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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天，Fleetwood Mac似乎一切顺利，至少在商业上高枕无忧。《Rumours》成就了他们事业的顶点。在各种现场演出的邀约中，他们被邀请在巨大的费城JFK体育场连演两场。他们出了名地喜欢产自秘鲁的可卡因、香槟、外送龙虾大餐和豪华礼车，这有什么不对的吗？他们有的是钱。同时，华纳唱片公司的人盘算着他们的下一张制作精良的流行摇滚唱片，以及更多更多的钱。
问题是，Lindsey Buckingham有点不安。乐队巡演《Rumours》之后，他喜欢上了朋克和新浪潮，一刻不停地听着The Clash的第1张专辑和Talking Heads的《77》。这总是有点尴尬，因为他和他的乐队依然是朋克们最为反对的主流世界代表。因此，他和Mick Fleetwood碰头—此时这位鼓手还身兼乐队经理的职责，讨论接下来怎么办，讨论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在他们最爱的药品刺激之下，这一谈就谈了3天；其次，他们同意让Buckingham做主，独立录制一部分乐队的新作品。
新唱片的制作横跨10个月，Buckingham常常把自己在家录制的材料带进录音室，看其他成员能为此增加什么。他所做的新音乐极其简朴而先锋，显然受到了朋克的影响。而其他乐队成员却没什么变化：Nicks依然写着为爱感伤的慢歌，仿佛是面对加利福尼亚日落发出的人生感悟，Christine McVie也大同小异。Mick Fleetwood和John McVie对一切都乐于配合，整体效果确实有点奇怪，从录制完成的专辑上也有体现：4分半钟伤感美丽的“Over And Over”之后，紧接着是Buckingham的“The Ledge”—极其怪异，仿佛作者伴着橡皮筋组成的乐队发出痛苦的嚎叫。
同时，《Rumours》时期的爱情修罗场变得更加复杂。McVie夫妇已经离婚，Buckingham和Nicks也彻底分手。Nicks此时的男朋友是The Eagles的Don Henle—她后来回忆说，为了跟她约会，他曾经派了“一架里尔飞机把我从Fleetwood Mac演出的地方接到纽约”。Mick Fleetwood跟Jenny Boyd离婚又复婚，她是George Harrison妻子Pattie的妹妹—然后又跟Nicks发生了外遇，之后很快又跟她的朋友Sara好上了，Nicks在《Tusk》里的歌曲“Sara”就是以她命名的。Christine McVie此时头昏脑涨地在和Beach Boys的Dennis Wilson—约会他显然不是她所需要的那种踏实冷静又不受药品与酒精影响的人：Mac的一名助理回忆他“醉醺醺地来了，浑身都是酒气，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和橙汁到处乱转”。
《Tusk》是一张20首歌的双张专辑。录音在好莱坞的村庄唱片工作室（Village Recorder）进行。在这里，Fleetwood正出资修建一间叫做D录音室的附属建筑，他们可以随意进出，尽情尝试自己喜欢的东西。被称为“象牙”的录音控制台两侧各安装了一根巨大的象牙：显然乐队有人准备能跑多偏跑多偏。“我的想法是，咱们要颠覆模式，”Buckingham后来回忆道，“试试降速或者高速录音，或者把话筒放在浴室地面上，然后开唱，还可以敲纸巾盒！我的脑子一刻也停不下来。”
“他就是个疯子，”《Rumours》和《Tusk》的联合制作人Ken Caillat说，“第一天，我照常准备好录音室。他说：‘把所有的旋钮都原地转180度，试试什么效果。’他还把话筒贴在录音室地板上，然后用俯卧撑的姿势开始唱。”录音初始阶段，Buckingham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能又喜欢朋克，又继续留着《Rumours》时期的卷毛和长胡子，所以他把胡子剃了，用一把指甲刀剪了头发。“他压力太大了，”Caillat说，“有毁灭倾向。”John McVie的想法显然不太一样：他早早地完成了自己的贝斯部分录音，然后出海航行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闹的成本上升到了140万美元，据说让《Tusk》变成了当时最昂贵的摇滚唱片。除了其他趣闻之外，已经退出的乐队创始人Peter Green还客串了一次，在Christine McVie的“Brown Eyes”结束部分演奏吉他。但是这张专辑最动人的特点，在于不同的人想把唱片带向相反方向产生的可怕张力，其中还伴随着引人遐思的潜台词：迷恋、疑神疑鬼、嫉妒和巨大成功带来的颓废毁灭感。
所有的一切都体现在了“Tusk”一曲中，Buckingham仿佛是在窃听某人与新情人的对话（最可能是Nicks），听起来又懊恼又恶意：“你为何不问他是否会留下？你为何不问他是否要离开？为什么你不告诉到底是怎么回事？”担任伴奏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超过112人的特洛伊军乐队。
专辑销量只有400万张，华纳兄弟颇为不快。后续的世界巡演总共113场；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卦是Stevie Nicks要求她下榻的酒店房间必须漆成粉红色，里面要摆上一架白色的钢琴。肥皂剧还在上演。“在《Tusk》制作期间我得到了乐队的很多支持，”Buckingham回忆说，“后来，大家都看出来这张专辑卖不出1500万的销量，态度就变了……他们意识到专辑销量不理想，对音乐的态度就变了。”
“这才不是制作音乐的意义，”他是这么想的，他后来说的这句话立即盖过了那些关于八卦、可卡因和白色钢琴的琐事：“制作音乐应该是为了撼动人们对流行乐的固有偏见。”
问题是，Lindsey Buckingham有点不安。乐队巡演《Rumours》之后，他喜欢上了朋克和新浪潮，一刻不停地听着The Clash的第1张专辑和Talking Heads的《77》。这总是有点尴尬，因为他和他的乐队依然是朋克们最为反对的主流世界代表。因此，他和Mick Fleetwood碰头—此时这位鼓手还身兼乐队经理的职责，讨论接下来怎么办，讨论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在他们最爱的药品刺激之下，这一谈就谈了3天；其次，他们同意让Buckingham做主，独立录制一部分乐队的新作品。
新唱片的制作横跨10个月，Buckingham常常把自己在家录制的材料带进录音室，看其他成员能为此增加什么。他所做的新音乐极其简朴而先锋，显然受到了朋克的影响。而其他乐队成员却没什么变化：Nicks依然写着为爱感伤的慢歌，仿佛是面对加利福尼亚日落发出的人生感悟，Christine McVie也大同小异。Mick Fleetwood和John McVie对一切都乐于配合，整体效果确实有点奇怪，从录制完成的专辑上也有体现：4分半钟伤感美丽的“Over And Over”之后，紧接着是Buckingham的“The Ledge”—极其怪异，仿佛作者伴着橡皮筋组成的乐队发出痛苦的嚎叫。
同时，《Rumours》时期的爱情修罗场变得更加复杂。McVie夫妇已经离婚，Buckingham和Nicks也彻底分手。Nicks此时的男朋友是The Eagles的Don Henle—她后来回忆说，为了跟她约会，他曾经派了“一架里尔飞机把我从Fleetwood Mac演出的地方接到纽约”。Mick Fleetwood跟Jenny Boyd离婚又复婚，她是George Harrison妻子Pattie的妹妹—然后又跟Nicks发生了外遇，之后很快又跟她的朋友Sara好上了，Nicks在《Tusk》里的歌曲“Sara”就是以她命名的。Christine McVie此时头昏脑涨地在和Beach Boys的Dennis Wilson—约会他显然不是她所需要的那种踏实冷静又不受药品与酒精影响的人：Mac的一名助理回忆他“醉醺醺地来了，浑身都是酒气，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和橙汁到处乱转”。
《Tusk》是一张20首歌的双张专辑。录音在好莱坞的村庄唱片工作室（Village Recorder）进行。在这里，Fleetwood正出资修建一间叫做D录音室的附属建筑，他们可以随意进出，尽情尝试自己喜欢的东西。被称为“象牙”的录音控制台两侧各安装了一根巨大的象牙：显然乐队有人准备能跑多偏跑多偏。“我的想法是，咱们要颠覆模式，”Buckingham后来回忆道，“试试降速或者高速录音，或者把话筒放在浴室地面上，然后开唱，还可以敲纸巾盒！我的脑子一刻也停不下来。”
“他就是个疯子，”《Rumours》和《Tusk》的联合制作人Ken Caillat说，“第一天，我照常准备好录音室。他说：‘把所有的旋钮都原地转180度，试试什么效果。’他还把话筒贴在录音室地板上，然后用俯卧撑的姿势开始唱。”录音初始阶段，Buckingham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能又喜欢朋克，又继续留着《Rumours》时期的卷毛和长胡子，所以他把胡子剃了，用一把指甲刀剪了头发。“他压力太大了，”Caillat说，“有毁灭倾向。”John McVie的想法显然不太一样：他早早地完成了自己的贝斯部分录音，然后出海航行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闹的成本上升到了140万美元，据说让《Tusk》变成了当时最昂贵的摇滚唱片。除了其他趣闻之外，已经退出的乐队创始人Peter Green还客串了一次，在Christine McVie的“Brown Eyes”结束部分演奏吉他。但是这张专辑最动人的特点，在于不同的人想把唱片带向相反方向产生的可怕张力，其中还伴随着引人遐思的潜台词：迷恋、疑神疑鬼、嫉妒和巨大成功带来的颓废毁灭感。
所有的一切都体现在了“Tusk”一曲中，Buckingham仿佛是在窃听某人与新情人的对话（最可能是Nicks），听起来又懊恼又恶意：“你为何不问他是否会留下？你为何不问他是否要离开？为什么你不告诉到底是怎么回事？”担任伴奏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超过112人的特洛伊军乐队。
专辑销量只有400万张，华纳兄弟颇为不快。后续的世界巡演总共113场；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卦是Stevie Nicks要求她下榻的酒店房间必须漆成粉红色，里面要摆上一架白色的钢琴。肥皂剧还在上演。“在《Tusk》制作期间我得到了乐队的很多支持，”Buckingham回忆说，“后来，大家都看出来这张专辑卖不出1500万的销量，态度就变了……他们意识到专辑销量不理想，对音乐的态度就变了。”
“这才不是制作音乐的意义，”他是这么想的，他后来说的这句话立即盖过了那些关于八卦、可卡因和白色钢琴的琐事：“制作音乐应该是为了撼动人们对流行乐的固有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