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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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如何应对控制公共疫情成为眼下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其实,瘟疫古已有之,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已暴发过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古人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呢?
  湖北考古出土文献中的秦朝防疫
  早在秦朝,法律上已有了关于传染病防控的规定。秦朝有关防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就出土于本次暴发疫情的湖北境内,这也是我国现代新发现的最早通过法律手段防控传染病的文献。
  在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城关西的睡虎地,有一处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古墓群,从1975年12月起,考古人员在此地先后发掘秦汉墓葬70余座,出土文物千余件。
  其中,从墓主叫“喜”的第十一墓(M11)中出土的一批秦简最有价值,首次发现了记录秦朝重要司法文献的竹简,共有1100多枚。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竹简中的《封诊式》“毒言”条,记录的就是邻里举报传染病人的情况。这里的“毒言”,就是一种传染病,会人传人。到底是哪一种传染病?据东汉人王充《论衡·言毒篇》的说法:“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唇胎肿而为创(疮)。”
  “与人谈言,口唾射人”指的是传染路径。这种病传染性极强,通过唾沫传染,如果沾上患者说话时喷出的唾沫,便会发病,口舌生疮。这种传染病多流行于温度较高的南方,如湖北、江浙一带。“毒言”源于司法文书所记载的案例,即爰书。大概意思是,某里甲等二十人,送来同里的丙,都检举丙有传染病,甲等不能和他一起就餐,所以来报告官府。官员便审问丙是怎么一回事情,丙说他的外祖母家曾有人患传染病“毒言”,但已被迁居隔离了。
  患上传染病的人,都要严格隔离。隔离是一种相当古老且非常有效的控制传染病传播的手段。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三处提到对患有传染病疠罪人的处理办法。
  一、疠者有罪,定杀。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殹(也)。或曰生埋之异事殹(也)。大概意思是:麻风病人犯罪,当杀,如何杀死?投水中活活淹死,有的认为是活埋,但活埋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论?当千(迁)疠所处之。或曰当千(迁),千(迁)定杀。大概意思是:甲犯有应处完城旦的罪,现在甲患了麻风病,问甲应如何论处?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处居住;也有的认为,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再投水淹死。
  三、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千(迁)疠千(迁)所。大概意思是:在服城旦、鬼薪刑的犯人患了麻风病,如何论处?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
  从上述情况来看,秦朝在传染病防控上是非常严厉的,除了进行医学隔离,如果犯人患了极具传染性的麻风病,那是要被处死的。而处死的手段十分残忍,有的扔进水里活活淹死,有的则是活埋,这些处死方式被认为与法律原意相悖。即使不处死,患者也要被送进麻风病隔离区隔离。《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疠千(迁)所,就是我国最早的医学隔离区。总结一下,秦朝防控传染病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医学隔离,二是处死。当然,医疗手段也会有的。
  隔离,我国最先使用的防传染手段
  医学隔离和封锁疫区,是我国古代防疫常用措施,这是我国最先采取的可有效防止人类病疫传染的手段!
  我国是一个多灾多疫的国家,很早就对传染病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发明了很多控制传染病的方法。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即讲到了伤寒、温病的防治,而瘟疫类传染病就包括在温病之中。
  该书《遗篇·刺法论》中,记载了黄帝与华夏中医始祖岐伯的对话。
  黄帝问:“余闻五疫,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答:“不相染者,正氣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黄帝所问大概意思是,听说各种瘟疫都互相传染,大人小孩无一例外,除常规治疗以外,如何防止传染?岐伯的观点是,防止各种瘟疫互相传染,要增强免疫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抗病毒入侵。同时,还要避开病毒,不让邪气进入体内。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如何“避其毒气”,但是可以想见像今天戴口罩、毛巾捂口鼻都是避毒的有效手段。
  这里的“毒气”,其实就是现代已被证明了的细菌、病毒一类的病原微生物。
  古人喜欢用“气”来表示某种东西。与“毒气”类似的概念还有邪气、异气、杂气、戾气、疠气、疫气等,这些“气”统统是人类染病患疾的根源。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便对传染之“气”有很深的研究。在其《温疫论》中提出,传染病(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气”无色无味,肉眼看不见,却最易传染人——这不就是病毒吗?
  更了不起的是,我国古代医学家认为,可人传人的病疫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吴又可便认为,传染病疫是“邪从口鼻而入”。
  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吴又可提出了与《黄帝内经》中相似的观点,即要强健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又可还提醒人们,要注意饮食,休息好,保持心情舒畅。否则,“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上述是从个体提出的防范传染病的要求,如果从群体和全社会的角度,我国古人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减少外出活动,隔离患者,封锁疫区。
  这种控制社会传染病的手段,我国在秦汉时已开始。
  据《汉书·平帝纪》记载,针对当时的传染病,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这样既可以保证患者不再成为二次传染源,也可以让患者得到帮助,便于进行集中治疗,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医学隔离措施。
  这是我国史书中,对传染病患者进行医学隔离的最早记载。其历史背景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怎么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然这是作为朝廷慈善手段开展的活动,但是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舍空邸第成为我国古代历朝政府控制传染病的手段,一直到今天,都是人类控制和预防传染病行之有效的办法。
  赐药,古人控制和预防疫情的救治手段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在我国,自南北朝时期开始,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茵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
  古人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预防。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稱,“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那么,如何搞好防疫?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还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雄黄、艾叶,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是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和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在预防传染病方面,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就是古人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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