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地，多数单位党政领导被“夺权”，公安部的业务部门也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关注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安全。在他的指示下，2月初，成立了以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为领导，设在总参三座门招待所内的“专案办公室”(对外称北京卫戍区联络组)。工作人员从总参作战部、总政保卫部、卫戍区群工部和公安部抽调。因我在公安部二局一处(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保卫)工作，熟悉机关保卫工作，被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
　　“专案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外地来京，打着全国性造反组织旗号冲击中央机关搞打砸抢人员的情况，找出头目，整理出材料上报。我具体办的有两起：一起是所谓“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简称“全红总”，总部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案。这个“全红总”主要是冲击中华全国总工会，头目是中央单位某研究所的一个做译文工作的临时工；另一起是所谓“全国聋哑人造反司令部”案。他们串联北京的聋哑人并煽动外地聋哑人来京造反，主要是冲击内务部(现民政部)，搞打砸抢。有个头目是中央某部设计院的描图员。经过紧张的工作，至3月中旬，“专案办公室”调查搜集了十几个这类造反组织的材料。我还同总参作战部张辉灿同志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找牟立善主任，请他们办理拘留证和派出刑警配合行动。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3月下旬的一天，傅崇碧、于桑等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经过研究，起草了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名义发布的取缔“全红总”等反动组织的通告，经周总理亲自修改后，由公安部小印刷厂连夜印制成“通告”。就在张贴“通告”的当天下午，由总参作战部牵头，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调集了十几辆军用卡车，每车派一个班的兵力(均挑选任班长的老兵)和两名刑警，每辆军车都由“专案办公室”一个干部带领，在下午3时统一行动，直驱已经调查准确的单位或地点，拘捕十多个反动组织的头目。因我熟悉哑巴“司令”的单位，就主动请缨去执行拘捕哑巴“司令”的任务。那天下午，当十多辆押解着反动组织头目的军车驶过市区时，路上行人无不拍手称快。这个行动前后仅两个小时，无一漏网地完成了任务，一下子把冲击中央机关的歪风刹住了。
　　这次行动，有件事使我感受很深：卫戍区派来的解放军战士，个个刺刀上枪，身佩鼓鼓的子弹带，精神抖擞，好不威风。士兵列队后，卫戍区参谋长或师、团长逐个检查枪膛内有无子弹。我上去一看，原来鼓鼓的子弹带里装的全是空香烟盒。当时我还真有点纳闷，执行任务怎么不带子弹呢?事后才得知，这是周总理为了在行动中不发生一声枪响和伤害任何人，给卫戍区下达的死命令。这使我大受教育，深深感受到，在当时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中，多数单位党政领导无法行使职权的复杂环境下，周总理为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安全操劳部署，不仅亲自逐字逐句修改张贴的布告，而且在拘捕搞打砸抢头目的行动中，还要求保证绝对不能发生一声枪响，每个细节都操心得如此周到、仔细，真是感人至深，令我终生难忘。
　　(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