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写报头

　　毛泽东生前十分重视和关心《新华日报》，曾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1938年10月25日至1947年2月在重庆出版。1949年4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把具有光荣历史的党报《新华日报》的报名，用于解放后的南京党报。4月30日，《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
　　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最初阶段，报纸仍然沿用了重庆时期《新华日报》的报头。1949年9月间，有几位同志从北平来，带来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新华日报”四个大字，同志们大喜过望。通过紧张工作，1949年9月17日用上了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的报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来江苏视察，每次来南京都要读《新华日报》。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乘军舰到达南京。第二天上午，他读了《新华日报》，不顾旅途劳顿，立即挥毫第二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第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是在1964年7月19日。这次，毛泽东是用宣纸书写的。他把“新华日报”四个字写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亲自选定四个字，在其右上角圈了双圈。新报头在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国庆节正式启用。
　　毛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是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珍闻，是值得新华报人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一件大事。
　　（知秋摘编自《毛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档案与建设》2003年12期，徐之峻/文）

毛泽东的健身方法

　　游泳、冷水浴，毛泽东坚持了几十年。除了这两项众所周知的健身方法，爬山、露宿、风浴、雨浴，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的常用方法。
　　据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回忆，一个秋天的星期天，毛泽东在自习室里看了一阵书，觉得有些疲倦，起身走到他的座位边，邀他同去爬山。两人走出校门，连走带跑，一气爬上离学校两里外的金盆岭。站在山顶上，眺望长沙近郊的初秋景色；又坐在树上石头上谈了一会儿，才慢慢地下山回校。在路上毛泽东很有感触地说道，我们爬得高，就望得远。有一天，我要爬上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不是爬得更高，望得更远嘛！
　　毛泽东就读的湖南一师，与岳麓山仅一江之隔，爱晚亭是岳麓山的一处著名景点。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学校后山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头等处，常成为毛泽东等露宿的地方。有一年暑假，毛泽东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与蔡和森住的周家台子相隔不远。两人都喜欢在大风大雨中爬山。他们从山下的爱晚亭爬上山顶的云麓宫，又从云麓宫走回爱晚亭，既不张伞，也不戴笠，让雨水淋透全身。常常就穿着一身湿透的衣服走到半学斋或周家台子畅谈一会儿，才回到自己住处。有时候，毛泽东还喜欢在爱晚亭露宿。天黑以后，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携着小小的篾席子，一路走到亭子上，乘凉闲话，一直到夜深人静时。他们把席子铺在亭子里或亭旁草地上，为了怕空气不好，各人的席子铺得有相当距离。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黄艳摘编自《毛泽东与山文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游和平/著）

刘邓大别山“约法三章”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远离后方，长途奔袭，极度疲惫，面临残酷考验。更为严重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生了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刘伯承和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为严肃军纪，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
　　令人痛心的是，“约法三章”不久又发生了直属警卫团副连长违纪“抢劫”民财事件。一位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的情况，疑惧军队，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及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刘伯承指出，问题竟发生在眼皮底下，是灯下黑，更应该严肃纪律。邓小平严肃地说，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必须执行纪律。
　　根据刘、邓意见，部队决定按纪律召开公判大会，动员群众下山参加。执行纪律前，有战士和百姓替这位副连长求情。邓小平和刘伯承态度坚决，表示：事情虽小，军纪如山。刘、邓和这位副连长感情很深，但法不容情。邓小平说：“三国时，孔明曾挥泪斩马谡。我们硬是把泪水往肚里吞啊！”
　　（知秋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3月27日，文世芳/文）

邓小平倡导简洁文风、

力戒形式主义

　　邓小平是一位倡导简洁文风、力戒形式主义的躬行者。这从他写于1950年11月3日、1951年5月13日、1951年5月29日的三次批示中，就可以看出。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致信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院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他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1951年5月13日，邓小平又在《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第一处清理反革命案专题报告》上批示：“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同年5月，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计划出会刊，准备登载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人员将讲话记录稿送请邓小平修改。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办公厅主任胡光：“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他还对自己的讲话如何处理作出说明：“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邓小平反对形式主义、文山会海，主张写短文说短话，深受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曾赞叹说：“看鄧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
　　葫芦。”
　　（黄艳摘编自《伟人的足迹：邓小平档案背后的故事》，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曾珺、孔昕/编著）

别出心裁的宴会

　　1978年9月1日，中日友好协会等团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酒会，共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应廖承志的邀请，率领20人的访华团带着特殊礼品来到会场。
　　滨野清吾与廖承志一见面，就神秘地说：“廖公，看我带来什么宝贝？”廖承志一看，不由哈哈大笑。原来，滨野清吾记着孙平化的玩笑话，带来两大桶日本清酒、喜庆的红小豆饭和特大年糕。那年糕非同一般，大似磨盘，红白两色各一盘，是日本社民党众议员稻富棱人特意从老家福冈县空运到北京的。他们还从日本运来大米、红小豆，请日本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的夫人们一锅一锅做好，再带到人民大会堂。
　　廖承志便把远道而来的美酒、象征着吉利的红小豆饭和年糕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特大年糕摆在主宾桌中间，2000位来宾每人一碗红小豆饭。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姬鹏飞，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等国家领导人与当时在北京访问的日本朋友、日本驻华使馆外交官、日本记者、日本企业常驻北京代表、日本专家、留学生及中国各界相关人士欢聚一堂，共同祝愿中日睦邻友好。
　　（知秋摘编自《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吴学文、王俊彦/著）

慕生忠回忆为青藏公路

沿线取地名

　　修建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大多数地名都是我们起的，例如“乌丽”。路过五道梁时，运输站站长齐天然陪我乘车到前边察看工程，走了100多公里后，我们发现一个地方，黑黑的煤层露出地面。在车上，我对老齐说：“这里有煤，就叫‘乌丽’吧；过前边道班时，我让道班工人今天把帐篷搬到那里去，明天挖煤。”老齐后来对我讲，他当时觉得很好笑：“世界上竟有这样主观主义的人，车也没下，又是起地名，又是叫挖煤。”可是一天半以后我俩回来时，挖出的煤已堆了一大堆，道班工人说很好烧。
　　回到五道梁，老齐和我喝着酒说：“今天我可佩服你了。过去只知道你胆大、有魄力，现在我看你也算一个能人。”我说：“你如果佩服我，我给你个任务你敢不敢干？”“什么任务？”我说：“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敦煌。”他说：“敢！”我说：“那好，给你一部汽车，20个人，你从敦煌边修边走，车开到格尔木，任务就算完成。哪儿通不过，你死在哪儿，我另外派人。”“一言为定！”我俩碰了杯。
　　过了乌丽就到了沱沱河，这河鱼特别多，人马走过，踏死的鱼就漂上来了，于是我们吃了个够。
　　再往前走就是“开心岭”了，只见一片片茫茫大荒滩，眼看前边是山，走过去平平的，越走越开心，所以我们叫它“开心岭”。后来我向毛主席汇报青藏公路情况，提到“开心岭”时，毛主席称赞这名字起得好，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赵鹏摘编自《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马 烽 相 亲

　　马烽相亲的对象是在河北省话剧团工作的段杏绵，二人在介绍人家里见了面。马烽觉得很满意，但是段杏绵进门与马烽打了一个照面后，就扭身坐着再也不回头了。马烽摸不准女方对自己印象如何，便约她一起来到北海公园，走进五龙亭茶社，找个地方坐下。
　　马烽打“主动仗”，忙着要来一壶茶、四碟干果，但是，请段杏绵饮茶，她不饮；请她吃干果，她也不吃。马烽心下嘀咕：这是怎么了，像跟谁怄气似的，还是谈恋爱吗？可他不知道除了这些办法，还该如何引导段杏绵开口，觉得束手无策。
　　此时此地的马烽深深感到，谈恋爱比写《吕梁英雄传》《一架弹花机》难多了！可是，无论有多么难，还是得设法谈起来，人家女方不开口，只能自己想些话头。万般无奈，马烽就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出身经历，以及自己有什么缺点向对方说了。说完之后，对方还是不开口，马烽只好又请她吃瓜子。这次，段杏绵真的拿了一粒瓜子嗑起来。马烽高兴极了，认为还是大有希望的。又过了一会儿，段杏绵终于开口了，跟马烽一样，说的也是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然后也说了几点自己的不足之处。
　　就这样，两个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在风景如画的北海公园里谈家庭、谈出身、谈缺点—谈恋爱竟谈成了党小组的生活检讨会。马烽对此却很满意，认为只要段杏绵愿意向自己谈这些，就说明希望还是很大的。当日虽没有什么定语，但后来经过几次见面，几次书信来往，二人终于确定愿意结为革命伴侣。
　　（赵鹏摘编自《韩文洲文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韩文洲/著）

“九一”扩大运动会

　　1942年9月1日至7日，在延安举行了“九一”扩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朱德提议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广泛开展国民体育运动”，“支持反法西斯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革命工作”，“使每一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魄，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当时延安负责体育活动的党中央青年联谊会决定召开“国际青年节扩大运动会”（后来被称为“九一”扩大运动会）。
　　运动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有1388人参赛，比赛项目多达20余项，创红色根据地参加运动会人数之最、项目之最，对根据地军民体育建设有着深远影响。党中央对这次体育盛会十分重视，不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直接参加了会务工作：朱德任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萧劲光任正副总裁判。
　　这次运动会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简称战斗队）。这是各抗日根据地中最强的篮球劲旅，打败过包括陕甘宁边区内几支著名球队在内的所有对手。在这次运动会上，战斗队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
　　（知秋摘编自《人民政协报》2018年4月5日，刘旭/文）

王林与张寒晖的故事

　　1936年8月，我父亲王林受黄敬的委派，来到西安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学兵队，做地下工作。11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听到同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连连称赞这首歌好。
　　后来，得知这首歌是一位叫张寒晖的中学教员编写的，父亲转天告假外出，到西安第二中学找到他。张寒晖见到我父亲，聊得很高兴。张寒晖说他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可以一边教唱一边修改。
　　就在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父亲以流浪到关外的东北军为背景写了一个悲剧《火山口上》，其中男主角是一个主张抗日的青年军人，他暗恋女主角，但被国民党特务毒死，而女主角却爱着这个有着杀父之仇的特务。当女主角觉悟后，她打死了这个特务，自己也服毒自尽。当我父亲把故事梗概跟张寒晖一说，没想到他激烈反对说：“革命文学一定要有出路、有光明，一个东北军的少壮军人因为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被国民党特务害死，觉悟了的东北青年女子也服毒自尽，这样没有光明、没有出路，我坚决不同意！”父亲辩解说，假若不都死，就不成纯悲剧了。张寒晖一听，毫不留情地说：“你受形式主义的毒可太深了，不好！不好！”
　　我父亲虽然接受了批评，可也想不出更好的结局。就在我父亲为此苦恼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现实给了剧本一个完美的结局：女主角打死特务后，和青年军人一起投入到西安事变中。
　　（知秋摘编自《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百年潮杂志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