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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备受关注，而与此紧密联系的信仰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方面讨论与焦虑的核心。信仰危机问题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层表现，利益分化、共识断裂的现象格外严峻。
理性而深入地研究讨论当代中国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价值共识，社会诚信的构成，中外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汇通，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与繁荣，均非常重要。
信仰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信仰危机论肇始于对“文革”时代将信仰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等现象的反思，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所以导致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于是，当这种神圣教义与社会真实经验相互抵牾时，信仰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它以当时《中国青年》发表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起因，以“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为导向，对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要求，即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须以信仰为基础，赋予人生以意义与关怀，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须与信仰的构建同步。
而信仰缺失论的产生，是基于一种怀疑主义。它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固有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怀疑那些充满了功利主义的信仰形式，最后把这种怀疑归因于信仰的根本不存在，同时也要求建构一种新的信仰。
人们在批评社会现象、深入探讨改革之时，常从信仰层面着眼，以至于把其他社会问题也与信仰相关联。于是，当代社会舆论出现了与此紧密相关的三种观念：首先是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机论，其次是议论多年的信仰缺失论，最后是近年出现的信仰无用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依凭意识形态信仰整合起来的社会，主要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政治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通过如城乡二元体制、单位与户口制度、无数政治团体以及强大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这一整合。一个高度行政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意识形态及其信仰显得格外重要，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象征权力与符号权力，方能完成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等一系列政治任务。
然而，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利益主体，这就使人们对政治的信念、对政府权力的信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特别是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消蚀，许多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的腐败。以往党政干部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金钱已经替代了政治忠诚。
这些现象都集中显示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在成为经济利益主体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意识形态信仰的象征主体。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或者是主导、制约中国信仰的根本性问题。这一问题说明了在继续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的同时，如何把社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以意识形态信仰为政治基础，转变为以宪法为权力合法性基础，以信仰为社会公共资源而非权力的合法性证明资源，这是当前中国体制改革、民主、宪政建设的重大动力问题。
可以说，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旦成为国家权力继续存在的主要方式之后，社会就不可能再度回归到由意识形态信仰建构起来的秩序之中了。
转型滞后与信仰危机
在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一个列宁式政党，让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国家能够运作、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充分地利用了儒家意识形态建构国家的方式，并使用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建构国家机构，进而整合整个社会。
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在保持强大政治权力体系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制度。在毛泽东时代，以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式建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革命党信仰方式。而邓小平时代，经济制度是朝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因此，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把政治上的苏联模式和经济上的西方自由模式结合一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一种创造。他以经济发展的方式强化了革命党信仰方式。
因此，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中，最有影响的应当是将政治制度的运作奠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信仰，以信仰方式建党治国。
所以，与传统治国文化整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一般具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国家整合社会，二是意识形态信仰整合国家。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却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使中国社会固有的整合体制不得不发生大的变化。
“毛泽东强调把道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邓小平的南巡，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
这似乎在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实现了逐步转型。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及其信仰转型是滞后的。当经济利益促使中国理想主义变成空想空谈之后，人们陷入了拜金主义，失落了固有的信仰，无奈之余，只好重新强调理想主义。
殊不知，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秩序的兴起，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信仰难以避免的淡化与衰落。这个时候，经济越是发展，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公共权力越是强大，腐败就越发变本加厉，信仰危机就日益加剧，以至于不可收拾。重建执政党信仰以及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在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能继续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而对那种建立于固有意识形态信仰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来说，信仰的选择与重建，无疑就是这一政治秩序得以重构的基本动力。
政治经济权力与信仰关系的完备型整合关系，促成了一方独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使其依旧能够在各种信仰关系之中，以象征权力制约其他信仰及其实践方式，进而使意识形态能够替代社会信仰，甚至是主导了其他社会信仰的实践方式，为其他信仰提供了进行权力投机的可能。 换言之，在此背景下，人们已难以回归固有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利益化的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那种基于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转成天、地、国、亲、师，而列宁主义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意识形态政治的信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这些官员及其权力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之时，它们就难以继续成为整合社会的信仰资源或直接的信任对象了。
当代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在为这种“信仰焦虑”尽一切可能寻求有效药方。有人主张读经，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反对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还有人要输入国外新兴的人文宗教，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等等。
公民信仰建设
现代国家、社会文化的建设，乃是与公民信仰相辅相成的。一种国家形态，必然会有一种信仰形态与其相配合。一个人有信仰不难，难的是信仰那种能够交往、相互认同的信仰；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大国容易，而要建构一个有信仰的公民社会则难。
无论未来中国信仰呈现何种形态，存在几种信仰模式，不同信仰之间整合构成的公共理性应当是最最重要的，这也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平等理性。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而这是能够形成不同信仰、价值观及认同方式的共同基础。
诚然，这种公民信仰认同方式最能够建构一种以公共信仰为基本信念的中国行动逻辑。因为公民身份的定义及其认同系统的构成，既可认识现实社会中的信仰习惯，亦可认识信仰者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而以信仰表达及公共规则达成公共理性秩序。
人们常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给公民社会留一个生长的空间。依此，中国信仰层面的社会文化建构，其实就是公民信仰的成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发达的经济，同时也需要有信仰的公民与公共的信仰。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
所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信仰也许已不是问题，更关键的是如何信仰：如何实践自己的信仰，认同公共的信仰。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
理性而深入地研究讨论当代中国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价值共识，社会诚信的构成，中外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汇通，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与繁荣，均非常重要。
信仰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信仰危机论肇始于对“文革”时代将信仰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等现象的反思，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所以导致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于是，当这种神圣教义与社会真实经验相互抵牾时，信仰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它以当时《中国青年》发表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起因，以“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为导向，对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要求，即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须以信仰为基础，赋予人生以意义与关怀，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须与信仰的构建同步。
而信仰缺失论的产生，是基于一种怀疑主义。它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固有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怀疑那些充满了功利主义的信仰形式，最后把这种怀疑归因于信仰的根本不存在，同时也要求建构一种新的信仰。
人们在批评社会现象、深入探讨改革之时，常从信仰层面着眼，以至于把其他社会问题也与信仰相关联。于是，当代社会舆论出现了与此紧密相关的三种观念：首先是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机论，其次是议论多年的信仰缺失论，最后是近年出现的信仰无用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依凭意识形态信仰整合起来的社会，主要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政治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通过如城乡二元体制、单位与户口制度、无数政治团体以及强大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这一整合。一个高度行政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意识形态及其信仰显得格外重要，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象征权力与符号权力，方能完成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等一系列政治任务。
然而，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利益主体，这就使人们对政治的信念、对政府权力的信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特别是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消蚀，许多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的腐败。以往党政干部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金钱已经替代了政治忠诚。
这些现象都集中显示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在成为经济利益主体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意识形态信仰的象征主体。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或者是主导、制约中国信仰的根本性问题。这一问题说明了在继续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的同时，如何把社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以意识形态信仰为政治基础，转变为以宪法为权力合法性基础，以信仰为社会公共资源而非权力的合法性证明资源，这是当前中国体制改革、民主、宪政建设的重大动力问题。
可以说，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旦成为国家权力继续存在的主要方式之后，社会就不可能再度回归到由意识形态信仰建构起来的秩序之中了。
转型滞后与信仰危机
在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一个列宁式政党，让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国家能够运作、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充分地利用了儒家意识形态建构国家的方式，并使用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建构国家机构，进而整合整个社会。
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在保持强大政治权力体系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制度。在毛泽东时代，以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式建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革命党信仰方式。而邓小平时代，经济制度是朝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因此，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把政治上的苏联模式和经济上的西方自由模式结合一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一种创造。他以经济发展的方式强化了革命党信仰方式。
因此，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中，最有影响的应当是将政治制度的运作奠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信仰，以信仰方式建党治国。
所以，与传统治国文化整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一般具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国家整合社会，二是意识形态信仰整合国家。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却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使中国社会固有的整合体制不得不发生大的变化。
“毛泽东强调把道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邓小平的南巡，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
这似乎在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实现了逐步转型。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及其信仰转型是滞后的。当经济利益促使中国理想主义变成空想空谈之后，人们陷入了拜金主义，失落了固有的信仰，无奈之余，只好重新强调理想主义。
殊不知，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秩序的兴起，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信仰难以避免的淡化与衰落。这个时候，经济越是发展，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公共权力越是强大，腐败就越发变本加厉，信仰危机就日益加剧，以至于不可收拾。重建执政党信仰以及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在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能继续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而对那种建立于固有意识形态信仰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来说，信仰的选择与重建，无疑就是这一政治秩序得以重构的基本动力。
政治经济权力与信仰关系的完备型整合关系，促成了一方独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使其依旧能够在各种信仰关系之中，以象征权力制约其他信仰及其实践方式，进而使意识形态能够替代社会信仰，甚至是主导了其他社会信仰的实践方式，为其他信仰提供了进行权力投机的可能。 换言之，在此背景下，人们已难以回归固有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利益化的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那种基于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转成天、地、国、亲、师，而列宁主义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意识形态政治的信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这些官员及其权力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之时，它们就难以继续成为整合社会的信仰资源或直接的信任对象了。
当代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在为这种“信仰焦虑”尽一切可能寻求有效药方。有人主张读经，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反对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还有人要输入国外新兴的人文宗教，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等等。
公民信仰建设
现代国家、社会文化的建设，乃是与公民信仰相辅相成的。一种国家形态，必然会有一种信仰形态与其相配合。一个人有信仰不难，难的是信仰那种能够交往、相互认同的信仰；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大国容易，而要建构一个有信仰的公民社会则难。
无论未来中国信仰呈现何种形态，存在几种信仰模式，不同信仰之间整合构成的公共理性应当是最最重要的，这也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平等理性。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而这是能够形成不同信仰、价值观及认同方式的共同基础。
诚然，这种公民信仰认同方式最能够建构一种以公共信仰为基本信念的中国行动逻辑。因为公民身份的定义及其认同系统的构成，既可认识现实社会中的信仰习惯，亦可认识信仰者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而以信仰表达及公共规则达成公共理性秩序。
人们常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给公民社会留一个生长的空间。依此，中国信仰层面的社会文化建构，其实就是公民信仰的成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发达的经济，同时也需要有信仰的公民与公共的信仰。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
所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信仰也许已不是问题，更关键的是如何信仰：如何实践自己的信仰，认同公共的信仰。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