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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规划建议”），新华社同时发布了总书记关于规划建议的说明（简称“规划说明”）。这两份重要文件，不单涉及下一个五年规划，而且关系我国未来1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
规划建议中，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表述上采取以定性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关于2035年的远景目标，蕴含定量的内容只有一句，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除此之外，规划建议文本中没有提出诸如增长速度之类的其他定量发展目标。
在规划说明中，包含多一些的定量内容。总书记说：“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总书记同时要求，下阶段具体编制规划纲要时，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所以，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具体量化，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综合来看，规划建议和说明蕴含了两个时点、两个量化的表述：一是“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二是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依据这两条线索，我们可以讨论未来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
高收入国家以什么为标准？这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估和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但是，分类体系在经济分析、文本交流和语言沟通中仍然是必须的，目的在于为分析数据提供一种合理、有意义的方法。适当的分类便于理解问题，否则大家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讨论就失去了意义。
当前各主要国际组织分别构建了不同的分类体系，其中只有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是依据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将各国（或经济体）归入不同的组别，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由于中等收入范围过宽，又进一步分为中低和中高两类。根据世界银行2020-2021财年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每年7月1日发布下个财年分类标准，以各国上一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为基准，例如，2020年7月1日发布的2021财年统计标准，是基于201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银行国民总收入的统计方法为“图表集法”，即以美元为统一计价单位，使用3年平均汇率计算各国国民收入，以便进行跨国比较分析）小于等于103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1036-404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4046-1253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2535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如此分类，源于世界银行作为重要国际发展机构所肩负的使命：以可持续的方式消除极端贫困和促進共享繁荣。也就是说，世界银行需要甄别出其主要服务对象，以便形成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和发展项目，例如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低息发展贷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理解，规划说明中提到的“十四五”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是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新华社的英文译稿中，“高收入国家”被译为“high-income countries”，与世界银行分类体系的用词一致。
按现行标准，以人均国民收入计，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2535美元。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41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仅一步之遥。按照规划说明的要求，“十四五”期间名义国民收入年均增速达到3.5%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以2021年名义国民收入增速4%，“十四五”期间人口年增速0.35%计）。
所以，有学者认为，考虑2021年可能实现10%以上的名义增长，假定2022年回归潜在增速5.5%，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最早2022年或2023年，我们就能达到现行的高等收入国家标准。即使考虑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调整，最迟到“十四五”规划末期，中国也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图1）。
这一判断，数学证明上是简单而有力的，当然也是对的。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成功地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是肯定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下一个五年规划期，我们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学者专家纷纷发言，洋溢着幸福而激动的情绪。这点可能与普通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毕竟我们国家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我们真的就这样高收入了？
经济分析需要刨根问底的勇气。我们要追问一下，为什么现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12535美元，它是如何得来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现实意义又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80年代。
最初，在1976-1986年间，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代表高收入的“工业经济体”（industrial economies）和“高收入产油国”（high-income oil exporters），其中“工业经济体”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分类体系逐渐出现了不一致之处。例如在198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被列为“工业经济体”的西班牙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当时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为此，1989年，世界银行以1987年计价的人均国民收入6000美元，重新定义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取消了原来的工业经济体和高收入产油国分类。这一标准一直沿用至今，其背后的逻辑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依据1987年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值的一半（49.3%）；二是当年OECD成员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最低水平，即西班牙的6010美元。 自此以后，世界银行每年根据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欧元区成立前为德国和法国）的通胀对收入标准进行调整。所以，现行的12535美元，其实际价值是恒定的，按1987年价格计算还是6000美元。世界银行分类方法假定，1987年以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随时间保持不变。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应该感觉到，这里好像有些问题。在过去的33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沿用1987年标准捕捉不到人类社会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准的真实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招商银行研究院
让我们再回到世界银行分类背后的逻辑。1987年，高收入门槛是所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50%。到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到2019年进一步降至 30.9%。若沿这一趋势外推，2025年这一比例将继续降至27.2%附近（图2）。也就是说，高收入的门槛离均值的50%越来越远。显然，世界银行原有的分类逻辑在今天已不再成立。
再看1987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国”西班牙。当时其人均收入是6010美元，现在已达30390美元（图3），即使按1987年价格计算，也大大超过当年的水平。这反映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所以，6000美元不变价格的标准，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门槛。简而言之，世界银行的现行分类标准，只考虑了通胀，却忽略了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相对于1987年而言，今天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下降了，而且离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越来越远。
1987年的高收入国家有35个，占全部经济体的23.8%；2019年已增至83个，占全部经济体的比重跳升至38.1%。
进一步观察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分布，不难发现各国离散/分化的程度随时间不断走阔。高收入俱乐部中人均国民收入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1987年为20182美元，至2019年已升至72870美元【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中，1987年人均国民收入最高值为瑞士的25650美元，最低值为西班牙的7110美元（回溯调整值）；2019年最高值为瑞士的85500美元，最低值为罗马尼亚的12630美元】。在此期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标准差由5372美元升至19771美元。最新数据显示，1987年首批进入高收入俱乐部的国家在收入分布中大多高于中位数，其后新晋的国家则大多位于收入分布的底端（首批高收入国家/地区中，近3年人均国民收入持续低于中位数水平的为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台湾；新晋高收入国家/地区中，近年人均国民收入持续高于中位数的只有开曼群岛和中国澳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招商银行研究院
因此，我们可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基于世界银行的分类逻辑，中国即将跨进的是1987年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不是21世纪20年代真正的高收入国家。对此，国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可自鸣得意。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正如总书记在规划说明中所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规划建议中对远景目标的定量表述是，到2035年人均國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规划说明，到2035年是“翻一番”的概念，即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所以，在规划编制者看来，翻一番就等同于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翻一番的远景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二是实现翻一番是不是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首先，实现2035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在4.7%附近。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未来15年的潜在增长水平。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个潜在增速，是有难度的。过去的三个五年规划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增速持续下降，中枢降幅达到5.5个百分点（图4）。未来15年，潜在增速的降幅还会持续，特别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外部形势日趋恶劣的背景下。平均保持4.7%的增速，的确不容易，极具挑战性，需要在改革发展上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
其次，实现翻一番是否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是值得讨论的。世界银行以收入水平分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以发展水平来界定。目前，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将39个国家归类为“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显然较世界银行83个高收入经济体的尺度要求更高也更加严格。比较IMF发达国家与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在2005年之前基本一致，但最近15年差距逐渐拉大，说明二者的分类体系出现了明显背离。要么是IMF的标准过高，要么是世界银行的标准过低，答案并不难得出。
如果我们定位于中等发达国家，即便人均收入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相较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中位数仍有差距（2019年为29050美元），距离IMF所列发达经济体中位数则更加遥远（2019年为42980美元）。
若考虑人口因素，目前IMF界定的发达经济体，人口1亿以上的只有美国和日本，5000万以上的只有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事实上，对我国而言，对标北欧人均收入奇高的人口小国没有意义，我们还是应当对标5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全面对标七大工业国（G7），才是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总结起来，我的看法是，“十四五”末达到世界银行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应该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我们正确的位置。在人口老龄化、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2035年我国要实现经济总量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然极具挑战性。■
规划建议和说明中的定量表述
规划建议中，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表述上采取以定性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关于2035年的远景目标，蕴含定量的内容只有一句，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除此之外，规划建议文本中没有提出诸如增长速度之类的其他定量发展目标。
在规划说明中，包含多一些的定量内容。总书记说：“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总书记同时要求，下阶段具体编制规划纲要时，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所以，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具体量化，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综合来看，规划建议和说明蕴含了两个时点、两个量化的表述：一是“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二是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依据这两条线索，我们可以讨论未来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高收入国家以什么为标准？这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估和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但是，分类体系在经济分析、文本交流和语言沟通中仍然是必须的，目的在于为分析数据提供一种合理、有意义的方法。适当的分类便于理解问题，否则大家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讨论就失去了意义。
当前各主要国际组织分别构建了不同的分类体系，其中只有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是依据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将各国（或经济体）归入不同的组别，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由于中等收入范围过宽，又进一步分为中低和中高两类。根据世界银行2020-2021财年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每年7月1日发布下个财年分类标准，以各国上一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为基准，例如，2020年7月1日发布的2021财年统计标准，是基于201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银行国民总收入的统计方法为“图表集法”，即以美元为统一计价单位，使用3年平均汇率计算各国国民收入，以便进行跨国比较分析）小于等于103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1036-404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4046-1253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2535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如此分类，源于世界银行作为重要国际发展机构所肩负的使命：以可持续的方式消除极端贫困和促進共享繁荣。也就是说，世界银行需要甄别出其主要服务对象，以便形成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和发展项目，例如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低息发展贷款。
图1：我国即将迈入“高收入俱乐部”
我理解，规划说明中提到的“十四五”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是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新华社的英文译稿中，“高收入国家”被译为“high-income countries”，与世界银行分类体系的用词一致。
按现行标准，以人均国民收入计，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2535美元。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41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仅一步之遥。按照规划说明的要求，“十四五”期间名义国民收入年均增速达到3.5%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以2021年名义国民收入增速4%，“十四五”期间人口年增速0.35%计）。
所以，有学者认为，考虑2021年可能实现10%以上的名义增长，假定2022年回归潜在增速5.5%，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最早2022年或2023年，我们就能达到现行的高等收入国家标准。即使考虑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调整，最迟到“十四五”规划末期，中国也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图1）。
这一判断，数学证明上是简单而有力的，当然也是对的。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成功地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是肯定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追问斧柯年：高收入标准的含义
下一个五年规划期，我们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学者专家纷纷发言，洋溢着幸福而激动的情绪。这点可能与普通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毕竟我们国家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我们真的就这样高收入了？
经济分析需要刨根问底的勇气。我们要追问一下，为什么现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12535美元，它是如何得来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现实意义又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80年代。
最初，在1976-1986年间，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代表高收入的“工业经济体”（industrial economies）和“高收入产油国”（high-income oil exporters），其中“工业经济体”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分类体系逐渐出现了不一致之处。例如在198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被列为“工业经济体”的西班牙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当时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为此，1989年，世界银行以1987年计价的人均国民收入6000美元，重新定义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取消了原来的工业经济体和高收入产油国分类。这一标准一直沿用至今，其背后的逻辑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依据1987年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值的一半（49.3%）；二是当年OECD成员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最低水平，即西班牙的6010美元。 自此以后，世界银行每年根据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欧元区成立前为德国和法国）的通胀对收入标准进行调整。所以，现行的12535美元，其实际价值是恒定的，按1987年价格计算还是6000美元。世界银行分类方法假定，1987年以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随时间保持不变。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应该感觉到，这里好像有些问题。在过去的33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沿用1987年标准捕捉不到人类社会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准的真实变化。
图2：高收入国家门槛持续下降
图3：西班牙人均收入与“门槛”之差持续走阔
让我们再回到世界银行分类背后的逻辑。1987年，高收入门槛是所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50%。到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到2019年进一步降至 30.9%。若沿这一趋势外推，2025年这一比例将继续降至27.2%附近（图2）。也就是说，高收入的门槛离均值的50%越来越远。显然，世界银行原有的分类逻辑在今天已不再成立。
再看1987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国”西班牙。当时其人均收入是6010美元，现在已达30390美元（图3），即使按1987年价格计算，也大大超过当年的水平。这反映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所以，6000美元不变价格的标准，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门槛。简而言之，世界银行的现行分类标准，只考虑了通胀，却忽略了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相对于1987年而言，今天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下降了，而且离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越来越远。
1987年的高收入国家有35个，占全部经济体的23.8%；2019年已增至83个，占全部经济体的比重跳升至38.1%。
进一步观察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分布，不难发现各国离散/分化的程度随时间不断走阔。高收入俱乐部中人均国民收入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1987年为20182美元，至2019年已升至72870美元【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中，1987年人均国民收入最高值为瑞士的25650美元，最低值为西班牙的7110美元（回溯调整值）；2019年最高值为瑞士的85500美元，最低值为罗马尼亚的12630美元】。在此期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标准差由5372美元升至19771美元。最新数据显示，1987年首批进入高收入俱乐部的国家在收入分布中大多高于中位数，其后新晋的国家则大多位于收入分布的底端（首批高收入国家/地区中，近3年人均国民收入持续低于中位数水平的为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台湾；新晋高收入国家/地区中，近年人均国民收入持续高于中位数的只有开曼群岛和中国澳门）。
图4：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持续下行
因此，我们可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基于世界银行的分类逻辑，中国即将跨进的是1987年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不是21世纪20年代真正的高收入国家。对此，国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可自鸣得意。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正如总书记在规划说明中所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远景目标：找到我们正确的位置
规划建议中对远景目标的定量表述是，到2035年人均國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规划说明，到2035年是“翻一番”的概念，即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所以，在规划编制者看来，翻一番就等同于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翻一番的远景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二是实现翻一番是不是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首先，实现2035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在4.7%附近。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未来15年的潜在增长水平。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个潜在增速，是有难度的。过去的三个五年规划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增速持续下降，中枢降幅达到5.5个百分点（图4）。未来15年，潜在增速的降幅还会持续，特别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外部形势日趋恶劣的背景下。平均保持4.7%的增速，的确不容易，极具挑战性，需要在改革发展上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
其次，实现翻一番是否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是值得讨论的。世界银行以收入水平分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以发展水平来界定。目前，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将39个国家归类为“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显然较世界银行83个高收入经济体的尺度要求更高也更加严格。比较IMF发达国家与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在2005年之前基本一致，但最近15年差距逐渐拉大，说明二者的分类体系出现了明显背离。要么是IMF的标准过高，要么是世界银行的标准过低，答案并不难得出。
如果我们定位于中等发达国家，即便人均收入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相较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中位数仍有差距（2019年为29050美元），距离IMF所列发达经济体中位数则更加遥远（2019年为42980美元）。
若考虑人口因素，目前IMF界定的发达经济体，人口1亿以上的只有美国和日本，5000万以上的只有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事实上，对我国而言，对标北欧人均收入奇高的人口小国没有意义，我们还是应当对标5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全面对标七大工业国（G7），才是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总结起来，我的看法是，“十四五”末达到世界银行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应该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我们正确的位置。在人口老龄化、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2035年我国要实现经济总量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然极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