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国学之重要一脉，我略有兴趣。去年，某一天开车途中，偶尔听到著名主持人梁冬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先生在《国学堂·中医太美》节目谈《黄帝内经》，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只谈了“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养，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二十四个字。我当时惊叹的是中文之博大浩渺，以这二十四个字足以囊括人之一生，还字字珠玑，句句真言，多一字不多，少一字不少；惭愧自己“认字而不识字”，在徐先生那里一个字几乎可以讲一天：在文字学上、中医学上的渊源、例用、涵义，借喻，延伸，等等。（所以，回头还看了百余天的甲骨文、小篆、金文，整理了“一字一理”系列，这是后话，暂且不论。）以这样的速度计，主持人笑曰，讲完《黄帝内经》得有三十三年！所以最终只选择了“上古天真论”、“金匮真言论”、“异法方宜论”和“四气调神大论”四篇，从年头讲到年尾，足足一年矣。于是，我录制成集，没事就放在车上享受。
　　可惜的是，随着内容之深入，徐先生讲文字变得少了，多是中医之虚实、表里、阴阳之论，以及经络、脏腑、气血之说，手上又没有图卦，渐渐不大能懂，所以，心里由盼望着讲解文字，开始稍微涉及些中医理论，或者说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知道不要违逆天时节律，不要肆意妄情，不要反道强为，所以，一直有的晚睡习惯渐渐有所纠正，饮食上也颇多注意，也算是心有所悟吧。
　　话说回来，我是一名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而如今的教育现状，并非如意。虽说大道如砥，但道之颓废，心之不古，个个妄想“成而登天”，一步成事，所以只重术术而陷入应试的功利怪圈。今天的你我倾轧和骄横蛮干已是司空见惯了，方今更有教育产业化、流水线之说，实在可叹——这也就无怪乎类似有“钱学森之问”的悲怆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医者意也”，医生和教师是有某种共通性的；所面对的，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关人的工作，只是，一个重身体，一个重精神。
　　从中医中，也能一窥我们教育的境况。近代以后，随着西学渐起，国学势衰，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于是，就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意欲重振而后发，这在满世界建立的“孔子学院”上，可见一斑。而西医素以“科学”著，中医以“精气神”之形而上的学说，被某些人讥为“伪科学”。其实，通过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艺术、宗教，都是——又何必要纠结于是不是科学呢？况且，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历史不过数百年，那几千年流承下来的中医，当然就不是科学了。但不管怎么说，如今的中医的确不及西医发达。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西医打败了中医，恐怕不是，而是中医自己打败了自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教育打败了中医。
　　非常感慨，说到这里，教育又和中医成了一体。我听人说，那些讥笑和攻击中医的人，其实都是懂中医的，甚至自己就是医生；倒是那些不懂中医的人，天天在为中医义愤填膺地摇旗呐喊。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下来，他们满眼看到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庸医，有些人阴阳不辨，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自己更不会练气养生，只是死记一些药方，靠着运气，惨淡经营；还有人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不要误入歧途，虚度光阴。也就是说，那些攻击的人，并不是信口胡言，恶意诽谤，很多人还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毕竟还有说真话的勇气，而这个，却不是人人都做得到。问题的核心是，如今的时代，真正的中医，除了世传等家族因素外，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教师中，按水品不一，可分有教授级、特级、高级、中级、二级等，当然，这都是体制内的分法。在中医的传统之中，我听闻有治未病的道医、技术精湛的术医、糊口饭吃的庸医和专门败坏中医名声的柴医。那些诅咒中医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是被庸医或柴医忽悠，哪里见过术医？道医更有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中医是欺世盗名之说由此肇始。
　　这样的境况，和建国后的中医教育有关，一方面废除了传统的“师带徒”的方式，改为“科学的”班级授课制，师生之间失去了原有建立在口耳相授基础上的传授方式；另一方面，由满腹经纶却缺乏实战经验的医学博士组织教材，搞大跃进式的突击，短短时间就汇编、撰写、印刷成全国通行的“权威”教材，而传统医典，如《黄帝内经》等，只能成为选修用书（一定程度上，这又和大家读不懂自己老祖宗的文字——文言文有关，说起来，又是可叹），而且上课的老师是不是冬烘先生还很难说。更为可笑的是，凡是学西医的人，没有必要学中医；而凡是学中医的人，必须得学西医，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是，就出现了中医大夫常常开西药的情况。此外，大学教育中，还有一大堆的英语、计算要考级，还有政治课需要背诵，所以，教育结果就可想而知了。“60年多来，中国的中医学院中从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中医”，有人如是说。虽然比较夸张，不足为信，但的的确确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医的窘境，也惊人地和中国的文化教育遭遇相似，两者被人诟病也实在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网上有篇对中医教育的血泪控诉，转一个角度，对我们的基础教育、高中教育，也同样适用。比如，班级授课制，本来就是工业化的产物，如果实在不能避免，那就退而求其次：小班化总可以吧？实际上，一个班七十人、八十人，很常见，现在还在“资源整合”的噱头下搞出了“航母班级”、“航母学校”，对“术”的苛求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对生命的漠视和个性也压抑到极点，我们中国人素有种“大一统”的思想，特别喜欢强调“面”上的大局观，那些普通的个体，犹如蚍蜉，既不足为道，也不足为虑。
　　再如教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外国教材，我手边也有本美国的地理教材，他们不喜欢机械、教条和断章取义的训诂，不喜欢锱铢计较，而是用大量的图、表、实验，在“动手动脚”中让学生自己去看、去说、去发现、去讨论，践行的是生命自觉的杜威实用主义。而我们高中的数学教材，不断下潜大学中的理论和知识，仿佛原先的内容太过浅薄一样；我们的英语，总是喜欢在“a”“the”上找差异，在各种各样的短语、词组、俚语上考验“记忆力”和“阅读面”，总想喜欢训练Chinglish（中式英语）；我们的语文肆意拔高主旨或生搬硬套“主义”，让博大精深的汉文字正变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苦役，而简化字和娱乐至上的世俗文化又进一步将语文教育推向“拿来主义”和鄙俗的“实用主义”（有别于西方张扬个性的实用主义），在一个人人都可以立论、出书的环境里，古人对文字的敬畏、对词句的斟酌，对文章的推敲，早已荡然无存。
　　唐代诗人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对今人来讲，不啻于笑话，如此的“傻劲”和“疯劲”，恐怕再也没有人效仿了。而这一切的一切，回到根源上，难道不是打了教育一记重重的耳光吗？
　　但其实这样有“傻劲”的人，还真不缺。比如，德国人卢安克放着优越的生活不过，万里迢迢跑到中国西南边陲的农村，做了18年志愿支教，其间被人赶过、骂过，也曾因“不能提升考试成绩”而被开除、因没有“就业证”遭到罚款，甚至还出过车祸，但他依然喜欢默默无闻地在大山中陪伴孩子，在泥水里、在田野中、在陋室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十余年间，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翻译的大量教育书籍的稿费，悉数捐给了慈善机构。他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金钱资助。在他的眼里，“拿去主义”和“务虚主义”似乎更像是个人的价值参照。另一个浑身冒着“傻气”的“拿去主义者”，是湖南大学的雷孝祯教授，老先生虽然上了年纪，却精神矍铄，整日背着一只包，行走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中，做一个快乐的电影课推广者。2006年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在《小崔说事》栏目中专门请来了这位极富激情和使命感的创立电影课的第一人，目前，他已陆续在全国26个省（市）的近400所中小学推进电影课，也出版了有关推动电影课、发展电影课的书籍。
　　所以，从中医谈到教育，两者似乎同病相怜，但却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始终会发现，总有一些感动人心的行动者，坚定地站在“少数派”这一方，他们如同麦田中的守望者，默默耕耘，做着“日拱一卒”的推动的动作，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信仰和精神为我们的教育留下燎原的火种。
　　如果从回来每一个人的基本立场来说，我以为首先不要怨天尤人，心魔不除，找多少借口也无济于事。真正需要做的，是沉潜下来，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用心实实在在做些基础的夯实工作，如卢安克，如雷孝祯，不折腾，不贪利，不被世事纷扰，不妄自菲薄，不汲汲而营，只是一心求志，做点有功德的事情。人生在世，如此而已！
　　中医中有这样一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我知道这是对最高境界的修为者——“真人”的评价。或许，我们都做不了“真”、“至”、“圣”、“贤”，但我愿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