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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艺术”一词从诞生之初便拥有后现代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表露着融合和介入的意味。20世纪以来，无论是媒介形态、生产机制还是观念与取向，公共艺术都在遵守着介入社会的赋性，不断发生转向。论文透过新冠疫情的特殊空間语境，以微知著，探讨这一时期公共艺术由传统意义的公共空间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转向问题，从而认识到这种空间转向正在打破以往公共艺术在地性和特定对话的限制。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代公共艺术作为一门社会介入性艺术，正在改变着和公众之间的参与、接受方式。
关键词：社会介入；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一、介入是公共艺术的赋性与遵守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艺术》一书中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强调艺术的形式即内容，将形式意味与现实生活相对立，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有且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现实因素的介入只会成为审美的反价值。但不可否认，自20世纪以来，“公共艺术”（Public Art）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还是一个学术概念，都被广泛提及和使用，深刻地影响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公共艺术的强烈的“跨界”特征使其有别于传统艺术，它的审美和意味不再囿于艺术形式本身的自足性，可以是强势话语的符号象征，也可以是社会诉求的表达媒介，无论是何种，公共艺术都彰显着“介入”的赋性，其本质是对当代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怀。
当代公共艺术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关联。[1]36在与社会连带互动的过程中，公共艺术的观念和取向不断发生着变化，与公众也时有分离。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向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趋向密切相关。早期的公共艺术往往由国家权力和政治文化主导，作为一种强势话语的视觉表征存在[2]12，如建国初期，首都天安门广场修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便具有浓烈的传达政治文化理念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教导意味，可以视为公共艺术与国家政治文化相结合的范例。随着社会整体文化的提升，公共艺术的主导权开始向精英群体倾斜，作为社会领域中具有绝对引领作用和话语优势的少数群体，难免和大众文化形成一种疏离，陷入封闭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状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城市空间中涌现了大量的“空降艺术”（Plop Art），不在意公众审美，也不考虑环境协调，其本质是精英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强行置入，彰显的是精英群体小圈子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意志。随着公众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民主权益，以及社会生产、评价机制的完善，公共艺术逐渐逃离这种束缚，开始关注大众的审美情趣，关注城市的生活图景。无论是塞拉《倾斜的弧》的拆除、林樱《越战纪念碑》的胜出还是波依斯《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艺术计划的推行，这些运动都在向传统教育艺术的空间话语权发起挑战，向我们展现当代公共艺术对艺术和公众的边界的寻求。公共艺术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和开放性体现了后现代的全部特征——距离感的消失。[3]211
可见，公共艺术的形态、机制和观念无论发生了如何的转向，其对社会进行干预的属性一如既往。“介入”作为公共艺术的赋性和遵守，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态度，它不断发展、构成公共艺术的自身概念，让其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干预、反思、批评社会。
公共艺术的实践是先行于概念的。正如王中教授所说：“公共艺术存在于对人类文化、城市自身、社会的主体——‘人’的生存价值的思考。” [4]72-78公共艺术不仅是装点城市空间的构筑体，也是事件、展演、偶发或派生城市空间故事的城市文化精神的催化剂。回顾人类历史，从霍乱到艾滋病，流行病仿佛成为世界上一些地方的地标，在教堂、城市雕塑或纪念展演上，都可以看到疾病和文明所留下的景观印痕。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当下，不妨先重新审视公共艺术在历史中的回响共鸣。
1918年“拿波里大兵”（Naples Soldier）恶性流感肆虐全球，造成约5亿人感染，5000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次流感正值一战结束，和平的喜悦完全被疫情带来的不安和恐慌所湮没。在艺术发展方面，正逢表现性风格当道，蒙克、莫奈、蒙德里安等艺术家都将流感这一突发性事件作为题材进行情感抒发，创作了许多艺术经典，但主要集中在个人情感的艺术投射，没有更多地表达对社会的关爱。论及这次流感所涌现的公共艺术作品，主要是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展演，以及一些由政府组织落成的纪念性雕塑，这些作品几乎都诞生在1919年流感得到控制之后，出于纪念的目的，具有明显的“迟钝性”。
2002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亚洲大陆悄然打响——抗击非典（SARS）。在这次非典抗击战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艺术传播提供了支持。一系列“非典题材”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姑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托传统媒体传播的影像作品，如电影、歌曲、报刊等，这类作品具有较高的传播度，但缺乏和公众的互动以及完善的评价机制；另一类作品依托城市物理空间，如城市雕塑、展演等，在非典事件中这类作品存在较高的延时性和封闭性的缺点，难以为疫情中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带来慰藉，更多地承担起纪念性的功能。纵观历史上疫情爆发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之为公共艺术的作品，主要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和影像空间，普遍具有延时性的特征，受限于特定场域，难以获得广泛的互动参与。而疫情全球流行的当下，公共艺术秉持着社会介入的赋性和遵守，其题材、形式和媒介发生了何种转向？又展现了怎样的姿态和担当？我们不妨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对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空间转向问题的探讨。
二、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的空间转向
2019年12月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陆续爆发并迅速蔓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严重的卫生安全问题。由于此次疫情传播的特殊性，公共空间在这一时期变成了敏感区域，公共艺术作品在传统公共空间中的创作和传播都受到诸多限制，但公共艺术并未因此停止，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社会担当，用艺术带来关爱，这时的公共艺术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创作空间，都针对新冠疫情的特殊空间语境作出了回应。 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最外显的转变便是创作题材的转变，这一时期公共艺术的创作题材主要集中在宣传防疫意识、赞美战疫英雄和传达社会温情。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于疫情的防范意识都严重不足，为了唤起人们的关注，改变原先固有观念从而认识到新冠疫情的危害性，世界各地的涂鸦艺术家在街头创作了许多的涂鸦作品。在意大利的传统观念中，口罩似乎是只为病人所准备，作为一种预防方式佩戴显得十分可笑，来自庞贝的艺术家内洛·佩特鲁奇（Nello Petrucci）在街头创作了涂鸦作品《The Simpsons Stay Home》，画面中辛普森一家即使坐在家中也佩戴着口罩，希望向人们传达口罩对于防疫的重要性。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艺术家科里·马蒂（Corie Mattie）在社区墙壁上创作的涂鸦写着“Cancel Plans，Not Humanity”，提醒人们非必要不外出，为他人也为自己着想。
随着新冠疫情愈演愈烈，人们对疫情的态度变成了恐慌和无助，一系列赞美战疫英雄和传达社会温情的公共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在中国重庆，50余名青年艺术家在黄桷坪街道创作了长20米、高3米的大型涂鸦作品《口罩下的微笑》，主创艺术家周鑫介绍“口罩中有若干个白色正方形，象征着疫情期间主动隔离、支持抗疫的市民，每一个正方形上都站着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奋斗者”。在巴塞罗那和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艺术家们将医生和护士描绘成超级英雄和天使，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公共艺术的社会职责功能被充分展现。艺术当随时代。针对新冠疫情这一社会介入性事件，公共艺术创作主题的回应显得合乎情理，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公共艺术还会继续给出积极的回应和反馈。
新冠疫情期间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的受限，为公共艺术的创作与传播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由于公共场所的敏感性，许多公共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创作与传播阵地转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
半公共空间作为一种过渡和媒介空间，调和着公共和私人的绝对空间属性，使其趋于一种协调。半公共空间既具有公共空间的社交性，也具有私人空间的归属感，从而体现着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模糊”的思维特征。这种模糊的特征在黑川纪章看来，无法用西方的二元论来解释，他认为生命时代的本质就是通过模糊的中间领域来实现多样、矛盾和共生。[5]16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的拓展，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也存在于思想边界，半公共空间的模糊性使之成为一种流动空间，疫情期间公共艺术所存在的半公共空间便是这样一种流动的临时空间。
新冠疫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居家和隔离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但人们内心对于沟通和连结的渴望从未消减，这时家中的阳台和窗户便充当了人们和外界沟通的窗口。在德国柏林东部的普伦茨劳尔贝格区，策展人乔安娜·沃尔莎（Joanna Warsza）和奥乌·杜穆索鲁（？vül Durmusoglu）发起了一场名为“阳台、生活、艺术、疫情和亲近”（Balconies， Life， Art， Pandemic and Proximity）的公共艺术项目。策展人邀请了居住在普伦茨劳贝尔区的50多名艺术家参与这个“零预算、不设展、不聚众”的公共艺术项目，让艺术家们在两天的时间里，将自己生活的阳台和窗户作为对象，向外界进行作品展示。艺术家克里斯蒂娜·迪米特里亚迪斯（Christina Dimitriadis）创作的作品《Rapunzel》（长发公主）是一把用绳子和树枝手工制成的梯子，它从阳台上垂下，预示对人与人之间重新连接的渴望。艺术家劳尔·沃尔克（Raul Walch）创作了一系列在阳台上随风飘动的蓝色飘浮装置，诉说着身体受限不会影响思想自由。由于“居家创作”的模式，阳台公共艺术作品的材质载体更趋向生活化、日常化，树枝，布，绳子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质充当了这一载体，以其平凡且极具感染力的材料语言诉说着正在发生着的空间故事，给人们带来温暖的精神力量。
除了装置作品，许多艺术家还在阳台上演了换装秀和表演，向外界展现自己的独特看法。这场公共艺术项目提供了一段寻求生命迹象和艺术的亲密行走，在48小时的展览过后，一切都会回归往常。两位策展人认为“街巷就是美术馆，邻居就是观众”，之所以发起这个项目，是想在面对这种不确定的、模糊的中间领域时，打破沉默和普遍的无助感。类似的阳台公共艺术项目在同期不断被发起，人们被鼓励去眺望窗外，通过阳台，寻找生活和艺术的标志，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平日里熟悉的角落。
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艺术除了转向半公共空间，还有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是以网络为媒介，以媒体和公众为主体，以自主参与、评判、交流和监督为目的而形成公众意志与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6]3与传统公共领域相比，网络公共领域更关注公众意识的表达，具有匿名性、开放性、多元性和独立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让网络公共领域大大降低了传统空间中“话语霸权”的出现，公众拥有无差别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当下以数字技术、网络为沟通渠道的新媒体已成为公共艺术表达的重要形式。疫情期间，作为社会实体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受限，更加速了公共艺术向虚拟的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向，诸多全新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层见叠出。
乌克兰文化和信息安全部联合LOOMA创意机构发起了一场线上的“隔离艺术”（Art of Quarantine）运动，将一系列世界名画设计了全新的形象，改成与抗疫相匹配的宣传画。《抱貂女郎》第一时间扔掉了貂，戴着口罩去超市抢购干粮；《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因为拒绝聚众饮食而爽约；《创造亞当》提醒观众，做手工的同时注意消毒……这些宣传画都在诉说着艺术品也难逃被隔离的宿命，用诙谐的方式消除了历史距离感，旨在呼吁社会各界一起行动起来重视防疫。
在我国，中国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和团体纷纷发起了以抗疫为主题的网络作品展览和线上艺术计划，邀请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行分享和交流。史莱姆引擎（Slime Engine）由几位青年艺术家创立于2017年，致力于开发前所未有的创作形态、展览策划和观展方式。面对疫情，史莱姆引擎策划了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线上展览：“版图”。它通过碎片式的拼接，将世界著名地标建筑错乱地融入空间，并让公众参与进来，进行另类的空间叙事和审美创造，充分展现和利用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开放多元。 在新冠疫情这样突发社会事件下形成的特殊空间语境中，公共艺术再次展现了其社会介入的赋性，积极承担着社会使命和担当。公共艺术家们正不断适应现实，跳出固有框架，用创意的力量，使公共艺术不断向人们释放出心理干预和美学重建的能量。[7]74-80透过疫情，我们看到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场正在打破传统形态下的在地性和特定对话的限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绝对空间属性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已难以界定，除了物化层面，心灵交流层面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流动性也在改变着公众的参与和接受方式。
三、无人之境：公众的缺席与在场
当代公共艺术作为民主社会的产物，第一要义就是让艺术的权贵化消解，介入公众日常生活并产生影响，公众的参与对公共艺术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构成并评价着公共艺术。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公共空间似乎成了“无人之境”，在视线所及之处，很难看到人的参与。故由上文提及的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向问题，探讨公众在这一时期和公共艺术之间的参与、接收方式的轉变，是缺席抑或是另一种在场。
半公共空间作为公共艺术社会介质的拓展，是一种充满流动性和模糊性的中间领域。与传统公共艺术不同，公众在这样矛盾的空间中，既展现了私密性也表达了社交性，就好比是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打开的一扇窗户，将个人和外界连接起来，这扇窗户时而打开，时而关闭，一切都取决于公众的个人意愿。换言之，半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和传统城市空间中的公共艺术无差别地依赖空间的在地性，但其并不被这种在地性所左右，而更多地关注和周边环境发生的关联，公众的心理意图始终决定了空间的对话方式。故而基于这一空间特性，半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具备很强的流动性。
相较于半公共空间，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艺术，其作品和公众之间参与、接受方式的转变更为彻底。公共艺术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存在形态可以统称为“新媒体形态”，其公共性是通过作品本身的开放性以及作品和公众之间的交互性进行诠释的。[8]176-180网络公共领域作为虚拟空间，没有存在实体，也不具备在地性，公共艺术在这一领域中强调其作为公共媒体的功能，公众艺术作品打破了在传统空间中存在的特定性和封闭性，随之进入一种全新维度的数字空间。公众可以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无差别地接受和参与，这种开放性也使得公众可以自主独立地参与互动，实时地对作品、事件和行为进行反馈。
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展现了以往历史上类似的突发性事件爆发时前所未有的敏锐和担当，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让公共艺术不再受限于特定场域和延时性，当然，更主要的得益于公众主人翁意识的强化，公众在对城市、社会和自身的生存价值进行思考。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向，让艺术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或许公共艺术并不是一个门类，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代表了未来艺术的一个走向。社会、公共艺术、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浸润，相互介入，这是艺术构建空间意义的必然过程，也是其诠释公共性的重要路径，构成并定义着当下。
结 语
借由疫情这一社会突发事件介入下的特殊空间语境，我们认识到公共艺术的空间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的变化。无论是半公共空间，还是网络公共领域，公共艺术都在试图打破传统形态下特定场域和特定对话的限制，消解艺术和公众的距离感，带来全新的情感体验。中间领域的意识渗透、数字领域的全新维度都在为公共艺术提供着更加多元的存在形态和对话方式。无论何种，公共艺术都彰显着社会介入的赋性和遵守，以现代艺术的力量，发挥着审美价值，释放出心理干预和美学重建的社会职责，重新谱写其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1]翁剑青.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赵志红.当代公共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王中.城市的发展一定要回归美学——王中谈设计与艺术[J].设计，2020（20）.
[5]曹君满.半公共空间的环境意识透析[D].四川大学，2006.
[6]熊威.网络公共领域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7]张羽洁.疫情期间的公共艺术[J].公共艺术，2020（04）.
[8]张炯炯.多元性的融合：公共艺术的新媒体转向[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01）.
（责任编辑：万书荣）
关键词：社会介入；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一、介入是公共艺术的赋性与遵守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艺术》一书中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强调艺术的形式即内容，将形式意味与现实生活相对立，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有且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现实因素的介入只会成为审美的反价值。但不可否认，自20世纪以来，“公共艺术”（Public Art）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还是一个学术概念，都被广泛提及和使用，深刻地影响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公共艺术的强烈的“跨界”特征使其有别于传统艺术，它的审美和意味不再囿于艺术形式本身的自足性，可以是强势话语的符号象征，也可以是社会诉求的表达媒介，无论是何种，公共艺术都彰显着“介入”的赋性，其本质是对当代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怀。
当代公共艺术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关联。[1]36在与社会连带互动的过程中，公共艺术的观念和取向不断发生着变化，与公众也时有分离。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向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趋向密切相关。早期的公共艺术往往由国家权力和政治文化主导，作为一种强势话语的视觉表征存在[2]12，如建国初期，首都天安门广场修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便具有浓烈的传达政治文化理念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教导意味，可以视为公共艺术与国家政治文化相结合的范例。随着社会整体文化的提升，公共艺术的主导权开始向精英群体倾斜，作为社会领域中具有绝对引领作用和话语优势的少数群体，难免和大众文化形成一种疏离，陷入封闭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状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城市空间中涌现了大量的“空降艺术”（Plop Art），不在意公众审美，也不考虑环境协调，其本质是精英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强行置入，彰显的是精英群体小圈子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意志。随着公众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民主权益，以及社会生产、评价机制的完善，公共艺术逐渐逃离这种束缚，开始关注大众的审美情趣，关注城市的生活图景。无论是塞拉《倾斜的弧》的拆除、林樱《越战纪念碑》的胜出还是波依斯《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艺术计划的推行，这些运动都在向传统教育艺术的空间话语权发起挑战，向我们展现当代公共艺术对艺术和公众的边界的寻求。公共艺术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和开放性体现了后现代的全部特征——距离感的消失。[3]211
可见，公共艺术的形态、机制和观念无论发生了如何的转向，其对社会进行干预的属性一如既往。“介入”作为公共艺术的赋性和遵守，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态度，它不断发展、构成公共艺术的自身概念，让其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干预、反思、批评社会。
公共艺术的实践是先行于概念的。正如王中教授所说：“公共艺术存在于对人类文化、城市自身、社会的主体——‘人’的生存价值的思考。” [4]72-78公共艺术不仅是装点城市空间的构筑体，也是事件、展演、偶发或派生城市空间故事的城市文化精神的催化剂。回顾人类历史，从霍乱到艾滋病，流行病仿佛成为世界上一些地方的地标，在教堂、城市雕塑或纪念展演上，都可以看到疾病和文明所留下的景观印痕。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当下，不妨先重新审视公共艺术在历史中的回响共鸣。
1918年“拿波里大兵”（Naples Soldier）恶性流感肆虐全球，造成约5亿人感染，5000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次流感正值一战结束，和平的喜悦完全被疫情带来的不安和恐慌所湮没。在艺术发展方面，正逢表现性风格当道，蒙克、莫奈、蒙德里安等艺术家都将流感这一突发性事件作为题材进行情感抒发，创作了许多艺术经典，但主要集中在个人情感的艺术投射，没有更多地表达对社会的关爱。论及这次流感所涌现的公共艺术作品，主要是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展演，以及一些由政府组织落成的纪念性雕塑，这些作品几乎都诞生在1919年流感得到控制之后，出于纪念的目的，具有明显的“迟钝性”。
2002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亚洲大陆悄然打响——抗击非典（SARS）。在这次非典抗击战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艺术传播提供了支持。一系列“非典题材”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姑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托传统媒体传播的影像作品，如电影、歌曲、报刊等，这类作品具有较高的传播度，但缺乏和公众的互动以及完善的评价机制；另一类作品依托城市物理空间，如城市雕塑、展演等，在非典事件中这类作品存在较高的延时性和封闭性的缺点，难以为疫情中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带来慰藉，更多地承担起纪念性的功能。纵观历史上疫情爆发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之为公共艺术的作品，主要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和影像空间，普遍具有延时性的特征，受限于特定场域，难以获得广泛的互动参与。而疫情全球流行的当下，公共艺术秉持着社会介入的赋性和遵守，其题材、形式和媒介发生了何种转向？又展现了怎样的姿态和担当？我们不妨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对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空间转向问题的探讨。
二、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的空间转向
2019年12月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陆续爆发并迅速蔓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严重的卫生安全问题。由于此次疫情传播的特殊性，公共空间在这一时期变成了敏感区域，公共艺术作品在传统公共空间中的创作和传播都受到诸多限制，但公共艺术并未因此停止，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社会担当，用艺术带来关爱，这时的公共艺术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创作空间，都针对新冠疫情的特殊空间语境作出了回应。 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最外显的转变便是创作题材的转变，这一时期公共艺术的创作题材主要集中在宣传防疫意识、赞美战疫英雄和传达社会温情。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于疫情的防范意识都严重不足，为了唤起人们的关注，改变原先固有观念从而认识到新冠疫情的危害性，世界各地的涂鸦艺术家在街头创作了许多的涂鸦作品。在意大利的传统观念中，口罩似乎是只为病人所准备，作为一种预防方式佩戴显得十分可笑，来自庞贝的艺术家内洛·佩特鲁奇（Nello Petrucci）在街头创作了涂鸦作品《The Simpsons Stay Home》，画面中辛普森一家即使坐在家中也佩戴着口罩，希望向人们传达口罩对于防疫的重要性。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艺术家科里·马蒂（Corie Mattie）在社区墙壁上创作的涂鸦写着“Cancel Plans，Not Humanity”，提醒人们非必要不外出，为他人也为自己着想。
随着新冠疫情愈演愈烈，人们对疫情的态度变成了恐慌和无助，一系列赞美战疫英雄和传达社会温情的公共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在中国重庆，50余名青年艺术家在黄桷坪街道创作了长20米、高3米的大型涂鸦作品《口罩下的微笑》，主创艺术家周鑫介绍“口罩中有若干个白色正方形，象征着疫情期间主动隔离、支持抗疫的市民，每一个正方形上都站着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奋斗者”。在巴塞罗那和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艺术家们将医生和护士描绘成超级英雄和天使，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公共艺术的社会职责功能被充分展现。艺术当随时代。针对新冠疫情这一社会介入性事件，公共艺术创作主题的回应显得合乎情理，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公共艺术还会继续给出积极的回应和反馈。
新冠疫情期间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的受限，为公共艺术的创作与传播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由于公共场所的敏感性，许多公共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创作与传播阵地转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
半公共空间作为一种过渡和媒介空间，调和着公共和私人的绝对空间属性，使其趋于一种协调。半公共空间既具有公共空间的社交性，也具有私人空间的归属感，从而体现着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模糊”的思维特征。这种模糊的特征在黑川纪章看来，无法用西方的二元论来解释，他认为生命时代的本质就是通过模糊的中间领域来实现多样、矛盾和共生。[5]16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的拓展，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也存在于思想边界，半公共空间的模糊性使之成为一种流动空间，疫情期间公共艺术所存在的半公共空间便是这样一种流动的临时空间。
新冠疫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居家和隔离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但人们内心对于沟通和连结的渴望从未消减，这时家中的阳台和窗户便充当了人们和外界沟通的窗口。在德国柏林东部的普伦茨劳尔贝格区，策展人乔安娜·沃尔莎（Joanna Warsza）和奥乌·杜穆索鲁（？vül Durmusoglu）发起了一场名为“阳台、生活、艺术、疫情和亲近”（Balconies， Life， Art， Pandemic and Proximity）的公共艺术项目。策展人邀请了居住在普伦茨劳贝尔区的50多名艺术家参与这个“零预算、不设展、不聚众”的公共艺术项目，让艺术家们在两天的时间里，将自己生活的阳台和窗户作为对象，向外界进行作品展示。艺术家克里斯蒂娜·迪米特里亚迪斯（Christina Dimitriadis）创作的作品《Rapunzel》（长发公主）是一把用绳子和树枝手工制成的梯子，它从阳台上垂下，预示对人与人之间重新连接的渴望。艺术家劳尔·沃尔克（Raul Walch）创作了一系列在阳台上随风飘动的蓝色飘浮装置，诉说着身体受限不会影响思想自由。由于“居家创作”的模式，阳台公共艺术作品的材质载体更趋向生活化、日常化，树枝，布，绳子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质充当了这一载体，以其平凡且极具感染力的材料语言诉说着正在发生着的空间故事，给人们带来温暖的精神力量。
除了装置作品，许多艺术家还在阳台上演了换装秀和表演，向外界展现自己的独特看法。这场公共艺术项目提供了一段寻求生命迹象和艺术的亲密行走，在48小时的展览过后，一切都会回归往常。两位策展人认为“街巷就是美术馆，邻居就是观众”，之所以发起这个项目，是想在面对这种不确定的、模糊的中间领域时，打破沉默和普遍的无助感。类似的阳台公共艺术项目在同期不断被发起，人们被鼓励去眺望窗外，通过阳台，寻找生活和艺术的标志，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平日里熟悉的角落。
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艺术除了转向半公共空间，还有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是以网络为媒介，以媒体和公众为主体，以自主参与、评判、交流和监督为目的而形成公众意志与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6]3与传统公共领域相比，网络公共领域更关注公众意识的表达，具有匿名性、开放性、多元性和独立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让网络公共领域大大降低了传统空间中“话语霸权”的出现，公众拥有无差别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当下以数字技术、网络为沟通渠道的新媒体已成为公共艺术表达的重要形式。疫情期间，作为社会实体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受限，更加速了公共艺术向虚拟的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向，诸多全新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层见叠出。
乌克兰文化和信息安全部联合LOOMA创意机构发起了一场线上的“隔离艺术”（Art of Quarantine）运动，将一系列世界名画设计了全新的形象，改成与抗疫相匹配的宣传画。《抱貂女郎》第一时间扔掉了貂，戴着口罩去超市抢购干粮；《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因为拒绝聚众饮食而爽约；《创造亞当》提醒观众，做手工的同时注意消毒……这些宣传画都在诉说着艺术品也难逃被隔离的宿命，用诙谐的方式消除了历史距离感，旨在呼吁社会各界一起行动起来重视防疫。
在我国，中国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和团体纷纷发起了以抗疫为主题的网络作品展览和线上艺术计划，邀请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行分享和交流。史莱姆引擎（Slime Engine）由几位青年艺术家创立于2017年，致力于开发前所未有的创作形态、展览策划和观展方式。面对疫情，史莱姆引擎策划了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线上展览：“版图”。它通过碎片式的拼接，将世界著名地标建筑错乱地融入空间，并让公众参与进来，进行另类的空间叙事和审美创造，充分展现和利用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开放多元。 在新冠疫情这样突发社会事件下形成的特殊空间语境中，公共艺术再次展现了其社会介入的赋性，积极承担着社会使命和担当。公共艺术家们正不断适应现实，跳出固有框架，用创意的力量，使公共艺术不断向人们释放出心理干预和美学重建的能量。[7]74-80透过疫情，我们看到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场正在打破传统形态下的在地性和特定对话的限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绝对空间属性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已难以界定，除了物化层面，心灵交流层面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流动性也在改变着公众的参与和接受方式。
三、无人之境：公众的缺席与在场
当代公共艺术作为民主社会的产物，第一要义就是让艺术的权贵化消解，介入公众日常生活并产生影响，公众的参与对公共艺术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构成并评价着公共艺术。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公共空间似乎成了“无人之境”，在视线所及之处，很难看到人的参与。故由上文提及的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向问题，探讨公众在这一时期和公共艺术之间的参与、接收方式的轉变，是缺席抑或是另一种在场。
半公共空间作为公共艺术社会介质的拓展，是一种充满流动性和模糊性的中间领域。与传统公共艺术不同，公众在这样矛盾的空间中，既展现了私密性也表达了社交性，就好比是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打开的一扇窗户，将个人和外界连接起来，这扇窗户时而打开，时而关闭，一切都取决于公众的个人意愿。换言之，半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和传统城市空间中的公共艺术无差别地依赖空间的在地性，但其并不被这种在地性所左右，而更多地关注和周边环境发生的关联，公众的心理意图始终决定了空间的对话方式。故而基于这一空间特性，半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具备很强的流动性。
相较于半公共空间，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艺术，其作品和公众之间参与、接受方式的转变更为彻底。公共艺术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存在形态可以统称为“新媒体形态”，其公共性是通过作品本身的开放性以及作品和公众之间的交互性进行诠释的。[8]176-180网络公共领域作为虚拟空间，没有存在实体，也不具备在地性，公共艺术在这一领域中强调其作为公共媒体的功能，公众艺术作品打破了在传统空间中存在的特定性和封闭性，随之进入一种全新维度的数字空间。公众可以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无差别地接受和参与，这种开放性也使得公众可以自主独立地参与互动，实时地对作品、事件和行为进行反馈。
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展现了以往历史上类似的突发性事件爆发时前所未有的敏锐和担当，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让公共艺术不再受限于特定场域和延时性，当然，更主要的得益于公众主人翁意识的强化，公众在对城市、社会和自身的生存价值进行思考。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艺术向半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向，让艺术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或许公共艺术并不是一个门类，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代表了未来艺术的一个走向。社会、公共艺术、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浸润，相互介入，这是艺术构建空间意义的必然过程，也是其诠释公共性的重要路径，构成并定义着当下。
结 语
借由疫情这一社会突发事件介入下的特殊空间语境，我们认识到公共艺术的空间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的变化。无论是半公共空间，还是网络公共领域，公共艺术都在试图打破传统形态下特定场域和特定对话的限制，消解艺术和公众的距离感，带来全新的情感体验。中间领域的意识渗透、数字领域的全新维度都在为公共艺术提供着更加多元的存在形态和对话方式。无论何种，公共艺术都彰显着社会介入的赋性和遵守，以现代艺术的力量，发挥着审美价值，释放出心理干预和美学重建的社会职责，重新谱写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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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