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商业部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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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插图的描述
  
  因为我们将不在本组瓷器内部进行相对的年代排序,这些瓷器将根据形式任意排列。图版3至35展示的是来自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的瓷器,它们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的部分;而冠以T.K.S.的数字则是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目录的编号。实际上,藏品中所有中国和日本的物品都归在分类编号15的目录下,其下面再注物品的标号,但在此由于没有必要而从略。图版36至40展示的有大维德花瓶(David vases)中一个花瓶和相关的另五件瓷器,并且每件瓷器的所有者都冠以全名。
  


  图版1: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瓷器安放装置的全貌,位于原王宫的厨房,南向;前景放置的欧洲瓷器,中国瓷器位于后景。
  图版2:托布卡普宫博物馆中国瓷器近景。左起:釉上彩汕头瓷、青瓷、早期的青花瓷。
  图版3:圆口盘; 菱形花纹边沿;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中央有芭蕉、岩石、西瓜、葡萄、竹子和牵牛花。T.K.S.1418直径17英寸(45厘米)
  图版4:圆口盘; 菱形花纹边沿;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中央有莲池并两只鸳鸯。T.K.S.1428直径17英寸(45厘米)
  图版5:圆口盘; 菱形花纹边沿;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中央有莲池。T.K.S.1429直径15英寸(40厘米)
  图版6:圆口盘; 菱形花纹边沿;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缠枝莲纹间有两只飞翔的凤凰,配有刺叶。T.K.S.1466直径17英寸(45.5厘米)
  图版7:a, 圆口盘;边沿有紫薇和射干;弧形内壁饰牡丹花;内底中央有一只景中跃动似鹿的麒麟,风景中有岩石、竹子、西瓜、牵牛花和两个单子叶植物,左似万年青,右似萱草属植物。T.K.S.1420直径18英寸(46.5厘米)
  b. 圆口盘;菱形花纹边沿;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中央有一只飞翔凤凰,尾精细呈多叶状,景中有芭蕉、岩石、西瓜、竹子、牵牛花、蕨类植物及缠枝莲纹。T.K.S.1419直径17英寸(45.5厘米)
  图版8:圆口盘;菱形花纹边沿;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中央有大鱼一条,似是鮨科(Serranidae)的海生鲈鱼,旁有鳗草、荸荠、 水生蕨类和浮萍。T.K.S.1416直径18英寸(47厘米)
  图版9:花口盘,留白满绘,纹饰带之间以留白界线隔开;盘沿饰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弧形内壁饰牡丹花;内底中央有数个同心圈纹饰带,最外层是一匝十八个莲瓣饰板,饰板烘托吉祥物;往里一层以蜿蜒状波涛为背景,有如意云肩纹饰板,每一尖端有菊花纹;中央一圈有六个莲瓣饰板,饰板内画火焰状,这圈纹饰中心环绕着一朵菊花。T.K.S.1383 直径17英寸(45.5厘米)
  图版10:a. 花口盘,留白满绘,纹饰带之间以留白界线隔开;盘沿饰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白色外边以浮雕突出;弧形内壁饰牡丹花;内底中央有两只凤凰,飞翔于缠枝菊纹间,盘心饰一圆环,烘托一丛莲花。T.K.S.1434 直径17英寸(45厘米)
  b. 花口盘, 部分装饰以蓝底留白处理;盘沿纹饰呈紫薇和射干状;弧形内壁饰牡丹花;内底外环有圆齿状波涛,画法粗糙,中央环绕两只凤凰,飞翔于云纹间,画法亦普通。T.K.S. 1467直径17英寸(45厘米)
  图版11:花口盘,留白满绘,纹饰带之间以留白界线隔开;盘沿饰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弧形内壁饰有四只凤凰,飞翔于缠枝菊纹间;内底绘一荷塘,上有四只仙鹤。背面请见图版17。从插图看,此盘内面大部分白色区域似云状,是由众多青色微斑所致,仿佛是上釉前无意中滴落钴类颜料于表面。T.K.S.1387直径17英寸(44厘米)
  图版12:花口盘,留白满绘,纹饰带之间以留白界线隔开;盘沿饰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弧形内壁饰牡丹花;内底以蜿蜒状波涛为背景,浪涌向右,上有四个如意云肩纹尖端,内绘美妙的莲花为烘托,每朵花期不一;中心四个如意云肩纹尖端若一大十字状,中心区饰有缠枝菊花纹。T.K.S.1382 直径18英寸(46厘米)
  图版13:花口盘;边沿图案难辨(云状?灵芝状?),外沿以浮雕突出;弧形内壁饰莲花,配有刺叶;内底中央是蓝底白云,一条三爪、细白鳞大龙翻腾云间。T.K.S.1417直径18英寸(47.5厘米)
  图版14:a. 花口盘,其中白色外边以浅浮雕法突出;边沿有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左,以浅浮雕式的白色射干花间隔;弧形内壁饰莲花及配有的刺叶亦用浮雕法表现,蓝色底子衬托白釉;中央有花园景观,有一部分系观赏栏杆,栏杆上绘蜿蜒状波涛;栏杆柱子上踞雉一只,正顾视另一同类;花园中有岩石、芭蕉、竹子、灵芝、西瓜、牵牛花及葡萄。T.K.S.1481 直径16英寸(41厘米)
  


  b. 花口盘,其中白色外边以浅浮雕法突出;边沿有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左;弧形内壁饰牡丹花,以留白方式表现,蓝色梳状线条为底子;中央是岩石、芭蕉、竹子、西瓜、牵牛花及葡萄。T.K.S.1465直径17英寸(45厘米)
  图版15:花口盘;边沿有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左;弧形内壁及内底中央区有一图案背景,类似于经典的涡卷纹,但用法不同;自边缘有六个如意云肩纹尖端延伸其间,纵横交错,如意内绘圆齿状和同心状波涛,且后者波涛上皆有三朵白花;内底中央是六个莲花饰板,饰板框内绘吉祥物,蓝地留白表现,往里环绕一圈小六叶形,六叶以交错影线烘托,中心有一云形。 盘子背面请见图版16。T.K.S.1480直径18英寸(46厘米)
  图版16:图版15盘子的背面。本图版和图版17体现了以上所有盘碟外部的典型处理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结实、削切锋利的底沿及胎土上散布的黑斑点。T.K.S.1480
  图版17:图版11盘子的背面。T.K.S.1387
  图版18:花边敞口碗;内有牡丹花,蓝底留白装饰,一道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并有26个莲花饰板,蓝底留白装饰,构成吉祥物,皆环绕一中心圆环,其间有四个扁平如意云肩纹尖端,框起一朵莲花,四周有卷叶,亦蓝底留白装饰。T.K.S.1422直径15英寸(40厘米)
  图版19:同一瓷碗的立面照;自顶部至底部分别为:缠枝莲花纹饰带,蓝底留白;紫薇及射干花纹饰带;配有刺叶的缠枝莲花纹及莲瓣纹,花叶为程式化构图。T.K.S.1422直径15英寸(40厘米)
  图版20:束口碗;内壁有缠枝菊花纹及一圈无纹白釉,环绕碗底一水草花园图案,园内有观赏栏杆、岩石、竹子、芭蕉和一莲池,内有鸳鸯两只。T.K.S.1379直径13英寸(34厘米)
  图版21:同一碗的外壁。白釉斜边下是一宽大的纹饰带,画有松、梅、竹(岁寒三友)及岩石;一经典卷纹位于缠枝莲纹饰带之上,花叶为程式化构图。T.K.S.1379直径13英寸(34厘米)
  图版22:束口碗;内如图版20所示,但无栏杆;外部有一经典卷纹,位于碗唇斜面上,其下有缠枝莲花纹伴有刺叶以及一圈莲瓣纹饰板,内绘叶形。本图版及前面的插图提供了粗壮、结实底足的图像,这些底足是早期瓷碗的特征之一。T.K.S.1377直径12英寸(32厘米)
  图版23:碗沿花哨,无图案;口内绘有一圈紫薇和射干花,其下一圈无纹白釉,围绕碗底中央之图案,碗底中央绘岩石、西瓜、开花的藤蔓、竹子和葡萄。T.K.S.1376直径11英寸(29.5厘米)
  图版24:同一瓷碗的外壁,表现为缠枝莲花纹伴有刺叶和一圈莲瓣纹,花叶为程式化构成。T.K.S.1376直径11英寸(29.5厘米)
  


  图版25:扁方瓶;瓶颈及瓶肩处的四环形系缺失,瓶颈以一金属管代之;宽立面的一边有一如意云肩纹,两尖端半露,一尖端全露,框起射干花和紫薇纹;中有一条三爪、细白鳞龙翻腾于火云间,下有一海,波涛蜿蜒,浪高涛大;窄立面是折枝莲花,配有刺叶。底足低矮、宽阔,切割粗糙,浅褐色胎土的表面上有无意间溅落的釉料。(注:利· 阿斯顿(Leigh Ashton)和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在伯林顿大厦(Burlington House)举行中国展览会时,展示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藏的同样的一个花瓶(尤摩弗帕勒斯藏品(Eumorfopoulos Collection))(《中国艺术》,第二版,第296页,No. 105,伦敦,1936)。当时作者注意到某些细节和1351年大维德的花瓶(the David vase of 1351)类似;他们还提到阿德比尔藏品(Ardebil Collection)中一个相关的瓷器。通过同图版25的瓷器进行认真的对比,会发现两个花瓶在装饰处理的手法上稍有差异;尤摩弗帕勒斯所收藏的瓷器上的龙图案略显僵直而正式,且波涛也并非真正的蜿蜒状的风格。在大家愿意从这些方面来考究后期伦敦收藏的瓷器之前,我们必须指出胎土和对瓷器底部的一般的随意处理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即使两者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两者都应归属于十四世纪一类,这一点是非常有可能的。)T.K.S.1391高度15英寸(39厘米)
  图版26:花瓶呈梅瓶状,但瓶口宽大;边缘有菱形花纹图案,瓶颈有蜿蜒状波涛,其下是一白釉无纹的凸棱;瓶上肩处有一圈下垂莲瓣纹,莲瓣内绘吉祥物,其下是缠枝牡丹;主体纹饰是一条画法雄浑的龙,有四爪,巨大的龙鳞呈青色,于火云间向右飞腾,龙下面是蜿蜒状波涛的大海。底足低矮、宽阔,表现为轮状,盘旋而上,有黑色铁斑,胎土上有无意溅落的釉料。请将此龙的画法与大维德花瓶上的对比(见图版36)。T.K.S.1366高度17英寸(45厘米)
  图版27:八角梅瓶;通体背景图案为一经典卷纹,其中有一条饰环绕瓶肩;下连有四个尖端的如意云肩纹,尖端烘托花饰(可见一朵山茶和一朵菊花);位于中央是四个有尖顶拱的开光图案,皆由两个如意云肩纹框起各式景观而成,其中有一莲池,可见两只鸳鸯;花瓶底部矗立另外四个如意云肩纹尖端,内饰莲花纹,配有刺叶。瓶底缺失,可见内面圆润,由三段水平镶接而成;镶接处由釉汁草率沾合,内面结合处可见无意溅落的釉汁。(注:这种对结合处的随意的处理方法可见于黑水城(Kharakhoto)的斯文赫定探险队(Sven Hedin Expeditions)所发现的一些瓷碎片上和作者本人于1946年于北京所得到的同样的一些瓷碎片上。它们都属于十四世纪。见附录Ⅰ)T.K.S.1398高度16英寸(42厘米)
  图版28:梅瓶;瓶肩周围饰下垂莲瓣纹,内绘吉祥物,其下是缠枝莲花,配以刺叶;主纹是一缠枝牡丹纹,画幅较大;其下有一圈经典卷纹;胫部有一圈莲瓣纹,内饰悬叶和火焰状物。瓶底足低矮而宽阔,胎土表面显出浅红色。T.K.S.1370高度16英寸(42.5厘米)
  图版29:梅瓶;瓶肩围有一经典卷纹,其下是一如意云肩纹,四个尖端衬托着白马,背景为同心状波涛;如意云肩纹之间有四个折枝莲花装饰,每个装饰有花一朵,配有三片极具程式化的叶子;主纹是一圈大幅面的缠枝牡丹纹;其下为经典卷纹带;胫部有一圈莲瓣纹,内饰悬浮状的叶子和莲花。底足低矮、宽阔,有尖锐的削切面,显得极其沉重,胎土有黑色铁斑。T.K.S.1425高度17英寸(44厘米)
  图版30:罐,罐口有一菱形花纹图案,瓶颈处布满簇拥的缠枝小菊花纹;肩部两条突棱间有龙两条,龙有四爪,龙鳞细白,于云中向左飞腾;下悬六个如意云肩纹尖端,每个尖端衬着一匹白马,马下是有同心状波涛的大海,肩部还饰有两个对称的怪兽面具,运用了浮雕手法,细节以蓝色描绘;主纹是一个庞大的缠枝牡丹纹;下面是一圈经典卷纹,一圈莲瓣纹的尖端和一圈衬着一个程式化的叶形的莲瓣纹。底足低矮、宽阔,足墙内边削切尖锐;胎土表面有釉料溅洒。罐内釉边显露铁红的痕迹。T.K.S.3027高度15英寸(40厘米)
  图版31:罐,瓶口有一圈经典卷纹,瓶颈有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上肩处饰一圈下垂莲瓣纹,内绘吉祥物,下面有缠枝莲花,配有刺叶,并以对称的的浮雕动物头像为界分为两组,主纹是一个庞大的缠枝牡丹纹;接下来是第二个经典卷纹,围绕胫部的是一圈莲瓣,里面衬着程式化的叶形。底足低矮而宽阔,粗糙的胎土偶尔显露出黑色的铁斑,但未见红色斑。T.K.S.1413高度16英寸(40.5厘米)
  图版32:罐,瓶颈四周是蜿蜒状的波涛,汹涌向右;主体纹饰有三组,每一组皆表现出一条大鱼,游于荸荠、浮萍和水生蕨类间,优雅的丛生的鳗草衬托着;这三条大鱼虽然细节描绘上略有差别,但都是属鲤科(Cyprinidae),中文称之为鲤,其中包括鲤鱼。胫部的是一圈莲瓣,里面衬着程式化的叶形,底足低矮而宽阔。(注:一个同一类型,但底部缺少一圈莲瓣的罐收藏于东京皇家博物馆(the Imperial HouseholdMuseum)(参看尾崎洵盛所著的《明代陶瓷》,pt.1,pl.3,在东京的瓷器讲座,卷1,东京,1935)。该图版的说明上,此瓷器被描述为嘉靖瓷,但本人在文献中未发现能够解释或证明这一点的参考资料。)T.K.S.1411高度11英寸(28厘米)
  


  图版33:八角葫芦瓶(gourd中文为葫芦),瓶顶和瓶腰处有两圈不同的菱形花纹图案。每一部分的上下两个边沿均有一圈莲瓣,上垂而下仰,其最上一圈烘托吉祥物,其下者衬着极其程式化的叶形和莲花;上部八面绘鲜花水果,其上有石榴、牡丹和西瓜;下部每组花草图下部添以动物群,左有雉穿于缠枝菊花纹,中央的葡萄上栖有一螳螂,下有一小单子叶植物,一只青蛙踞左,而一朵鸡冠花立于右;而靠右手部分的牡丹丛中有一只凤凰。(注:相对面的的纹饰一一重现了这些雉、菊花、凤凰和牡丹;而上部的八个图案似乎各有所不同。)此花瓶的底足宽阔,削切得当,内墙呈圆形而非八角形;胎土的表面略显红褐色,略见黑色铁斑于其上。T.K.S.1471高度23英寸(60厘米)
  图版34:八角葫芦瓶,瓶口和瓶腰处有两圈不同的菱形花纹图案。每一部分的上下两个边沿均有一圈莲瓣,上垂而下仰。其中上两圈烘托着火焰标志,下面部分的上圈的莲瓣饰板内衬着莲和吉祥物,而底部一圈的每个饰板内都有莲花,配以三片刺叶;上腹有八个开光饰板,表现为鲜花夹杂于卷叶间;下腹有四大尖拱顶的开光团花图案,开光的轮廓又相背的如意云肩纹合成,填绘四组不同的动物与花草;插图中有一捕食的螳螂,搬运着一只飞蛾,其上绘有有葫芦藤蔓;(注:另一个开光上有一只青蛙和一条蜥蜴。)在这些开光之间,顶端是四个折枝菊花,下面是四个程式化的折枝花卉,疑似以卷形叶子表现灵芝;这个花瓶的底部与图版33中的花瓶同。T.K.S.1473高度23英寸(60厘米)
  图版35:葫芦瓶,通体装饰庞大的缠枝牡丹纹;底足宽阔,边缘圆润,未见铁锈斑。盖子系十八世纪的土耳其的银饰;银饰下部固定于瓷器上,上部缀有一圈流苏,可以转动。T.K.S.1453高度(含盖)28英寸(71厘米)
  图版36:长颈环耳花瓶,瓶口有缠枝菊花纹,瓶颈上部有一圈竖立的蕨类植物,旁边留出空隙题写献词,其时间为1351年;这部位还贴有两个象头状的耳,以浮雕手法表现;瓶颈的下部绘飞凤卷云纹;往下有一圆弧突起的纹饰带,上绘缠枝莲纹,配以刺叶;主纹是一条长有四爪的龙,龙鳞巨大呈蓝色,龙穿梭于卷曲的火与云中,飞腾向右,下是波涛蜿蜒的大海;往下在两条凸棱之间是另一圈较狭窄的波涛;再往下是一圈下垂的莲瓣纹,莲瓣内衬着吉祥物,而莲瓣纹之上是一圈缠枝牡丹纹。此花瓶的底部深凹,由于暴露于外或因火烤,胎土显出褐色。(参看图版D,6)。(两张照片) 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美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藏品,伦敦大学。高度:25英寸(63.5厘米)
  


  图版37:a. 花口盘,白唇,以浅浮雕手法突出;板沿绘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左;弧形内壁是浅浮雕式的白釉的缠枝莲纹,衬以蓝色底子;盘底中央的设计包括岩石、芭蕉、竹子、西瓜、牵牛花和葡萄。不列颠博物馆藏品,罗伯特C.布鲁斯(Robert C. Bruce)先生捐赠。直径16英寸(41.5厘米)
  同一瓷盘的背面,外壁绘有缠枝莲纹,配以刺叶,底足削切,铁红分布不均,胎土表面有黑色铁斑,皆成特色。
  图版38:花口盘,边沿有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弧形内壁和盘底布满蜿蜒状波涛,其间有六个如意云肩纹尖端,从边缘伸向中央;其中的三个如意云肩纹内烘托莲花,配以卷形叶,以蓝底留白表现;另三个如意云肩纹内分别衬托着牵牛花、葡萄和西瓜,都绘有丛竹;中央有八个莲瓣纹,蓝底留白,衬托吉祥物。纽约沃伦·E·科克斯及其同事(Warren E. Cox and Associates)藏品。直径17英寸(44.5厘米)
  同一瓷盘的背面,缠枝莲纹,配以刺叶,构成特色;胎土表面呈橘红色,色调分布极其匀称,质地富于光泽。值得注意的是,胎土表面的细微窑裂是许多这类瓷器的特色。
  图版39:梅瓶,有盖。盖顶是经典的卷纹,盖的立面是下垂的蕨类植物(?);瓶肩上部是一圈经典卷纹,其下悬一组如意云肩纹,四个尖端衬托缠枝植物纹,布局满密;往下是另一组经典卷纹,主纹是一条三爪龙,龙鳞细白,于火云间向左飞腾;一圈的下垂莲瓣纹的尖端,位于另一排类似的上仰的莲瓣纹之上,仰莲内衬托着程式化的叶形。阿尔佛雷德·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藏品。高度17英寸(44.5厘米)
  b.梅瓶,有盖。瓶盖和瓶肩的装饰如上瓶,仅在如意云肩纹尖端的花形图案添加游鸭;经典卷纹及另一古钱式菱形花纹图案,画法似写生,线条精细,两者之间是主纹,绘一庞大的缠枝牡丹纹;胫部是一圈莲瓣纹,莲瓣内衬着程式化的叶子,用笔轻巧。底足低矮、宽阔,削切粗糙,略带浅红的器胎表面散布着铁斑。整个花瓶釉面呈一种略似浅黄色的色调,而非白色,且釉面上有些意外的裂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New York)藏品。高度17英寸(45厘米)
  图版40:罐,口缘有菱形花纹图案,颈部有蜿蜒状波涛,汹涌向右;往下有一圈圆润的凸楞,其下是第二组菱形花纹图案,肩部有一只凤凰和一头麒麟,穿梭于带刺叶的缠枝莲花纹间;一圈下垂的莲瓣纹,画法精细,位于主纹上,莲瓣内烘托着吉祥物,而主纹则是画面宽广的缠枝牡丹纹;胫部一圈莲瓣纹,莲瓣内衬着程式化的叶形和莲花,莲瓣纹上是一圈经典卷纹。藏于泰国南奔市(Lamphun)玛哈泰寺(Wat Mahathat)(注:此花瓶没有高度的纪录;但是在阿德比尔藏品(Ardebil Collection)中有两个同类型的例证(29.522和29.523),高度分别是16和19英寸。)
  
  附录Ⅰ:清单
  
  在此附上另外一份十四世纪瓷器的清单,为进一步研究本组瓷器相关的问题提供参考。这些瓷器的情况既有作者本人第一手了解到的,也有通过出版物或照片了解到的。通过出版物公布的瓷器将标明该出版物,未公开公布的瓷器也提供出处。没有亲手接触这些瓷器而贸然对瓷器定性,本人完全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且正是鉴于这一点,在此所列出的一些例证都将视作初步的或非决定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关注某些瓷器,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在某些合情合理的地方,提出一种可能性比忽视这种可能性更重要。那些标有 * 号的指的是本书中讨论的庞大和笨重的瓷器;而那些标有号则是作者本人亲手接触到的瓷器。其中有许多公布的青花瓷,年代依然难以肯定,其中的一些将被最终证明是十四世纪的瓷器;但是,此清单仅限于那些同本研究界定清楚的本组瓷器有明显联系的瓷器类型。(编者按:以下仅列出藏品种类及数量,省略具体出处。)
  瓷盘27件,瓷碗5件,梅瓶8件,罐13件,瓷瓶6件,带耳花瓶4件,葫芦瓶3 件,高脚杯6件,杂类10件;
  瓷片:东方的许多地区都曾发现过此类型的青花瓷碎片,其中一些已经出版公布,例如,《伯林顿杂志》,1932年九月刊,插图1;《TOCS》,1926-27年,图版5;《TOCS》,1933-34年,图版27,Nos. 11、12;《亚洲腹地》,斯坦因著,图版51、57。许多博物馆从福斯塔特(古开罗的一部分)获得了瓷片;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些瓷片,包括亚丁(也门人民共和国首都,临亚丁湾),红海的Aidhab和内蒙古的黑水城。1945-1946年,作者本人在北京也得到了一些相关的瓷片。
  以上列出的瓷器总数达82件,其中53件是本研究界定的庞大沉重的瓷器;而瓷片的数量似乎也接近100件。我们希望,通过对本组青花瓷进行鉴别和归类,能够唤起人们的进一步的兴趣,并能够为其他来源的其他瓷器的研究提供帮助。
  
  附录Ⅱ:产地
  
  研究青花瓷却未涉及瓷器的产地,这一点也许会让人感到奇怪,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就本组瓷器而言,我们无法了解它的产地。
  如果依靠冥思玄想,我们的思想也许会马上把我们带往景德镇。十四世纪的景德镇,已经具有了六百年的瓷器历史了,而且即将跨入它最辉煌的时代,成为明清两朝皇家瓷器工场。人们早已对这座著名城镇的历史做过详细的研究,虽然景德镇的地方志对它在明朝时期的发展情况也有详细的叙述,但对元朝时的情况的记录却寥寥无几。当代主要的资料是蒋祁所著的《陶记》,该书见于1322年出版的《浮梁县志》,后来的县志亦有论及。半个世纪前,Bushell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在他的著作《东方陶瓷艺术》(教材版,178-183页,纽约,1899)中翻译了一些重要的部分。该书涉及了当时瓷器生产的许多方面和一些规章制度,并且列举了各种类型的瓷器;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大的青花瓷有没有被收录其中;其他中国瓷器的信息同样不能令我们满意,主要涉及那些又薄又小的瓷器,尤其是著名的元代特产枢府瓷,因而也不适合我们的要求。
  关于参考文献的匮乏,有两条可能的解释值得注意:首先,官方的记录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向朝廷供奉瓷器的问题;十四世纪体态庞大的青花瓷虽然漂亮,但却很可能不是御用瓷。(注:这种假设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文献中没有发现对这一类瓷器的详细论述;而且故宫博物馆也没有保存任何例证。当然,这一点值得进行仔细的考究,以求证实;但是如果这种瓷器在元代成为御用瓷器,中国人如果没有在早些时候,那至少在最近几十年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应该会注意到这一事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附录Ⅰ中可以看到,本人没有注意到中国任何地方发现了这种瓷器,虽然可以肯定在某些地方一定存在这种瓷器。我们只能这样设想,青花瓷并不迎合蒙古人的品位,因此这一时期生产的大部分瓷器都仅供出口之用。)第二点,元朝是一个热衷于征服的朝代;瓷器是在如同我们今天所谓的“在占领状态下”生产的。中国的文献对这一时期的记录一笔带过,也就不让人奇怪了。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瓷器是在江西东北部的窑场生产的。我们无法精确地预计这一生产区究竟有多大;但是这种坚硬、漂亮的白色胎土几乎不可能源于距离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为景德镇供给高岭土和白墩子的地质层很远的任何地区。中国人传统上过分关注皇家工场,这一点也常常左右了西方的瓷器研究者的注意力,以致忽略了附近其他的陶瓷中心。(注:1951年夏天,本人有幸研究了Rudolph Hommel收藏的一组约320余件的陶瓷残片。其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江西鄱阳湖地区,还有离此遥远的浙江的龙泉和大窑。发现的匣钵、垫具和次品废弃物都表明当地曾是规模巨大的陶瓷产区,这些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且其中的一些的村落,位于景德镇周围,常常因为太小而在现在的地图上找不到名字。鄱阳湖西边也发现了其他的制瓷地点,迄今也没有人提及。这一点也并不让人奇怪,但是在此它应该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一点:当时整个中国有不计其数的城镇都在忙于陶瓷生产,而这些城镇的名称却从未载入正规的陶瓷著作中。)
  我们不得不提到最后一处参考资料,即可追溯到1351年的一对花瓶给我们带来的文献资料。铭文上提到了三处地点: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这是一位名叫张文进的男子的住址,这些花瓶和一个香炉都是从他那儿得来的。至于这三件瓷器是何处生产的,却没有提到。正如霍布森(Hobson)指出的那样,信州当时称为广信,位于景德镇东南仅70英里处。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位张先生从景德镇购买了他的瓷器的可能性。原先的信州,或者广信,现称为上饶(至少在V.K.Ting 1934年出版的《地图集》作如此称谓),而当地的地方志并没有提到陶瓷在那儿生产,邻县玉山和弋阳对于这一问题的简短记录,过于笼统而让人难以信服。就目前来说,这一问题的研究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所有的著名产瓷区均没有发现这种青花瓷的碎片;文献资料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有益的帮助。
  
  附录Ⅲ:齐默尔曼的归类
  
  齐默尔曼的目录(参考书目56)中的80幅图版提供了可供我们研究的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品的最完整的图示概览,而且可以肯定它们在将来还具有研究价值。虽然,我们不宜在此细述他的文献的许多有趣精彩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提及,因为它同本研究有着特殊的关系。伟大的土耳其藏品有一个不足之处,即没有一组典型的十四和十五世纪的青花瓷,尤其是中国人评价极高的宣德和成化时期的瓷器。齐默尔曼在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之余,却以令人钦佩的笔调描绘了一组瓷器,其中就包括了这些瓷器,并且指出其中的某些瓷器具有同中国人宣称在一座宋墓中发现的瓷器神奇的相似之处,甚至和一件可以肯定地追溯到元代的花瓶也很相似,让人惊叹。当然,他指的是1351年花瓶中的一件。然而,他又认为这些瓷器的共同点是表面的,而不予考虑。他说,这些瓷器在形态、釉料、青色色泽和做工上差别巨大,而宣称它们可能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正是在这里,齐默尔曼判断失误了;如果不是由于他所讨论的这一组瓷器包括了现在认为至少是四种不同的类型:十四世纪瓷器、十五世纪早期瓷器、十五世纪晚期瓷器和十六世纪早期瓷器,人们也许会对他的武断表示疑惑。他把所有这些瓷器混在一起,并不加区别地将其归于我们今天在他的目录里看到的十六世纪上半期的条目下。
  撇开青瓷部分(当然这又涉及到另一个独立的话题),本人对其图示的这些瓷器进行了必要的重新修改界定,现列出如下清单(编者按:此处省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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