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少女小渔》是中国台湾著名导演张艾嘉的代表作之一，张艾嘉用她细腻的女性视角和独特的拍摄视点进行叙事。电影围绕“假结婚”这件事情来凸显主人公小渔在爱情与自我成长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本文重点分析影片中江伟形象的刻画，探究隐性男权对小渔潜在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小渔勇敢面对各种生活难题，积极追寻美好生活，表现出十分可贵的自我意识与女性主义主体观的转移。
　　一、作品内容简介
　　小渔是电影《少女小渔》的女主人公，作为一名在纽约的非法劳工，她为了帮半工半读的男友分担生活压力，在制衣厂打工，同时还要逃避移民局的查访。为了尽快摆脱这种生活困境，小渔的男朋友江伟托关系找到了马里奥，马里奥是个欠债的小说家。钱和身份的双重交易使得马里奥和小渔“假结婚”，马里奥得到钱，而小渔得到美国绿卡。为逃避移民局的再次查访，小渔住在了马里奥的家里，在这种短暂的相处之中，他们看到了对方身上的闪光点，最终小渔拿到了绿卡，而江伟的男性自尊心在他旁观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他要求小渔搬出马里奥的家。影片结尾，马里奥却疾病缠身，小渔要在内心深处做出选择。这时，电影结束，留白给观众，从而产生观众视点下的各种可能性，有了一个宽泛的阐释空间。《少女小渔》中的女性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女性主义电影最重要的不是电影在讲谁的故事，而是“谁在讲”，张艾嘉作为一名女性导演，风格化地巧用经典电影的视听修辞传统，拓展运用性别符码策略，再现了电影对女性“他者”处境的哲学性揭示，凸显了从“他者”到翻身的转变，在与自我的和解过程中，寻求女性自我的心路历程。
　　二、男权下的主人公小渔
　　女性主义评论逃不开父权制的话题，这也是女性主义讨论中的一个核心话题。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提出：“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在这里，父权即男权，是一种男权对女性的隐性压迫。影片中，小渔是一位符合传统东方审美观的女性形象，与这种女性形象裹挟在一起的是个人对群体的无私奉献。小渔是江伟妈妈经营的福利院当中的一名孤儿，听从了江伟妈妈的话，她不远万里跟随男友来到美国，照顾和看护江伟。从这个出发点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江伟和小渔人格关系的不平等性，江伟的母亲和小渔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无意识地遵从着隐性的父子权力体系，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忽略个体权益的行为是重男轻女腐朽思想在后现代的残存。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边沁的圆形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瞭望塔。这种监狱最大的好处就是被囚禁者可以被无条件地被观看，而在中心瞭望塔的人可以无条件地观看。其结果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隐性的权力压迫在主人公小渔的身上，例如，要跟随江伟出国、要照顾江伟生活、要去制衣厂打工、要逃避移民局的探查、听从江伟为她安排“假结婚”等。江伟具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倾向，自尊心强，对小渔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小渔为了生活需要做出巨大牺牲，令人同情，显性的故事隐喻出隐性的喻意，整个故事延续点体现在江伟身上，影片通过放射式故事线来描刻小渔的形象。
　　学者劳拉·墨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中提出，女性的形象通常具有双重性：一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二是阉割恐惧的能指。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中指出：“尽管男性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女性身上，但在他们心里却又同时拒斥着女性的形象……女性又使男性时刻处于阉割焦虑中，这种焦虑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就始终存在着。”江伟一方面已经习惯性地需要小渔为他做出牺牲，一方面又要求让这种牺牲在现实层面合理化。
　　从中国到美国，小渔的异乡人身份也推助了她的自我意识对隐性父权体系的内在反抗，小渔与马里奥假结婚后，在相处过程中，马里奥的生活方式对小渔产生影响，“尊重你自己”作为一句日常用语开始频繁出现在小渔的生活里，马里奥的出现使得江伟所“构建”的父权体系逐渐消解。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鲁兹和心理学家加特利共同提出的后结构主义“解域”理论，小渔的空间迁徙（“搬到马里奥家”）逐步瓦解了江伟所“构建”的男性权力框架。
　　三、女性的觉醒
　　女性内在的自我意识觉醒，是她与这个世界“重新融合”的一个成长表现，她与周围环境事物包括人的关系不再单纯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思考型互助关系。她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而是一个完整的个体的人。电影开始的镜头是小渔在制衣厂打工时躲在楼顶的墙壁边缘以此来躲避移民局的检查，而马里奥正在赌牌，赌资输光使他处于负债的境地，电影开始就交代了小渔的非法移民身份和马里奥的生活困境，这样的设置预示了后面情节里的“假结婚”。假结婚事件可以看作是小漁自我意识萌发的导火索，她在思想上不再依附江伟去思考世界，开始做出属于自己选择的人生。
　　影片中，小渔对江伟的依赖体现在她的身心对江伟有着某种世俗意义上所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得小渔在生活里第一考虑的是她有着依赖感的江伟而不是她自己。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私有制以及维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产生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是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力市场。马里奥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马里奥的形象对小渔具有人生启示性的方向引导作用。在去移民局面谈前，小渔怀疑江伟出轨刘明女朋友，发问自己为什么要留在美国，想要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绿卡。马里奥便对小渔说：“我尊重你的决定，不是江伟的。如果你不想去，我们就不要去。你也该在这时候学学多尊重你自己，这是你的生命。”马里奥的话对小渔的内心有着冲击作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我”开始有意识地探望目前所处的世界。
　　电影结尾，三个人物出现在画面中，即躺在床上昏倒的马里奥、站在门外踟蹰的江伟、夹在中间内心痛苦的小渔。马里奥突患重病，小渔要面对选择。最终，小渔看了看大门的方向，然后走向床前的马里奥，帮他拿走手中的报纸，并拉上窗帘，默默地站在马里奥的床前。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画面也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小渔的选择，电影的结局才是小渔内心自我意识真正的迸发口。在小渔面对选择前，影片一直处于平稳的铺垫状态，这里才是所有表达的最终目的，女性对自我意识的保留度会超过世俗意义上强加给她的角色设定吗？小渔自我意识表现的高峰也恰好是她的选择，她选择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没有因为外在的枷锁去摒弃内心深处的“我”。
　　四、结语
　　电影中，小渔做出了她的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小渔”也要做出她们的选择。影片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结束了故事，留白给观众，也把选择权交给观众，一千个人的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小渔的选择也有了无数个假想。她到底会怎么选择？是打开门跟随江伟一走了之，还是拒绝江伟照顾病重的马里奥？这样开放式的结局仿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性主义的现状。瓦解了父权重心，摸到自我的边缘，女性主义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就像出走的娜拉，该走向何方？目标又是哪里？这恐怕是《少女小渔》这一电影中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长安大学）
　　作者简介：曹萌（1995-），女，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