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此后的50多年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曾涌现了多少仁人志士，他们为探索救国的真理，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到处奔走着、呼号着、战斗着，甚至不惜以身殉道。他们仿佛是漫漫夜空中的明星，使苦难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希望、一线光明。在这些群星中，谭嗣同是一颗明亮的星，他以自己的一腔热血迸发的光辉而跃出众星。
（一）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叫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5岁时，父亲就让他读书。在青少年时期，他系统地读了封建典籍，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谭嗣同很喜欢击剑，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拜“幽燕大侠”王五为师，举习剑术。王五有一身武艺，擅长使刀，人称“大刀王五”。他以给人做保镖为业，平生仗义执言，锄强扶弱。北至山海关，南至清江浦，到处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踪迹。在北方一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谭嗣同跟他不但学会了剑术，而且两人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谭嗣同英勇就义。
清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刚长成一个青年，就怀着为国效力的理想，去新疆从军，在巡抚刘锦棠幕府做事。刘辞官后，他也离开那里，到各地漫游。10年间，他游历了河北、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泛接触了社会现状，结识了不少豪杰壮士。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横行，地主官僚的不法，农村的凋败，人民的穷苦。这一切，都在他心中激起强烈的不平，深深地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忧虑。在这期间，谭嗣同专研了王夫之、黄宗羲这两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他们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还认识了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参观了他办的洋务，因而有机会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拼命地阅读了西方书刊，这使他打开了思想的大门，看到了新的前途。在他的心目中，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理想之国，中国也该走这条路。谭嗣同的思想开始脱离封建主义的守旧派，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转变。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被小国日本打败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坚船利炮”全部毁于日本的无情炮火之中。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清政府只得向日本割地赔款求和。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卖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耻辱，损伤了民族的尊严，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严酷的现实，又一次清醒了中国人民的头脑，使他们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不能救中国。这给谭嗣同的思想以很大的刺激。在他和许多具有爱国心的有识之士心中，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民族的危亡感。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中国的腐朽制度及种种弊政。 因此，中国只有实行变法维新才能得救。他的蓝图，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番改革。他抱着救国的急切愿望，大力提倡新学，第一个在他的家乡办起了学会，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志研究和探讨治国的方法，向人民宣传他的政治见解和主张。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向全国倡导变法维新。“强学会”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志士仁人来听讲，参加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的积极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在本地也举行了类似“强学会”的活动，这很快就在全国造成了舆论。谭嗣同听到这些消息，很羡慕康有为的事业。他决定去北京找康有为求教。于是，他离开湖南家乡，沿长江至上海，然后北上京城。这一天，他去拜见康有为，实在不巧，康有为因事离京回广东去了，没有能见面。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此，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虽然康有为不在，梁启超仍然非常详尽地讲述了康有为的学术和治国的基本思想。谭嗣同听了介绍，兴奋极了。他感到康有为的思想句句说到了他的心里，情不自禁地说：“先生的思想，令人心悦诚服。先生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我愿作他的私淑弟子。”梁启超含笑，满意地点点头。
（二）
自从谭嗣同接受了康有为的学说思想，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以新的更激进的姿态，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变法的政治活动中去。谭嗣同完全走上了一条新道路，他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自豪。
又过了一年，谭嗣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办新政。陈也是刚到任不久。他思想比较开明，主张维新。还有一个人叫黄遵宪，他的职衔是湖南按察使，思想也是很开通的。由于陈的提倡，许多立志改革的人纷纷跑来湖南。梁启超也应邀做了学堂的教习。在此之前，谭嗣同正在南京为官。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候补知府的职位，他只好从命，在那儿呆了1年，就被陈宝箴巡抚请了去。他把家属送回浏阳老家，自己留在长沙。他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办新政，如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等等，都办起来了。一时之间，新风、新政盛行全省，这在全国也算先进了。
谭嗣同参与办的这些事业，要算“南学会”最为兴隆。他负责具体组织活动，实际上起到了该会学长的总负责作用。该会规定每7天开一次大会，由谭嗣同担任演说。大家都爱听他演讲，一到活动时间，都踊跃赴会，每次开会都达到一千几百人，规模还是很可观的。说起谭嗣同的演说，那真是激动人心，感人至深。他那明晰的论点、犀利的语言、激昂的气势，深深地吸引了听众的心。
谭嗣同曾闭门读书，深入研究前人和当代思想家的学说，综合自己多年的实际考察写成《仁学》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学说，公开地向2000年的封建专制宣战，向清王朝的专制宣战。这本书同康、梁的著述一样，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是这场变法运动的理论指导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克服重重阻力，终于采纳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向全国下达了变法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谭嗣同入朝协助变法，可是谭嗣同正在病中，不能成行。过了一段时间，病未大好，谭嗣同就抱病进京，觐见光绪。经过一番谈话，光绪很满意，马上下达指示，破格提拔谭嗣同，授为“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四品官衔。与此同时，还破格提拔了杨锐、林旭、刘光第3人，与谭嗣同同等职务，当时人称“军机四卿”。军机处，在清代是政府的中枢机构，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军机处官员参与制定和决定。它的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宰相。光绪为了推行新政，把那些守旧、不堪使用的老臣有的打发回家，有的让他们靠边站，不掌实权。光绪破例起用谭嗣同等4人，让他们直接“参与新政事宜”，凡实行变法、推行新政都必须经他们办理。他们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协助光绪批阅奏章，当好参谋。凡是各级官员的奏折，都须经谭嗣同等4人阅视，提出处理意见，然后上报光绪批准；凡皇上的谕旨，均由谭嗣同等4人代为起草，由皇上签发全国。这样，谭嗣同等4人实际上已掌握了军机处的大权。 在正式任命的那天，光绪把谭嗣同等4人召到跟前，亲自把一个装着他谕旨的黄色匣子授予谭嗣同等4人，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尽一切努力赞助和推行新法，切勿左顾右盼，瞻前顾后。谭嗣同等4人平均年龄才30岁左右，最年轻的林旭只有24岁，谭嗣同也刚33岁。他们由一个世家子弟、平民百姓一下子被提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重要地位，这付担子实在不轻，他们深感责任之重。
按照历来制度，军机处官员分班轮流值班。谭嗣同4人分作两班，每班两人。谭嗣同与刘光第分在第二班。在这之前，他们两人互不相识。现在他们在一起共事，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情同手足的朋友和兄弟了。他们互相支持，携手前进，为共同的理想而斗争。由于推行新政，广开言路，人们也敢说话了，也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政治主张了，所以每天从全国各地给光绪上书的奏折多达几百件。谭嗣同和他的战友们精神抖擞，废寝忘食，把奏折一件一件地仔细阅批，写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然后很有条理地报给光绪审批。虽然常常熬到深夜，眼睛也熬红了，但他们仍然劲头很足，感到十分痛快。
（三）
变法维新，老百姓是高兴的，在各级官吏中也有部分人是支持的。但是，从地方到上层统治集团以西太后慈禧为代表，仍有相当一批人坚决反对。这些人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变法会使他们失去现有的地位、权力，堵塞他们的仕宦之途。所以光绪刚公布实行变法，就遭到他们的疯狂抵制。
湖南有个举人叫曾廉，是个利禄熏心的顽固派，他向光绪上了一道奏折，给康有为、梁启超罗致了一大串的罪名，诬为“叛逆”，要求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很害怕这个奏折落入西太后之手，她会借这个奏折把康、梁处死的。光绪决定将奏折交给谭嗣同，要他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接过来读了一遍，提起笔接着在谭嗣同的名字后面写道：“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嗣同非常感动，不由自主地抓住光第的手，紧紧握住，久久不放。两个人的心贴得更紧了。
光绪很器重康有为，很想大用，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可以朝夕咨询。但光绪惧怕西太后，不敢过分重用康，想经常和康有为谈谈，又不敢多接触。光绪每当有所询问，或者康有为有陈奏，因很少有机会面谈，只得写成书面材料进行交流。这中间就靠谭嗣同4人上下传递。不用说，谭嗣同他们凡见到康有为的条陈报告，一定尽速送到光绪面前。这样，靠着谭嗣同4人的从中协助，才使光绪和康有为上下通气，推动变法加速进行。
谭嗣同追随康、梁变法，不只是亲人担心他的安危，连通达世故的好心人也替他们捏一把汗。谁都看得出来，朝政大权不在光绪手里，而在西太后一伙人的掌握之中。就拿人事变更来说吧。光绪刚一宣布变法，西太后就下令把光绪的老师、变法的参谋和得力助手翁同龢革职，接着任命她的亲戚、心腹荣禄做北洋大臣，升内阁大学士，掌握兵权。这种安排，已经为后事做了充分准备。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西太后用意不善，但光绪无可奈何。开始，谭嗣同还不相信光绪无权，看不出西太后阻挠变法。有一件事却使谭嗣同恍然大悟。那是在谭嗣同刚到军机处不久，光绪根据变法的要求，打算启用懋勤殿。这个殿从同治以后就荒废不用了，原先它是几朝先帝在这里读书、召见贤能之人、共同讨论政事的地方。现在要用这个殿，是表示国家重人才的意思。要说这件事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光绪完全可以做主，但也得请示西太后。他叫谭嗣同代拟一个请示报告，说明启用此殿的必要。他怕西太后不同意，还指令内臣查找历朝先帝的圣训做根据，嘱咐谭嗣同在报告中要引用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的情况。谭嗣同遵命写就。退朝回来，他感慨地说：“今天我才知道皇上真无权啊！”事后，关于重开懋勤殿的事便杳无音讯。原来光绪去颐和园请示西太后，没得到同意，这件事就压下再也不提了，所以内外人都看得清楚，光绪和西太后不睦，而西太后阻挠变法，也是公开的秘密。
这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谁会料到有朝一日，西太后翻脸，将维新派打入血泊呢？！正在湖北巡抚任上的谭继洵，已是70岁的老人。他日夜为儿子的安危提心吊胆。他凭自己多年官场的经验，担心儿子会因激进变法招来大祸。这个老人1个月连续给儿子写了3封信，督促他退出变法，赶快回家，躲避这场杀身之祸。谭嗣同看了父亲的信，毫不在意。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将一颗火热的心全献给了维新变法救中国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没有遵从父命，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回驳了父亲的思想，其中还写了这样的话：“老夫昏聩，不足与谋大事。”父亲看到这句话，气得不得了。但他知道儿子的倔强性格，终不会为骨肉之情所动，也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去吧。
事情果不出所料。七月二十九日（公历9月14日），光绪召见杨锐，面带悲凄之色，不敢说话，怕被监视他的太监听见，只是默默地亲手赐给杨锐一件衣服，暗示他衣内有诏旨，然后说了几句例行公事的话，杨锐便退出。杨锐出了宫，急忙跑到南海会馆去见康有为，正好谭嗣同也在。他们打开衣服，发现上面有光绪写的几行小字：“朕位几不保，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设法筹救。”
光绪的密诏告诉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西太后一伙要动手了！这些天来，宫内外都在风传西太后和荣禄将携光绪到天津阅兵，乘机用武力囚禁光绪，逼他退位。既无政权又无军权的光绪，听到这个消息，惶惶不自安。他无计可施，就求救于康有为，盼望他们能有个解救的办法。康、梁变法完全是靠光绪皇帝的威望来发号施令，推行新政，如果光绪不保，他们的变法必然告吹；光绪被囚，也必然危及他们的生命。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紧迫，康有为3人心急如焚，深为他们所信赖的光绪的命运担忧。一时悲愤交加，他们捧着光绪的密诏抱头痛哭。
此时，他们想到不掌握军队就无法救皇上，也无法推行新政，遍数朝中诸将，觉得袁世凯此人可做依赖。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懂洋务，主张变法。在实行变法前，他已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活动，还是该会的积极分子；实行变法后，他仍然站在康、梁一边。他们哪里知道袁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袁在荣禄手下，任直隶按察使，地位不算高，但他掌握了一部分新军，在天津小站负责进行操练。他们分析了袁世凯的情况，认为把此人争取过来，可以与西太后一伙对抗。他们商量了具体办法后，第二天由谭嗣同进宫密奏，请光绪起用袁世凯，给以恩惠，到必要时让他出力。光绪马上表示同意。八月初一（公历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兵部侍郎。第二天又召见了一次，特别勉励一番，赏赐不少东西。第三天晚上，谭嗣同到袁在京的临时住所法华寺，对他做争取工作。 经过与袁世凯的一番密谈，谭嗣同以为袁世凯是坚定无疑支持变法的，心里立时感到欣慰。接着，谭嗣同和袁商定了营救的办法。他们的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晨光熹微，谭才以满意的心情走了。
（四）
就在谭嗣同来见袁世凯的时候，光绪又发出了密诏，令康有为赶快离京，他不忍心看到康有为被捕、被杀，除了离京躲避没有别的办法。光绪已经得到情报，西太后对变法已变得不耐烦，种种迹象表明她要推翻新政。事实正是这样。光绪接连召见袁世凯，提升职务，引起宫内密探和荣禄的注意。他们报告了西太后，慈禧感到这里边大有文章。她告诉荣禄要预先布置，以备万一。荣禄迅速发出命令，让聂士成部守天津，阻断袁军进京之路；调董福祥部秘密进京驻扎，守卫京师周围要地。形势马上紧张起来。朝廷的顽固派乘机大肆活动，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敦请西太后回朝亲政。
在这关键时刻，善观风向的袁世凯毫不迟疑地转向了西太后。其实从一开始，他并非真心支持变法。他始终是骑墙，脚踏两只船，从两边捞取好处。在西太后一派将占压倒优势的时候，他倒向了顽固派。他一回到天津，就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康、梁和谭嗣同的计划。荣禄得到这个绝密计划，连夜奔颐和园报告。西太后大怒，天还没亮，就突然回到宫里，下令把光绪囚禁起来，把朝中大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里。八月初六（公历9月21日）中午，西太后下令逮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首要人物。但康有为已在光绪的催促下，在政变的头一天离开了北京。
这时，梁启超还在谭嗣同的寓所浏阳会馆与他谈话，正谈到可能发生的事变，就传来朝廷派兵包围了南海会馆的不幸消息。谭嗣同非常冷静，请梁启超到日本大使馆寻求帮助，设法营救康有为。送走梁启超以后，谭嗣同就呆在寓所，闭门不出，翻箱倒箧，清理自己的什物。
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他去了一趟日本使馆，见到了梁启超，谭嗣同力劝他去日本躲避。说到自己的打算，他笑了笑，说：“没有活着的人无法图将来之事；没有死的人无法酬谢圣主的恩情。”梁启超反复劝他一起逃走，他就是不肯。临别时，谭嗣同把他自己平日所著述的书稿、诗册，以及家信等交给了梁启超代为保存，嘱托了几句话后，与梁启超紧紧拥抱。他们就这样从容地诀别了。
梁启超由日本友人保护，东渡日本。谭嗣同独自回到浏阳会馆，仍然闭门不出，等待被捕。他少年时代的剑术老师、好朋友大刀王五闻讯赶来，建议谭嗣同外逃，他愿以身保护谭嗣同安全转移。可是，谭嗣同毫无所动，谢绝了王五的好意。八月初九（公历9月24日）那天，有几个日本朋友也来劝谭嗣同到日本使馆躲避，他们愿帮一切忙，可是谭已抱定决心一死，以自己的鲜血来激励后来者，唤醒4万万同胞奋起救中国。他对朋友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获成功。而今中国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的，此所以中国不昌盛之所在。如有流血，请自嗣同始！”不管谁来劝说，他是铁了心了，就是呆在寓所等待被捕。
八月十日（公历9月25日），缇骑突然闯进了浏阳会馆，谭嗣同不慌不忙，从容被捕。与谭嗣同一起被捕的，还有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包括谭嗣同在内，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从参政到被捕，只有半个月。朝廷中凡主张维新的、赞助康梁变法的、推荐过“六君子”的，这一大批大小官员都受到牵连，有的被革职，有的被逮捕、充军流放，直至杀头。光绪所颁布的新政、新法一一废除。“戊戌变法”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西太后把谭嗣同等“六君子”逮捕后，暂时投入监狱，密谋严厉处置他们。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没有露出丝毫的悲凄、恐惧，而是谈笑自若，有的还轻声哼着歌曲自娱。谭嗣同以必死的信念，静候那壮烈时刻的到来。他翘首望着窗缝透下来的一线蓝天，忽然感觉想写点什么，他略一思索，提笔在墙壁上了一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倾诉了他对变法始终如一，矢志不变的节操。
西太后和她的同党最痛恨康、梁变法维新，恨不能把他们斩尽杀绝。他们通电全国捉拿康、梁，一无所获，便拿“六君子”开刀，发泄仇恨。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狠毒的西太后下令将“六君子”处决。没有审讯，没有宣判，把谭嗣同等人从监狱提出来，出西门，押向菜市口大街。凡熟悉刑部规矩的人都知道，犯人们如出东门是宽赦，出西门的就是死刑。林旭在刑部呆过一段时间，他马上明白这是在把他们押向刑场。不一会儿，其他人也都明白即将发生的事，但谁也不惊慌，面无惧色。沿途围观的人千千万万。“大刀王五”挤在人群中，他设法往前挤，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已布置众兄弟各密携武器，准备劫法场救谭嗣同。可是清军防守很严，而且用铁笼子把谭嗣同他们囚在里面，用车拉着赴刑场。这使王五难以下手。即使采取行动，杀了几个护卫人员，也无法救谭嗣同出铁笼，王五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在那干着急。
押到刑场后，谭嗣同神色坦然，平静如常。只听林旭感叹的声音：“我们死，正气尽！”康广仁仰天长啸：“我们死，必换来中国之强！”谭嗣同哈哈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刑场周围，围观的人们成千上万，听到这笑声，这震憾人心的话语，不禁肃然起敬，对这些为中国的命运而献身的义士寄于深深的同情。
谭嗣同是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们当中最猛烈、最激进的一个。他在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为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中，他是真的猛士，是最实干、也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代表。谭嗣同和他的战友之死，乃至整个变法的失败，证明了在君主制下，不可能通过和平改良的手段达到变革中国的目的。它还证明了，一场变革运动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是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的。他们只能以生命和鲜血来唤醒人们，鼓舞他们去同专制势力做更猛烈的斗争。这正是谭嗣同及千百万甘愿牺牲的志士所换来的成果。
（一）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叫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5岁时，父亲就让他读书。在青少年时期，他系统地读了封建典籍，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谭嗣同很喜欢击剑，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拜“幽燕大侠”王五为师，举习剑术。王五有一身武艺，擅长使刀，人称“大刀王五”。他以给人做保镖为业，平生仗义执言，锄强扶弱。北至山海关，南至清江浦，到处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踪迹。在北方一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谭嗣同跟他不但学会了剑术，而且两人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谭嗣同英勇就义。
清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刚长成一个青年，就怀着为国效力的理想，去新疆从军，在巡抚刘锦棠幕府做事。刘辞官后，他也离开那里，到各地漫游。10年间，他游历了河北、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泛接触了社会现状，结识了不少豪杰壮士。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横行，地主官僚的不法，农村的凋败，人民的穷苦。这一切，都在他心中激起强烈的不平，深深地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忧虑。在这期间，谭嗣同专研了王夫之、黄宗羲这两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他们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还认识了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参观了他办的洋务，因而有机会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拼命地阅读了西方书刊，这使他打开了思想的大门，看到了新的前途。在他的心目中，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理想之国，中国也该走这条路。谭嗣同的思想开始脱离封建主义的守旧派，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转变。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被小国日本打败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坚船利炮”全部毁于日本的无情炮火之中。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清政府只得向日本割地赔款求和。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卖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耻辱，损伤了民族的尊严，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严酷的现实，又一次清醒了中国人民的头脑，使他们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不能救中国。这给谭嗣同的思想以很大的刺激。在他和许多具有爱国心的有识之士心中，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民族的危亡感。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中国的腐朽制度及种种弊政。 因此，中国只有实行变法维新才能得救。他的蓝图，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番改革。他抱着救国的急切愿望，大力提倡新学，第一个在他的家乡办起了学会，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志研究和探讨治国的方法，向人民宣传他的政治见解和主张。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向全国倡导变法维新。“强学会”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志士仁人来听讲，参加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的积极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在本地也举行了类似“强学会”的活动，这很快就在全国造成了舆论。谭嗣同听到这些消息，很羡慕康有为的事业。他决定去北京找康有为求教。于是，他离开湖南家乡，沿长江至上海，然后北上京城。这一天，他去拜见康有为，实在不巧，康有为因事离京回广东去了，没有能见面。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此，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虽然康有为不在，梁启超仍然非常详尽地讲述了康有为的学术和治国的基本思想。谭嗣同听了介绍，兴奋极了。他感到康有为的思想句句说到了他的心里，情不自禁地说：“先生的思想，令人心悦诚服。先生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我愿作他的私淑弟子。”梁启超含笑，满意地点点头。
（二）
自从谭嗣同接受了康有为的学说思想，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以新的更激进的姿态，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变法的政治活动中去。谭嗣同完全走上了一条新道路，他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自豪。
又过了一年，谭嗣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办新政。陈也是刚到任不久。他思想比较开明，主张维新。还有一个人叫黄遵宪，他的职衔是湖南按察使，思想也是很开通的。由于陈的提倡，许多立志改革的人纷纷跑来湖南。梁启超也应邀做了学堂的教习。在此之前，谭嗣同正在南京为官。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候补知府的职位，他只好从命，在那儿呆了1年，就被陈宝箴巡抚请了去。他把家属送回浏阳老家，自己留在长沙。他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办新政，如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等等，都办起来了。一时之间，新风、新政盛行全省，这在全国也算先进了。
谭嗣同参与办的这些事业，要算“南学会”最为兴隆。他负责具体组织活动，实际上起到了该会学长的总负责作用。该会规定每7天开一次大会，由谭嗣同担任演说。大家都爱听他演讲，一到活动时间，都踊跃赴会，每次开会都达到一千几百人，规模还是很可观的。说起谭嗣同的演说，那真是激动人心，感人至深。他那明晰的论点、犀利的语言、激昂的气势，深深地吸引了听众的心。
谭嗣同曾闭门读书，深入研究前人和当代思想家的学说，综合自己多年的实际考察写成《仁学》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学说，公开地向2000年的封建专制宣战，向清王朝的专制宣战。这本书同康、梁的著述一样，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是这场变法运动的理论指导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克服重重阻力，终于采纳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向全国下达了变法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谭嗣同入朝协助变法，可是谭嗣同正在病中，不能成行。过了一段时间，病未大好，谭嗣同就抱病进京，觐见光绪。经过一番谈话，光绪很满意，马上下达指示，破格提拔谭嗣同，授为“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四品官衔。与此同时，还破格提拔了杨锐、林旭、刘光第3人，与谭嗣同同等职务，当时人称“军机四卿”。军机处，在清代是政府的中枢机构，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军机处官员参与制定和决定。它的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宰相。光绪为了推行新政，把那些守旧、不堪使用的老臣有的打发回家，有的让他们靠边站，不掌实权。光绪破例起用谭嗣同等4人，让他们直接“参与新政事宜”，凡实行变法、推行新政都必须经他们办理。他们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协助光绪批阅奏章，当好参谋。凡是各级官员的奏折，都须经谭嗣同等4人阅视，提出处理意见，然后上报光绪批准；凡皇上的谕旨，均由谭嗣同等4人代为起草，由皇上签发全国。这样，谭嗣同等4人实际上已掌握了军机处的大权。 在正式任命的那天，光绪把谭嗣同等4人召到跟前，亲自把一个装着他谕旨的黄色匣子授予谭嗣同等4人，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尽一切努力赞助和推行新法，切勿左顾右盼，瞻前顾后。谭嗣同等4人平均年龄才30岁左右，最年轻的林旭只有24岁，谭嗣同也刚33岁。他们由一个世家子弟、平民百姓一下子被提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重要地位，这付担子实在不轻，他们深感责任之重。
按照历来制度，军机处官员分班轮流值班。谭嗣同4人分作两班，每班两人。谭嗣同与刘光第分在第二班。在这之前，他们两人互不相识。现在他们在一起共事，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情同手足的朋友和兄弟了。他们互相支持，携手前进，为共同的理想而斗争。由于推行新政，广开言路，人们也敢说话了，也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政治主张了，所以每天从全国各地给光绪上书的奏折多达几百件。谭嗣同和他的战友们精神抖擞，废寝忘食，把奏折一件一件地仔细阅批，写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然后很有条理地报给光绪审批。虽然常常熬到深夜，眼睛也熬红了，但他们仍然劲头很足，感到十分痛快。
（三）
变法维新，老百姓是高兴的，在各级官吏中也有部分人是支持的。但是，从地方到上层统治集团以西太后慈禧为代表，仍有相当一批人坚决反对。这些人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变法会使他们失去现有的地位、权力，堵塞他们的仕宦之途。所以光绪刚公布实行变法，就遭到他们的疯狂抵制。
湖南有个举人叫曾廉，是个利禄熏心的顽固派，他向光绪上了一道奏折，给康有为、梁启超罗致了一大串的罪名，诬为“叛逆”，要求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很害怕这个奏折落入西太后之手，她会借这个奏折把康、梁处死的。光绪决定将奏折交给谭嗣同，要他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接过来读了一遍，提起笔接着在谭嗣同的名字后面写道：“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嗣同非常感动，不由自主地抓住光第的手，紧紧握住，久久不放。两个人的心贴得更紧了。
光绪很器重康有为，很想大用，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可以朝夕咨询。但光绪惧怕西太后，不敢过分重用康，想经常和康有为谈谈，又不敢多接触。光绪每当有所询问，或者康有为有陈奏，因很少有机会面谈，只得写成书面材料进行交流。这中间就靠谭嗣同4人上下传递。不用说，谭嗣同他们凡见到康有为的条陈报告，一定尽速送到光绪面前。这样，靠着谭嗣同4人的从中协助，才使光绪和康有为上下通气，推动变法加速进行。
谭嗣同追随康、梁变法，不只是亲人担心他的安危，连通达世故的好心人也替他们捏一把汗。谁都看得出来，朝政大权不在光绪手里，而在西太后一伙人的掌握之中。就拿人事变更来说吧。光绪刚一宣布变法，西太后就下令把光绪的老师、变法的参谋和得力助手翁同龢革职，接着任命她的亲戚、心腹荣禄做北洋大臣，升内阁大学士，掌握兵权。这种安排，已经为后事做了充分准备。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西太后用意不善，但光绪无可奈何。开始，谭嗣同还不相信光绪无权，看不出西太后阻挠变法。有一件事却使谭嗣同恍然大悟。那是在谭嗣同刚到军机处不久，光绪根据变法的要求，打算启用懋勤殿。这个殿从同治以后就荒废不用了，原先它是几朝先帝在这里读书、召见贤能之人、共同讨论政事的地方。现在要用这个殿，是表示国家重人才的意思。要说这件事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光绪完全可以做主，但也得请示西太后。他叫谭嗣同代拟一个请示报告，说明启用此殿的必要。他怕西太后不同意，还指令内臣查找历朝先帝的圣训做根据，嘱咐谭嗣同在报告中要引用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的情况。谭嗣同遵命写就。退朝回来，他感慨地说：“今天我才知道皇上真无权啊！”事后，关于重开懋勤殿的事便杳无音讯。原来光绪去颐和园请示西太后，没得到同意，这件事就压下再也不提了，所以内外人都看得清楚，光绪和西太后不睦，而西太后阻挠变法，也是公开的秘密。
这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谁会料到有朝一日，西太后翻脸，将维新派打入血泊呢？！正在湖北巡抚任上的谭继洵，已是70岁的老人。他日夜为儿子的安危提心吊胆。他凭自己多年官场的经验，担心儿子会因激进变法招来大祸。这个老人1个月连续给儿子写了3封信，督促他退出变法，赶快回家，躲避这场杀身之祸。谭嗣同看了父亲的信，毫不在意。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将一颗火热的心全献给了维新变法救中国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没有遵从父命，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回驳了父亲的思想，其中还写了这样的话：“老夫昏聩，不足与谋大事。”父亲看到这句话，气得不得了。但他知道儿子的倔强性格，终不会为骨肉之情所动，也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去吧。
事情果不出所料。七月二十九日（公历9月14日），光绪召见杨锐，面带悲凄之色，不敢说话，怕被监视他的太监听见，只是默默地亲手赐给杨锐一件衣服，暗示他衣内有诏旨，然后说了几句例行公事的话，杨锐便退出。杨锐出了宫，急忙跑到南海会馆去见康有为，正好谭嗣同也在。他们打开衣服，发现上面有光绪写的几行小字：“朕位几不保，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设法筹救。”
光绪的密诏告诉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西太后一伙要动手了！这些天来，宫内外都在风传西太后和荣禄将携光绪到天津阅兵，乘机用武力囚禁光绪，逼他退位。既无政权又无军权的光绪，听到这个消息，惶惶不自安。他无计可施，就求救于康有为，盼望他们能有个解救的办法。康、梁变法完全是靠光绪皇帝的威望来发号施令，推行新政，如果光绪不保，他们的变法必然告吹；光绪被囚，也必然危及他们的生命。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紧迫，康有为3人心急如焚，深为他们所信赖的光绪的命运担忧。一时悲愤交加，他们捧着光绪的密诏抱头痛哭。
此时，他们想到不掌握军队就无法救皇上，也无法推行新政，遍数朝中诸将，觉得袁世凯此人可做依赖。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懂洋务，主张变法。在实行变法前，他已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活动，还是该会的积极分子；实行变法后，他仍然站在康、梁一边。他们哪里知道袁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袁在荣禄手下，任直隶按察使，地位不算高，但他掌握了一部分新军，在天津小站负责进行操练。他们分析了袁世凯的情况，认为把此人争取过来，可以与西太后一伙对抗。他们商量了具体办法后，第二天由谭嗣同进宫密奏，请光绪起用袁世凯，给以恩惠，到必要时让他出力。光绪马上表示同意。八月初一（公历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兵部侍郎。第二天又召见了一次，特别勉励一番，赏赐不少东西。第三天晚上，谭嗣同到袁在京的临时住所法华寺，对他做争取工作。 经过与袁世凯的一番密谈，谭嗣同以为袁世凯是坚定无疑支持变法的，心里立时感到欣慰。接着，谭嗣同和袁商定了营救的办法。他们的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晨光熹微，谭才以满意的心情走了。
（四）
就在谭嗣同来见袁世凯的时候，光绪又发出了密诏，令康有为赶快离京，他不忍心看到康有为被捕、被杀，除了离京躲避没有别的办法。光绪已经得到情报，西太后对变法已变得不耐烦，种种迹象表明她要推翻新政。事实正是这样。光绪接连召见袁世凯，提升职务，引起宫内密探和荣禄的注意。他们报告了西太后，慈禧感到这里边大有文章。她告诉荣禄要预先布置，以备万一。荣禄迅速发出命令，让聂士成部守天津，阻断袁军进京之路；调董福祥部秘密进京驻扎，守卫京师周围要地。形势马上紧张起来。朝廷的顽固派乘机大肆活动，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敦请西太后回朝亲政。
在这关键时刻，善观风向的袁世凯毫不迟疑地转向了西太后。其实从一开始，他并非真心支持变法。他始终是骑墙，脚踏两只船，从两边捞取好处。在西太后一派将占压倒优势的时候，他倒向了顽固派。他一回到天津，就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康、梁和谭嗣同的计划。荣禄得到这个绝密计划，连夜奔颐和园报告。西太后大怒，天还没亮，就突然回到宫里，下令把光绪囚禁起来，把朝中大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里。八月初六（公历9月21日）中午，西太后下令逮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首要人物。但康有为已在光绪的催促下，在政变的头一天离开了北京。
这时，梁启超还在谭嗣同的寓所浏阳会馆与他谈话，正谈到可能发生的事变，就传来朝廷派兵包围了南海会馆的不幸消息。谭嗣同非常冷静，请梁启超到日本大使馆寻求帮助，设法营救康有为。送走梁启超以后，谭嗣同就呆在寓所，闭门不出，翻箱倒箧，清理自己的什物。
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他去了一趟日本使馆，见到了梁启超，谭嗣同力劝他去日本躲避。说到自己的打算，他笑了笑，说：“没有活着的人无法图将来之事；没有死的人无法酬谢圣主的恩情。”梁启超反复劝他一起逃走，他就是不肯。临别时，谭嗣同把他自己平日所著述的书稿、诗册，以及家信等交给了梁启超代为保存，嘱托了几句话后，与梁启超紧紧拥抱。他们就这样从容地诀别了。
梁启超由日本友人保护，东渡日本。谭嗣同独自回到浏阳会馆，仍然闭门不出，等待被捕。他少年时代的剑术老师、好朋友大刀王五闻讯赶来，建议谭嗣同外逃，他愿以身保护谭嗣同安全转移。可是，谭嗣同毫无所动，谢绝了王五的好意。八月初九（公历9月24日）那天，有几个日本朋友也来劝谭嗣同到日本使馆躲避，他们愿帮一切忙，可是谭已抱定决心一死，以自己的鲜血来激励后来者，唤醒4万万同胞奋起救中国。他对朋友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获成功。而今中国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的，此所以中国不昌盛之所在。如有流血，请自嗣同始！”不管谁来劝说，他是铁了心了，就是呆在寓所等待被捕。
八月十日（公历9月25日），缇骑突然闯进了浏阳会馆，谭嗣同不慌不忙，从容被捕。与谭嗣同一起被捕的，还有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包括谭嗣同在内，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从参政到被捕，只有半个月。朝廷中凡主张维新的、赞助康梁变法的、推荐过“六君子”的，这一大批大小官员都受到牵连，有的被革职，有的被逮捕、充军流放，直至杀头。光绪所颁布的新政、新法一一废除。“戊戌变法”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西太后把谭嗣同等“六君子”逮捕后，暂时投入监狱，密谋严厉处置他们。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没有露出丝毫的悲凄、恐惧，而是谈笑自若，有的还轻声哼着歌曲自娱。谭嗣同以必死的信念，静候那壮烈时刻的到来。他翘首望着窗缝透下来的一线蓝天，忽然感觉想写点什么，他略一思索，提笔在墙壁上了一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倾诉了他对变法始终如一，矢志不变的节操。
西太后和她的同党最痛恨康、梁变法维新，恨不能把他们斩尽杀绝。他们通电全国捉拿康、梁，一无所获，便拿“六君子”开刀，发泄仇恨。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狠毒的西太后下令将“六君子”处决。没有审讯，没有宣判，把谭嗣同等人从监狱提出来，出西门，押向菜市口大街。凡熟悉刑部规矩的人都知道，犯人们如出东门是宽赦，出西门的就是死刑。林旭在刑部呆过一段时间，他马上明白这是在把他们押向刑场。不一会儿，其他人也都明白即将发生的事，但谁也不惊慌，面无惧色。沿途围观的人千千万万。“大刀王五”挤在人群中，他设法往前挤，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已布置众兄弟各密携武器，准备劫法场救谭嗣同。可是清军防守很严，而且用铁笼子把谭嗣同他们囚在里面，用车拉着赴刑场。这使王五难以下手。即使采取行动，杀了几个护卫人员，也无法救谭嗣同出铁笼，王五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在那干着急。
押到刑场后，谭嗣同神色坦然，平静如常。只听林旭感叹的声音：“我们死，正气尽！”康广仁仰天长啸：“我们死，必换来中国之强！”谭嗣同哈哈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刑场周围，围观的人们成千上万，听到这笑声，这震憾人心的话语，不禁肃然起敬，对这些为中国的命运而献身的义士寄于深深的同情。
谭嗣同是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们当中最猛烈、最激进的一个。他在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为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中，他是真的猛士，是最实干、也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代表。谭嗣同和他的战友之死，乃至整个变法的失败，证明了在君主制下，不可能通过和平改良的手段达到变革中国的目的。它还证明了，一场变革运动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是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的。他们只能以生命和鲜血来唤醒人们，鼓舞他们去同专制势力做更猛烈的斗争。这正是谭嗣同及千百万甘愿牺牲的志士所换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