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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古代也叫过年关。每当春节到来之际,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民间百姓,都要隆重欢庆。在民间的众多欢庆方式中,除了放炮竹、点烟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张贴新年画,用以祈求新的一年庄稼丰收、生活幸福美满。
随着春节的临近,在苏州一些商铺和人家里,你或许能看到一幅名为《一团和气》的传统年画,这幅苏州桃花坞年画的代表作相传为明成化元年(1465)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所绘制。因为象征吉祥和谐,至今许多苏州人家中张贴此画。图中的喜神头梳银锭双髻寓意着财富,肩披桂花宝盖寓意着吉祥,颈戴元宝银锁寓意着长寿,上穿八仙红袄寓意着力量,下着鹅黄裹裤寓意着高贵。喜神弯眉笑眼满脸喜纹,嘴似金元宝,鼻若银悬胆,身呈团形,丰硕圆满,尽显大富大贵之相,其手持卷轴上书“一团和气”四字。此图观之十分有趣,画面整体看起来有如一团坐的老人。其内容与苏州人讲话文气、“金(敬)相邻,银(迎) 亲眷”“和气生财”的民俗民风密切相关。
辗转流转数百载
年画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是随着中国农历新年风俗的形成而形成的,主要是在农历新年时张贴在住宅大门和居室内;但这不代表年画就简单地局限于新年用品,它还包括民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福禄寿财等吉祥风俗、嬉戏游艺用品等。
中国最早形式的年画是“门神”。真正意义上的门神画,源自于英雄守护门户驱除邪恶的民俗。在汉代文献中,已有了关于门神画的记载。蔡邕在《独断》中说到:“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驱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荼”即“神荼”,“垒”即“郁垒”。传说神荼、郁垒是两兄弟,能够捉鬼。这个神话也许就是门神画产生的缘由。
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的手绘门神像是年画的最初形式。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到唐宋,门神画已经相当普遍。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到明代,年画也由以手绘为主逐步转向版印为主,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流行开来。人们纷纷将财神、福禄寿三星、关公、八仙等宗教神像请进家里,进而教化、戏文等新题材也在书肆或年画作坊中应运而生,并广为传播。正如我国著名学者阿英先生在《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中所说的:“自明代起,随着木刻版畫的发展,年画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审美爱好影响下,历代民间匠师不断创造,使得年画这种艺术形式日臻完善,成为“适应庆贺春节的俗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反映群众美好希望”的一种独特画种。它用色艳丽,造型夸张,极具装饰感。
在年画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宋代时,被称为“纸画儿”;元代时,称“消寒图”;明代时,称“画帖”;清初,有“卫画”“花纸”和“画张”等名称。清道光年间,始有“年画”一词;到民国时期,该词被广泛使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不同地区民俗习惯的不同,各地年画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其中,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苏州的桃花坞曾是江南民间年画生产的荟萃之地,发展最早,延续时间较长。明末苏州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有一首歌咏桃花坞的诗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换酒钱。”这首诗使得桃花坞声名鹊起,人们因而习惯将苏州年画称为“桃花坞年画”。由于苏州又名“姑苏”,故苏州木版年画又被称为“姑苏版”或“苏州版”。它是由宋代雕版印刷工艺的绣像图演变而来,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桃花坞年画在明代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民间艺术形式,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明末清初,苏州当时的画铺约有四五十家,主要集中在枫桥、山塘街、虎丘和阊门内桃花坞至报恩寺塔一带,年画出产量达百万张以上,不但满足了江苏本地的需求,还销往全国各地,同时也随着商船远销到南洋等地。
据现有资料推断,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起始年代应不晚于明代。国内现存清初精印年画《姑苏阊门图》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的精品,刻印技法已相当完善。
江南市井画卷
作为闻名中外的江南水乡,苏州文风昌帜,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吴地民风民俗孕育了独具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桃花坞年画。无论是从题材、刻绘,还是色彩上,它都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紧密,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桃花坞年画具有图文并解、题材多样、故事连续的特质。由于年画销售集中在农历腊月,因此一般都是以表现喜庆祥和的热闹景象和祈福避邪等为题材。桃花坞年画也不例外,其主要形式有门画、中堂和屏条等,多以祈福迎祥、驱凶避邪为主,富含深刻的寓意。
在题材上,桃花坞年画除了和其他地方年画共有的神像之外,还常常以描述城市生活和市民风俗为主,尤以风景、仕女和文学、戏曲、历史故事最为典型。如戏文故事题材,表达了民众对于英雄的敬仰,对善恶的辨别和对自由的赞美。娃娃美人类年画多以娃娃、美人为内容,反映的是人们向往家庭美满、多子多福的心理。
桃花坞年画中的精品之作《姑苏阊门图》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当时苏州著名年画铺——宝绘轩刊印的一幅年画。它以大对屏的形式,左右双幅合成全景,场面宏大。年画采用鸟瞰式构图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姑苏城的繁盛。整幅作品主要描绘近处护城河两岸和吊桥上下繁华热闹的街市,河面上穿梭忙碌的各类船只和远处绵延的城墙街道、林立的帆樯,成荫绿树中隐约的楼阁以及高耸入云的报恩寺塔。无论是街区、船只,还是画中300多个人物,每一处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当年姑苏阊门一带的繁华市井与滚滚红尘之中。 类似题材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还有《姑苏万年桥图》,仅从清乾隆五年(1740)到乾隆九年(1744)流传下来的就有三幅,皆为鸟瞰式构图,俨然一幅幅生动立体、千姿百态的江南城市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此外,江南市民所喜爱的戏文故事类年画题材,大多以多张连续性画幅来表现,如《杨家将》《西厢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定军山》等。这些图文并解的作品更接近于当地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桃花坞年画身处吴地,注定离不开吴文化的晕染。在桃花坞年画中,有不少以苏州一带的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枕河人家、苏州园林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风俗人情和神韵,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纯朴清新的乡土气息。
俗文化中的一介雅士
与北方年画粗犷豪放、鲜明热烈的风格不同,桃花坞由于受到明朝金陵、徽州书籍木刻版画的影响,色彩清秀,风格较为雅致,年画的画面构图开阔深远,带有浓郁的书卷气和诗情画意。据说,当年名列明末苏州四大才子之首的唐寅不仅在桃花坞年画的兴盛地——桃花坞一带居住生活,他还亲手绘制过年画画稿。这虽然只是传说,无据可考;但多少能够说明,桃花坞年画在艺术形式上受到江南士人文化的影响与熏陶。
与其他地方的年画相比,桃花坞年画更为精细雅致、温婉细腻,它与苏州的古典园林、昆曲以及苏绣、苏雕、苏扇、苏笺等一样,处处体现出江南水乡细致、精到、雅趣的风格。
在传统民间年画中,苏州桃花坞年画的色彩是最淡的,其风格冷峻内秀。可以说,苏州桃花坞年画是俗文化中雅的代表。桃花坞年画的色彩以桃红、大红、黄、绿、紫、淡墨为基本色,热闹喜气中透着朴实清雅之美。特别是清末民初开始,桃花坞年画在戏文故事题材上使用紫色,并逐渐将紫色扩展到其他题材,为自身打上了更为鲜明的艺术印记。
桃花坞年画主要是用色版来套印,一版一色,最细腻的年画甚至需要使用几十块不同颜色的色版来印制,它更强调用版来作画,更突出的是版味,而不是像杨柳青年画那样,在用版印制之后还需要有绘和裱的环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也会孕育一方文化。苏州传统文化中具有士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历来以精细雅致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这种文化影响注定了桃花坞年画在构图上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从前述的《姑苏阊门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画面的构图丰满但并没有让人感觉拥堵。作者在远近虚实的变化中寻求均衡的效果,但依然能生动地表现阊门一带的繁盛,令人丝毫不觉得刻板。纵观整个画面,我们会觉得它与国画似乎有着相似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桃花坞年画非常注重的“美”,不单单表现在画功的精美上,还表现在线条的流畅处理上,以及构图的细腻程度上。以桃花坞年画中知名度颇高的《美人插花图》为例,美人的一顾一盼,一娇一嗔,都被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令人动容。
桃花坞年画以木板雕刻,在板材的选用上甚为讲究。为了防备板材变形、开裂,一般会选择质地坚硬、木纹细密、光洁无节疤且不易裂开的板材,梨木常会被用作刻版材料。
一幅上乘的桃花坞年画在线版刻制上,不但讲求线条流畅,经久耐用;而且特别强调能富有版味,再现原稿的风貌。
总体来说,桃花坞年画有极富装饰性的美感和浪漫主义色彩,它以鲜明突出的主题、明快简洁的线条、生动质朴的形象以及细腻的构图和细节表现,完美地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秀美,把观者带进令人陶醉的烟雨江南。
火种播撒与香火延续
当年,桃花坞年画的销售地区除江、浙、皖外,还远及赣、鄂、鲁、豫和东北广大地区。清代,每到农历九月,苏州的桃花坞及山塘一带便热闹起来,人们挑担推车,远道而来,多以米、花生、瓜子和油等换取年画。
当地年画的销售一般分为画铺兼营、摊贩推销和肩贩兜售三种。值得一提的是肩贩,他们把年画背在身上,走村串镇,每到一地,油纸一铺,年画一摊,边卖边唱,吸引买主。这些唱词来源各有不同,或祖传,或创新;唱腔也不尽相同,有的类似山歌小调,有的介于山歌与顺口溜之间,唱词通俗诙谐,趣味盎然。
明末清初以来,桃花坞年画一直影响着上海、扬州、南通、南京等地的年画艺术和市场。上述地区纷纷效法苏州生产年画,其中许多画商将其画稿委托桃花坞画铺代为刻印;有的则在桃花坞年画图样的基础上翻刻和印刷,其风格与桃花坞年画大同小异;还有的则学了桃花塢年画的刻印技术、工具、色料后,在当地自立门户……这些地方的年画艺术虽融汇有当地特点,开创了新的风格,但毕竟源出桃花坞。
清咸丰、同治以后,桃花坞年画一度向上海小校场迁徙。上海小校场位于上海老城区城隍庙附近,原为上海县驻兵演武之处。自清嘉庆以来,庙会兴起,逐步形成商业区,年画商也沿城隍庙设店经营。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期间,苏州桃花坞一些年画店为躲避战乱迁聚于此。清末,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繁荣,大批苏州画家、工匠先后受聘于此。因此,上海小校场年画应该是属于桃花坞系统,其发展主要是清同治至光绪的近50年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桃花坞年画的香火,最终还是在家乡苏州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西画东渐与东艺西传
晚明以来,在利玛窦、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和画家的影响下,基于实证主义的几何透视学开始影响我国的绘画作品,对中国绘画了解和掌握空间原理起到很大作用。桃花坞年画也受到这种绘画技巧的影响。
随着春节的临近,在苏州一些商铺和人家里,你或许能看到一幅名为《一团和气》的传统年画,这幅苏州桃花坞年画的代表作相传为明成化元年(1465)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所绘制。因为象征吉祥和谐,至今许多苏州人家中张贴此画。图中的喜神头梳银锭双髻寓意着财富,肩披桂花宝盖寓意着吉祥,颈戴元宝银锁寓意着长寿,上穿八仙红袄寓意着力量,下着鹅黄裹裤寓意着高贵。喜神弯眉笑眼满脸喜纹,嘴似金元宝,鼻若银悬胆,身呈团形,丰硕圆满,尽显大富大贵之相,其手持卷轴上书“一团和气”四字。此图观之十分有趣,画面整体看起来有如一团坐的老人。其内容与苏州人讲话文气、“金(敬)相邻,银(迎) 亲眷”“和气生财”的民俗民风密切相关。
辗转流转数百载
年画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是随着中国农历新年风俗的形成而形成的,主要是在农历新年时张贴在住宅大门和居室内;但这不代表年画就简单地局限于新年用品,它还包括民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福禄寿财等吉祥风俗、嬉戏游艺用品等。
中国最早形式的年画是“门神”。真正意义上的门神画,源自于英雄守护门户驱除邪恶的民俗。在汉代文献中,已有了关于门神画的记载。蔡邕在《独断》中说到:“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驱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荼”即“神荼”,“垒”即“郁垒”。传说神荼、郁垒是两兄弟,能够捉鬼。这个神话也许就是门神画产生的缘由。
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的手绘门神像是年画的最初形式。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到唐宋,门神画已经相当普遍。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到明代,年画也由以手绘为主逐步转向版印为主,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流行开来。人们纷纷将财神、福禄寿三星、关公、八仙等宗教神像请进家里,进而教化、戏文等新题材也在书肆或年画作坊中应运而生,并广为传播。正如我国著名学者阿英先生在《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中所说的:“自明代起,随着木刻版畫的发展,年画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审美爱好影响下,历代民间匠师不断创造,使得年画这种艺术形式日臻完善,成为“适应庆贺春节的俗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反映群众美好希望”的一种独特画种。它用色艳丽,造型夸张,极具装饰感。
在年画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宋代时,被称为“纸画儿”;元代时,称“消寒图”;明代时,称“画帖”;清初,有“卫画”“花纸”和“画张”等名称。清道光年间,始有“年画”一词;到民国时期,该词被广泛使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不同地区民俗习惯的不同,各地年画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其中,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苏州的桃花坞曾是江南民间年画生产的荟萃之地,发展最早,延续时间较长。明末苏州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有一首歌咏桃花坞的诗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换酒钱。”这首诗使得桃花坞声名鹊起,人们因而习惯将苏州年画称为“桃花坞年画”。由于苏州又名“姑苏”,故苏州木版年画又被称为“姑苏版”或“苏州版”。它是由宋代雕版印刷工艺的绣像图演变而来,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桃花坞年画在明代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民间艺术形式,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明末清初,苏州当时的画铺约有四五十家,主要集中在枫桥、山塘街、虎丘和阊门内桃花坞至报恩寺塔一带,年画出产量达百万张以上,不但满足了江苏本地的需求,还销往全国各地,同时也随着商船远销到南洋等地。
据现有资料推断,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起始年代应不晚于明代。国内现存清初精印年画《姑苏阊门图》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的精品,刻印技法已相当完善。
江南市井画卷
作为闻名中外的江南水乡,苏州文风昌帜,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吴地民风民俗孕育了独具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桃花坞年画。无论是从题材、刻绘,还是色彩上,它都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紧密,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桃花坞年画具有图文并解、题材多样、故事连续的特质。由于年画销售集中在农历腊月,因此一般都是以表现喜庆祥和的热闹景象和祈福避邪等为题材。桃花坞年画也不例外,其主要形式有门画、中堂和屏条等,多以祈福迎祥、驱凶避邪为主,富含深刻的寓意。
在题材上,桃花坞年画除了和其他地方年画共有的神像之外,还常常以描述城市生活和市民风俗为主,尤以风景、仕女和文学、戏曲、历史故事最为典型。如戏文故事题材,表达了民众对于英雄的敬仰,对善恶的辨别和对自由的赞美。娃娃美人类年画多以娃娃、美人为内容,反映的是人们向往家庭美满、多子多福的心理。
桃花坞年画中的精品之作《姑苏阊门图》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当时苏州著名年画铺——宝绘轩刊印的一幅年画。它以大对屏的形式,左右双幅合成全景,场面宏大。年画采用鸟瞰式构图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姑苏城的繁盛。整幅作品主要描绘近处护城河两岸和吊桥上下繁华热闹的街市,河面上穿梭忙碌的各类船只和远处绵延的城墙街道、林立的帆樯,成荫绿树中隐约的楼阁以及高耸入云的报恩寺塔。无论是街区、船只,还是画中300多个人物,每一处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当年姑苏阊门一带的繁华市井与滚滚红尘之中。 类似题材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还有《姑苏万年桥图》,仅从清乾隆五年(1740)到乾隆九年(1744)流传下来的就有三幅,皆为鸟瞰式构图,俨然一幅幅生动立体、千姿百态的江南城市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此外,江南市民所喜爱的戏文故事类年画题材,大多以多张连续性画幅来表现,如《杨家将》《西厢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定军山》等。这些图文并解的作品更接近于当地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桃花坞年画身处吴地,注定离不开吴文化的晕染。在桃花坞年画中,有不少以苏州一带的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枕河人家、苏州园林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风俗人情和神韵,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纯朴清新的乡土气息。
俗文化中的一介雅士
与北方年画粗犷豪放、鲜明热烈的风格不同,桃花坞由于受到明朝金陵、徽州书籍木刻版画的影响,色彩清秀,风格较为雅致,年画的画面构图开阔深远,带有浓郁的书卷气和诗情画意。据说,当年名列明末苏州四大才子之首的唐寅不仅在桃花坞年画的兴盛地——桃花坞一带居住生活,他还亲手绘制过年画画稿。这虽然只是传说,无据可考;但多少能够说明,桃花坞年画在艺术形式上受到江南士人文化的影响与熏陶。
与其他地方的年画相比,桃花坞年画更为精细雅致、温婉细腻,它与苏州的古典园林、昆曲以及苏绣、苏雕、苏扇、苏笺等一样,处处体现出江南水乡细致、精到、雅趣的风格。
在传统民间年画中,苏州桃花坞年画的色彩是最淡的,其风格冷峻内秀。可以说,苏州桃花坞年画是俗文化中雅的代表。桃花坞年画的色彩以桃红、大红、黄、绿、紫、淡墨为基本色,热闹喜气中透着朴实清雅之美。特别是清末民初开始,桃花坞年画在戏文故事题材上使用紫色,并逐渐将紫色扩展到其他题材,为自身打上了更为鲜明的艺术印记。
桃花坞年画主要是用色版来套印,一版一色,最细腻的年画甚至需要使用几十块不同颜色的色版来印制,它更强调用版来作画,更突出的是版味,而不是像杨柳青年画那样,在用版印制之后还需要有绘和裱的环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也会孕育一方文化。苏州传统文化中具有士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历来以精细雅致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这种文化影响注定了桃花坞年画在构图上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从前述的《姑苏阊门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画面的构图丰满但并没有让人感觉拥堵。作者在远近虚实的变化中寻求均衡的效果,但依然能生动地表现阊门一带的繁盛,令人丝毫不觉得刻板。纵观整个画面,我们会觉得它与国画似乎有着相似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桃花坞年画非常注重的“美”,不单单表现在画功的精美上,还表现在线条的流畅处理上,以及构图的细腻程度上。以桃花坞年画中知名度颇高的《美人插花图》为例,美人的一顾一盼,一娇一嗔,都被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令人动容。
桃花坞年画以木板雕刻,在板材的选用上甚为讲究。为了防备板材变形、开裂,一般会选择质地坚硬、木纹细密、光洁无节疤且不易裂开的板材,梨木常会被用作刻版材料。
一幅上乘的桃花坞年画在线版刻制上,不但讲求线条流畅,经久耐用;而且特别强调能富有版味,再现原稿的风貌。
总体来说,桃花坞年画有极富装饰性的美感和浪漫主义色彩,它以鲜明突出的主题、明快简洁的线条、生动质朴的形象以及细腻的构图和细节表现,完美地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秀美,把观者带进令人陶醉的烟雨江南。
火种播撒与香火延续
当年,桃花坞年画的销售地区除江、浙、皖外,还远及赣、鄂、鲁、豫和东北广大地区。清代,每到农历九月,苏州的桃花坞及山塘一带便热闹起来,人们挑担推车,远道而来,多以米、花生、瓜子和油等换取年画。
当地年画的销售一般分为画铺兼营、摊贩推销和肩贩兜售三种。值得一提的是肩贩,他们把年画背在身上,走村串镇,每到一地,油纸一铺,年画一摊,边卖边唱,吸引买主。这些唱词来源各有不同,或祖传,或创新;唱腔也不尽相同,有的类似山歌小调,有的介于山歌与顺口溜之间,唱词通俗诙谐,趣味盎然。
明末清初以来,桃花坞年画一直影响着上海、扬州、南通、南京等地的年画艺术和市场。上述地区纷纷效法苏州生产年画,其中许多画商将其画稿委托桃花坞画铺代为刻印;有的则在桃花坞年画图样的基础上翻刻和印刷,其风格与桃花坞年画大同小异;还有的则学了桃花塢年画的刻印技术、工具、色料后,在当地自立门户……这些地方的年画艺术虽融汇有当地特点,开创了新的风格,但毕竟源出桃花坞。
清咸丰、同治以后,桃花坞年画一度向上海小校场迁徙。上海小校场位于上海老城区城隍庙附近,原为上海县驻兵演武之处。自清嘉庆以来,庙会兴起,逐步形成商业区,年画商也沿城隍庙设店经营。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期间,苏州桃花坞一些年画店为躲避战乱迁聚于此。清末,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繁荣,大批苏州画家、工匠先后受聘于此。因此,上海小校场年画应该是属于桃花坞系统,其发展主要是清同治至光绪的近50年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桃花坞年画的香火,最终还是在家乡苏州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西画东渐与东艺西传
晚明以来,在利玛窦、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和画家的影响下,基于实证主义的几何透视学开始影响我国的绘画作品,对中国绘画了解和掌握空间原理起到很大作用。桃花坞年画也受到这种绘画技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