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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晋商的研究是个热门,然而,对于与晋商密切相关的镖行研究却是个冷门。虽然镖行在整个社会历史上的位置微不足道,史料记载极少,但是,在晋商的“老巢”——太谷县,谈晋商却不能不提镖行业,而提起镖行,就离不开武术,人们自然而然又会联想到形意拳。
形意拳乃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太谷县则是形意拳的发祥地。太谷形意拳在中华武林中,以其历史悠久,活动普及,风格独特,拳理明晰,传承有序,名家高手辈出,而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形意拳之乡”。
可是,你了解晋商是怎样养育了形意拳的吗?你知道太谷镖行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镖行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依靠商业的兴盛。明清之际,太谷县商业贸易兴起,到清朝中叶,迎来了鼎盛时期。太谷城内,商号林立,买卖生意遍及全国,足迹远涉蒙古、俄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不乏其人。据《太谷县志》记载,太谷县“商贾辐辏,甲于晋阳”。票号又开全国金融之先河,太谷县一度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金融业与商业贸易之中心。据民国年间《山西票号史》一书作者卫聚贤先生考证,“如果说全国的金融中心在山西,那么,山西的金融中心确系太谷。”又据1926年山西省教育厅编印的《商业课本》第二十三课介绍,“太谷是山西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栉比,又多为批发商,它的支庄遍全国。”可以无愧的说,当时的太谷县,确实是商业贸易最繁盛的晋商魁首。因此,时称海内最富的太谷县,渐被誉为“小北京”、“旱码头”、“金太谷”、“中国的华尔街”、“中国传统的金融中心”。
随着商业贸易的兴旺发达,客商外出,货物贩运,现银运送,为了性命与财物的安全,一般都要找一些会练拳术,武功高强的人来保护。由是,镖行业也应运而生。可以说,晋商的辉煌,带动了一个以命相搏的特殊行业——镖行。
镖行概貌
镖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繁盛下的产物。据传,早在明代,就出现了镖局,但无资料佐证。根据一些史学家分析,长期以来,涉及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长途贩运及国际贸易,均被国家所垄断。直到明清之际,商贸经济才有所松动,全面的商业自由,当在清代雍乾之后。因此,镖局的产生不会早于清代。但是,短程,小规模的镖行性质的运送货物却较为频繁的出现了。
镖行业,作为一种服务性的谋生方式,是在商业贸易逐渐繁盛,而交通、邮电、银行等事业极不发达,且社会治安不很安宁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镖行的主体是镖局。镖行的兴起尤以清代同治年间最盛。镖局在中国的北方和关外较多,而尤以北京会友、隆泰、永兴、义合、元成等八大镖局最为著名,足迹与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镖行的诞生虽不是北京,但北京却是全国镖行的中心。
镖行的起源,据说是诞生在独轮车上。清代,北方习武尚勇,会武功的人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路遇歹徒抢劫客商财物,便挺身而出,扶弱制暴,并帮忙送上一程。客商十分感谢。开始只是一种义务,后逐渐发展为客商登门,请求陪同随行或干脆雇佣专门护送。安全到达目的地后,付给相当酬劳。慢慢地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合同关系。一些会武功的人,便在交通枢纽之地等候客商雇佣,谈妥后,就推上小车(独轮车)运送,日行数十里,或昼夜兼程,生活很艰苦,这就是镖行的雏形。
随着越来越大的商品交易,不仅异地采购业务的扩大,现银调动的额数与次数不断增大、增多,镖行的生意越来越不适应需求。于是,会武功的拳友或乡里乡亲,便三五成群地组织起来,向镖户和镖局的方面发展。这样,随着镖务人员的增多,便自备车马,自立镖号,建房租房,挂起镖局的牌子。其实,镖局就是镖行中的大企业,而镖户和个体镖师则是镖行中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由这三种成分组成的具有商业合同关系的行业被称为镖行业。镖局作为镖行业的主体,走镖是其主要业务之一。丢镖后照价赔偿,就充分说明客商与镖局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商业合同关系。所以,不可把商家自己的武装、自己所雇佣的镖师或家丁,误认为是镖局。虽然自己的镖师也干一些走镖、护院等镖务活动,但不是镖局。
镖局是独立的企业,承担较大的镖务。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是走镖、护院、坐店、巡更、运送银两、随从保镖、保护库丁等。其中,数走镖最为辛苦,有风险。保镖这一行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领域,招牌要响亮,但行事却必须低调,原则是和为贵。林林总总的走镖生活让人感到神秘,镖师的武功也令人向往、羡慕。镖师带有“飞镖”之类的兵器,或手执单刀长枪。镖车的小推车称为“镖车”。车上要有镖旗,亮出镖师的姓氏。所要护送的财物银两称为“镖”。被镖匪抢去称之为“丢镖”。贼匪抢夺称之为“劫镖”。外出执行护送任务称为“走镖”。走镖虽然有风险,但待遇也高。正常情况,走镖干的都是保险生意,特别讲究“有把握”。人地两生的地区,不论出多大价钱,没有把握,决不走镖。一般来讲,揽上走镖的生意,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真正“斗”起来也是百不遇一。吃这碗饭光凭武艺高强还不行,还必须”“点春”(江湖黑话,俗称黑谷语)有术,要能与贼匪套近乎,拉关系,先礼后兵,方能化险为夷,趟开镖路。因为镖师与盗匪,虽说是对立的双方,但也有一种相互依存的暧昧关系。如果没有盗匪的存在,镖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然,偶尔也会遇上“饿虎”不买你的账,也免不了要付出血的代价。如有闪失,在路上货物被劫走,那就是镖行术语,所谓的“丢镖”。丢了镖,镖局要照价赔偿。这是商业合同决定的。但是,干这一行的,对地方治安熟悉,对盗贼土匪了如指掌。因此,一般情况,即使丢了镖,镖局也会凭行道上的网络关系,找回财物,归还原主的。据笔者所知,这种以命相搏,流血打斗,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富商大贾是不会去参股投资,更不会去直接经营的。据了解,晋商没有开镖局,经营这一行当的。晋商虽不干这一行,但类似走镖、保镖的业务,也不能说没有。值得一提的是,由太谷武家堡人王相卿在内蒙古创立的商号“大盛魁”,不仅雄居塞上,垄断口货,而且,为保障自己运送货物安全,不使商利受到损失,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根据内蒙古特殊的地理环境、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安措施。虽然,业务范围属货栈性质,但他们采取了镖商一体化的具体办法:“联官抗(压)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凭着“路引”(官方通行证)、持枪,人多势众,马匪们也不敢轻易打大盛魁的主意。后来,凡是跑内蒙古买卖的商人,都纷纷投靠大盛魁,以求得大盛魁的保护和照顾。由大盛魁发“路引”,租枪支,集结商队,插上镖旗(大盛魁)浩浩荡荡出发。在内蒙古商道上,确实起到了镖局的作用,被誉为“蒙古道上的镖局”。
另外,太谷县沟子村员家在北京开设的商号“志一堂”货栈,也曾受人委托,为客商办过走镖运银的生意,被誉为“山西最有名的镖局”。谈了半天好像镖局和武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论镖行业盛衰与否,只要与保镖护院有关系,武术就是镖行业的根本。
太谷县究竟有没有镖局?据先父布学宽先生述,“太谷没有设过镖局。只有‘番子门’傅老连在太谷东门外开设有‘四胜店’,专门接待镖局人员,为镖局、保镖人员的东道主。”对先父的这种明确说法,我认为是可信的。因为先父生于清末(1876年),武术生涯80年,虽未给太谷富商大贾护过院,但却有过一段走镖的经历。应该说对这个行道是了解的。况且,太谷商家所赚银两,大多是雇佣外地镖局保镖,往回押送。因此,太谷地区未形成镖局也在情理之中。又经笔者多年调查了解,太谷县至今还没有发现自备车马、自立镖号、租房挂牌,由从业人员组成的专职镖局。一些富商大贾也只是雇佣保镖,或请镖师护院,而未开设镖局。太谷虽无镖局,但清末民初,属于镖行业的保镖与护院却十分兴盛。一些功深艺精的著名拳师,特别是形意拳师,纷纷被一些家业盈实的巨富所聘用。在“护院热”中,尤以形意拳师相当走红。太谷城内的孟家、武家、城外的北汪村曹家、上庄村王家等商家大院,护院拳师基本上都是练形意拳的师徒们。城乡大贾所聘拳师与家兵数量虽各不一,但仅曹家兴盛时,就有家兵500多人,可见太谷富有的程度。为什么在晋商的大院中有如此之多的形意拳高手?富商们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且看下文晋商与形意拳。
晋商与形意拳
太谷的商人发迹以后,为光耀乡里,起房盖屋,积攒金银,一座座的深宅大院拔地而起。他们生活比较节俭、节制,勤俭持家,窑藏金银,形成了聚财、守财的特点。然而,家业的富有,规模宏大的宅院,又带来了树大招风的不安全因素,因此,保护宅院主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成为实际需要。他们拜关公,重信誉,讲诚信,以义至利,而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有着共同的儒家精神信仰。拳师们不仅有盖世武功,而且有良好的品德。晋商精神的义和以义为先的形意拳,形成了商业文化、形意文化的优秀成分。晋商看重的就是形意拳人的具有义气品质的尚武精神。基于此,原本是民间一个不起眼的拳术,也就在深宅大院中,在晋商的镖路上,逐渐声名远扬,传播壮大。晋商的深宅大院为形意拳的形成发展,搭建了平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护院,顾名思义,是专门为地主老财或商号看守宅院,即保护私人宅院。镖师不管院外之事,只对主人负责。主要任务是,防偷盗、防“明火”、防绑票、防纵火。当然,具体到各家,也都有一套传统的护院规矩和办法。护院的行当,不是轻松的行当。弄不好也要动真的,流血的事也在所难免。拳师们为了保住饭碗,要凭一身真功夫吃饭。这样,镖师的拳技就必须精益求精,下大功夫。尤其注重技击、散打。平日里练功习武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终日练拳行功,不干劳动生产以及其它份外的杂事,一门心思研究、切磋一招致胜的打人技巧并进行实战练习。因为真正与贼匪交手,也就是三招两式。所以,平时镖师们最下功夫的,反而是几个简单的招式,即各人的“绝招”。当时作为一个镖师,或护院头目,如没有一点名气和与人格斗的真本领,一般是很难站稳脚的。然而,镖师除有一身好功夫之外,忠诚、义气、机智、有头脑,更是不可少的品质。保镖,保镖,保不住镖,再好的功夫也是枉然。
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县,民风淳朴,崇尚武术,经济的繁荣,镖行业的发达也造就了晋商尚武的人文性格。俗话说,“穷文富武”,富武,太谷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地理环境。辉煌的商业与优秀的拳术,凝结成晋商大院文化的标记与象征。太谷县名闻遐迩的富商巨贾,如城内的孟家、武家、孙家,城外的曹家、王家,对于在太谷县创立的崭新拳种——形意拳,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院的主人与子孙们,不仅是商业巨子,而且,是民间拳术的积极习练者与倡导者。他们不仅自己练功习武,而且,对武术,特别是形意拳的形成与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实践操练,还是传播发展方面,都给予了有力的帮助与支持。为习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与发展空间。在太谷的深宅大院中,形意拳师为其保镖护院的主要有以下几大户:
一是太谷城内大巷孟如(名树纶)家,聘用河北人形意拳宗师李洛能(也称老农)。
孟如,性爽达,尚侠义,学识渊博,家业盈实,生意兴隆。国难民贫,皆慷慨解囊。为太谷县四大乡绅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只要有太谷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用化验。可见,当时孟家信誉之高,经济实力之强。孟如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从小喜武,练就一身好功夫。对所聘镖师李洛能尤为器重。民国十四年,所刻车毅斋碑文中,就有“老农为吾世丈孟如先生座上客”之谓。可见,老农在孟家护院地位之高。按当时情况,护院镖师或镖头,如不是镖局派的或雇的,定是主人请的个体镖师。作为个体镖师,无论胆识头脑,还是武艺功夫,都要高人一筹。和主人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保镖护院与金钱关系。而是有一种特殊的情义与道义上的关系。作为镖师被尊为客人,尤显人品与武品之重要。
李洛能在孟家护院期间,在拳术的改革与创新上,得到了主人孟如先生的特别相助。主客二人朝夕相处,精研拳理,对祁县戴氏心意拳作了较大改进。如从孟家银炉化银工人步势稳定,起落快捷的化银动作中,受到启发,把“弓箭步”改为“坐银剪步”,后称形意半马步或三体步。把“蹲猴猴”桩功改为“三体式”桩功。这一改进可以说是形意拳史上的一大进步。既利于实战,又利于练功、健身。李洛能之所以能把所练之花拳与所学心意拳揉合在一起,根据实战需求,编创出了一个风格独特、开放、进步的新拳种——形意拳,孟如先生的功劳实在不可磨灭。同时,在孟如先生的推荐、协助下,李洛能在太谷广收门徒,因材施教,培养出了车毅斋、宋世荣、李广亨、贺永恒等驰名中外的形意拳高手。可以这样说,孟如对形意拳的形成传播发展,都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是太谷孟家成就了李洛能在形意拳史上的宗师地位。
二是太谷城内西南隅武家巷吉安堂武柏年(福蛮)家,聘用车派形意拳开山人车毅斋。
武家为太谷城内著名的富商。理财有方,经商有道。武柏年与孟如向为友好,来往关系甚密。车毅斋原本为武家车夫。因体格健壮,臂力过人,经孟如先生向其主人武柏年推荐,即拜李洛能为师,从学形意拳。武柏年原本也是喜武之人。从此,便为车毅斋练功习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方便。不数年,车毅斋深得奥义,技艺超群,《车君毅斋纪念之碑》碑文载,“毅斋得老农之术特精。”后为武家走镖护院声望日著,倍受器重。主人武柏年不仅提供了练功场地、器械,而且习武之人拜师、聚会,武柏年都尽全力支持。从不吝惜财、物。当时,武家佣工李复贞(人称长有师傅)也在主人的支持下,拜车毅斋为师,与师相伴练功数十年,成为名闻华北的形意拳技击名家,人称“常胜将军”。民间有“车二师傅的顾法,长有师傅的打法”之美誉。武家吉安堂成为当时太谷县形意拳爱好者练功实践、培养后学的主要基地、活动中心,为创编形意拳模拟实战的对练套路和形成形意拳的技击风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提起武柏年对形意拳创立发展的功劳,形意拳人都赞不绝口。
三是太谷北汪村曹家聘用形意拳大师吕学隆(人称三光师傅)为护院头目。
太谷曹家是我县富商大贾中数一数二的大家族。曹家商业的极盛时期,商号遍及全国。据史料记载,商号共计640余家,从业人员高达37000余人,总资产1200余万两白银,创造了曹氏家族商业史上的辉煌。与此同时,为保护其雄厚的资财,曾养家兵数百人。最多时据说达到500多人。及至民国初年,仍有近百人。当时,在曹家护院的拳师,大多是车毅斋的门徒及其再传弟子。
三多堂是曹家的大本营。护院责职分东、南两院。护院头目始由吕学隆与袁老四负责,后由形意拳师张永义(布学宽弟子)和朱福贵(人称牛师傅)接替。在曹家护院的形意拳师主要还有孟立刚、武士杰、孙荣富等。据一些知情的老拳师介绍,护院拳师和家兵不仅要保护三多堂,而且要保护姓曹的全族人家,除有人常驻三多堂外,曹家全寿堂药铺和三多堂院相连相通。每日黄昏之后,三多堂的大门就关闭加锁,断绝行人,护院人坐在全寿堂柜上,为三多堂看门。夜静后,护院人手执马棒,在三多堂院内开始巡查。巡查完毕,大约一个多小时。日日如此,从不间断。三多堂也曾遭响马贼寇的抢劫,但均被护院人打退,财产未受损失。这些护院拳师和家兵,除平时自己刻苦下功,撕扒散打外,每逢三、六、九还要进城和县里的士兵一起操练。在拳师们的技击实战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形意拳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与发展,镖务的实际需要形成了形意拳朴实无华,实战性强的特点。随着晋商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壮大,太谷形意拳也名扬海内外。
四是太谷上庄村世隆堂王希兰家,聘用形意拳大师王凤岁羽 (人称中原师傅)。
王希兰家为太谷商业望族,兄弟三人分家后,仅王希兰一家先后在省内外即开设当铺20余座,光绪年间,发展成为拥有资产500万两白银的“隆字号”财东。所聘护院拳师王凤岁羽 为护院总头目,李复贞(长有师傅)为副手。李复贞 、王凤岁羽 均是车毅斋先生之著名弟子。护院人约二十多人。基本上都是中原师傅的徒弟,如张万春、吴宝玉、杜得胜、开元师、金豹师等,每人每月工资纹银二十两,待遇优厚。当然,中原师和长有师待遇要比一般拳师又高一点。这些护院拳师单独住一个院,日日操练,行功弗辍。重点也是撕扒操手,练习一些一招致胜的打斗技术。一般来讲,练功习武外人是见不到的,尤其长有师傅,单独一个人住一个院,常是一人单练,高兴时,到护院人住的院里,指导一下,出来露一两手,功夫惊人,一般拳师望尘莫及。拳师们在商家大贾的深宅大院中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太谷的形意拳也在博采众长,吸收其它拳种门派精华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发展完善起来。
另外,在形意拳史上还有一段与晋商密切相关的典型事例,值得记录下来。那就是闻名全国的乔家大院在中堂的主人乔致庸。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乔致庸先生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注重体育健身,爱好武术。在他主理家政之时,曾聘请太谷县形意拳名师车毅斋与李复贞师徒为乔家武术教师。专门教授其孙乔映霞(字锦堂)和乔映庚(字鉴西)形意拳术。他不仅自己喜欢练习形意拳,而且强调子孙们要好好习练形意拳。在他的倡导与鼓励下,映霞、映庚均尤为刻苦用功,颇得形意拳之精微。并成为功力深厚颇有影响的形意拳家。据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记录载:“乔映霞与张占魁等曾在国术班教谕过形意拳……。”在乔映霞主理家政时,不仅精于经商之道,而且功夫了得。尤重兴学育人,提倡念国学练武术。1937年,日寇入侵,乔映庚(映霞之九弟)在四川成都避难之时,以武会友,与晋商友人及形意拳同门都有往来。据台湾武术史略名家周剑南(曾拜访过乔映庚)述,“在成都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术教官朱国祯和郑怀贤、朱国福、李斌生等全国形意拳名家闻讯,皆都前往请教,并得乔先生之传授。”
另外,“在中堂”乔家还因为邀车毅斋先生到天津商号小住、游玩,而引出了车毅斋与日本人较剑术获胜,扬国威,长志气的伟大壮举,在形意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这样说,乔致庸先生及其孙乔映霞、乔映庚,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习练形意拳,而且积极倡导,传播形意拳,更能推出形意拳专家车毅斋为国争光,对形意拳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晋商、镖行、形意拳三者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太谷形意拳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商的繁盛,镖行业的极盛时期形成、发展、中兴,并产生了一批以保镖护院为生的享誉全国的名家巨手。同时,晋商的繁荣昌盛,也渗透着形意拳师的心血,为晋商保驾护航做出了流血流汗的特殊贡献。晋商对形意拳的改革创新,理论完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尽心竭力的支持。形意拳的传人们将永远铭记晋商对形意拳的这一不可磨灭的功德。晋商文化、晋商精神,不仅对形意拳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形成了形意拳形随意动宗武穆、崇礼尚德法自然的一整套形意拳文化体系,使晋商故里诞生了一个中国优秀的崭新的拳种——形意拳。形意拳在太谷县这块人文称盛的沃土上诞生,决不只是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它是晋商尚武的人文性格,太谷淳朴的尚武民风与武学奇才李洛能及其弟子传人等开放、创新思想的有机结合,是太谷地域文化、经济与武术三种元素的巧合机缘促成。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武人的成果,也要看到文人的贡献。孟如、武柏年、乔致庸等商业巨子在形意拳史上实在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虽然形意拳的诞生,是太谷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但我们可以无愧而自豪地说,晋商文化是形意拳文化的母体,是晋商孕育了形意拳。没有晋商,则没有太谷形意拳。同时,形意拳也为晋商的辉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形意拳作为太谷县的一大文化特色,2007年已被列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作为形意拳传人,将不遗余力保护和传承太谷形意拳,把形意拳推向全世界,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拙文只是从金太谷、镖行业、形意拳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上,勾划出这一辉煌历史时段的轮廓。背后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待更多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挖掘整理。对于笔者上述粗浅的皮毛之见,衷心希望有关专家与学者不吝指正。
形意拳乃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太谷县则是形意拳的发祥地。太谷形意拳在中华武林中,以其历史悠久,活动普及,风格独特,拳理明晰,传承有序,名家高手辈出,而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形意拳之乡”。
可是,你了解晋商是怎样养育了形意拳的吗?你知道太谷镖行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镖行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依靠商业的兴盛。明清之际,太谷县商业贸易兴起,到清朝中叶,迎来了鼎盛时期。太谷城内,商号林立,买卖生意遍及全国,足迹远涉蒙古、俄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不乏其人。据《太谷县志》记载,太谷县“商贾辐辏,甲于晋阳”。票号又开全国金融之先河,太谷县一度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金融业与商业贸易之中心。据民国年间《山西票号史》一书作者卫聚贤先生考证,“如果说全国的金融中心在山西,那么,山西的金融中心确系太谷。”又据1926年山西省教育厅编印的《商业课本》第二十三课介绍,“太谷是山西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栉比,又多为批发商,它的支庄遍全国。”可以无愧的说,当时的太谷县,确实是商业贸易最繁盛的晋商魁首。因此,时称海内最富的太谷县,渐被誉为“小北京”、“旱码头”、“金太谷”、“中国的华尔街”、“中国传统的金融中心”。
随着商业贸易的兴旺发达,客商外出,货物贩运,现银运送,为了性命与财物的安全,一般都要找一些会练拳术,武功高强的人来保护。由是,镖行业也应运而生。可以说,晋商的辉煌,带动了一个以命相搏的特殊行业——镖行。
镖行概貌
镖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繁盛下的产物。据传,早在明代,就出现了镖局,但无资料佐证。根据一些史学家分析,长期以来,涉及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长途贩运及国际贸易,均被国家所垄断。直到明清之际,商贸经济才有所松动,全面的商业自由,当在清代雍乾之后。因此,镖局的产生不会早于清代。但是,短程,小规模的镖行性质的运送货物却较为频繁的出现了。
镖行业,作为一种服务性的谋生方式,是在商业贸易逐渐繁盛,而交通、邮电、银行等事业极不发达,且社会治安不很安宁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镖行的主体是镖局。镖行的兴起尤以清代同治年间最盛。镖局在中国的北方和关外较多,而尤以北京会友、隆泰、永兴、义合、元成等八大镖局最为著名,足迹与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镖行的诞生虽不是北京,但北京却是全国镖行的中心。
镖行的起源,据说是诞生在独轮车上。清代,北方习武尚勇,会武功的人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路遇歹徒抢劫客商财物,便挺身而出,扶弱制暴,并帮忙送上一程。客商十分感谢。开始只是一种义务,后逐渐发展为客商登门,请求陪同随行或干脆雇佣专门护送。安全到达目的地后,付给相当酬劳。慢慢地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合同关系。一些会武功的人,便在交通枢纽之地等候客商雇佣,谈妥后,就推上小车(独轮车)运送,日行数十里,或昼夜兼程,生活很艰苦,这就是镖行的雏形。
随着越来越大的商品交易,不仅异地采购业务的扩大,现银调动的额数与次数不断增大、增多,镖行的生意越来越不适应需求。于是,会武功的拳友或乡里乡亲,便三五成群地组织起来,向镖户和镖局的方面发展。这样,随着镖务人员的增多,便自备车马,自立镖号,建房租房,挂起镖局的牌子。其实,镖局就是镖行中的大企业,而镖户和个体镖师则是镖行中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由这三种成分组成的具有商业合同关系的行业被称为镖行业。镖局作为镖行业的主体,走镖是其主要业务之一。丢镖后照价赔偿,就充分说明客商与镖局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商业合同关系。所以,不可把商家自己的武装、自己所雇佣的镖师或家丁,误认为是镖局。虽然自己的镖师也干一些走镖、护院等镖务活动,但不是镖局。
镖局是独立的企业,承担较大的镖务。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是走镖、护院、坐店、巡更、运送银两、随从保镖、保护库丁等。其中,数走镖最为辛苦,有风险。保镖这一行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领域,招牌要响亮,但行事却必须低调,原则是和为贵。林林总总的走镖生活让人感到神秘,镖师的武功也令人向往、羡慕。镖师带有“飞镖”之类的兵器,或手执单刀长枪。镖车的小推车称为“镖车”。车上要有镖旗,亮出镖师的姓氏。所要护送的财物银两称为“镖”。被镖匪抢去称之为“丢镖”。贼匪抢夺称之为“劫镖”。外出执行护送任务称为“走镖”。走镖虽然有风险,但待遇也高。正常情况,走镖干的都是保险生意,特别讲究“有把握”。人地两生的地区,不论出多大价钱,没有把握,决不走镖。一般来讲,揽上走镖的生意,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真正“斗”起来也是百不遇一。吃这碗饭光凭武艺高强还不行,还必须”“点春”(江湖黑话,俗称黑谷语)有术,要能与贼匪套近乎,拉关系,先礼后兵,方能化险为夷,趟开镖路。因为镖师与盗匪,虽说是对立的双方,但也有一种相互依存的暧昧关系。如果没有盗匪的存在,镖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然,偶尔也会遇上“饿虎”不买你的账,也免不了要付出血的代价。如有闪失,在路上货物被劫走,那就是镖行术语,所谓的“丢镖”。丢了镖,镖局要照价赔偿。这是商业合同决定的。但是,干这一行的,对地方治安熟悉,对盗贼土匪了如指掌。因此,一般情况,即使丢了镖,镖局也会凭行道上的网络关系,找回财物,归还原主的。据笔者所知,这种以命相搏,流血打斗,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富商大贾是不会去参股投资,更不会去直接经营的。据了解,晋商没有开镖局,经营这一行当的。晋商虽不干这一行,但类似走镖、保镖的业务,也不能说没有。值得一提的是,由太谷武家堡人王相卿在内蒙古创立的商号“大盛魁”,不仅雄居塞上,垄断口货,而且,为保障自己运送货物安全,不使商利受到损失,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根据内蒙古特殊的地理环境、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安措施。虽然,业务范围属货栈性质,但他们采取了镖商一体化的具体办法:“联官抗(压)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凭着“路引”(官方通行证)、持枪,人多势众,马匪们也不敢轻易打大盛魁的主意。后来,凡是跑内蒙古买卖的商人,都纷纷投靠大盛魁,以求得大盛魁的保护和照顾。由大盛魁发“路引”,租枪支,集结商队,插上镖旗(大盛魁)浩浩荡荡出发。在内蒙古商道上,确实起到了镖局的作用,被誉为“蒙古道上的镖局”。
另外,太谷县沟子村员家在北京开设的商号“志一堂”货栈,也曾受人委托,为客商办过走镖运银的生意,被誉为“山西最有名的镖局”。谈了半天好像镖局和武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论镖行业盛衰与否,只要与保镖护院有关系,武术就是镖行业的根本。
太谷县究竟有没有镖局?据先父布学宽先生述,“太谷没有设过镖局。只有‘番子门’傅老连在太谷东门外开设有‘四胜店’,专门接待镖局人员,为镖局、保镖人员的东道主。”对先父的这种明确说法,我认为是可信的。因为先父生于清末(1876年),武术生涯80年,虽未给太谷富商大贾护过院,但却有过一段走镖的经历。应该说对这个行道是了解的。况且,太谷商家所赚银两,大多是雇佣外地镖局保镖,往回押送。因此,太谷地区未形成镖局也在情理之中。又经笔者多年调查了解,太谷县至今还没有发现自备车马、自立镖号、租房挂牌,由从业人员组成的专职镖局。一些富商大贾也只是雇佣保镖,或请镖师护院,而未开设镖局。太谷虽无镖局,但清末民初,属于镖行业的保镖与护院却十分兴盛。一些功深艺精的著名拳师,特别是形意拳师,纷纷被一些家业盈实的巨富所聘用。在“护院热”中,尤以形意拳师相当走红。太谷城内的孟家、武家、城外的北汪村曹家、上庄村王家等商家大院,护院拳师基本上都是练形意拳的师徒们。城乡大贾所聘拳师与家兵数量虽各不一,但仅曹家兴盛时,就有家兵500多人,可见太谷富有的程度。为什么在晋商的大院中有如此之多的形意拳高手?富商们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且看下文晋商与形意拳。
晋商与形意拳
太谷的商人发迹以后,为光耀乡里,起房盖屋,积攒金银,一座座的深宅大院拔地而起。他们生活比较节俭、节制,勤俭持家,窑藏金银,形成了聚财、守财的特点。然而,家业的富有,规模宏大的宅院,又带来了树大招风的不安全因素,因此,保护宅院主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成为实际需要。他们拜关公,重信誉,讲诚信,以义至利,而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有着共同的儒家精神信仰。拳师们不仅有盖世武功,而且有良好的品德。晋商精神的义和以义为先的形意拳,形成了商业文化、形意文化的优秀成分。晋商看重的就是形意拳人的具有义气品质的尚武精神。基于此,原本是民间一个不起眼的拳术,也就在深宅大院中,在晋商的镖路上,逐渐声名远扬,传播壮大。晋商的深宅大院为形意拳的形成发展,搭建了平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护院,顾名思义,是专门为地主老财或商号看守宅院,即保护私人宅院。镖师不管院外之事,只对主人负责。主要任务是,防偷盗、防“明火”、防绑票、防纵火。当然,具体到各家,也都有一套传统的护院规矩和办法。护院的行当,不是轻松的行当。弄不好也要动真的,流血的事也在所难免。拳师们为了保住饭碗,要凭一身真功夫吃饭。这样,镖师的拳技就必须精益求精,下大功夫。尤其注重技击、散打。平日里练功习武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终日练拳行功,不干劳动生产以及其它份外的杂事,一门心思研究、切磋一招致胜的打人技巧并进行实战练习。因为真正与贼匪交手,也就是三招两式。所以,平时镖师们最下功夫的,反而是几个简单的招式,即各人的“绝招”。当时作为一个镖师,或护院头目,如没有一点名气和与人格斗的真本领,一般是很难站稳脚的。然而,镖师除有一身好功夫之外,忠诚、义气、机智、有头脑,更是不可少的品质。保镖,保镖,保不住镖,再好的功夫也是枉然。
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县,民风淳朴,崇尚武术,经济的繁荣,镖行业的发达也造就了晋商尚武的人文性格。俗话说,“穷文富武”,富武,太谷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地理环境。辉煌的商业与优秀的拳术,凝结成晋商大院文化的标记与象征。太谷县名闻遐迩的富商巨贾,如城内的孟家、武家、孙家,城外的曹家、王家,对于在太谷县创立的崭新拳种——形意拳,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院的主人与子孙们,不仅是商业巨子,而且,是民间拳术的积极习练者与倡导者。他们不仅自己练功习武,而且,对武术,特别是形意拳的形成与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实践操练,还是传播发展方面,都给予了有力的帮助与支持。为习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与发展空间。在太谷的深宅大院中,形意拳师为其保镖护院的主要有以下几大户:
一是太谷城内大巷孟如(名树纶)家,聘用河北人形意拳宗师李洛能(也称老农)。
孟如,性爽达,尚侠义,学识渊博,家业盈实,生意兴隆。国难民贫,皆慷慨解囊。为太谷县四大乡绅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只要有太谷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用化验。可见,当时孟家信誉之高,经济实力之强。孟如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从小喜武,练就一身好功夫。对所聘镖师李洛能尤为器重。民国十四年,所刻车毅斋碑文中,就有“老农为吾世丈孟如先生座上客”之谓。可见,老农在孟家护院地位之高。按当时情况,护院镖师或镖头,如不是镖局派的或雇的,定是主人请的个体镖师。作为个体镖师,无论胆识头脑,还是武艺功夫,都要高人一筹。和主人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保镖护院与金钱关系。而是有一种特殊的情义与道义上的关系。作为镖师被尊为客人,尤显人品与武品之重要。
李洛能在孟家护院期间,在拳术的改革与创新上,得到了主人孟如先生的特别相助。主客二人朝夕相处,精研拳理,对祁县戴氏心意拳作了较大改进。如从孟家银炉化银工人步势稳定,起落快捷的化银动作中,受到启发,把“弓箭步”改为“坐银剪步”,后称形意半马步或三体步。把“蹲猴猴”桩功改为“三体式”桩功。这一改进可以说是形意拳史上的一大进步。既利于实战,又利于练功、健身。李洛能之所以能把所练之花拳与所学心意拳揉合在一起,根据实战需求,编创出了一个风格独特、开放、进步的新拳种——形意拳,孟如先生的功劳实在不可磨灭。同时,在孟如先生的推荐、协助下,李洛能在太谷广收门徒,因材施教,培养出了车毅斋、宋世荣、李广亨、贺永恒等驰名中外的形意拳高手。可以这样说,孟如对形意拳的形成传播发展,都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是太谷孟家成就了李洛能在形意拳史上的宗师地位。
二是太谷城内西南隅武家巷吉安堂武柏年(福蛮)家,聘用车派形意拳开山人车毅斋。
武家为太谷城内著名的富商。理财有方,经商有道。武柏年与孟如向为友好,来往关系甚密。车毅斋原本为武家车夫。因体格健壮,臂力过人,经孟如先生向其主人武柏年推荐,即拜李洛能为师,从学形意拳。武柏年原本也是喜武之人。从此,便为车毅斋练功习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方便。不数年,车毅斋深得奥义,技艺超群,《车君毅斋纪念之碑》碑文载,“毅斋得老农之术特精。”后为武家走镖护院声望日著,倍受器重。主人武柏年不仅提供了练功场地、器械,而且习武之人拜师、聚会,武柏年都尽全力支持。从不吝惜财、物。当时,武家佣工李复贞(人称长有师傅)也在主人的支持下,拜车毅斋为师,与师相伴练功数十年,成为名闻华北的形意拳技击名家,人称“常胜将军”。民间有“车二师傅的顾法,长有师傅的打法”之美誉。武家吉安堂成为当时太谷县形意拳爱好者练功实践、培养后学的主要基地、活动中心,为创编形意拳模拟实战的对练套路和形成形意拳的技击风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提起武柏年对形意拳创立发展的功劳,形意拳人都赞不绝口。
三是太谷北汪村曹家聘用形意拳大师吕学隆(人称三光师傅)为护院头目。
太谷曹家是我县富商大贾中数一数二的大家族。曹家商业的极盛时期,商号遍及全国。据史料记载,商号共计640余家,从业人员高达37000余人,总资产1200余万两白银,创造了曹氏家族商业史上的辉煌。与此同时,为保护其雄厚的资财,曾养家兵数百人。最多时据说达到500多人。及至民国初年,仍有近百人。当时,在曹家护院的拳师,大多是车毅斋的门徒及其再传弟子。
三多堂是曹家的大本营。护院责职分东、南两院。护院头目始由吕学隆与袁老四负责,后由形意拳师张永义(布学宽弟子)和朱福贵(人称牛师傅)接替。在曹家护院的形意拳师主要还有孟立刚、武士杰、孙荣富等。据一些知情的老拳师介绍,护院拳师和家兵不仅要保护三多堂,而且要保护姓曹的全族人家,除有人常驻三多堂外,曹家全寿堂药铺和三多堂院相连相通。每日黄昏之后,三多堂的大门就关闭加锁,断绝行人,护院人坐在全寿堂柜上,为三多堂看门。夜静后,护院人手执马棒,在三多堂院内开始巡查。巡查完毕,大约一个多小时。日日如此,从不间断。三多堂也曾遭响马贼寇的抢劫,但均被护院人打退,财产未受损失。这些护院拳师和家兵,除平时自己刻苦下功,撕扒散打外,每逢三、六、九还要进城和县里的士兵一起操练。在拳师们的技击实战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形意拳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与发展,镖务的实际需要形成了形意拳朴实无华,实战性强的特点。随着晋商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壮大,太谷形意拳也名扬海内外。
四是太谷上庄村世隆堂王希兰家,聘用形意拳大师王凤岁羽 (人称中原师傅)。
王希兰家为太谷商业望族,兄弟三人分家后,仅王希兰一家先后在省内外即开设当铺20余座,光绪年间,发展成为拥有资产500万两白银的“隆字号”财东。所聘护院拳师王凤岁羽 为护院总头目,李复贞(长有师傅)为副手。李复贞 、王凤岁羽 均是车毅斋先生之著名弟子。护院人约二十多人。基本上都是中原师傅的徒弟,如张万春、吴宝玉、杜得胜、开元师、金豹师等,每人每月工资纹银二十两,待遇优厚。当然,中原师和长有师待遇要比一般拳师又高一点。这些护院拳师单独住一个院,日日操练,行功弗辍。重点也是撕扒操手,练习一些一招致胜的打斗技术。一般来讲,练功习武外人是见不到的,尤其长有师傅,单独一个人住一个院,常是一人单练,高兴时,到护院人住的院里,指导一下,出来露一两手,功夫惊人,一般拳师望尘莫及。拳师们在商家大贾的深宅大院中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太谷的形意拳也在博采众长,吸收其它拳种门派精华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发展完善起来。
另外,在形意拳史上还有一段与晋商密切相关的典型事例,值得记录下来。那就是闻名全国的乔家大院在中堂的主人乔致庸。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乔致庸先生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注重体育健身,爱好武术。在他主理家政之时,曾聘请太谷县形意拳名师车毅斋与李复贞师徒为乔家武术教师。专门教授其孙乔映霞(字锦堂)和乔映庚(字鉴西)形意拳术。他不仅自己喜欢练习形意拳,而且强调子孙们要好好习练形意拳。在他的倡导与鼓励下,映霞、映庚均尤为刻苦用功,颇得形意拳之精微。并成为功力深厚颇有影响的形意拳家。据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记录载:“乔映霞与张占魁等曾在国术班教谕过形意拳……。”在乔映霞主理家政时,不仅精于经商之道,而且功夫了得。尤重兴学育人,提倡念国学练武术。1937年,日寇入侵,乔映庚(映霞之九弟)在四川成都避难之时,以武会友,与晋商友人及形意拳同门都有往来。据台湾武术史略名家周剑南(曾拜访过乔映庚)述,“在成都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术教官朱国祯和郑怀贤、朱国福、李斌生等全国形意拳名家闻讯,皆都前往请教,并得乔先生之传授。”
另外,“在中堂”乔家还因为邀车毅斋先生到天津商号小住、游玩,而引出了车毅斋与日本人较剑术获胜,扬国威,长志气的伟大壮举,在形意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这样说,乔致庸先生及其孙乔映霞、乔映庚,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习练形意拳,而且积极倡导,传播形意拳,更能推出形意拳专家车毅斋为国争光,对形意拳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晋商、镖行、形意拳三者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太谷形意拳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商的繁盛,镖行业的极盛时期形成、发展、中兴,并产生了一批以保镖护院为生的享誉全国的名家巨手。同时,晋商的繁荣昌盛,也渗透着形意拳师的心血,为晋商保驾护航做出了流血流汗的特殊贡献。晋商对形意拳的改革创新,理论完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尽心竭力的支持。形意拳的传人们将永远铭记晋商对形意拳的这一不可磨灭的功德。晋商文化、晋商精神,不仅对形意拳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形成了形意拳形随意动宗武穆、崇礼尚德法自然的一整套形意拳文化体系,使晋商故里诞生了一个中国优秀的崭新的拳种——形意拳。形意拳在太谷县这块人文称盛的沃土上诞生,决不只是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它是晋商尚武的人文性格,太谷淳朴的尚武民风与武学奇才李洛能及其弟子传人等开放、创新思想的有机结合,是太谷地域文化、经济与武术三种元素的巧合机缘促成。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武人的成果,也要看到文人的贡献。孟如、武柏年、乔致庸等商业巨子在形意拳史上实在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虽然形意拳的诞生,是太谷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但我们可以无愧而自豪地说,晋商文化是形意拳文化的母体,是晋商孕育了形意拳。没有晋商,则没有太谷形意拳。同时,形意拳也为晋商的辉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形意拳作为太谷县的一大文化特色,2007年已被列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作为形意拳传人,将不遗余力保护和传承太谷形意拳,把形意拳推向全世界,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拙文只是从金太谷、镖行业、形意拳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上,勾划出这一辉煌历史时段的轮廓。背后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待更多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挖掘整理。对于笔者上述粗浅的皮毛之见,衷心希望有关专家与学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