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以生命尊严为底线的社会里，职业病都是一个沉痛的话题。
　　从“开胸验肺”到“苹果中毒”，从河北围场近200职业病患者集体维权到甘肃古浪120名尘肺病人无务工证索赔难……这些工人，往往来自于农村，曾从事着最脏苦的工作，沉睡于城市的繁华梦境，背后站着在田间苦苦守望的父母妻儿，病倒时又不得不面临一道又一道的难关：诊断难、赔偿难、治疗难。其中，诊断又是难中之难。
　　由于我国目前所推行的法定职业病制度，只有获得具有诊断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书，患者才能进行后续的索赔和治疗。然而，职业病诊断过程需要患者所在工厂提供环境监测资料，工厂又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由于已关门倒闭，不愿意主动协助；需要资料的医院又不具备“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保障；再加之行政机关没有处罚权。
　　于是，辗转于“有关部门”的患者，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解决之道时屡屡碰壁，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也成为令人痛心的弱者自生自灭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