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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元九，1920年1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滁县，1949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仪器学博士学位，1956年5月回国，8月参加工作，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
2021年6月29日，陆元九获“七一勋章”。
一生坎坷起伏，辗转求学于战乱时代，远渡美国深造，放弃海外优厚的待遇学成报国，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自觉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烽火连天坎坷求学路
陆元九出生在滁县一个教员家庭。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力羸弱，备受欺凌。1937年，高考后的陆元九报考的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上海沦陷使交通大学开学成为泡影，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向陆元九发来了开学通知书。在炮火中，陆元九逆江而上，经由武汉、宜昌到达大后方重庆。
作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陆元九和他的同学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助教，广泛接触航空工程的方方面面。这对提高一个科研人员的理论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20世纪40年代中期，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将举行的消息传来，陆元九不愿失去这次机会。他白天工作，晚上努力学习，最终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当时，太平洋水雷密布，他只好选择印度洋和大西洋航线，从重庆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候船，光等船就等了两个月。环绕半个地球的航行自然少不了磨难，但与陆元九执著理想的胸怀相比，这些只是人生路上的小插曲。
“祖国，我回来了”
陆元九被分配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面临专业的选择。他看到在专业名录中有一个仪器学专业，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经了解，这个专业是著名自动控制专家C·S·德雷伯教授开设的。
二战后，自动控制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上开始应用，但作为导航则尚处于萌芽阶段。德雷伯教授力主将自动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即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创立了惯性导航技术。仪器学专业，学习的就是惯性导航。这项技术十分关键，美国政府将其列为重要军事研究项目。这个专业需要学习新课程，完成论文前还要进行合格考試，它的难度使得报名者寥寥。
喜欢尝试挑战的陆元九选择了仪器学，成为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在这位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的引领下，他走进了前沿技术的前沿。
陆元九聪明刻苦，再加上他扎实的功底，成绩相当突出。在两年内，他一直是这门学科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十分喜爱。从1945年到1949年间，陆元九埋头学习，并担任助教，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1949年，身处大洋彼岸的陆元九迎来了两桩喜事：一是获得博士学位，二是与留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获得博士学位后，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这时，新生的祖国百废待兴。陆元九知道，到了为祖国贡献本领的时候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了进步组织，为回国做准备。
但此时一道道难关横在陆元九和祖国之间：第一，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不能办理回国手续;第二，他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强迫他办绿卡永久居留，放他回国更是无从谈起。
为了摆脱对回国的限制，1950年他退出了科研小组，转到一个研究原子弹爆炸破坏效应的实验室，密级降低了。然而，很快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美国规定中国人作为“交战国”的公民必须每3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证明这3个月没有任何“不法活动”。3年中，陆元九有了两个孩子。为了家庭，他被迫办了绿卡，但对于当局提出的加入美国国籍的要求，他仍然置之不理。
1954年，为了彻底扫清回国的障碍，陆元九离开实验室，到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所进行民用科技研究。此间，陆元九参加了多项先进科技项目的探索，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气垫车。后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美，就曾乘坐过这种车。
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减弱陆元九的思乡情怀。机会终于来了，中美达成了协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借此机会于1955年10月返回祖国。
不过即使有了协议，回国手续还是相当麻烦。中美没有建交，只有让印度大使馆帮忙。几经周折，陆元九才办好了回国手续，准备登船。但在这时航运公司通知，为防天花，小孩必须接种牛痘，可他最小的孩子还太小不能接种。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陆元九和妻子、3个孩子才从旧金山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
这艘船先开到日本，又绕道菲律宾马尼拉。当停靠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可以下船活动，唯独中国人被集中到一间船舱里看管。船从马尼拉开到香港，快靠岸时几名同命运的回国留学生半夜就被叫起来，下到一条小船上才准许靠岸。陆元九一家在港英当局派出的警察押解下穿过九龙，步行穿过罗湖桥。
陆元九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回望短短几十米的罗湖桥，不禁百感交集：这回国的路看似平常，可他竟走了11年！回想在国外没有身份、受人欺侮的经历，他内心无比畅快，真想大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
再苦再累也快乐
在20世纪50年代，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陆元九带着这一先进技术和炽热的爱国心回国了，准备大干一番。
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动化所，国家分配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陆元九到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参加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那时陆元九除了总体规划，一些杂活也亲自过问。
在祖国，再苦再累他都觉得是快乐。不久，陆元九还请在他之后归国的留美人员杨嘉墀、屠善澄同到自动化所工作。陆元九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开拓性的作用。这期间，陆元九除进行工业生产自动化研究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成果。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陆元九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期间，他还坚持撰写专著，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用编撰成书。
1964年，他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此书一改过去著作都以力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论述的情况，采用自动控制的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了论述。这本书对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在长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了。
正当陆元九准备以更高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时，十年浩劫开始了。造反派给他编造出“特务”的罪名。那些“小将”们问陆元九：“美国的条件那么好，你干吗还回来？不是做特务还是做什么？！”
听到这些，陆元九不说什么。他的爱国之情源自从旧中国到新社会的亲身经历，对于那些挨批斗、蹲牛棚的日子，陆元九只是一笑了之。
在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间，陆元九被剥夺了一切工作。令他遗憾的不仅是这12年时光，还有他最珍贵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下册）》手稿因抄家而遗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七机部部长的宋任穷来到陆元九家中，了解他的情况，陆元九表示希望继续从事惯性导航研究工作，并希望到国内相关单位考察。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来，陆元九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
很快，在他赴长沙国防科大考察期间，又接到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这时陆元九只有一个念头：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尽可能补回来。
担任所长期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即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并在型号工作中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代”的精神。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
陆元九极力主张改善试验条件和设施，以便研制高精度惯性仪表。由于他的努力，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创立了坚实基础。
1982年他作为全国惯导与惯性技术专业组副组长、技术咨询分组组长，力主统筹规划，明确各研究单位的发展方向，防止低水平重复。
他明确提出：应用于运载火箭的惯性器件应突破铍材应用、动压马达等技术关键;应用于战术导弹的惯性器件要解决快速启动、末段导引等技术;应用于卫星的惯性器件则要突破长寿命技术。
陆元九还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多渠道聘请专家，组织国际会议，进行技术交流，引进人才，促进了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让年轻人擎起航天旗帜
大家都知道，陆元九“要求严”。这种严格来自于对航天产品的负责，“我们的产品是要上天的，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求严格，可以进步快一点。”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陆元九的夙愿。人们评价：“陆院士注重人才培养，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
1984年，陆元九担任了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的职务。在他过问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2000年以后，耄耋之年的陆元九依旧活跃在航天一线。经过几年调研和思考，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系统工程的构想，在他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2005年，陆元九發表了文章《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受到航天科技集团领导高度关注，随即部署落实。一代又一代的航天青年才俊，在陆元九的指引下，成长为作风优良的航天工作者。陆元九对晚辈悉心爱护，他的一生推动了我国惯性导航事业的跨域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
陆元九一生简朴，从美国带回的袜子一直穿了半个世纪，但后来，他捐出自己的大笔积蓄，资助科学研究。这些钱寄予着一位老院士对青年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在他九十华诞之际，他的学生们发来贺信，写道：“尽管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当年那个大步穿过罗湖桥回到祖国的青年，报国之心分明还未老去。
2021年6月29日，陆元九获“七一勋章”。
一生坎坷起伏，辗转求学于战乱时代，远渡美国深造，放弃海外优厚的待遇学成报国，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自觉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烽火连天坎坷求学路
陆元九出生在滁县一个教员家庭。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力羸弱，备受欺凌。1937年，高考后的陆元九报考的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上海沦陷使交通大学开学成为泡影，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向陆元九发来了开学通知书。在炮火中，陆元九逆江而上，经由武汉、宜昌到达大后方重庆。
作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陆元九和他的同学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助教，广泛接触航空工程的方方面面。这对提高一个科研人员的理论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20世纪40年代中期，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将举行的消息传来，陆元九不愿失去这次机会。他白天工作，晚上努力学习，最终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当时，太平洋水雷密布，他只好选择印度洋和大西洋航线，从重庆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候船，光等船就等了两个月。环绕半个地球的航行自然少不了磨难，但与陆元九执著理想的胸怀相比，这些只是人生路上的小插曲。
“祖国，我回来了”
陆元九被分配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面临专业的选择。他看到在专业名录中有一个仪器学专业，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经了解，这个专业是著名自动控制专家C·S·德雷伯教授开设的。
二战后，自动控制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上开始应用，但作为导航则尚处于萌芽阶段。德雷伯教授力主将自动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即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创立了惯性导航技术。仪器学专业，学习的就是惯性导航。这项技术十分关键，美国政府将其列为重要军事研究项目。这个专业需要学习新课程，完成论文前还要进行合格考試，它的难度使得报名者寥寥。
喜欢尝试挑战的陆元九选择了仪器学，成为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在这位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的引领下，他走进了前沿技术的前沿。
陆元九聪明刻苦，再加上他扎实的功底，成绩相当突出。在两年内，他一直是这门学科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十分喜爱。从1945年到1949年间，陆元九埋头学习，并担任助教，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1949年，身处大洋彼岸的陆元九迎来了两桩喜事：一是获得博士学位，二是与留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获得博士学位后，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这时，新生的祖国百废待兴。陆元九知道，到了为祖国贡献本领的时候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了进步组织，为回国做准备。
但此时一道道难关横在陆元九和祖国之间：第一，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不能办理回国手续;第二，他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强迫他办绿卡永久居留，放他回国更是无从谈起。
为了摆脱对回国的限制，1950年他退出了科研小组，转到一个研究原子弹爆炸破坏效应的实验室，密级降低了。然而，很快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美国规定中国人作为“交战国”的公民必须每3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证明这3个月没有任何“不法活动”。3年中，陆元九有了两个孩子。为了家庭，他被迫办了绿卡，但对于当局提出的加入美国国籍的要求，他仍然置之不理。
1954年，为了彻底扫清回国的障碍，陆元九离开实验室，到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所进行民用科技研究。此间，陆元九参加了多项先进科技项目的探索，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气垫车。后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美，就曾乘坐过这种车。
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减弱陆元九的思乡情怀。机会终于来了，中美达成了协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借此机会于1955年10月返回祖国。
不过即使有了协议，回国手续还是相当麻烦。中美没有建交，只有让印度大使馆帮忙。几经周折，陆元九才办好了回国手续，准备登船。但在这时航运公司通知，为防天花，小孩必须接种牛痘，可他最小的孩子还太小不能接种。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陆元九和妻子、3个孩子才从旧金山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
这艘船先开到日本，又绕道菲律宾马尼拉。当停靠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可以下船活动，唯独中国人被集中到一间船舱里看管。船从马尼拉开到香港，快靠岸时几名同命运的回国留学生半夜就被叫起来，下到一条小船上才准许靠岸。陆元九一家在港英当局派出的警察押解下穿过九龙，步行穿过罗湖桥。
陆元九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回望短短几十米的罗湖桥，不禁百感交集：这回国的路看似平常，可他竟走了11年！回想在国外没有身份、受人欺侮的经历，他内心无比畅快，真想大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
再苦再累也快乐
在20世纪50年代，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陆元九带着这一先进技术和炽热的爱国心回国了，准备大干一番。
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动化所，国家分配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陆元九到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参加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那时陆元九除了总体规划，一些杂活也亲自过问。
在祖国，再苦再累他都觉得是快乐。不久，陆元九还请在他之后归国的留美人员杨嘉墀、屠善澄同到自动化所工作。陆元九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开拓性的作用。这期间，陆元九除进行工业生产自动化研究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成果。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陆元九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期间，他还坚持撰写专著，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用编撰成书。
1964年，他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此书一改过去著作都以力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论述的情况，采用自动控制的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了论述。这本书对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在长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了。
正当陆元九准备以更高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时，十年浩劫开始了。造反派给他编造出“特务”的罪名。那些“小将”们问陆元九：“美国的条件那么好，你干吗还回来？不是做特务还是做什么？！”
听到这些，陆元九不说什么。他的爱国之情源自从旧中国到新社会的亲身经历，对于那些挨批斗、蹲牛棚的日子，陆元九只是一笑了之。
在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间，陆元九被剥夺了一切工作。令他遗憾的不仅是这12年时光，还有他最珍贵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下册）》手稿因抄家而遗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七机部部长的宋任穷来到陆元九家中，了解他的情况，陆元九表示希望继续从事惯性导航研究工作，并希望到国内相关单位考察。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来，陆元九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
很快，在他赴长沙国防科大考察期间，又接到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这时陆元九只有一个念头：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尽可能补回来。
担任所长期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即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并在型号工作中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代”的精神。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
陆元九极力主张改善试验条件和设施，以便研制高精度惯性仪表。由于他的努力，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创立了坚实基础。
1982年他作为全国惯导与惯性技术专业组副组长、技术咨询分组组长，力主统筹规划，明确各研究单位的发展方向，防止低水平重复。
他明确提出：应用于运载火箭的惯性器件应突破铍材应用、动压马达等技术关键;应用于战术导弹的惯性器件要解决快速启动、末段导引等技术;应用于卫星的惯性器件则要突破长寿命技术。
陆元九还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多渠道聘请专家，组织国际会议，进行技术交流，引进人才，促进了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让年轻人擎起航天旗帜
大家都知道，陆元九“要求严”。这种严格来自于对航天产品的负责，“我们的产品是要上天的，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求严格，可以进步快一点。”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陆元九的夙愿。人们评价：“陆院士注重人才培养，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
1984年，陆元九担任了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的职务。在他过问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2000年以后，耄耋之年的陆元九依旧活跃在航天一线。经过几年调研和思考，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系统工程的构想，在他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2005年，陆元九發表了文章《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受到航天科技集团领导高度关注，随即部署落实。一代又一代的航天青年才俊，在陆元九的指引下，成长为作风优良的航天工作者。陆元九对晚辈悉心爱护，他的一生推动了我国惯性导航事业的跨域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
陆元九一生简朴，从美国带回的袜子一直穿了半个世纪，但后来，他捐出自己的大笔积蓄，资助科学研究。这些钱寄予着一位老院士对青年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在他九十华诞之际，他的学生们发来贺信，写道：“尽管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当年那个大步穿过罗湖桥回到祖国的青年，报国之心分明还未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