（衍生品）指数看，反而跌去三分之二。
在日本社会，权力、势力、金钱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没有那一方面更占主导地位。因此，日本社会的主要利益，基本上是被政治家、官僚、财界、帮会等共同瓜分的，甚至可以说是合作瓜分。这几种势力共同构成日本的上层社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其内幕局外人或圈外人很难分辨。
拥有华尔街60年经验的约翰·博格称这种金融公司、经纪人和其他“受益者”的携手牟利为“愉快的共谋”。
圈内人的玩偶
日本的野村证券（Nomura）、大和证券（Daiwa）、山一证券（Yamaichi）和日兴证券（Nikko）四大券商，掌握着日本股市一半以上的成交量，基本上控制着日本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和走向。他们会每周举行例会，共同商议力捧哪些股票。每天早上一上班，每个券商业务员都会被告知要推销那些个股。
为了赚取手续费，他们会毫不手软地帮客户不断买卖股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有800万新手进入股市投机，股民数量超过2200万，大约占1989年20岁以上日本成年8亿人口的28%。这些普通客户不过是券商及其特权客户的猎物，野村证券的座右铭就是，把普通客户的钱“炒光为止”。而当时股市每年的股价涨幅超过20%，普通股民的年均回报率不到4%。
牛市中真正的获利者是圈内人，就是日本券商和那些特殊客户。券商准备炒高哪些股票，会把这样的消息事先透露给特权客户，如银行家、政客、官僚、有钱人，甚至是帮会。券商保护权利人的投资回报，如果出现损失，券商会给他们提供“救护车股票”，用这些必涨的股票来补填这些人的亏损。
政府护盘背后
所谓政府“护盘”并非捕风捉影。1987年9月15日，美国股票价格开始狂泻后，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在白宫的督促下，几家大公司宣布将回购自己的股票。股价随之强力反弹，一时遏制住了恐慌。
在日本股市价格的背后，隐匿着政治家的地位和权力，财界和金融界往往是通过先赠股、然后再炒高政治概念股股价的方式，变相违法支付政治献金，以维持与政治家的血脉。
而在日本一个人想从政，要保住一个国会议员席位，每年需要大约4亿日元。不仅参加竞选、讨好选民和各种社会势力需要大量活动经费，而且拉拢帮派议员、参加各种聚会和政治家俱乐部，甚至陪玩高尔夫、请客吃饭、周游列国的演讲，到处都需要真金白银。
泡沫时期这种权钱关系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利库路特贿赂案。该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将大量股票赠送给政客、官僚和财界人士。为此，1988年12月上任四天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谷辞职，他刚刚被任命调查利库路特案后，马上就被发现他本人也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
几个月后，当时的竹下登首相承认，靠出售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获利1.5亿日元后辞职，替他操作此事的秘书上吊自杀。不久后，前首相中曾根、NTT董事长、《日本经济新闻》总裁等近50位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和商人被曝光涉案。
1976年8月31日，是一个值得股民纪念的日子，世界第一个指数基金——第一指数投资信托问世，它马上受到包括著名的萨缪尔森教授在内的广泛赞扬。倒不是投机市场有了一种新的参赌形式，而是并不专业的庞大股民，在股市千变万化的汪洋大海中漂泊，终于找到了一叶“诺亚方舟”。他们早就在根本没有规律的股票选择中搞烦了，不就是“赌涨跌”“看牛熊”嘛，直接赌指数不是最一目了然？
金融衍生品总的演绎方向，一个是简明化，吸引更多人进入;另一个就是“复杂化”，让任何散户听半小时讲解也晕头转向，以增加客户对基金和金融机构的依赖度。为什么金融衍生品要把杠杆率一再提高呢？就是因为对投机者而言，杠杆倍率越高、输赢越巨大、赔赚越迅速。而对金融公司而言，手续费的收入也就越丰盈。在这些的背后，还有着金融机构必须为政治家、圈内人和得罪不起的“客户”补偿亏损的巨大“成本”和“窟窿”。
对此，《金融投机史》一书作者爱德华·钱塞勒指出：“投机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所有掌权者都不想去控制它。”
大也挡不住倒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金融衍生品问世，金融投机市场的角逐一天比一天激烈。在美国金融界，阅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成为一种时尚。
三十六计都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如今时代的金融投机，几乎已经成了专业投机家的乐园。不论怎么学习孙子兵法也会躲不开赔钱，因为大家都在学孙子兵法。如今的金融投机是专业高手之间的对决，久赌无赢家。
1987年10月“投资组合保险”的失败证明，流动性总是会在市场极度需要它的时候突然消失。因为市场一旦进入恐慌，所有金融机构都会抓住自己手中的头寸不放，流动性怎么可能像正常市场运转时那样充裕呢？跌了卖、涨了买，所有人都想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对冲”都将失去意义。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警告说：“在市场恐慌期间，德尔塔对冲抛售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金融混乱’。” 因此，金融衍生品除了助长投机，实在看不出有何其他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断言：“股票期权的定价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恐慌时，市场上所有的计算机都在反复重复一个还没完成的命令：“卖”。越在这个时候，反而就越是没有人“买”，灾难还会远吗？ 1987年，索罗斯判断日本股市即将崩溃，于是在东京做空，在纽约做多标准普尔期指合约，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日本政府撑住了东京市场，这让索罗斯的5000手合同损失了2.5亿美元。在那场华尔街大雪崩中，索罗斯总计损失约6.5亿-8亿美元，让他的量子基金净资产减少26.2%，跌幅远大于美国股市的17%。十年后的1997年，他的“量子基金”在做空中国香港中亏损20亿美元。
1994年成立、被称为对冲基金中的劳斯莱斯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该基金的杠杆率最高约100倍，在1995年和1996年的收益率分别为59%和44%。1997年底，该公司创办人兼总裁约翰·梅里韦瑟偿还了投资者27亿美元后，手握50亿美元继续投机，1998年9月一个月损失就达20亿美元，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前副主席是该公司的合伙人）的安排下，包括美林和佩恩韦伯在内的多家投资银行共同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资34亿美元，换来的是一个资产不足10亿美元的公司90%的股份。
在这中间，包括意大利中央银行（该公司雇佣了意大利前财政部长）、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等在内的多国中央银行受到牵连。瑞士联合银行给它的一笔贷款就损失8.68亿美元，总裁因此鞠躬下台;同期，美林公司因亏损裁员3000人。
在一些著名的投机获利者中，有后来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1978年末，她通过买卖活牛、大豆和活猪的期货做空，在十个月内将1000美元变成了10万美元，获利后潇洒出场。同期，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富亨特的两个儿子，却因囤积炒作白银，净损失10亿美元后破产。
投机家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在1987年美国股价大跌前抛出了主要资产，逃过一劫。在别人眼里成为幸运儿的他，心情却没有那么愉悦，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赢了一把桥牌。”
在那五彩缤纷、兴奋疯狂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演艺圈的很多明星大腕，都随波逐流参与了股市投机。其中包括欧文·柏林、格劳乔·马克斯，以及出演齐格菲尔德讽刺活报剧的喜剧演员艾迪·坎托，但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他们中间唯一的幸存者，可能就是查理·卓别林。1925年凭借《淘金者》荣获学院奖的喜剧大师、在大崩盘一年前的1928年，卖掉了所有股票。此后卓别林用宝贵的积蓄，在每次都有青春貌美新娘的六次婚姻陪伴下，给自己多彩的喜剧人生画上了美满的句号。问题是，有几个血性男儿能像他一样，在接近巅峰的时刻，戛然而止呢？
陈诚先生到台湾后，在自己的案头写下的一句名言，也许可以在此、作为卓别林大师留给我们的幽默和遗产：离此一步，即无死所。
作者为原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