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童的家住在天通苑，每天上下班都要倒两班地铁外加一趟公交车，这样算下来，仅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将近4个小时。于是，苏小童买了一辆车，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由于社区人口众多，每天从登上车门到开出小区就要半个小时，上班依然迟到。
　　苏小童的上班经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次碳排放量的计算过程：乘坐地铁本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但由于整个城市交通网的紧张，最终迫使苏小童买了私家车；之后，又由于所在社区基础设施规划的不合理，而导致苏小童驾车的尾气排放量超出半个小时。这笔账无关具体的排放数据，而是一次对于民生与低碳关系的思考。
　　
　　建设低碳软环境
　　在低碳标准尚未确定的今天，所谓的“零排放城市”在许多专家看来，不过是一个笑柄。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上，国家水利部原总工程师袁国林强调，发展绿色能源的关键在于技术，但不可忽略的，是要同时为新能源的使用建立相应的社会“软环境”，即从法律、政策、宣传、社会认知等方面来为低碳城市的形成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种软环境的建立，首先需要政府在“环保低碳”的认知上转变观念。“低碳”既是科技，也是经济，但更要落实到民生的角度，才能够真正体现它的意义。
　　以苏小童的例子来说，由于交通和社区规划方面的弊端，使得本该能够选择绿色出行的她被迫放弃了“低碳”的权利。而对于苏小童个人来说，“低碳”可能是她个人行为无意间带来的社会效益，但其本人可能更多感受到的是生活和工作的不便。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目前城市低碳化发展往往更注重技术层面，我认为技术层面的低碳是次要的，体系的低碳才最为关键。”而这个体系则正是强调了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社会软环境的建立。大而化之，低碳体现在城市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之上，而每一个环节又与民生息息相关。
　　入夏以来，武汉、北京、长沙、南京等城市的内涝问题引来了媒体和网友的热议。尽管内涝更多说明的是城市“良心”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城市一旦遭遇暴雨就面临交通瘫痪，就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能源去处理城市建设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这种消耗本身就是一种浪费，更谈不上低碳。
　　
　　“源头”低碳更重要
　　2009年底，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向世界做出了三项承诺：一是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的一次消费比重提高到15%；二是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照比2005年下降40%-50%；三是增加造林面积和林木储量4万公顷。总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亿立方米。任务之艰巨促使中央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力度。
　　政策的倾斜催生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绿色环保产业的热情，“低碳城市”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形象招牌，但在一个城市大规模地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及产品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源头问题却容易被忽视。如果低碳的发展背后需要高碳的支撑，那么以此为代价换来的“低碳效益”则有待重新考量。
　　以国内城市普遍看好的太阳能材料为例，多晶硅是制造太阳能硅电池的主要材料，每千克太阳能级多晶硅会产生10至15千克的四氯化硅，而即使经过工艺处理后，四氯化硅的排放量仍达到5至10千克。四氯化硅本身是一种腐蚀性极强、难以保存的有毒液体。由于不能自然降解，如果将四氯化硅掩埋或倾倒，地下水就会受到严重污染，土地也会变成不毛之地。而无论是高碳的消耗与生产过程的二次污染，都会给百姓造成更大的伤害。
　　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冯之浚在探讨“全球经济的绿色变革与转型”问题时指出，“保障民生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的‘绿色变革’和‘绿色转型’都要符合十二五的这个精神。同时，我们建议少提各种‘经济’，把绿色产业的根本放在保障民生上来。”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低碳”之路上少出笑话，避免损失。
　　
　　□ 编辑 潘阳 □ 美编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