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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外交宝库中，外交语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是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务，两国交往，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彼此间所用的语言注重温文尔雅，因而外交语言应运而生。
外交语言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常态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模糊和折衷。难怪曾在联合国内担任过美国代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感叹地说：同样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含义，但在外交文件中却是另一种含义，“这像是学习另一种语言”。
外交语言讲究委婉。有位外交官甚至戏言道，婉言“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在外交交涉中，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将对此采取强硬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暗示如事态继续恶化，干预将是不可避免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友好关系即将转为对立甚至敌对状态的警告；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其外交身份的活动”，是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并将予以驱逐出境。
对外交谈判，也有一套委婉的“外交辞令”。说会谈是“建设性的”，其含意是双方取得某些进展，但离解决争端仍相去甚远；说会谈是“有益的”，是指双方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谈总比不谈为好；说会谈是“坦率的”，则是明显暗示双方分歧严重，但也各自增加了对对方立场的了解。
在多边外交中，更是几乎言必委婉。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发言，要旨是注意“但是”后面的文章。比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而已。
外交官对阵，语言一般都注意含蓄。他们忌讳直言快语，留意字里行间，注重弦外之音。
1957年，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泽东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的午宴即将结束时站了起来，手持酒杯，向各代表团的团长敬酒。当他来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桌前向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祝酒时，说了一段饱含风趣而又含蓄的话：“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卡德尔事后把毛主席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解读为“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使南中两国关系正常化”。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是善于言辞含蓄的人。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赴邻村的途中迷路，就问一老樵夫到该村还需多少时间。老樵夫答道：“我不知道。”农民失望之余，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这道儿走，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不解。转身问道：“你刚才为何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迈的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含蓄地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科学家信奉“黑白分明”，外交家则崇尚“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之于外交语言，那就是“模糊”。不要小看这“模糊”二字，外交官擅长“模糊”之词实在也是一种本事，外交界更誉之为“建设性模糊”。
日本外交官是很会使用模糊语言的，他们不明说“拒绝”，而是托词“考虑考虑”，不明此道者易被引入歧途。其实，出言故意模糊也非日本外交官所专有，别国也是同样行事。比如，对别人提出的外交请求，慨然表示“将予考虑”“将予认真考虑”“将持积极态度”者，实为不同程度的模糊应对，认真不得。唯能明确表示“将予支持”或“将予积极支持”，始含承诺之意。联合国秘书长不好当，因他必须遵循“模糊”哲学，哈马舍尔德就汲取前任秘书长赖伊失败的教训，言辞十分谨慎模糊，某外国政治家曾不无揶揄地建议授予他“模糊一等奖”。
外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除非是“城下之盟”，外交斗争一般总是以相互妥协而告终，而反映在外交语言上则是以措词折衷为特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词达成妥协。原先双方分歧明显。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驻台美军必须“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的提法则为，“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不提“全部撤出”。双方一度谈得很僵。基辛格问乔冠华，如果找不到令双方都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道，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他随即又改口道，还是要继续作出积极努力。最后在由杭州飞往上海的专机上，双方终于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措词：“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妥协达成，皆大欢喜。尼克松在上海的欢送宴会上即席发表豪语称：他“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世界外交宝库中，外交语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多彩，以上只是拾零，实难尽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时，笔者在纽约出席了联合国主办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会议。会上，瑞典主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的一位老师曾提醒他说，外交语言讲究分寸，不应滥加形容词，说“I loveyou”，已经是很强的语气了，如果画蛇添足地说什么“I loveyou very much”，这就意味着两人关系出了问题了。
外交语言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常态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模糊和折衷。难怪曾在联合国内担任过美国代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感叹地说：同样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含义，但在外交文件中却是另一种含义，“这像是学习另一种语言”。
外交语言讲究委婉。有位外交官甚至戏言道，婉言“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在外交交涉中，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将对此采取强硬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暗示如事态继续恶化，干预将是不可避免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友好关系即将转为对立甚至敌对状态的警告；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其外交身份的活动”，是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并将予以驱逐出境。
对外交谈判，也有一套委婉的“外交辞令”。说会谈是“建设性的”，其含意是双方取得某些进展，但离解决争端仍相去甚远；说会谈是“有益的”，是指双方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谈总比不谈为好；说会谈是“坦率的”，则是明显暗示双方分歧严重，但也各自增加了对对方立场的了解。
在多边外交中，更是几乎言必委婉。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发言，要旨是注意“但是”后面的文章。比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而已。
外交官对阵，语言一般都注意含蓄。他们忌讳直言快语，留意字里行间，注重弦外之音。
1957年，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泽东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的午宴即将结束时站了起来，手持酒杯，向各代表团的团长敬酒。当他来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桌前向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祝酒时，说了一段饱含风趣而又含蓄的话：“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卡德尔事后把毛主席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解读为“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使南中两国关系正常化”。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是善于言辞含蓄的人。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赴邻村的途中迷路，就问一老樵夫到该村还需多少时间。老樵夫答道：“我不知道。”农民失望之余，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这道儿走，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不解。转身问道：“你刚才为何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迈的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含蓄地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科学家信奉“黑白分明”，外交家则崇尚“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之于外交语言，那就是“模糊”。不要小看这“模糊”二字，外交官擅长“模糊”之词实在也是一种本事，外交界更誉之为“建设性模糊”。
日本外交官是很会使用模糊语言的，他们不明说“拒绝”，而是托词“考虑考虑”，不明此道者易被引入歧途。其实，出言故意模糊也非日本外交官所专有，别国也是同样行事。比如，对别人提出的外交请求，慨然表示“将予考虑”“将予认真考虑”“将持积极态度”者，实为不同程度的模糊应对，认真不得。唯能明确表示“将予支持”或“将予积极支持”，始含承诺之意。联合国秘书长不好当，因他必须遵循“模糊”哲学，哈马舍尔德就汲取前任秘书长赖伊失败的教训，言辞十分谨慎模糊，某外国政治家曾不无揶揄地建议授予他“模糊一等奖”。
外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除非是“城下之盟”，外交斗争一般总是以相互妥协而告终，而反映在外交语言上则是以措词折衷为特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词达成妥协。原先双方分歧明显。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驻台美军必须“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的提法则为，“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不提“全部撤出”。双方一度谈得很僵。基辛格问乔冠华，如果找不到令双方都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道，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他随即又改口道，还是要继续作出积极努力。最后在由杭州飞往上海的专机上，双方终于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措词：“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妥协达成，皆大欢喜。尼克松在上海的欢送宴会上即席发表豪语称：他“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世界外交宝库中，外交语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多彩，以上只是拾零，实难尽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时，笔者在纽约出席了联合国主办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会议。会上，瑞典主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的一位老师曾提醒他说，外交语言讲究分寸，不应滥加形容词，说“I loveyou”，已经是很强的语气了，如果画蛇添足地说什么“I loveyou very much”，这就意味着两人关系出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