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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学术界、教育界和很多大众媒体就“《弟子规》是一本怎样的书”、“《弟子规》到底该不该读”等问题爆发了一场大争论。笔者认为《弟子规》作为中国古代蒙学经典中的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今天还是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的，尤其是对于正在和即将从事幼儿教育的工作者以及广大家长很有必要。本文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弟子规》 古代蒙学 教育
多年来，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学界众说纷纭，但是很多人还是依从清代王相的旧说，认为该书出于宋元之际的大学者王应麟。近日笔者以王氏所做《小学绀珠》与《三字经》进行对比阅读，草成此文，就教于方家。
一.写作时间
《小学绀珠》书前有方回的序和王应麟自序，王应麟自序说：“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歴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已”，将这本书的用途说的很明确，是“小学”读物，为的是“用训童幼”。而方回序则说：“守歙，尝造回家，谈论弥日。其该洽今无复有斯人矣！公殁后数载始得见所著《小学绀珠》”，方回说王应麟守歙时曾到访方家，而《深宁先生年谱》载王应麟“四十八岁以朝奉大夫秘阁修撰知徽州”，而第二年就转任秘书监权兼中书舍人，可见这次拜访只能发生在景定六年，而当时二人未谈及此书，可见此书还未写成，此后数年王应麟官职渐高，南宋国步艰难，恐怕未必有时间编书，因此推测《小学绀珠》一书作于王应麟隐居不仕的后二十年间应该不误，是以方回直到大德庚子年间也就是王应麟“殁后数载”才为此书作序。
《三字经》不见于《宋史》王氏本传，直到康熙年间，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说道：“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中支持了王相的说法“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至此，《三字经》为王应麟所做才流传开来，但是这种说法在自元末至明末三百余年未见于任何著录，因此颇为人质疑。若从王相之说此书为王氏课家塾所作，从其中“十八传”之句，可知应作于宋亡之后，则亦作于晚年，应与《小学绀珠》一书创作时间相近。
二.《小学绀珠》与《三字经》异说对比
既是同一作者在相近时间所做，二书的观点就应比较一致。但对比可知两本书却有几处较大分歧。
1.“三王”
《三字经》：“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清代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说：“是皆三代受命之始祖，故曰三王。”认为文武二王均为受命之祖，三并非仅仅指三位帝王，而是指夏商周三代，三王是指三代受命之王。但是，这种观点在古代是较为少见的，查阅古籍可见，“三王”这一概念在古代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一是夏禹、商汤、周武王。《穀梁传·隐公八年》：“盟诅不及三王。”范宁注：“三王，谓夏、殷、周也。夏后有钧臺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会。”二是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尸子》卷下：“汤復於汤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王门；越王栖於会稽，秦穆公败於崤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於辱，而五霸得於困也。”还有一种观点是夏商周三代，如《汉书·高帝纪》“此三王之举也。”师古曰：“三王：夏、殷、周也。”
那么，《小学绀珠》一书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查《小学绀珠·卷第五》记载曰：“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可见王应麟认为三王并不包括周武王，按照《小学绀珠》的体例，有出处的常用此句一般都会在下面小注注明出处。王氏在此条下原注指出“三王”一词出于《孟子注》和《孔子闲居》注。可见作者认为“三王”应出于《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一句下的赵岐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是也”。也可能出自《礼记·孔子闲居》“三王之德，参於天地”一句下的郑玄注“三王，谓禹汤文王也”。可见，王应麟认为，三王只能是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应该多一个周武王。
有没有可能《三字经》和《小学绀珠》在这一观点上的分歧只是王应麟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差异，后期他改变了认识，将“三王”重新理解为三代之圣主呢？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在《小学绀珠》“三王”词条之后还有一词条“四王：禹、汤、文、武”，可见，在王应麟看来，“三王”与“四王”是有差别的，三王指三代开辟之王，而四王才是指三代的四位贤君。这二者之间差别显著，似乎不会在晚年就被作者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三王”的不同解释，是二书出于同一个作者的这一假设不好解释的一个问题。
2.“六经”
《三字经》说：“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清代王相《三字经训诂》说：“此言六经之目。《易》《书》《诗》《春秋》《周礼》《礼记》是名六经，学者所当讲习而研习者也。当时《周礼》列于六经，今则去《周礼》为五经矣。”
众所众知，“六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王应麟博洽经史，不可能在这里出现错误，在他早年所做的的《玉海·卷四十二》“总六经”：
“《记》之《经解》，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经之名，《庄子·天运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经，先王之陈迹’。实昉乎此，……国朝……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
不仅简述了古代六经概念的沿革，也阐明了把《周礼》、《礼记》都纳入“六经”是宋代科举制度的特殊情况，但在晚年的《小学绀珠·卷第四·艺文类》第三条中他回归传统：
“六经：《诗》、《书》、《乐》、《易》、《礼》、《春秋》”
那么，这两种同出于王应麟却彼此不同的观点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应该从时代和用途来看这两本书。从写作时代来看，《玉海》的创作时代应该是早于《小学绀珠》的，《玉海》无王氏自序，《四库提要》卷一三五《玉海》条说：“宋自绍圣置宏辞科，大观改辞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辞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此说应该可信，尤其是四库馆臣注意到了王氏此书“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可见确实有为应试准备的痕迹。他的弟弟在他中博学宏辞科三年后也中此科，或许得《玉海》之力不少。也就是說，按照四库馆臣的推论，《玉海》一书在宝佑四年也就是王应麟中博学宏辞科那一年应该已经编成，那一年他三十四岁。而《小学绀珠》创作时代已经如前所说，是作于晚年，为的是“用训童幼”。也就是说青年时代为应博学宏辞科编辑《玉海》，当然应该遵从朝廷制度；晚年教育子孙只为读书明理，不求仕进，不妨采纳传统说法。 但同作于晚年的《三字经》又何以再次采纳了青年时代“六经”概念呢？若以此说示不忘赵宋，《小学绀珠》当为同一立场，不应有所分别，这是《三字经》与《小学绀珠》观点分歧的另一显著之处。
3.“三国”
《小学绀珠》“三国”排序是：“汉、魏、吴”，推尊蜀汉之义不问可知。《三字经》则说：“魏、蜀、吴，争汉鼎”，基本将这三国都视为篡逆，据称有的版本作“蜀、魏、吴”，似乎这就王应麟推尊蜀汉的观点一致，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排序虽重要，“争汉鼎”三字却更关键，这显然把“魏、蜀、吴”与“汉”视为不同国家，不论哪一家挣得汉鼎都为“鼎革”，这完全悖离王应麟的历史观。
《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云：“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朱文公谓：‘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然晋人已有此论。”又云“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本习凿齿。然稽于天文，则荧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吴、蜀无它。此黄权对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恶之，汉昭烈殂而魏、吴无它。权将何辞以对？”
这种将某个王朝视为正统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似是无谓，但在当时却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
可见以谁为正统事关作者的政治立场，揆诸王应麟，他本人入元不仕，在《困学纪闻》等书中也一再强调气节，后世学者一般都认为他是宋之遗老，如全祖望《宋王尚书画像记》说：“先生之大节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在南宋这个偏安王朝，作为朱熹后学，王应麟必然要尊奉蜀汉为正统，这种正统观在南宋灭亡后不仅不会改变，反而应该更加确定，因为这涉及到南宋朝廷是否是天命所系，而元朝是否有资格入主中原的大是大非问题。
既然王应麟在其著作中一直尊奉蜀汉为正统，而蜀汉既为正统，刘备得天下就应为顺取而非逆争，如朱熹在《通鉴纲目·卷十四》中记述刘备称帝就说：“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可是《三字经》中居然用了“争”字，这实在令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位终生以蜀汉为正统的宋代遗老会认为蜀汉与魏、吴同为争夺“汉鼎”的篡逆？恐怕这绝不是版本不同或作者前后观点不同这种解释能说得通的。
三.结论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如果《三字经》果为王相所说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就不该与同在王氏晚年所做，同为“用训童幼”的《小学绀珠》在观点和立场上有如此差别。既然《小学绀珠》出于王氏之手无疑，那么，未见著录又与《小学绀珠》有如此不同的《三字经》是否出于王氏之手就颇令人怀疑了。
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青年专项课题“幼专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蒙学名著精读’通识课程的探索與构建的研究”（课题批准号ZJD1215003）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弟子规》 古代蒙学 教育
多年来，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学界众说纷纭，但是很多人还是依从清代王相的旧说，认为该书出于宋元之际的大学者王应麟。近日笔者以王氏所做《小学绀珠》与《三字经》进行对比阅读，草成此文，就教于方家。
一.写作时间
《小学绀珠》书前有方回的序和王应麟自序，王应麟自序说：“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歴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已”，将这本书的用途说的很明确，是“小学”读物，为的是“用训童幼”。而方回序则说：“守歙，尝造回家，谈论弥日。其该洽今无复有斯人矣！公殁后数载始得见所著《小学绀珠》”，方回说王应麟守歙时曾到访方家，而《深宁先生年谱》载王应麟“四十八岁以朝奉大夫秘阁修撰知徽州”，而第二年就转任秘书监权兼中书舍人，可见这次拜访只能发生在景定六年，而当时二人未谈及此书，可见此书还未写成，此后数年王应麟官职渐高，南宋国步艰难，恐怕未必有时间编书，因此推测《小学绀珠》一书作于王应麟隐居不仕的后二十年间应该不误，是以方回直到大德庚子年间也就是王应麟“殁后数载”才为此书作序。
《三字经》不见于《宋史》王氏本传，直到康熙年间，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说道：“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中支持了王相的说法“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至此，《三字经》为王应麟所做才流传开来，但是这种说法在自元末至明末三百余年未见于任何著录，因此颇为人质疑。若从王相之说此书为王氏课家塾所作，从其中“十八传”之句，可知应作于宋亡之后，则亦作于晚年，应与《小学绀珠》一书创作时间相近。
二.《小学绀珠》与《三字经》异说对比
既是同一作者在相近时间所做，二书的观点就应比较一致。但对比可知两本书却有几处较大分歧。
1.“三王”
《三字经》：“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清代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说：“是皆三代受命之始祖，故曰三王。”认为文武二王均为受命之祖，三并非仅仅指三位帝王，而是指夏商周三代，三王是指三代受命之王。但是，这种观点在古代是较为少见的，查阅古籍可见，“三王”这一概念在古代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一是夏禹、商汤、周武王。《穀梁传·隐公八年》：“盟诅不及三王。”范宁注：“三王，谓夏、殷、周也。夏后有钧臺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会。”二是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尸子》卷下：“汤復於汤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王门；越王栖於会稽，秦穆公败於崤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於辱，而五霸得於困也。”还有一种观点是夏商周三代，如《汉书·高帝纪》“此三王之举也。”师古曰：“三王：夏、殷、周也。”
那么，《小学绀珠》一书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查《小学绀珠·卷第五》记载曰：“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可见王应麟认为三王并不包括周武王，按照《小学绀珠》的体例，有出处的常用此句一般都会在下面小注注明出处。王氏在此条下原注指出“三王”一词出于《孟子注》和《孔子闲居》注。可见作者认为“三王”应出于《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一句下的赵岐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是也”。也可能出自《礼记·孔子闲居》“三王之德，参於天地”一句下的郑玄注“三王，谓禹汤文王也”。可见，王应麟认为，三王只能是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应该多一个周武王。
有没有可能《三字经》和《小学绀珠》在这一观点上的分歧只是王应麟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差异，后期他改变了认识，将“三王”重新理解为三代之圣主呢？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在《小学绀珠》“三王”词条之后还有一词条“四王：禹、汤、文、武”，可见，在王应麟看来，“三王”与“四王”是有差别的，三王指三代开辟之王，而四王才是指三代的四位贤君。这二者之间差别显著，似乎不会在晚年就被作者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三王”的不同解释，是二书出于同一个作者的这一假设不好解释的一个问题。
2.“六经”
《三字经》说：“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清代王相《三字经训诂》说：“此言六经之目。《易》《书》《诗》《春秋》《周礼》《礼记》是名六经，学者所当讲习而研习者也。当时《周礼》列于六经，今则去《周礼》为五经矣。”
众所众知，“六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王应麟博洽经史，不可能在这里出现错误，在他早年所做的的《玉海·卷四十二》“总六经”：
“《记》之《经解》，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经之名，《庄子·天运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经，先王之陈迹’。实昉乎此，……国朝……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
不仅简述了古代六经概念的沿革，也阐明了把《周礼》、《礼记》都纳入“六经”是宋代科举制度的特殊情况，但在晚年的《小学绀珠·卷第四·艺文类》第三条中他回归传统：
“六经：《诗》、《书》、《乐》、《易》、《礼》、《春秋》”
那么，这两种同出于王应麟却彼此不同的观点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应该从时代和用途来看这两本书。从写作时代来看，《玉海》的创作时代应该是早于《小学绀珠》的，《玉海》无王氏自序，《四库提要》卷一三五《玉海》条说：“宋自绍圣置宏辞科，大观改辞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辞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此说应该可信，尤其是四库馆臣注意到了王氏此书“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可见确实有为应试准备的痕迹。他的弟弟在他中博学宏辞科三年后也中此科，或许得《玉海》之力不少。也就是說，按照四库馆臣的推论，《玉海》一书在宝佑四年也就是王应麟中博学宏辞科那一年应该已经编成，那一年他三十四岁。而《小学绀珠》创作时代已经如前所说，是作于晚年，为的是“用训童幼”。也就是说青年时代为应博学宏辞科编辑《玉海》，当然应该遵从朝廷制度；晚年教育子孙只为读书明理，不求仕进，不妨采纳传统说法。 但同作于晚年的《三字经》又何以再次采纳了青年时代“六经”概念呢？若以此说示不忘赵宋，《小学绀珠》当为同一立场，不应有所分别，这是《三字经》与《小学绀珠》观点分歧的另一显著之处。
3.“三国”
《小学绀珠》“三国”排序是：“汉、魏、吴”，推尊蜀汉之义不问可知。《三字经》则说：“魏、蜀、吴，争汉鼎”，基本将这三国都视为篡逆，据称有的版本作“蜀、魏、吴”，似乎这就王应麟推尊蜀汉的观点一致，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排序虽重要，“争汉鼎”三字却更关键，这显然把“魏、蜀、吴”与“汉”视为不同国家，不论哪一家挣得汉鼎都为“鼎革”，这完全悖离王应麟的历史观。
《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云：“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朱文公谓：‘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然晋人已有此论。”又云“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本习凿齿。然稽于天文，则荧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吴、蜀无它。此黄权对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恶之，汉昭烈殂而魏、吴无它。权将何辞以对？”
这种将某个王朝视为正统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似是无谓，但在当时却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
可见以谁为正统事关作者的政治立场，揆诸王应麟，他本人入元不仕，在《困学纪闻》等书中也一再强调气节，后世学者一般都认为他是宋之遗老，如全祖望《宋王尚书画像记》说：“先生之大节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在南宋这个偏安王朝，作为朱熹后学，王应麟必然要尊奉蜀汉为正统，这种正统观在南宋灭亡后不仅不会改变，反而应该更加确定，因为这涉及到南宋朝廷是否是天命所系，而元朝是否有资格入主中原的大是大非问题。
既然王应麟在其著作中一直尊奉蜀汉为正统，而蜀汉既为正统，刘备得天下就应为顺取而非逆争，如朱熹在《通鉴纲目·卷十四》中记述刘备称帝就说：“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可是《三字经》中居然用了“争”字，这实在令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位终生以蜀汉为正统的宋代遗老会认为蜀汉与魏、吴同为争夺“汉鼎”的篡逆？恐怕这绝不是版本不同或作者前后观点不同这种解释能说得通的。
三.结论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如果《三字经》果为王相所说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就不该与同在王氏晚年所做，同为“用训童幼”的《小学绀珠》在观点和立场上有如此差别。既然《小学绀珠》出于王氏之手无疑，那么，未见著录又与《小学绀珠》有如此不同的《三字经》是否出于王氏之手就颇令人怀疑了。
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青年专项课题“幼专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蒙学名著精读’通识课程的探索與构建的研究”（课题批准号ZJD1215003）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