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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冯骥才近30年来的文学与文化选择，在“世界”与“中国”、“激进”与“保守”、“精英”与“民间”，以及“雅”与“俗”之间的“悖论”中，展现出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急剧变迁，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也显现其间。无论是其主动迎接挑战的文化开放性，还是被动地为时代大潮裹挟而产生的思想缠绕感，都留下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的生命足迹。在立场和观念纷繁复杂的文化转型期，似乎“悖论”才是知识分子正常的精神存在方式。
关键词：悖论；选择；文化趋向
从“文革”结束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历30年，身为作家的冯骥才一直处于当代文坛的显要位置，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其创作几经转变，几乎涉足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成为近30年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力倡导“现代派”文学，到90年代以降积极投身于对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保护，其文化立场似乎由“世界”返归“本土”，由“激进”渐趋“保守”，由“精英”转向“民间”，恰与近3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相契合。表面上看，冯骥才的文学与文化选择，很容易被纳入既有的当代文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框架之中，以诸如“伤痕”、“反思”、“寻根”、“新历史”或“激进”、“保守”、“精英”、“民间”等概念加以命名。但实质上，拥有作家、画家、文化官员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人（或如评论家所言，是“民族文化之根的抢救者”）等多重身份的冯骥才，以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游走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诸多命题之间。对于“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思潮，冯骥才虽每每浸淫其间，却不断地以其文本的“复调性”打破彼此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对时代与思潮的穿越。其思想历程也并非如其表面所示，呈现出由此及彼的单向度的线性轨迹，而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与文化实践，在“世界”与“中国”、“激进”与“保守”、“精英”与“民间”，以及“雅”与“俗”之间实现思想的游弋。在冯骥才的精神深处，这些彼此矛盾的文化命题始终处于共生并存的状态，体现为一种近乎“悖论”的精神存在方式，决定了他的文学和文化趋向。
一、冯骥才与天津
冯骥才原籍浙江慈溪，慈溪冯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汉至今的千余年间，几十代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冯骥才是冯氏家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1}。作为文学家的冯骥才延续了冯氏家族的千年文脉，自不待言，但对其文化立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其出生地天津。
晚清至民国时期，天津租界的数量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一，面积也名列第二。{1}租界的出现，赋予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风貌与格局。作为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国中之国”，租界与普通市民聚居的天津老城在文化环境上截然不同，其文化主体均来自占领国，成为迥异于市井文化的“另一个天津”，构建出天津的洋文化的样貌。同时，作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又在近代中国最早设立了报馆、邮局、铁路，以及新式学堂、出版社、译书局等文化机构。许多外资或民营的工商、金融企业也汇聚于此（冯骥才的父亲冯吉甫就是民国时期天津的金融家）。北洋大学堂、《国闻报》、《大公报》等均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加之寓居天津的官僚政客和上层文人，也将传统的士大夫风习植入天津文化的肌体之中。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天津的雅文化风貌。而天津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却是以广大市民为核心的市井文化。“九河下梢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均体现出明显的移民化特征。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群落的移民，将形形色色的文化习俗和生存理念植入天津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相互间的碰撞与磨合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的流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普通的天津市民大多生活贫苦，与雅文化和洋文化相隔绝，却以自身的俗文化品格与二者遥相呼应，形成天津的俗文化特质。此外，作为雅文化来源的官僚政客也为天津的俗文化品格提供了独特的内涵。天津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晚清民国仕途失意的官僚们最理想的寄居之地。天津不具有帝都北京浓厚的官场气息，可以暂时从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脱身；天津距北京又很近，便于观望时局，伺机东山再起。下野政客的聚居，赋予天津文化以声色犬马的消费性特质。这与市井之俗形成合力，共同促使天津文化的最突出特质表现在“俗”字之上：不甘寂寞的失意官僚们或为重登仕途而苦心经营，或因心灰意冷而纵情声色，体现的是官场与欢场的浮世之“俗”；码头上讨生活的普通民众则为生存而奋斗，练就了诸多令人叫绝的独特生存技能，诞生了不少身怀绝技的奇人异士，体现的是市井细民的练达之“俗”。可见，天津文化之“俗”，代表着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与生活态度。
冯骥才出生于天津法租界，成长于英租界，洋文化和雅文化对于其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形成自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身富裕家庭的冯骥才，从小就要遵守一个禁令，即不准到普通市民聚居的天津老城玩耍。然而，随奶妈偶尔外出的经历，却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充满魅力的新奇世界。在其《逛娘娘宫》中，有详细记载：
庙里好热闹，楼宇一处连一处，香烟缭绕，到处是棚摊。这宫院里和外边一样，也成了年货集市。小贩、香客、游人挤成一团，各色各样的神仙图画挂满院墙，连几株老树上也挂得满满的。
宫南大街比宫北大街更繁华，店铺挨着店铺，罩棚连着罩棚，五行八作，无所不有。最有趣的是年画店，画儿贴满四壁，标上号码，五彩缤纷，简直看不过来。还有一家画店，在门前放着一张桌，桌面上码着几尺高的年画……我爱看的《一百单八将》、《百子闹学》、《屎壳郎堆粪球》等这里都有。{2}
《逛娘娘宫》对天津市井年俗的描绘极其详尽，限于篇幅，不做过多引用。事实上，冯骥才随奶妈逛娘娘宫只有不到半天时间。很难说如此详尽的描绘中有多少出于童年记忆，又有多少来自日后想象的填补。但冯骥才对于以年俗为代表的天津民间文化的热爱，却显露其间，成为其文学与文化事业的情感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租界消亡，以租界为代表的洋文化也逐渐弥散于俗文化之中。原有的雅俗和土洋界限被打破，这为冯骥才更加全面地了解天津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使其更充分地接触天津方言，并经过加工提炼，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尽管其成名作属于“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但代表冯骥才小说创作最高成就，并为其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却是表现天津地域生活的文化小说。这类作品先后被译为英、法、俄、意、日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而冯骥才近年来四处奔走，为保护民间文化不遗余力，其情感的出发点也是童年时期形成的对于天津市井文化的热爱。可见，天津文化的独特形态促成了冯骥才的文化品格，天津是其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心灵归属。洋文化和雅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冯骥才鲜明的世界意识，使其在描绘市井民俗时，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写俗而不流俗；而对于俗文化的亲和感，又促成冯骥才深沉质朴的本土情怀，使其避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对世俗的描绘中寻求中国文化之根。 二、雅俗之间的“津味”小说
“文革”结束后，冯骥才率先以“文革”题材的小说跻身文坛。但正如研究者指出：“显然，比起表现‘文革’的小说来，冯骥才的‘津门系列’，更受到注意。”{1}这类被称为“津味”小说的作品，最能代表冯骥才的创作成就，中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短篇小说《市井人物》系列等作品，于世俗生活的描绘和市民性格的刻画中寄托文化的思考，体现出作为小说家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质朴的民间情怀，成为“津味”小说之翘楚。此后，冯骥才将上世纪80年代积累的一些创作素材，重新以小说的形式加以呈现，创作出一系列表现天津卫市井风情的微型小说，结集为小说集《俗世奇人》。可见，“津味”小说的创作，贯穿了冯骥才近30年的文学生涯，代表着他的文学与文化趋向。
如前文所述，天津文化之“俗”，实际上代表着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与生活态度，本身即具备鲜明的传奇性。“俗”与“奇”的融合，无疑是小说创作的绝好素材。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创作，即有意在“俗”与“奇”上做文章，力图在俗人俗世中寻找“传奇”，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成为一幅天津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卷。
小说中出现的无一不是俗人，又无一不是奇人，以各自的经历与命运揭示出天津文化的各个侧面。《死鸟》中的贺道台，为讨上司欢心训练八哥讲吉祥话，不料事与愿违，背后辱骂上司的话却被八哥学去，于上司面前和盘托出.揭露的是官场人物的贪婪与自作聪明。《蔡二少爷》中的落魄贵族子弟蔡二少爷靠买祖产度日，坐吃山空之际却修炼成了生意精，在古董行中左右逢源，靠贱买贵卖而衣食无忧。体现的是生意场的虚伪狡诈和不择手段。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众多穷苦手艺人，则完全凭借自身技艺而生存。《神鞭》中的傻二，身怀绝技却并不以此谋生，而是小本经营，以卖油炸豆腐度日，若非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世人很难见识其“辫子”神功，这充分体现出小人物的勤劳朴实，本分内敛。此外，无论是《刷子李》中身着一袭黑衣给人刷浆、事后身上不落一星白色的刷子李，还是《认牙》中依据自己治过的牙齿而认出通缉犯的牙医华大夫，还是《好嘴杨巴》中凭借一张巧嘴说动李鸿章，从而避免一场灾祸的小生意人杨巴，都展现出身处重压之下的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和由此触发的生存智慧。士农工商，市井百态，各色人等，无所不包。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大多以人物为中心，采用集锦与片断的方式，既各自独立成篇，连缀起来，又在整体上构成一幅全面展现天津社会与文化的“清明上河图”。
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吴敬梓在其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尾处塑造了一系列“市井奇人”的艺术形象，这些生活于民间的人格高洁的形象，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也包含着吴敬梓对民间文化精神与活力的激赏和认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其背后的文化立场与此相近。这不是一种文化先觉者的自上而下的启蒙姿态，而是采取平视乃至仰视的姿态，努力发现并激扬民间的生命活力。
冯骥才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文化工作者，近年来积极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与保护工作。冯骥才认为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元素。天津文化的精华也体现在民间，其生命活力也荡漾在民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意在塑造民间，因此，丝毫没有视之为藏污纳垢之地，而是努力挖掘其原生态的生命活力。如果说小说涉及到官场和商场人物时，作者的态度主要是讽刺和揶揄，那么对于身怀绝技的普通劳动者，则充满了赞叹和敬意。《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赞扬的是急公好义、救人于危难而不求回报的“锅伙”李金鏊和知恩图报、一诺千金的京剧演员小杨月楼，一个外表粗鲁的天津汉子，一个红遍京沪的京剧武生，内心却同样充满了正义与血性。《泥人张》中手艺人张明山，不畏强暴，面对恶霸海张五的侮辱与挑衅，凭借自身绝技捏出无数以海张五为原型的泥人，在大街上打出“贱卖海张五”的幌子，有力地惩戒了地痞恶霸，为普通劳动者赢得了尊严，体现出生命的韧性。市井民间的芸芸众生，在生活的磨砺之中练就了种种绝技，而又将技艺与自身人格相联系，从而在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中创造出艺术，迸发出智慧，也活出了人的尊严。冯骥才对市井人物及其生存方式的激赏与赞叹，体现出一个心系民间的知识分子深沉质朴的济世情怀。
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地域文化、尤其是故乡地域文化的特色，一直是现代中国作家的追求。而这一追求，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对作品语言的铸炼上。无论是老舍笔下的北京市民世界，还是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风情，还是沙汀、李劼人小说里的巴蜀文化，语言都成为塑造地域文化独特品格的重要手段。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意在展现天津的地域风情，作品的语言也显示出鲜明的“津味”特色。
天津本属燕赵之地，其市民性格具有北方文化的粗犷雄浑之气。而作为水陆码头和下野政客的聚居地，人情练达，往往于看似寻常的言谈之中隐含高超的生存智慧。体现在方言中，则兼具燕赵之地的刚健、豪爽，水陆码头的精明、狡黠，以及官场的世故、圆滑。上述特点充分地体现在冯骥才“津味”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上。《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的李金鏊为人侠义，热情爽直，其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快”字；《苏七块》中的骨科名医苏金散，医道高绝，其语言也于不急不慢之中，揭示人物的身怀绝技而又深藏不露的沉稳性格；其他人物，如《好嘴杨巴》中小生意人杨巴的精明、《泥人张》中恶霸海张五的蛮横、《冯五爷》中读书人冯五爷的酸腐、《张大力》中武夫张大力的憨直，无不通过人物语言得以彰显。冯骥才的“津味”小说，通过人物语言塑造出一个个富于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连缀起来，又凸显出天津地方方言的丰富性，并借此刻画出天津市民的“集体性格”，塑造了天津文化的独特品格。
冯骥才小说语言的“津味”特色，还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作品不仅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叙述语言也是同一声调。小说的叙述采用天津方言，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朗读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必须使用天津方言，才能显示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但冯骥才并未在叙述中一味追求“俗”的特点，而是在方言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既保留了天津方言“俗”的特质，又在其中融入“雅”的品格，俗中见雅，准确地捕捉了最富于生命质感的方言的灵魂。小说大量采用来自民间的鲜活的语言，可谓“大俗”；而对语言的铸炼，又赋予其书面语的典雅气息，可谓“大雅”。如此雅俗并置，构成“津味”小说语言的“复调性”，在大雅大俗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 正是雅俗之间的独特定位，使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既保持着地域性与民族性，又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小说通过对市井风俗的详细描写和俗世奇人的生动刻画，力图写出地道的天津味。但冯骥才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赞赏和肯定世俗文化的同时，始终诉诸理性的思考。《神鞭》结尾处，被子弹打断了辫子的傻二，毅然放弃祖传绝技，改练洋枪，最终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一句“我把辫剪了，神却留着”，成为民族自信与自省的箴言。这也正是《神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既是中国文化的全面记录，又从中凸显坚韧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冯骥才在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魅力时满怀信心；而透过世界眼光的考量，冯骥才对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居于雅俗之间的“津味”小说，以其开放和坚韧、自信与自省，实现了世界性与本土性的融合。
三、激进与保守的文化“悖论”
“激进”与“保守”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关键词。无论是晚清维新派的“废旧立新”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还是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同人的“全盘西化”与“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都分别以二者为依托。“激进”与“保守”，彼此在100年间的对立与缠绕之中，孕育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脉脉生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二者各擅胜场，互为主次，于显隐之间展现时代的精神症候。100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坚持“激进”，或信奉“保守”，或于二者之间摇曳徘徊，在进退取舍之间获得自身的精神归属，进而塑成其思想立场和文化品格。而吊诡的是，无论是选择“激进”或“保守”中的任何一方，被知识分子舍弃的另一方随即悄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资源，隐藏于其心灵深处，并逐渐由隐入显，促成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导致新的精神认同与文化选择。与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历程相近，纵观这100年来中国的思想变迁，无论时代的症候将其中任何一方推向前台，暂时退隐的（或者说被压抑的）另一方，都依旧是不可回避的存在，可能继续作为思想资源参与时代的精神构成，并逐渐获得价值提升，进而取代对方，成为主流。可见，“激进”与“保守”未必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在相互缠绕中保持各自的差异性，在差异中实现并存，或许才是对二者关系的恰当概括。
“文革”结束后，“五四”新文化的价值重新为人瞩目。“五四”对民主和科学的提倡，特别是对“人”的发现，使之以“文革”对立面的身份，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以及“国学热”等伴生物的出现，“五四”断裂传统的激进姿态，又使之不断遭到否定，甚至被拿来与“文革”相提并论，成为后者“激进主义”的历史根源。从“回归五四”到“告别五四”，由“激进”转向“保守”，显示出近30年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走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于翻云覆雨之中大起大落，“五四”的价值变得暧昧不清。其间波谲云诡，引人深思。冯骥才近30年来的思想历程似乎与此契合：最初继承“五四”思想遗产，通过小说创作揭露并反思“文革”对文化的毁灭和人性的践踏；其后从事传统文化保护，转而思辨、反省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传统。而事实上，所谓“激进”与“保守”对于冯骥才而言都仅仅是表象而已，都不能代表其根本立场。新时期之初，冯骥才率先以一系列伤痕和反思文学作品呼唤人性，鞭挞“文革”，此后大力倡导“现代派”文学{1}，高呼“小说愈来愈有可写的了”{2}，此时的“激进”姿态与乐观情绪，针对的是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的压抑与束缚，源于文学的回归自我。上世纪90年代，转而保护传统文化，感叹“文坛比文学热闹”③，“小说的环境不妙”{4}，此时的“保守”立场和忧患意识，则基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面临的困境，以及消费文化对文学的侵蚀，针对文学的又一次“异化”。可见，冯骥才的“激进”与“保守”，是文学与文化面临外在压力和干扰时知识分子做出的必要的自我调整，是一种维护文学与文化主体性的抵抗行为。在其“激进”与“保守”的姿态背后，是对文学与文化之尊严的坚守。
从冯骥才对“五四”新文化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在其思想深处“激进”与“保守”的名异而实同。从鞭挞“文革”到抢救传统，无论面临的现实困境如何改变，自身的文化姿态怎样调整，冯骥才的关注点始终是本民族的精神问题，并始终从作家的立场出发，强调作家的责任感——社会良心。{5}在冯骥才看来，“作家的关注点”，是“以人为本；关注人，主要是人的精神”{6}。对“人”的关注贯穿于冯骥才近30年的思想探索和心灵历程之中。这显然是对鲁迅及其代表的“五四”遗产的继承。30年来，冯骥才一直对鲁迅保持着尊崇与虔敬。即使在备受争议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中，提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于西方传教士的话语体系，并由此反思其潜在的后殖民色彩，但依然肯定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具有某种时代的合理性。{7}该文发表后，冯骥才仍明确表示“我更想做鲁迅那样的人物。……我要做的不仅是保护，……而是唤起世人对自己的文化与精神的尊重。”{8}可见，冯骥才试图反省的不是鲁迅及“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而是警惕其文化批判背后可能隐藏着来自西方的话语霸权。冯骥才在世纪之交反思“五四”新文化，其出发点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文化殖民”——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侵蚀与冲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殖民”式的迎合态度。对鲁迅及“五四”的反省，既是追本溯源式的思想探索，也不乏借题发挥式的现实关怀。尽管冯骥才对“五四”的评价不无片面之处，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渊源的理解也略显简单，但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不是以对立的姿态审视“五四”，而是借用“五四”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来评价“五四”的功过得失，在反思“五四”的同时没有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在其表面的“保守”姿态背后，显示出“五四”式的“激进”——面对文化困境的忧患与突围。这使冯骥才的“保守”，与文化保守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
同样，冯骥才对传统文化的辨别取舍，也师承“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在引入西学，变革传统的同时，也将文化视角投向民间。知识分子纷纷脱下西装，穿上长袍短衫，从事田野调查，挖掘整理了大批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化，并从中获得了文化变革的精神动力。“五四”批判的是以士大夫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的惰性遗存，而不是具有勃勃生机的民间文化。在取舍之间，体现出深沉质朴的民间情怀。冯骥才的文化立场与此相近。冯骥才将传统文化划分为“精英”和“民间”两个组成部分，提出“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思想传统在他的精英文化里，那么它的情感、特征、凝聚力和亲和力就在民间文化里。”{1}如果说濒临灭绝是冯骥才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城市文化保护的现实因素，那么民间文化与生命本质的紧密联系，这种朴素的、原发的、自然的情感无疑是冯骥才走出书斋，到民间去的心理动因。应该说，冯骥才是一位精英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但他的精英意识并未表现为对于民间文化居高临下的高蹈姿态，而体现在对商业包装下的伪文化和泛文化的拒绝与批判。中国知识分子曾长期饱受政治压力，这一局面在“文革”结束后有所改变，并促使他们反思政治，保持了对于政治侵扰的警惕性。但随即而来的商业化大潮，又对其构成新的冲击。知识分子或由于商业化的蓬勃汹涌，或由于自身的准备不足，对于这一冲击的回应极为被动，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夹缝中进退失据。面对这一新的文化困境，冯骥才的选择是走向民间，通过对中国文化“大小传统”{2}的明确区分，一方面拯救民间文化于水火，另一方面又在重新发现民间的过程中，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寻找富于生机的健康的思想资源，自上而下的启蒙意识和心系民间的济世情怀集于一身。可见，冯骥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隐含着知识分子寻求精神出路的文化努力。因此，回归传统并非冯骥才的最终目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他的思想归属。和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区别的是，冯骥才的文化经验不是纸上得来，他不甘于在宁静的书斋里指点江山，而强调其“有机知识分子”或“行动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思考。
纵观冯骥才近30年来的文学与文化选择，在“世界”与“中国”、“激进”与“保守”、“精英”与“民间”，以及“雅”与“俗”之间的“悖论”中，展现出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急剧变迁，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也显现其间。无论是其主动迎接挑战的文化开放性，还是被动地为时代大潮裹挟而产生的思想缠绕感，都留下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的生命足迹。在立场和观念纷繁复杂的文化转型期，似乎“悖论”才是知识分子正常的精神存在方式。冯骥才通过一系列文学与文化实践，试图寻找知识分子在当代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中的恰当位置。尽管他的种种努力未必都能获得成功，但在其“悖论”的背后，保留着平庸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后的想象，体现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文化情怀。
【责任编辑 孟庆澍】
关键词：悖论；选择；文化趋向
从“文革”结束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历30年，身为作家的冯骥才一直处于当代文坛的显要位置，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其创作几经转变，几乎涉足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成为近30年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力倡导“现代派”文学，到90年代以降积极投身于对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保护，其文化立场似乎由“世界”返归“本土”，由“激进”渐趋“保守”，由“精英”转向“民间”，恰与近3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相契合。表面上看，冯骥才的文学与文化选择，很容易被纳入既有的当代文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框架之中，以诸如“伤痕”、“反思”、“寻根”、“新历史”或“激进”、“保守”、“精英”、“民间”等概念加以命名。但实质上，拥有作家、画家、文化官员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人（或如评论家所言，是“民族文化之根的抢救者”）等多重身份的冯骥才，以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游走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诸多命题之间。对于“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思潮，冯骥才虽每每浸淫其间，却不断地以其文本的“复调性”打破彼此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对时代与思潮的穿越。其思想历程也并非如其表面所示，呈现出由此及彼的单向度的线性轨迹，而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与文化实践，在“世界”与“中国”、“激进”与“保守”、“精英”与“民间”，以及“雅”与“俗”之间实现思想的游弋。在冯骥才的精神深处，这些彼此矛盾的文化命题始终处于共生并存的状态，体现为一种近乎“悖论”的精神存在方式，决定了他的文学和文化趋向。
一、冯骥才与天津
冯骥才原籍浙江慈溪，慈溪冯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汉至今的千余年间，几十代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冯骥才是冯氏家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1}。作为文学家的冯骥才延续了冯氏家族的千年文脉，自不待言，但对其文化立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其出生地天津。
晚清至民国时期，天津租界的数量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一，面积也名列第二。{1}租界的出现，赋予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风貌与格局。作为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国中之国”，租界与普通市民聚居的天津老城在文化环境上截然不同，其文化主体均来自占领国，成为迥异于市井文化的“另一个天津”，构建出天津的洋文化的样貌。同时，作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又在近代中国最早设立了报馆、邮局、铁路，以及新式学堂、出版社、译书局等文化机构。许多外资或民营的工商、金融企业也汇聚于此（冯骥才的父亲冯吉甫就是民国时期天津的金融家）。北洋大学堂、《国闻报》、《大公报》等均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加之寓居天津的官僚政客和上层文人，也将传统的士大夫风习植入天津文化的肌体之中。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天津的雅文化风貌。而天津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却是以广大市民为核心的市井文化。“九河下梢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均体现出明显的移民化特征。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群落的移民，将形形色色的文化习俗和生存理念植入天津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相互间的碰撞与磨合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的流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普通的天津市民大多生活贫苦，与雅文化和洋文化相隔绝，却以自身的俗文化品格与二者遥相呼应，形成天津的俗文化特质。此外，作为雅文化来源的官僚政客也为天津的俗文化品格提供了独特的内涵。天津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晚清民国仕途失意的官僚们最理想的寄居之地。天津不具有帝都北京浓厚的官场气息，可以暂时从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脱身；天津距北京又很近，便于观望时局，伺机东山再起。下野政客的聚居，赋予天津文化以声色犬马的消费性特质。这与市井之俗形成合力，共同促使天津文化的最突出特质表现在“俗”字之上：不甘寂寞的失意官僚们或为重登仕途而苦心经营，或因心灰意冷而纵情声色，体现的是官场与欢场的浮世之“俗”；码头上讨生活的普通民众则为生存而奋斗，练就了诸多令人叫绝的独特生存技能，诞生了不少身怀绝技的奇人异士，体现的是市井细民的练达之“俗”。可见，天津文化之“俗”，代表着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与生活态度。
冯骥才出生于天津法租界，成长于英租界，洋文化和雅文化对于其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形成自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身富裕家庭的冯骥才，从小就要遵守一个禁令，即不准到普通市民聚居的天津老城玩耍。然而，随奶妈偶尔外出的经历，却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充满魅力的新奇世界。在其《逛娘娘宫》中，有详细记载：
庙里好热闹，楼宇一处连一处，香烟缭绕，到处是棚摊。这宫院里和外边一样，也成了年货集市。小贩、香客、游人挤成一团，各色各样的神仙图画挂满院墙，连几株老树上也挂得满满的。
宫南大街比宫北大街更繁华，店铺挨着店铺，罩棚连着罩棚，五行八作，无所不有。最有趣的是年画店，画儿贴满四壁，标上号码，五彩缤纷，简直看不过来。还有一家画店，在门前放着一张桌，桌面上码着几尺高的年画……我爱看的《一百单八将》、《百子闹学》、《屎壳郎堆粪球》等这里都有。{2}
《逛娘娘宫》对天津市井年俗的描绘极其详尽，限于篇幅，不做过多引用。事实上，冯骥才随奶妈逛娘娘宫只有不到半天时间。很难说如此详尽的描绘中有多少出于童年记忆，又有多少来自日后想象的填补。但冯骥才对于以年俗为代表的天津民间文化的热爱，却显露其间，成为其文学与文化事业的情感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租界消亡，以租界为代表的洋文化也逐渐弥散于俗文化之中。原有的雅俗和土洋界限被打破，这为冯骥才更加全面地了解天津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使其更充分地接触天津方言，并经过加工提炼，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尽管其成名作属于“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但代表冯骥才小说创作最高成就，并为其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却是表现天津地域生活的文化小说。这类作品先后被译为英、法、俄、意、日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而冯骥才近年来四处奔走，为保护民间文化不遗余力，其情感的出发点也是童年时期形成的对于天津市井文化的热爱。可见，天津文化的独特形态促成了冯骥才的文化品格，天津是其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心灵归属。洋文化和雅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冯骥才鲜明的世界意识，使其在描绘市井民俗时，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写俗而不流俗；而对于俗文化的亲和感，又促成冯骥才深沉质朴的本土情怀，使其避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对世俗的描绘中寻求中国文化之根。 二、雅俗之间的“津味”小说
“文革”结束后，冯骥才率先以“文革”题材的小说跻身文坛。但正如研究者指出：“显然，比起表现‘文革’的小说来，冯骥才的‘津门系列’，更受到注意。”{1}这类被称为“津味”小说的作品，最能代表冯骥才的创作成就，中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短篇小说《市井人物》系列等作品，于世俗生活的描绘和市民性格的刻画中寄托文化的思考，体现出作为小说家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质朴的民间情怀，成为“津味”小说之翘楚。此后，冯骥才将上世纪80年代积累的一些创作素材，重新以小说的形式加以呈现，创作出一系列表现天津卫市井风情的微型小说，结集为小说集《俗世奇人》。可见，“津味”小说的创作，贯穿了冯骥才近30年的文学生涯，代表着他的文学与文化趋向。
如前文所述，天津文化之“俗”，实际上代表着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与生活态度，本身即具备鲜明的传奇性。“俗”与“奇”的融合，无疑是小说创作的绝好素材。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创作，即有意在“俗”与“奇”上做文章，力图在俗人俗世中寻找“传奇”，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成为一幅天津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卷。
小说中出现的无一不是俗人，又无一不是奇人，以各自的经历与命运揭示出天津文化的各个侧面。《死鸟》中的贺道台，为讨上司欢心训练八哥讲吉祥话，不料事与愿违，背后辱骂上司的话却被八哥学去，于上司面前和盘托出.揭露的是官场人物的贪婪与自作聪明。《蔡二少爷》中的落魄贵族子弟蔡二少爷靠买祖产度日，坐吃山空之际却修炼成了生意精，在古董行中左右逢源，靠贱买贵卖而衣食无忧。体现的是生意场的虚伪狡诈和不择手段。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众多穷苦手艺人，则完全凭借自身技艺而生存。《神鞭》中的傻二，身怀绝技却并不以此谋生，而是小本经营，以卖油炸豆腐度日，若非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世人很难见识其“辫子”神功，这充分体现出小人物的勤劳朴实，本分内敛。此外，无论是《刷子李》中身着一袭黑衣给人刷浆、事后身上不落一星白色的刷子李，还是《认牙》中依据自己治过的牙齿而认出通缉犯的牙医华大夫，还是《好嘴杨巴》中凭借一张巧嘴说动李鸿章，从而避免一场灾祸的小生意人杨巴，都展现出身处重压之下的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和由此触发的生存智慧。士农工商，市井百态，各色人等，无所不包。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大多以人物为中心，采用集锦与片断的方式，既各自独立成篇，连缀起来，又在整体上构成一幅全面展现天津社会与文化的“清明上河图”。
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吴敬梓在其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尾处塑造了一系列“市井奇人”的艺术形象，这些生活于民间的人格高洁的形象，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也包含着吴敬梓对民间文化精神与活力的激赏和认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其背后的文化立场与此相近。这不是一种文化先觉者的自上而下的启蒙姿态，而是采取平视乃至仰视的姿态，努力发现并激扬民间的生命活力。
冯骥才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文化工作者，近年来积极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与保护工作。冯骥才认为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元素。天津文化的精华也体现在民间，其生命活力也荡漾在民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意在塑造民间，因此，丝毫没有视之为藏污纳垢之地，而是努力挖掘其原生态的生命活力。如果说小说涉及到官场和商场人物时，作者的态度主要是讽刺和揶揄，那么对于身怀绝技的普通劳动者，则充满了赞叹和敬意。《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赞扬的是急公好义、救人于危难而不求回报的“锅伙”李金鏊和知恩图报、一诺千金的京剧演员小杨月楼，一个外表粗鲁的天津汉子，一个红遍京沪的京剧武生，内心却同样充满了正义与血性。《泥人张》中手艺人张明山，不畏强暴，面对恶霸海张五的侮辱与挑衅，凭借自身绝技捏出无数以海张五为原型的泥人，在大街上打出“贱卖海张五”的幌子，有力地惩戒了地痞恶霸，为普通劳动者赢得了尊严，体现出生命的韧性。市井民间的芸芸众生，在生活的磨砺之中练就了种种绝技，而又将技艺与自身人格相联系，从而在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中创造出艺术，迸发出智慧，也活出了人的尊严。冯骥才对市井人物及其生存方式的激赏与赞叹，体现出一个心系民间的知识分子深沉质朴的济世情怀。
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地域文化、尤其是故乡地域文化的特色，一直是现代中国作家的追求。而这一追求，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对作品语言的铸炼上。无论是老舍笔下的北京市民世界，还是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风情，还是沙汀、李劼人小说里的巴蜀文化，语言都成为塑造地域文化独特品格的重要手段。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意在展现天津的地域风情，作品的语言也显示出鲜明的“津味”特色。
天津本属燕赵之地，其市民性格具有北方文化的粗犷雄浑之气。而作为水陆码头和下野政客的聚居地，人情练达，往往于看似寻常的言谈之中隐含高超的生存智慧。体现在方言中，则兼具燕赵之地的刚健、豪爽，水陆码头的精明、狡黠，以及官场的世故、圆滑。上述特点充分地体现在冯骥才“津味”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上。《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的李金鏊为人侠义，热情爽直，其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快”字；《苏七块》中的骨科名医苏金散，医道高绝，其语言也于不急不慢之中，揭示人物的身怀绝技而又深藏不露的沉稳性格；其他人物，如《好嘴杨巴》中小生意人杨巴的精明、《泥人张》中恶霸海张五的蛮横、《冯五爷》中读书人冯五爷的酸腐、《张大力》中武夫张大力的憨直，无不通过人物语言得以彰显。冯骥才的“津味”小说，通过人物语言塑造出一个个富于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连缀起来，又凸显出天津地方方言的丰富性，并借此刻画出天津市民的“集体性格”，塑造了天津文化的独特品格。
冯骥才小说语言的“津味”特色，还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作品不仅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叙述语言也是同一声调。小说的叙述采用天津方言，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朗读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必须使用天津方言，才能显示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但冯骥才并未在叙述中一味追求“俗”的特点，而是在方言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既保留了天津方言“俗”的特质，又在其中融入“雅”的品格，俗中见雅，准确地捕捉了最富于生命质感的方言的灵魂。小说大量采用来自民间的鲜活的语言，可谓“大俗”；而对语言的铸炼，又赋予其书面语的典雅气息，可谓“大雅”。如此雅俗并置，构成“津味”小说语言的“复调性”，在大雅大俗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 正是雅俗之间的独特定位，使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既保持着地域性与民族性，又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小说通过对市井风俗的详细描写和俗世奇人的生动刻画，力图写出地道的天津味。但冯骥才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赞赏和肯定世俗文化的同时，始终诉诸理性的思考。《神鞭》结尾处，被子弹打断了辫子的傻二，毅然放弃祖传绝技，改练洋枪，最终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一句“我把辫剪了，神却留着”，成为民族自信与自省的箴言。这也正是《神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既是中国文化的全面记录，又从中凸显坚韧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冯骥才在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魅力时满怀信心；而透过世界眼光的考量，冯骥才对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居于雅俗之间的“津味”小说，以其开放和坚韧、自信与自省，实现了世界性与本土性的融合。
三、激进与保守的文化“悖论”
“激进”与“保守”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关键词。无论是晚清维新派的“废旧立新”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还是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同人的“全盘西化”与“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都分别以二者为依托。“激进”与“保守”，彼此在100年间的对立与缠绕之中，孕育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脉脉生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二者各擅胜场，互为主次，于显隐之间展现时代的精神症候。100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坚持“激进”，或信奉“保守”，或于二者之间摇曳徘徊，在进退取舍之间获得自身的精神归属，进而塑成其思想立场和文化品格。而吊诡的是，无论是选择“激进”或“保守”中的任何一方，被知识分子舍弃的另一方随即悄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资源，隐藏于其心灵深处，并逐渐由隐入显，促成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导致新的精神认同与文化选择。与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历程相近，纵观这100年来中国的思想变迁，无论时代的症候将其中任何一方推向前台，暂时退隐的（或者说被压抑的）另一方，都依旧是不可回避的存在，可能继续作为思想资源参与时代的精神构成，并逐渐获得价值提升，进而取代对方，成为主流。可见，“激进”与“保守”未必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在相互缠绕中保持各自的差异性，在差异中实现并存，或许才是对二者关系的恰当概括。
“文革”结束后，“五四”新文化的价值重新为人瞩目。“五四”对民主和科学的提倡，特别是对“人”的发现，使之以“文革”对立面的身份，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以及“国学热”等伴生物的出现，“五四”断裂传统的激进姿态，又使之不断遭到否定，甚至被拿来与“文革”相提并论，成为后者“激进主义”的历史根源。从“回归五四”到“告别五四”，由“激进”转向“保守”，显示出近30年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走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于翻云覆雨之中大起大落，“五四”的价值变得暧昧不清。其间波谲云诡，引人深思。冯骥才近30年来的思想历程似乎与此契合：最初继承“五四”思想遗产，通过小说创作揭露并反思“文革”对文化的毁灭和人性的践踏；其后从事传统文化保护，转而思辨、反省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传统。而事实上，所谓“激进”与“保守”对于冯骥才而言都仅仅是表象而已，都不能代表其根本立场。新时期之初，冯骥才率先以一系列伤痕和反思文学作品呼唤人性，鞭挞“文革”，此后大力倡导“现代派”文学{1}，高呼“小说愈来愈有可写的了”{2}，此时的“激进”姿态与乐观情绪，针对的是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的压抑与束缚，源于文学的回归自我。上世纪90年代，转而保护传统文化，感叹“文坛比文学热闹”③，“小说的环境不妙”{4}，此时的“保守”立场和忧患意识，则基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面临的困境，以及消费文化对文学的侵蚀，针对文学的又一次“异化”。可见，冯骥才的“激进”与“保守”，是文学与文化面临外在压力和干扰时知识分子做出的必要的自我调整，是一种维护文学与文化主体性的抵抗行为。在其“激进”与“保守”的姿态背后，是对文学与文化之尊严的坚守。
从冯骥才对“五四”新文化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在其思想深处“激进”与“保守”的名异而实同。从鞭挞“文革”到抢救传统，无论面临的现实困境如何改变，自身的文化姿态怎样调整，冯骥才的关注点始终是本民族的精神问题，并始终从作家的立场出发，强调作家的责任感——社会良心。{5}在冯骥才看来，“作家的关注点”，是“以人为本；关注人，主要是人的精神”{6}。对“人”的关注贯穿于冯骥才近30年的思想探索和心灵历程之中。这显然是对鲁迅及其代表的“五四”遗产的继承。30年来，冯骥才一直对鲁迅保持着尊崇与虔敬。即使在备受争议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中，提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于西方传教士的话语体系，并由此反思其潜在的后殖民色彩，但依然肯定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具有某种时代的合理性。{7}该文发表后，冯骥才仍明确表示“我更想做鲁迅那样的人物。……我要做的不仅是保护，……而是唤起世人对自己的文化与精神的尊重。”{8}可见，冯骥才试图反省的不是鲁迅及“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而是警惕其文化批判背后可能隐藏着来自西方的话语霸权。冯骥才在世纪之交反思“五四”新文化，其出发点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文化殖民”——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侵蚀与冲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殖民”式的迎合态度。对鲁迅及“五四”的反省，既是追本溯源式的思想探索，也不乏借题发挥式的现实关怀。尽管冯骥才对“五四”的评价不无片面之处，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渊源的理解也略显简单，但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不是以对立的姿态审视“五四”，而是借用“五四”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来评价“五四”的功过得失，在反思“五四”的同时没有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在其表面的“保守”姿态背后，显示出“五四”式的“激进”——面对文化困境的忧患与突围。这使冯骥才的“保守”，与文化保守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
同样，冯骥才对传统文化的辨别取舍，也师承“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在引入西学，变革传统的同时，也将文化视角投向民间。知识分子纷纷脱下西装，穿上长袍短衫，从事田野调查，挖掘整理了大批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化，并从中获得了文化变革的精神动力。“五四”批判的是以士大夫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的惰性遗存，而不是具有勃勃生机的民间文化。在取舍之间，体现出深沉质朴的民间情怀。冯骥才的文化立场与此相近。冯骥才将传统文化划分为“精英”和“民间”两个组成部分，提出“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思想传统在他的精英文化里，那么它的情感、特征、凝聚力和亲和力就在民间文化里。”{1}如果说濒临灭绝是冯骥才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城市文化保护的现实因素，那么民间文化与生命本质的紧密联系，这种朴素的、原发的、自然的情感无疑是冯骥才走出书斋，到民间去的心理动因。应该说，冯骥才是一位精英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但他的精英意识并未表现为对于民间文化居高临下的高蹈姿态，而体现在对商业包装下的伪文化和泛文化的拒绝与批判。中国知识分子曾长期饱受政治压力，这一局面在“文革”结束后有所改变，并促使他们反思政治，保持了对于政治侵扰的警惕性。但随即而来的商业化大潮，又对其构成新的冲击。知识分子或由于商业化的蓬勃汹涌，或由于自身的准备不足，对于这一冲击的回应极为被动，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夹缝中进退失据。面对这一新的文化困境，冯骥才的选择是走向民间，通过对中国文化“大小传统”{2}的明确区分，一方面拯救民间文化于水火，另一方面又在重新发现民间的过程中，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寻找富于生机的健康的思想资源，自上而下的启蒙意识和心系民间的济世情怀集于一身。可见，冯骥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隐含着知识分子寻求精神出路的文化努力。因此，回归传统并非冯骥才的最终目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他的思想归属。和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区别的是，冯骥才的文化经验不是纸上得来，他不甘于在宁静的书斋里指点江山，而强调其“有机知识分子”或“行动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思考。
纵观冯骥才近30年来的文学与文化选择，在“世界”与“中国”、“激进”与“保守”、“精英”与“民间”，以及“雅”与“俗”之间的“悖论”中，展现出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急剧变迁，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也显现其间。无论是其主动迎接挑战的文化开放性，还是被动地为时代大潮裹挟而产生的思想缠绕感，都留下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的生命足迹。在立场和观念纷繁复杂的文化转型期，似乎“悖论”才是知识分子正常的精神存在方式。冯骥才通过一系列文学与文化实践，试图寻找知识分子在当代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中的恰当位置。尽管他的种种努力未必都能获得成功，但在其“悖论”的背后，保留着平庸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后的想象，体现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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