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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慎已离开我们28年了！28年来，我时不时地会想起他。他在我心里，既是一个才子，也是一位恩师。清明时节，对他的思念再次萦绕心头。
故乡的山为他寄哀思，故乡的水为他唱悲歌！
28年来，我一直想写一写徐慎的故事，因为沉重的悲痛，始终未能动笔。徐慎离开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品德、他的思想却永留人间。
一
徐慎在文坛上是以小说创作量多质高而著称的高产作家。他每有新作就会给我邮寄过来，我这里留存了很多他的作品。我深知，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学事业。
他的“文为媒”曾成为文坛佳话。在那段战争岁月，他与青梅竹马的心上人李美蓉走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美蓉从《河南日报》上看到了徐慎的小说，通过报社的编辑，两人才重新走到一起，遂结良缘。
徐慎勤奋刻苦，他一下班就坐在桌前写作，把闲暇的每一分钟都用到了写作上。为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一部中篇小说，他竟把自己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卖了，才凑齐赴京的路费。稿子终于改好了，可由于历史的原因，最终没能出版，但是徐慎对文学依然痴心不改。
有一年夏天，在去南阳出差的火车上，徐慎突然听闻一段动人故事。他边走边构思，到家后立即放下行李，不顾旅途疲劳和饥饿，就立即坐在桌前，把湿毛巾围在脖子上，左手用扇子赶着蚊子，右手执笔，汗把稿纸都滴湿了。他坐了一个通宵，写出《一个姑娘的遭遇》初稿，又经过反复修改，发表在1979年第4期《郑州文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8年盛夏的一天，我第一次到郑州去给徐慎送稿，他正在埋头写作中篇小说《奇冤记》，在一间低矮狭小的屋里，房间异常闷热，连个电扇也没有。我坐了不足10分钟，汗水就湿透了衣服，但是他却穿个大裤衩，满不在乎地用湿毛巾擦擦浑身豆大的汗珠。因为出版社催得很紧，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常常坐到凌晨。有时还要连轴转，中午不能休息，还要抽出一定时间看稿、复信。
当时他已是《奔流》小说组组长，既要编稿，还要审稿、定稿。尽管他很忙，还是停下案头的工作，逐字逐句地看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乡写的几篇稿子，甚至将每个错别字、每个点错的标点符号都改正了过来，还逐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将他认为还可以的一篇转给了主编审阅。
他鼓励我多读书，还赠送我几本《奔流》编辑部当时编印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选编》等。从此，我从他和他给我的书中，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文学。
当时他的工资很低，上要养活多病的老父亲，下要供两个儿子上学读书。他的生活很朴素，很少吃肉喝酒，吸烟专挑便宜的抽。我出于礼貌，给他拿了盒烟，他执意不要，临走又原封不动地装在了我的口袋里。他说，如果有心意，就把家乡特有的上水石给他捎去一块。
我还记得，他的小屋里除了书稿和一张小床外，别无其他摆设，成摞成摞的书刊就堆在床头、地下、窗台墙角。窗外那盆花，不知多长时间没顾上浇水，早已干枯。他说，没有闲心侍弄那些玩艺儿，他的心里只有写作。
他的身体累垮了，患了很多病。后来他的大儿子也得了病，他既要为儿子治病，也要给自己治病，还要还欠下的外债，他整日陷于无尽的苦恼之中。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丢下手中的笔，接连不断地有新作问世。有人说他写得快，而我则认为他是时间抓得紧，分秒必争。这种充分利用时间、忘我拼命的精神，及勤奋、持续的创作韧劲，很值得我们每个写作者学习。
二
他热爱家乡，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家乡的文学事业。1984年，我要创办《乡音》报，特聘他为顾问，他欣然应允，并寄来情真意切的文章。徐慎对生他养他的故土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其情之切，其意之浓，尽在其中。我把他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出版的《乡音》创刊号第1版上，立即轰动了整个临汝。
《风穴文艺》也是在他的关心支持下诞生的，他期望临汝的作家群能早日在这块园地上诞生、成长、崛起。他说，作者没有园地，等于战士没有靶场，演员没有舞台，运动员没有球场。他希望《风穴文艺》能像风穴山上的松柏一样青翠，像汝河水一样绵长。
《风穴文艺》办起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向他约稿，他却迟迟不写。他说，应该多给下边的業余作者留些地方，多给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后来在我再三催逼下，他才寄来了精心所写的《故园三情》。
不管他多忙，只要家乡有文学活动，他都一次不落地赶回来参加。首次文代会他回来了;“汝河笔会”更是他亲自策划、组织的，他一下子给故乡带来了40多位河南省一流的作家、诗人;“牡丹笔会”，他又带着省文联所属的几家报刊主编回来助兴;“计建笔会”，虽然身患严重的肺气肿病，他还是回来了，一下车就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去拜访他儿时的老师王泉水……
他虽然是大作家，可平时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像一头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可他却把他的文学成就归功于他的母亲和老师。他说：“母亲是伟大的，她用真善美的歌声敲开了我向往文学的心灵之门……老师是伟大的，他的诱导使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慎始终是乐观向上的。虽然在特殊时期被下放到大别山劳动，在艰苦的生活中，仍用笔讴歌着生活的馈赠。国庆10周年时，在新县劳动改造的作家南丁和徐慎举酒庆贺，徐慎说：“因着这样特殊的经历，我们才得以深入人民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扎根于人民、歌颂人民的时代作品。来，为了这一切，干杯！”
三
徐慎手把手教导我走上文学之路，这是我永生难忘且始终感恩的事情。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与他把盏夜话，共论文与人。我做出成绩，他会给予鼓励表扬;有了缺点，他就耐心批评教育。他常常对我说：“一个作家，要甘于寂寞，安于清贫，要说真话、说实话，要写出人民的心声……”他还说：“要多写一些有价值的纯文学。”我们的师生之情甚至超越了父子之情，父亲赋予了我生命，而他却赋予我艺术生命，并教我如何处世为人。
时光回转到1986年。他为了我的工作多方奔走，最后费尽周折、力排众议把我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我很感激他，于是买了几串香蕉去看他，他一下子就火了，批评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俗气？也学会了社会上那一套。记住！要把工夫用到创作上！”我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噙着眼泪，频频点头。临走时，他把香蕉硬是塞回了我的手中。1991年春天，我打算写一部电视剧剧本，他亲自给电视台的台长写信、打电话，极力促成此事。
1992年9月，组织上送我到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我写信向他报喜，他很快给我回了信。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93年12月7日，正当我准备把我在复旦大学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美女山，美女河》的清样拿去给他指教的时候，却收到了一封迟到的讣告：“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徐慎同志不幸于1993年11月26日病逝，享年60岁……”同时我得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已于12月3日在火化场举行。我凝望着那封迟到的讣告，因没能与他见最后一面而深感遗憾。
窗外的雨哗啦啦下个不停，一连几天几夜。在他去世后的第28年，我断断续续地写着这篇短文。他虽早已离我远去，但始终是我为文做人的榜样，一直激励我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责任编辑/孙燕丽
故乡的山为他寄哀思，故乡的水为他唱悲歌！
28年来，我一直想写一写徐慎的故事，因为沉重的悲痛，始终未能动笔。徐慎离开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品德、他的思想却永留人间。
一
徐慎在文坛上是以小说创作量多质高而著称的高产作家。他每有新作就会给我邮寄过来，我这里留存了很多他的作品。我深知，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学事业。
他的“文为媒”曾成为文坛佳话。在那段战争岁月，他与青梅竹马的心上人李美蓉走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美蓉从《河南日报》上看到了徐慎的小说，通过报社的编辑，两人才重新走到一起，遂结良缘。
徐慎勤奋刻苦，他一下班就坐在桌前写作，把闲暇的每一分钟都用到了写作上。为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一部中篇小说，他竟把自己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卖了，才凑齐赴京的路费。稿子终于改好了，可由于历史的原因，最终没能出版，但是徐慎对文学依然痴心不改。
有一年夏天，在去南阳出差的火车上，徐慎突然听闻一段动人故事。他边走边构思，到家后立即放下行李，不顾旅途疲劳和饥饿，就立即坐在桌前，把湿毛巾围在脖子上，左手用扇子赶着蚊子，右手执笔，汗把稿纸都滴湿了。他坐了一个通宵，写出《一个姑娘的遭遇》初稿，又经过反复修改，发表在1979年第4期《郑州文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8年盛夏的一天，我第一次到郑州去给徐慎送稿，他正在埋头写作中篇小说《奇冤记》，在一间低矮狭小的屋里，房间异常闷热，连个电扇也没有。我坐了不足10分钟，汗水就湿透了衣服，但是他却穿个大裤衩，满不在乎地用湿毛巾擦擦浑身豆大的汗珠。因为出版社催得很紧，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常常坐到凌晨。有时还要连轴转，中午不能休息，还要抽出一定时间看稿、复信。
当时他已是《奔流》小说组组长，既要编稿，还要审稿、定稿。尽管他很忙，还是停下案头的工作，逐字逐句地看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乡写的几篇稿子，甚至将每个错别字、每个点错的标点符号都改正了过来，还逐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将他认为还可以的一篇转给了主编审阅。
他鼓励我多读书，还赠送我几本《奔流》编辑部当时编印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选编》等。从此，我从他和他给我的书中，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文学。
当时他的工资很低，上要养活多病的老父亲，下要供两个儿子上学读书。他的生活很朴素，很少吃肉喝酒，吸烟专挑便宜的抽。我出于礼貌，给他拿了盒烟，他执意不要，临走又原封不动地装在了我的口袋里。他说，如果有心意，就把家乡特有的上水石给他捎去一块。
我还记得，他的小屋里除了书稿和一张小床外，别无其他摆设，成摞成摞的书刊就堆在床头、地下、窗台墙角。窗外那盆花，不知多长时间没顾上浇水，早已干枯。他说，没有闲心侍弄那些玩艺儿，他的心里只有写作。
他的身体累垮了，患了很多病。后来他的大儿子也得了病，他既要为儿子治病，也要给自己治病，还要还欠下的外债，他整日陷于无尽的苦恼之中。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丢下手中的笔，接连不断地有新作问世。有人说他写得快，而我则认为他是时间抓得紧，分秒必争。这种充分利用时间、忘我拼命的精神，及勤奋、持续的创作韧劲，很值得我们每个写作者学习。
二
他热爱家乡，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家乡的文学事业。1984年，我要创办《乡音》报，特聘他为顾问，他欣然应允，并寄来情真意切的文章。徐慎对生他养他的故土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其情之切，其意之浓，尽在其中。我把他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出版的《乡音》创刊号第1版上，立即轰动了整个临汝。
《风穴文艺》也是在他的关心支持下诞生的，他期望临汝的作家群能早日在这块园地上诞生、成长、崛起。他说，作者没有园地，等于战士没有靶场，演员没有舞台，运动员没有球场。他希望《风穴文艺》能像风穴山上的松柏一样青翠，像汝河水一样绵长。
《风穴文艺》办起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向他约稿，他却迟迟不写。他说，应该多给下边的業余作者留些地方，多给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后来在我再三催逼下，他才寄来了精心所写的《故园三情》。
不管他多忙，只要家乡有文学活动，他都一次不落地赶回来参加。首次文代会他回来了;“汝河笔会”更是他亲自策划、组织的，他一下子给故乡带来了40多位河南省一流的作家、诗人;“牡丹笔会”，他又带着省文联所属的几家报刊主编回来助兴;“计建笔会”，虽然身患严重的肺气肿病，他还是回来了，一下车就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去拜访他儿时的老师王泉水……
他虽然是大作家，可平时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像一头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可他却把他的文学成就归功于他的母亲和老师。他说：“母亲是伟大的，她用真善美的歌声敲开了我向往文学的心灵之门……老师是伟大的，他的诱导使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慎始终是乐观向上的。虽然在特殊时期被下放到大别山劳动，在艰苦的生活中，仍用笔讴歌着生活的馈赠。国庆10周年时，在新县劳动改造的作家南丁和徐慎举酒庆贺，徐慎说：“因着这样特殊的经历，我们才得以深入人民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扎根于人民、歌颂人民的时代作品。来，为了这一切，干杯！”
三
徐慎手把手教导我走上文学之路，这是我永生难忘且始终感恩的事情。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与他把盏夜话，共论文与人。我做出成绩，他会给予鼓励表扬;有了缺点，他就耐心批评教育。他常常对我说：“一个作家，要甘于寂寞，安于清贫，要说真话、说实话，要写出人民的心声……”他还说：“要多写一些有价值的纯文学。”我们的师生之情甚至超越了父子之情，父亲赋予了我生命，而他却赋予我艺术生命，并教我如何处世为人。
时光回转到1986年。他为了我的工作多方奔走，最后费尽周折、力排众议把我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我很感激他，于是买了几串香蕉去看他，他一下子就火了，批评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俗气？也学会了社会上那一套。记住！要把工夫用到创作上！”我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噙着眼泪，频频点头。临走时，他把香蕉硬是塞回了我的手中。1991年春天，我打算写一部电视剧剧本，他亲自给电视台的台长写信、打电话，极力促成此事。
1992年9月，组织上送我到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我写信向他报喜，他很快给我回了信。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93年12月7日，正当我准备把我在复旦大学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美女山，美女河》的清样拿去给他指教的时候，却收到了一封迟到的讣告：“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徐慎同志不幸于1993年11月26日病逝，享年60岁……”同时我得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已于12月3日在火化场举行。我凝望着那封迟到的讣告，因没能与他见最后一面而深感遗憾。
窗外的雨哗啦啦下个不停，一连几天几夜。在他去世后的第28年，我断断续续地写着这篇短文。他虽早已离我远去，但始终是我为文做人的榜样，一直激励我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责任编辑/孙燕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