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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瞳瞳的学校放假早一点,他娘俩提前几天已回武胜。
腊月二十八下午,我终于向着老家荣县出发。因驾照还没到手,为我带车开路的是同在成都工作的一位沾亲带故的女院长。多年没回出生地过年,这回总算如愿以偿。想必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一定在村口盼我,尽管他们在电话里从不过多表达情感,但他们懂得我有妻儿,有自己家的事。
孩子都是父母的股份。但父母不是股东,他们只是家的遗址。我知道有一天,他们还将成为故乡的坟墓。
现实中,哥哥和姐姐成家较早,但父母从没把我这一股份从原始股里分出来,无论他们决定什么大小事,都以我的名义执行。比如挨邻隔壁或亲戚红白事,他们要去走个亲送个礼,打的都是我的招牌,而且往往比别人家送得多,意思是不能给我丢面子。如果有我行礼出面的请客祝酒邀请,他们就不再单独行礼,反正我是他们的股,他们代表我的家。
父母跟幺儿一起生活,这是故土老人亘古不变的习俗。母亲常以家中有我这一股而宽心。可今年的春节,气氛有点糟,拿母亲的话说,人花花也没得几个。听说在外打工的回来不少,但就是不敢扎堆串门。
在乡下,晚饭后的规定动作便是洗脸洗脚,再多人也只轮流用那一张洗脸帕,以及同一盆水。这让久居城里的我很不习惯。即便天然气与自来水早已安装,父母却当它只是摆设,依然习惯柴火煮饭,习惯延长一盆水的使用寿命。完了,父亲示意我打开电视看节目。望着写字台上摆放的二十英寸电视,我不愿伸手拿遥控板,感觉这小玩意与我们的大房子很不匹配。这空大的客厅,除了两个不善言辞的老人,太需要一种声响来作陪。突然想给父母换台大电视,明天就去自贡买。
母亲听此消息,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腊月二十九早上,屋檐上滴着霜水,母亲像个欢天喜地的孩子,踩着枯萎的青草,跟着我出门。竹林边,风儿摇动的两棵树之间,是谁布置了一张大网?母亲说是德娃干的事,他想让斑鸠天天来上当。我想,再傻的鸟儿,受过一回难也不会再来了。那一刻,我很想找个无人的空当,悄悄撤掉那一张网。每天早晚,鸟儿集合家门前的生动场景,是城里人的望尘莫及,白鹭在此栖息,更添画中意趣。遗憾的是,我的行动已不如一只鸟,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意趣去帮一只斑鸠的忙。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心里住的那个鬼在作祟。在伙伴们四散的故土上,归来者的心事好比撞进网里的斑鸠,落寞、孤单、无助。我想起小時候,何尝不是这样撵着路跟母亲去走亲戚呢。
只是脚下这条高低不平的洼道,在我记忆里从没让母亲的脸色好看过。每次母亲的吐槽都让我沉默无力:每家每户的钱,交上去好多年了,可路还是没人来修,车开不到家门口,落雨下脚更让人发呆。我不止一次为我村庄的路扫兴,为何别人的村庄多是村村通的畅快?母亲的抱怨,无非是想让我出面找找上面领导。
翻过虎榜摩崖观音菩萨坡,一辆红色轿车忽然停在我们面前。
原来是小老韦,他让我们上车顺路搭一程。至少十多年没见面的小老韦,已经由当年那个爱流口水的孩童,长成闯荡世面的小伙子。看着他阳光又自信的表情,反而我变得有些沮丧、颓唐。我知道这颓唐和沮丧依然与心里那个兴风作浪的鬼有关,它骚动的空气让我太难管理自己的情绪。
小老韦和他父母长年在广州打工,副驾驶位置坐着他女朋友,据说是村委会主任的侄女。小老韦把我们送到成佳后,我和母亲步行几百米来到车站。成佳,原本属于荣县管辖的镇,两年前已划到贡井区。此地可见提竹篮或背背篼赶场办年货的人,偶尔发现有个别理直气壮戴口罩的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让人感知鬼在乱窜,鬼不想让我们过好这个年。
我说的鬼当然是恐怖的冠状病毒。互联网不断弹出的武汉疫情,其实都是我的敌人。几天了,它从来不消停,而且越蹿越快。任凭我们投入再多兵力,它依然隐匿在人类的生命深处,或鬼或蜮,作恶多端,随时带走一个个可贵的生命。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它要带走谁?
我只能隔三岔五瞅它一眼,因为关注它的人太多,它假装看不见我,其实我巴不得它早点滚出人类的视野。我不愿与母亲交流这奇妙的恐惧状态。在母亲看来,那些都是一些让人耸肩的听闻,过年尽量不要去和坏消息打交道。等我们坐上成佳到贡井的公交车,又见几个戴口罩的,他们看我和母亲的眼神,分明比我们更愿意证实鬼已降临。似乎不戴口罩的母亲,天生就不把自己的命看得多么脆弱,我想这和她长期与山峰、田坝、树木、锄头、泥巴、稻草人、玉米相处有关。在她的生命意识里,这些粗劣又坚韧的背景物种有强大的安全功能,或者说她一辈子的硬核与它们早已同质化。
即使,离开家门在外生活几十年,我依然可以同母亲的心态持平。显然我身上还有浓烈的乡土情结,没有具备一个现代人的安全意识。像我和母亲一样没戴口罩的人很多,他们一定是买不到口罩,而我是没意识到要去买口罩,但我听说早已买不到口罩了。
原本长期在贡井做事的哥哥,说好到指定点与我们会面,结果我们到达后多次催他,说是还在与工人喝茶谈事。好的是,侄子泽明午饭时候终于与我们在小饭店打了照面。他坚决拒绝我埋单,证明他已不再是我眼中的孩子。
午后,我们快速来到小米专卖店,选好中意的电视机,无奈却被告知,七十英寸没有现货,至少得等上三天才能发货。错过大年春晚,再大的电视于我看来都过时了。于是随便选了一款五十五英寸的现货。
门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几乎都戴有防护口罩。我和母亲一如往常,显得很不在意。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很多时候表现在人的生命常态上,但每个人的胎记决定了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与各自生存的土壤有关!
店员帮我们叫来安装师傅,迅速驱车一同朝家奔去。
二
下午,小老韦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已经在村口忙碌起来。
杀鸡打鱼的,洗衣扫地的,劈棍砍柴的,个个都没闲着,他们的行动为这个寂寞得见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村子,增添了一丁点乡关年气。母亲说,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正月初四,小老韦的女朋友携家人正式登门造访。如此具有仪式感的家庭喜事,小老韦的父母不敢有半点怠慢。 手脚麻利的二花,是小老韦的二婶,她在昨夜已将自家喂的十多只鸡鸭全部杀好,准备送至重庆,在女儿那过年。母亲问二花,怎么还没走重庆?二花心里很不爽,侧着身子弯个腰:有啥办法嘛,小老韦的妈老汉弄不出来吃,家里要啥没啥,话也不会说,还想说个好媳妇。我可不想提前去了重庆,把钥匙给他们随便拿我家的碗筷呀。
母亲停下脚步,脸上挤出几道没有水的波澜,一声咳嗽后转身回到屋里。我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像是母亲说给天上飞的斑鸠听的:人家不行,就你行。
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二花大大咧咧指手画脚,指挥人忙前忙后,从不怕得罪小老韦的父母。坝子里有打麻将的人招呼我,是江苏打工回来的小学同学。我向他点头,并没有走近的意思,因为麻将对我毫无兴趣。钟南山院士在新闻里明确宣布,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危险,提醒尽量不要出门,隔离就是最好的防控。
晚上面对新买的大电视,母亲打着喷嚏,开心地说这个电视看得很清楚,那个二十英寸的根本看不清。其实母亲的年纪,看不清楚也属正常,妻子和我早动员她去做白内障手术。父亲说,要等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才能做手术,否则效果不好。
我和父母时而搭着话,手机里的鬼常常将我的注意力东拉西扯。本想这次回来陪父母过年,尽量把刷手机屏的臭毛病丢在一边,多和他们找些久远的回忆,尽可能不要冷场。毕竟属于父母的往事,陪着回忆一次就少一次。可人命关天的武汉疫情,迟迟没有收场的迹象,各类信息吵得人不得安宁,封城行动随之而来。解放军在集结行动,白衣战士摁下红手印,发出请战书。我偶尔选择一条疫情读给父母听,发现他们惊恐的眼神,夹杂着空洞的危险。因为他们压根不懂,何谓冠状病毒?于是只好早早关灯,上楼睡觉。
一个人的客厅,迅速将遥控板摁到中央13套新闻频道,白岩松正在对话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个什么鬼,我父母完全没有能力去弄懂。隔行如隔山,作为医学上这次遇到的巨大难题和挑战,其实我很难借助文学给他们提供科学上的解释。何谓冠状病毒?1937年,冠状病毒首先从鸡身上分离出来。1965年,分出第一株人的冠状病毒。由于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其外膜上有明显的棒状粒子突起,使其形态看上去像中世纪帝王的皇冠,因此命名就此成立。直到1975年,病毒委员会正式命名冠状病毒科。2003年,我见证过中国遭遇的非典,并参与了相关工作,似乎冠状病毒比非典来得更魔幻,更无厘头。
着急的新闻,一条比一条更鬼,让人看了着急、害怕、担忧……
三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
我通知哥哥和泽明回来吃团年饭。顺便发了个微信红包200元给泽明,让他给他奶奶买感冒药,再帮我买一串巨响的鞭炮。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必须用最响亮的爆竹声,在跨年夜的重要时刻,把心里的那个鬼送走。
夜未央,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天边几颗模糊的星星,在打探村子里的消息。其中一颗特别亮的星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让我忽然想起一个人。于是给回忆中的那个人发微信:有空望一眼你窗外山上那颗星,亮得太过分了,若时光倒回三十年,一定想办法将它夺下来。
此人是年少时的伙伴善玉,他决定从广州回来,已提前告知我行程。算来我们之间,足有二十多年没有谋面。善玉叹息:哎,这几天把我累惨了,天天都搞到十一二点,几乎是全面整修。原來他因长年在外打工,人去楼空的房子,早已千疮百孔,这次够他累了。我们虽然望得见彼此屋顶升起的星星和炊烟,但面对那个满世界逍遥的鬼,谁都没有胆量开玩笑见与不见。
辗转反侧,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几乎被各类爆炸式的信息全部占据,耳朵里忽然钻进一个声音,让我有些不安——那是隔壁母亲的咳嗽声,很用力,很疼痛。
母亲感冒了。在半梦半醒之间,那尖厉的咳嗽声,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母亲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在非常时期同我随随便便进城?母亲得知我的担心反而安慰我,没事的,就一点小感冒。她不知因我粗心导致的这个错误,将意味着多么可怕的结果?
万一我们在车上遇到带传染源的人怎么办?看着各大媒体的报道,与手机上频频刷屏的疫情,想想素不相识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从A到B,从B到C,从C到的D的不幸感染者,这的确之于幸存的我们算是侥幸。作为山野里长大的孩子,我习惯与自然万物同生长,习惯手无寸铁两手苍茫行走江湖。可母亲毕竟八十多岁了,尽管看上去她常被人称之硬朗,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连初生的婴儿也不放过。
第二天,和父母一起做年饭,依然不断刷屏关注武汉。太多棘手的信息,逼得人心急如焚。我时而趁父母对话,将眼神从灶火里,移回手机屏幕。我讨厌自己的心不在焉,毕竟答应妻子回老家过年,要多为父母做好吃的。事实证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已经从一座城窜到另一座城,甚至更多人的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父母不会知道。如此漫天乱飞的信息,像是地球前所未有地摁下一个开关,导致如此诡异的病毒,竟以大牌主角的身份,极富魔幻般地闪亮登场……武汉就是它们的表演舞台,全社会的演员都在陪它,参与这场演出。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化作一个冰冷数字,甚至无须与故土的亲人告别,因为一粒飞沫的速度结缘毒魔,根本让人来不及告别。一条条信息更新一个个消失的生命数据,几乎上一条还没读完,手机刷屏的生命数据又有了新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人在灾难面前,何其渺小,毒魔夺人,哪会给你生命尊严的余地?病患者有的排队住不进院已给医生下跪,遗憾那根本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情。疫情信息战,网络一片乱,似乎人人都成了事件的监督者,忽然感觉那个满世界抓人的毒魔,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但我不能把我的感受传递给父母,也不愿让他们察觉我内心,对这次疫情产生的担忧。
午饭后,泽明一个人驾车回到贡井。很快,他传回一个紧张的消息:贡井菜市已停止一切宰杀,摆摊卖菜的个人、门市一律取消交易。现在大街上,已一片空荡。我想,城里不过如此,乡下情何以堪?一场疫情,已让城乡瞬间变得空旷,久别的归乡者,何处安放心情? 哥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视发呆。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他的活动范围只有饭厅和客厅。母亲早为他准备好的房间,他没有涉足一步。除了问我家瞳瞳上几年级?是否能够独自去学校之外,他再没多余的话。哥哥和他的工人师傅们,常年在工地上与泥巴石头钢筋水泥打交道,对此我一窍不通。饭桌上,唯一获取他的工作信息,都是泽明说的——
工地上的钱太难收了,最近来找他爸爸要钱回家过年的工人,天天都来敲门,弄得他那个愁啊。
除夕之夜,无心再看春晚。尽管宽大的电视屏幕上,有欢声笑语和歌舞升平,可他们的热闹无法匹配我的心境。明知疲惫又模糊的眼睛,早已无力坚持,依然忍不住急切地刷屏。电,一格一格地少下去,信息一条一条地冒出来,刷来刷去,始终无法刷出一条好消息。
初一下午,哥哥给泽明几次电话无人接,只好独自一人返回贡井。
父亲追出门,让他初二回来参加四姐家的拜年饭。
可哥哥说明天他要去医院定期透析。
四
傍晚,威远的五姐来电,告知他们村子已封。麻将馆关了,茶馆关了,路边摆龙门阵的人,都被高音喇叭劝回家了。母亲知道这些消息后第一反应:明天他们出不来了。手机里砸了锅的新闻,还在不断升级沸腾,形势严峻到了临界点。武汉周邊的城市相继封城,全国冠状病毒感染人数,随时都在上涨。接着,广州发现,北京发现,四川发现,浙江发现,香港发现……有的疑似,有的确诊。
我打四姐电话,明天拜年是否取消?
四姐说,村里已经通知,五桌的聚会一律取消,明天她家只有两桌。姐夫是村干部,他接过四姐的话——刚从成佳开紧急会议回来,武汉有一年轻护士,回家乡自贡过生日,参加聚会的几十人,已全部隔离。这次疫情,对于不作为的干部一律通报处理,出不得半点纰漏,每家每户每个人必须通知到位,凡是从武汉回来的,或有接触者,统统上报,一个也跑不脱……
从家里步行去四姐家约十分钟。我和四姐几年才碰一次面,她长年在上海打工。初二的见面,从村干部姐夫这里获悉太多意外消息:九十老者祝生,订了九百九十九桌宴席,几十个厨子,早就预约好了,舞台上戏班子演出的订金也交了,但被武汉的事情给取消了。谁家初四嫁女,二十桌,客人已全部辞退。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最好的挽救,否则厨子也将受到处理。
傍晚回到家,遇到小老韦的母亲。她说,本来初四办六桌,队长知道后,专门下来打招呼,现在缩小到一桌。似乎一夜之间,“取消”二字迅速成了这个春节的关键词。
初三去大姐家。原本打算闭门不出,可考虑大姐夫走后两年,大姐刚组建新家庭,应该给予看望。若是不去,又担心大姐怪我小题大做。事后才知,大姐完全能够理解我可以不去,毕竟她在上海、成都打过工,她懂得这疫情的可怕,我后悔不该低估大姐的大局意识。
妻子忽然打来电话,让我更加后悔不已。得知我这两天的行程,她火气就燃烧,我除了沉默,再也找不到合理解释,毕竟她是替我的生命担忧。尤其听到我声音有些喑哑,她更是忍不住提高嗓门——街道商场都很危险,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不能去,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说乡下太空旷,比成都冷一些,可能是有点小感冒。要知道,这时候电话里的一声咳嗽,或一个喷嚏将是多么不合时宜。偏偏妻子在电话里察觉到我的异常,于是无休止一顿狂批……
我只剩下两句话:哪里也不去了,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夜里,从楼上抱来被子,把自己捂在沙发上看电视,其实也是在看手机。不少微信,是妻子转发的预防病毒招数。
父亲坐在电烤炉边抽烟,母亲依偎着父亲嗑瓜子。我从手机上转移视线回到电视屏幕上,反反复复,却无法实现一心两用。面对武汉人太多的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我的心无法安定。此时,一只老鼠在屋角转了一个圈,它是来传达疫情的吗?
我们仨对视一眼,忽然没了话题。
许久,母亲说,她的猫被人偷走一个多月了。我说昨夜听见猫的叫声,可母亲说那不是咱家的猫。母亲又说起了二花,吃东西凶得很,每次到家里来,很不讲理,抓起茶几上的水果一干就是三个。母亲不在茶几上摆水果了,母亲害怕二花进门把水果吃光。我笑,水果本来就是拿来吃的。母亲并不赞成我的观点,母亲说别人吃不到二花的东西。二花是吃不得亏的人,村里人都知道二花的底细。我们屋后边的男人,二花也跟他好过。二花不管别人说她要不要脸呢。不过,那个男人现在又跑到洞口去了,上次趁他女人不在家,带了洞口的女人来,干活凶得很。身后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娃,队长问他,这孩子长得真像你。他得意地答道,本来就是他的娃。
我笑,这些人也太没法纪意识了吧。他女人不闹吗?
母亲说,女的到镇上帮女儿带娃去了,很少回来。
队长某某某屋头,二花也是常客。随随便便进进出出,谁不知道,连她妈都知道,可二花要往人家屋头跑,刀也逼不回来。
我笑,都是当外婆的人了。母亲说,现在二花跟的人,是马路边骑两轮的小七,经常来载她去街上兜风。街上卖东西的人说起都笑。我也想笑,尽管我的故土早已失去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想想中国那么多人的故乡,又有几块故土守住了民风习俗的道德底线?二花家的男人不管吗?母亲说,管,要管得住就不会败坏村子的名声了。二花男人还说,等二花也去挣钱,一个家两个人挣钱才不累。我说,那小七的女人情绪咋整?母亲说,那个老实巴交的人,在床上抓到他们几回了,但她打不过好强霸道的二花。
五
初四比初三更无聊,餐桌上除了腊肉就是香肠。家门口遍地都是青菜,可父母从不喜欢吃素。毕竟他们年轻时候,因贫穷吃不到肉导致一辈子对素食产生误会,甚至仇恨。我去菜地摘一把红油菜,准备用来清炒。
母亲说,怪难吃!
街上的农贸市场,已关闭几天。即使开放,我也不允许父母上街买肉。我告诉他们,肉不稀罕,只要一碟辣椒泡菜下饭就够了。
午饭时,母亲端起碗,对这个春节极其失望,她一辈子无法承受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由的快乐——要不是过年,村里人花花也看不到几个。在城里,我尽量要求自己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规范自己的文明举止,为人师表的人,更不能用走调的方言,把台下的学生带偏。可此时,面对出自母亲的母亲生产的土语,“人花花”显得尤为亲切和珍贵。在母亲眼里,我的归来,在她眼里就多了一个人,仿佛眼前开了一朵花。于是,母亲嘴边便开出一朵又一朵的人花花。母亲说起的另一朵花,我有印象。小时候,她的眼睛大得像两颗琥珀色的玻璃珠。女孩父母早年是近亲结婚的表兄妹。记忆中,女孩可能至今不到二十五吧。因我出走故乡几十年,理论上早已和这个地方不存在行政关系。我能获取故乡的一地鸡毛,重要传播者只能靠母亲—— 艳兰那朵花,像个纸飞机一样,家里是管不住了,到处去给人生娃,生了又嫁,嫁了又生,已经嫁了四个男人了,过年又抱了一个娃回来。
我摇摇头,不知该如何表情。但转念又想,难道生娃会是她快乐的选择吗?
下午,为了逃避无孔不入的毒魔消息,我关掉手机投入创作。脑海中,电视上,微信里,那一枚枚白衣战士摁下的红手印,在各自的出发地,像龙卷风一样,向着武汉飞。他们在请愿,他们在奔袭,他们在拯救,他们在呼喊,为那些寒风中无助挣扎的生命。可此时,我能做些什么?如果我是医生,必须用自己的所能,在人命关天的国难时刻,冲向武汉。可我只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文学在灾难面前十分苍白,针对那些等待呼救的生命,写作者比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生命更卑微,更无力,甚至更可怜。但就是那夜色中穿行的红手印,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了大地上所有的夜晚。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我创作的勇气,他们让我看见硝烟散尽的战场,依然没有硝烟。可战争已经打响,死亡让我刻不容缓地闻到了生命的绝望。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词——
我听见你呼喊的声音
我看见你奔袭的背影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
生命可贵汇聚圈圈圓圆的指纹
我扛起你所有的请愿
我抱紧你伤痛的心灵
在这灯火通明的时刻
太多手指蘸满信念摁下红手印
红手印红手印
庄严的誓言凝聚一个个鲜红的签名
红手印红手印
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生命的旅程
窗外,突然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母亲风风火火闯进来,拿给我两张A4纸,说是队长某某某送来的。我扫了一眼纸上内容,原来是两份疫情通告。我将重点事项,传达给盯着我眼神慌乱的母亲。此时,我心里十分窝火,两张纸顶个屁用,怎么不给每家每户送几个口罩?
母亲正欲下楼,转个身瞄我一眼:连个赤脚医生,都要走半匹坡才有,到哪去给你找口罩!
初五有阳光,我尝试去山坡透透气,于是借口找赤脚医生给父亲拿感冒药,顺便在商店里买几把挂面。父亲站在门口,给我指山上的路怎么走。母亲说,你可以去善玉家坐坐。其实,母亲体谅我在家待太久了。
正如父亲所说,以前的路,好多都没有了,有些长满了巴茅,有的路基痕迹也找不到了。只好停停走走,这里行不通又走那里,感觉自己像一个寻找灵丹妙药的老中医,能够制服那毒魔的神药究竟在哪里?眼前,比人更高的荒草遮盖了一切。只好沿着有狗吠的人家,绕道去那个山坡。我发信息给善玉:出来到商店走走。善玉不冷不热地回复三个字——在干活。接着,他又发来一条:商店那里不能去玩。我没有思考,即刻回复:为了大家的安全,都不要见面了。许久,善玉打来一个“OK”的手势。
我终于问到赤脚医生的家,已经认不出那人当年模样。这个在我面前曾经无比高大英俊的赤脚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白萝卜一样胖墩墩的儿子,被我们大孩子欺负过。现如今赤脚医生,已然成了一个缩头缩尾的老头,满嘴牙也没几颗了。赤脚医生反复打听我来历,我报出父亲名字,他恍然大悟:几十年没见面了,你说我咋不老。
返回路上,我瞄了几眼小时候玩过的山峰,如今已成平地匍匐在我面前。想了又想,人在山河眼里,是否如蚁随行?自然万物会不会与人同一个蜕变逻辑?
路上,遇见凤仙。
凤仙微笑着说,你同学善玉也回来过年了,你怎么不叫他来玩?我该如何招呼凤仙,她都五十了也不出嫁,我只微笑不作答。非常时期怎么玩?连草尖尖都长满了真假难辨的眼神。凤仙说,你知道不?山坡上那个姓王的赤脚医生,给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量了一下温度就被感染了,已经被带走隔离。
此消息来得太生猛了。
纵观每个人面对疫情的态度不一样,但不要被感染的念头是一样的。毒魔每分每秒都可能从每一个人的生命路过,毒魔的路在山风的袍袖中,在斜阳的咽喉里。毒魔要带走谁,只是一念之间。接着,凤仙还播报了一些远远近近的疫情消息。但凤仙肯定钟南山院士出现在灾区,武汉人民就有希望获救。
似乎凤仙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可凤仙压根不知我刚从赤脚医生那里回来。
六
初六,我想我不得不返回成都。世界最后一片净土——西藏已经宣布发现首例感染冠状病毒。这个信号让人有些绝望!国际上,也有不同国家不断传出疑似病例。
正常情况,初七就应该上班。为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单位迅速传达国家规定的延迟上班时间。泽明在微信里说,幺叔,乡下人少,安全一点,你最好不要急着回成都,那里感染人数还在增长。但我还是必须赶回成都。乡下已经让我失眠几宿,除去各种谣言包围,母亲每天按时叫醒吃饭,也让我很难适从。我太需要充足的睡眠,太渴望回到藏朵舍被墨香与茶香包围。大疫当前,我想从事文艺的人,不能没有自己的表达,歌词《红手印》已对接作曲,这是我必须早日回到成都的理由。
来村里接我的司机,收费比平时翻倍,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司机坦言,都这种时候了,能有人敢送你,已经冒了生命危险。司机在电话里问我,从哪里回来?我如实回答后,他才同意接我。路上,他很不放心地叮嘱:你千万别感冒了,否则路上要被拦回。
我的鼻子有点堵。但我始终没有回应他的叮嘱。
所幸,一路上车辆很少,几次过关口,路边值班的工作人员检测温度都正常。可谁也没有料到,不正常的事还是发生了。地点就在快要抵达成都东站的一个路口,排着长队的外地车辆已被拦到一边,足有几里路的距离,车上的人必须掏出证件验明身份。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复等待。四十分钟后,一个年轻的疫检走到车窗前,将手中的温度测量仪像手枪那样瞄准我的脸,连续几声紧急的警报,吓得人目瞪口呆。车上的人,惊恐万状地审视我,仿佛毒魔就在他们身边。司机质疑:你不会是从武汉回来的吧?我更加疑惑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想,前面闯关一切正常,怎么这里就卡壳了呢?难道我身上不正常的温度,是外星人忽然馈赠的吗?我的视线越过疫检,我看见了更远的商场和大街,我以为我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影子。可疫检充满怀疑的眼神,神速唤了一位女同事,重复检测我。 她手中的枪,瞄准我额头,连扣几响扳机,然后冷静判定——正常。
总算虚惊一场。
进城,到达小区,上电梯,门上一张A4纸,以眼泪和哑巴的方式在默读:尊敬的居民朋友,我社区于2020年1月28日15时,走访你户,无人应门。请见此条后及时与居住地社区取得联系。
我慌慌张张,喘着粗气,抽出钥匙,打开门,把自己关进藏朵舍,久久不肯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丢失的灵魂,正在被满世界呼喊、寻找。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在精神病院写诗的食指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谢天谢地,我赶紧给家人报平安。可父亲的电话,处于通话状态。我即刻拨打四姐电话。四姐说警察来了,刚带走一个人。我惊讶道:谁被感染了?四姐说,警察带走的不是感染者,而是去每家每户宣告真相的凤仙。鬼才相信凤仙说的真相呢,居然把武汉的冠状病毒说成,世界末日到了……
我重重地缓了一口气,原来是她。
原来告诉我赤脚医生被感染了,不也是凤仙吗?
很快,父亲的电话打过来,我告诉他返回路上的惊心动魄。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电话——成都春节热闹不呢?我说,商场和大街,一个人花花也没有。
七
初九是個特殊日子。
假期尚未结束,疫情还在蔓延。
就在这一天,单位宣布所有职工在家办公。可我无法因办公方式的改变而高兴,初九数字连起来正好是公元20200202。清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樱花美图,那是字族小王子从昆明送来的早安图。春城,一年四季开放的花朵太多,樱花不过是其中惊艳的一种。为此,我借以配文两句推送朋友——
希望一切从这特别的一天开始变好,
期待樱花早日铺满江城的每个角落。
不久,海外归国学生何文发来友情建议:凌老师请在2020年2月2日晚20时20分,拍一张夜景照片留着纪念,照片上请注明“拍摄于公元202002022020”。何文特别提醒,这个数字人类纪元只有一次。
是呀,对于庚子春节,我想太多人,都不可能因假期的延长而喜悦。尽管,如此记录有些流水和缜密,但它与这场巨大的疫情,不无关系。过去处处热闹开放的春节,与这个寂寞得人花花也见不到几个的春节,有了太多的可比性。在正常与无常之间,每个人都在自我隔离,一家人都在战“疫”,每座城都在防控,每条街都在警示,连空气都在秘密传递和暗示,环境的约束让人心急如焚,种种细碎体味值得刻骨铭心。
“鬼”的来龙去脉,至今没有一个真相,我到底该记录些什么?
有人说,疫情是一把照妖镜,什么鬼都想出镜表白存在。我想问,多难兴邦的中国人民难道灾难还少吗?每一次作为受害者的人类,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究竟有没有减少苦难带给每个人的苦痛?公知们面对灾难的发生,呼喊的总是反思?可几千年的中国土壤之上,谁在反思?拿什么来反思?
天黑了,心潮未平。的确,多年以后再忆起这个春节,田野和城镇看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春节,完全可以给我们大把大把时间储备应对灾难的精神力量。显然,这次我们被来路不明的疫情击倒,先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防控不堪一击,我们薄弱的灵魂,如风吹纸片,所有的慌乱都经不起被一粒沙洞穿。我们太需要慢下来,沉淀自己的精神世界,过滤自己的精神镜像,提升自己辨识防伪的能力。
行文至此,一个人在十五楼的藏朵舍,突然被空气的引力往空中牵扯了一下,流苏门帘在四处安静的环境,梦幻般地舞蹈起来,我无意识地随弯曲的墙壁弯下身子,即刻意识到地震了。当我刚刚从真真假假的疫情信息战中突围出来,慢慢找回多年前那颗平心静气的小灵魂,手机上的信息已经弹出来了: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北纬30.74度,东经104.406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
责任编辑/兰宁远
瞳瞳的学校放假早一点,他娘俩提前几天已回武胜。
腊月二十八下午,我终于向着老家荣县出发。因驾照还没到手,为我带车开路的是同在成都工作的一位沾亲带故的女院长。多年没回出生地过年,这回总算如愿以偿。想必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一定在村口盼我,尽管他们在电话里从不过多表达情感,但他们懂得我有妻儿,有自己家的事。
孩子都是父母的股份。但父母不是股东,他们只是家的遗址。我知道有一天,他们还将成为故乡的坟墓。
现实中,哥哥和姐姐成家较早,但父母从没把我这一股份从原始股里分出来,无论他们决定什么大小事,都以我的名义执行。比如挨邻隔壁或亲戚红白事,他们要去走个亲送个礼,打的都是我的招牌,而且往往比别人家送得多,意思是不能给我丢面子。如果有我行礼出面的请客祝酒邀请,他们就不再单独行礼,反正我是他们的股,他们代表我的家。
父母跟幺儿一起生活,这是故土老人亘古不变的习俗。母亲常以家中有我这一股而宽心。可今年的春节,气氛有点糟,拿母亲的话说,人花花也没得几个。听说在外打工的回来不少,但就是不敢扎堆串门。
在乡下,晚饭后的规定动作便是洗脸洗脚,再多人也只轮流用那一张洗脸帕,以及同一盆水。这让久居城里的我很不习惯。即便天然气与自来水早已安装,父母却当它只是摆设,依然习惯柴火煮饭,习惯延长一盆水的使用寿命。完了,父亲示意我打开电视看节目。望着写字台上摆放的二十英寸电视,我不愿伸手拿遥控板,感觉这小玩意与我们的大房子很不匹配。这空大的客厅,除了两个不善言辞的老人,太需要一种声响来作陪。突然想给父母换台大电视,明天就去自贡买。
母亲听此消息,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腊月二十九早上,屋檐上滴着霜水,母亲像个欢天喜地的孩子,踩着枯萎的青草,跟着我出门。竹林边,风儿摇动的两棵树之间,是谁布置了一张大网?母亲说是德娃干的事,他想让斑鸠天天来上当。我想,再傻的鸟儿,受过一回难也不会再来了。那一刻,我很想找个无人的空当,悄悄撤掉那一张网。每天早晚,鸟儿集合家门前的生动场景,是城里人的望尘莫及,白鹭在此栖息,更添画中意趣。遗憾的是,我的行动已不如一只鸟,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意趣去帮一只斑鸠的忙。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心里住的那个鬼在作祟。在伙伴们四散的故土上,归来者的心事好比撞进网里的斑鸠,落寞、孤单、无助。我想起小時候,何尝不是这样撵着路跟母亲去走亲戚呢。
只是脚下这条高低不平的洼道,在我记忆里从没让母亲的脸色好看过。每次母亲的吐槽都让我沉默无力:每家每户的钱,交上去好多年了,可路还是没人来修,车开不到家门口,落雨下脚更让人发呆。我不止一次为我村庄的路扫兴,为何别人的村庄多是村村通的畅快?母亲的抱怨,无非是想让我出面找找上面领导。
翻过虎榜摩崖观音菩萨坡,一辆红色轿车忽然停在我们面前。
原来是小老韦,他让我们上车顺路搭一程。至少十多年没见面的小老韦,已经由当年那个爱流口水的孩童,长成闯荡世面的小伙子。看着他阳光又自信的表情,反而我变得有些沮丧、颓唐。我知道这颓唐和沮丧依然与心里那个兴风作浪的鬼有关,它骚动的空气让我太难管理自己的情绪。
小老韦和他父母长年在广州打工,副驾驶位置坐着他女朋友,据说是村委会主任的侄女。小老韦把我们送到成佳后,我和母亲步行几百米来到车站。成佳,原本属于荣县管辖的镇,两年前已划到贡井区。此地可见提竹篮或背背篼赶场办年货的人,偶尔发现有个别理直气壮戴口罩的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让人感知鬼在乱窜,鬼不想让我们过好这个年。
我说的鬼当然是恐怖的冠状病毒。互联网不断弹出的武汉疫情,其实都是我的敌人。几天了,它从来不消停,而且越蹿越快。任凭我们投入再多兵力,它依然隐匿在人类的生命深处,或鬼或蜮,作恶多端,随时带走一个个可贵的生命。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它要带走谁?
我只能隔三岔五瞅它一眼,因为关注它的人太多,它假装看不见我,其实我巴不得它早点滚出人类的视野。我不愿与母亲交流这奇妙的恐惧状态。在母亲看来,那些都是一些让人耸肩的听闻,过年尽量不要去和坏消息打交道。等我们坐上成佳到贡井的公交车,又见几个戴口罩的,他们看我和母亲的眼神,分明比我们更愿意证实鬼已降临。似乎不戴口罩的母亲,天生就不把自己的命看得多么脆弱,我想这和她长期与山峰、田坝、树木、锄头、泥巴、稻草人、玉米相处有关。在她的生命意识里,这些粗劣又坚韧的背景物种有强大的安全功能,或者说她一辈子的硬核与它们早已同质化。
即使,离开家门在外生活几十年,我依然可以同母亲的心态持平。显然我身上还有浓烈的乡土情结,没有具备一个现代人的安全意识。像我和母亲一样没戴口罩的人很多,他们一定是买不到口罩,而我是没意识到要去买口罩,但我听说早已买不到口罩了。
原本长期在贡井做事的哥哥,说好到指定点与我们会面,结果我们到达后多次催他,说是还在与工人喝茶谈事。好的是,侄子泽明午饭时候终于与我们在小饭店打了照面。他坚决拒绝我埋单,证明他已不再是我眼中的孩子。
午后,我们快速来到小米专卖店,选好中意的电视机,无奈却被告知,七十英寸没有现货,至少得等上三天才能发货。错过大年春晚,再大的电视于我看来都过时了。于是随便选了一款五十五英寸的现货。
门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几乎都戴有防护口罩。我和母亲一如往常,显得很不在意。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很多时候表现在人的生命常态上,但每个人的胎记决定了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与各自生存的土壤有关!
店员帮我们叫来安装师傅,迅速驱车一同朝家奔去。
二
下午,小老韦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已经在村口忙碌起来。
杀鸡打鱼的,洗衣扫地的,劈棍砍柴的,个个都没闲着,他们的行动为这个寂寞得见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村子,增添了一丁点乡关年气。母亲说,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正月初四,小老韦的女朋友携家人正式登门造访。如此具有仪式感的家庭喜事,小老韦的父母不敢有半点怠慢。 手脚麻利的二花,是小老韦的二婶,她在昨夜已将自家喂的十多只鸡鸭全部杀好,准备送至重庆,在女儿那过年。母亲问二花,怎么还没走重庆?二花心里很不爽,侧着身子弯个腰:有啥办法嘛,小老韦的妈老汉弄不出来吃,家里要啥没啥,话也不会说,还想说个好媳妇。我可不想提前去了重庆,把钥匙给他们随便拿我家的碗筷呀。
母亲停下脚步,脸上挤出几道没有水的波澜,一声咳嗽后转身回到屋里。我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像是母亲说给天上飞的斑鸠听的:人家不行,就你行。
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二花大大咧咧指手画脚,指挥人忙前忙后,从不怕得罪小老韦的父母。坝子里有打麻将的人招呼我,是江苏打工回来的小学同学。我向他点头,并没有走近的意思,因为麻将对我毫无兴趣。钟南山院士在新闻里明确宣布,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危险,提醒尽量不要出门,隔离就是最好的防控。
晚上面对新买的大电视,母亲打着喷嚏,开心地说这个电视看得很清楚,那个二十英寸的根本看不清。其实母亲的年纪,看不清楚也属正常,妻子和我早动员她去做白内障手术。父亲说,要等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才能做手术,否则效果不好。
我和父母时而搭着话,手机里的鬼常常将我的注意力东拉西扯。本想这次回来陪父母过年,尽量把刷手机屏的臭毛病丢在一边,多和他们找些久远的回忆,尽可能不要冷场。毕竟属于父母的往事,陪着回忆一次就少一次。可人命关天的武汉疫情,迟迟没有收场的迹象,各类信息吵得人不得安宁,封城行动随之而来。解放军在集结行动,白衣战士摁下红手印,发出请战书。我偶尔选择一条疫情读给父母听,发现他们惊恐的眼神,夹杂着空洞的危险。因为他们压根不懂,何谓冠状病毒?于是只好早早关灯,上楼睡觉。
一个人的客厅,迅速将遥控板摁到中央13套新闻频道,白岩松正在对话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个什么鬼,我父母完全没有能力去弄懂。隔行如隔山,作为医学上这次遇到的巨大难题和挑战,其实我很难借助文学给他们提供科学上的解释。何谓冠状病毒?1937年,冠状病毒首先从鸡身上分离出来。1965年,分出第一株人的冠状病毒。由于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其外膜上有明显的棒状粒子突起,使其形态看上去像中世纪帝王的皇冠,因此命名就此成立。直到1975年,病毒委员会正式命名冠状病毒科。2003年,我见证过中国遭遇的非典,并参与了相关工作,似乎冠状病毒比非典来得更魔幻,更无厘头。
着急的新闻,一条比一条更鬼,让人看了着急、害怕、担忧……
三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
我通知哥哥和泽明回来吃团年饭。顺便发了个微信红包200元给泽明,让他给他奶奶买感冒药,再帮我买一串巨响的鞭炮。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必须用最响亮的爆竹声,在跨年夜的重要时刻,把心里的那个鬼送走。
夜未央,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天边几颗模糊的星星,在打探村子里的消息。其中一颗特别亮的星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让我忽然想起一个人。于是给回忆中的那个人发微信:有空望一眼你窗外山上那颗星,亮得太过分了,若时光倒回三十年,一定想办法将它夺下来。
此人是年少时的伙伴善玉,他决定从广州回来,已提前告知我行程。算来我们之间,足有二十多年没有谋面。善玉叹息:哎,这几天把我累惨了,天天都搞到十一二点,几乎是全面整修。原來他因长年在外打工,人去楼空的房子,早已千疮百孔,这次够他累了。我们虽然望得见彼此屋顶升起的星星和炊烟,但面对那个满世界逍遥的鬼,谁都没有胆量开玩笑见与不见。
辗转反侧,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几乎被各类爆炸式的信息全部占据,耳朵里忽然钻进一个声音,让我有些不安——那是隔壁母亲的咳嗽声,很用力,很疼痛。
母亲感冒了。在半梦半醒之间,那尖厉的咳嗽声,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母亲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在非常时期同我随随便便进城?母亲得知我的担心反而安慰我,没事的,就一点小感冒。她不知因我粗心导致的这个错误,将意味着多么可怕的结果?
万一我们在车上遇到带传染源的人怎么办?看着各大媒体的报道,与手机上频频刷屏的疫情,想想素不相识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从A到B,从B到C,从C到的D的不幸感染者,这的确之于幸存的我们算是侥幸。作为山野里长大的孩子,我习惯与自然万物同生长,习惯手无寸铁两手苍茫行走江湖。可母亲毕竟八十多岁了,尽管看上去她常被人称之硬朗,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连初生的婴儿也不放过。
第二天,和父母一起做年饭,依然不断刷屏关注武汉。太多棘手的信息,逼得人心急如焚。我时而趁父母对话,将眼神从灶火里,移回手机屏幕。我讨厌自己的心不在焉,毕竟答应妻子回老家过年,要多为父母做好吃的。事实证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已经从一座城窜到另一座城,甚至更多人的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父母不会知道。如此漫天乱飞的信息,像是地球前所未有地摁下一个开关,导致如此诡异的病毒,竟以大牌主角的身份,极富魔幻般地闪亮登场……武汉就是它们的表演舞台,全社会的演员都在陪它,参与这场演出。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化作一个冰冷数字,甚至无须与故土的亲人告别,因为一粒飞沫的速度结缘毒魔,根本让人来不及告别。一条条信息更新一个个消失的生命数据,几乎上一条还没读完,手机刷屏的生命数据又有了新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人在灾难面前,何其渺小,毒魔夺人,哪会给你生命尊严的余地?病患者有的排队住不进院已给医生下跪,遗憾那根本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情。疫情信息战,网络一片乱,似乎人人都成了事件的监督者,忽然感觉那个满世界抓人的毒魔,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但我不能把我的感受传递给父母,也不愿让他们察觉我内心,对这次疫情产生的担忧。
午饭后,泽明一个人驾车回到贡井。很快,他传回一个紧张的消息:贡井菜市已停止一切宰杀,摆摊卖菜的个人、门市一律取消交易。现在大街上,已一片空荡。我想,城里不过如此,乡下情何以堪?一场疫情,已让城乡瞬间变得空旷,久别的归乡者,何处安放心情? 哥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视发呆。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他的活动范围只有饭厅和客厅。母亲早为他准备好的房间,他没有涉足一步。除了问我家瞳瞳上几年级?是否能够独自去学校之外,他再没多余的话。哥哥和他的工人师傅们,常年在工地上与泥巴石头钢筋水泥打交道,对此我一窍不通。饭桌上,唯一获取他的工作信息,都是泽明说的——
工地上的钱太难收了,最近来找他爸爸要钱回家过年的工人,天天都来敲门,弄得他那个愁啊。
除夕之夜,无心再看春晚。尽管宽大的电视屏幕上,有欢声笑语和歌舞升平,可他们的热闹无法匹配我的心境。明知疲惫又模糊的眼睛,早已无力坚持,依然忍不住急切地刷屏。电,一格一格地少下去,信息一条一条地冒出来,刷来刷去,始终无法刷出一条好消息。
初一下午,哥哥给泽明几次电话无人接,只好独自一人返回贡井。
父亲追出门,让他初二回来参加四姐家的拜年饭。
可哥哥说明天他要去医院定期透析。
四
傍晚,威远的五姐来电,告知他们村子已封。麻将馆关了,茶馆关了,路边摆龙门阵的人,都被高音喇叭劝回家了。母亲知道这些消息后第一反应:明天他们出不来了。手机里砸了锅的新闻,还在不断升级沸腾,形势严峻到了临界点。武汉周邊的城市相继封城,全国冠状病毒感染人数,随时都在上涨。接着,广州发现,北京发现,四川发现,浙江发现,香港发现……有的疑似,有的确诊。
我打四姐电话,明天拜年是否取消?
四姐说,村里已经通知,五桌的聚会一律取消,明天她家只有两桌。姐夫是村干部,他接过四姐的话——刚从成佳开紧急会议回来,武汉有一年轻护士,回家乡自贡过生日,参加聚会的几十人,已全部隔离。这次疫情,对于不作为的干部一律通报处理,出不得半点纰漏,每家每户每个人必须通知到位,凡是从武汉回来的,或有接触者,统统上报,一个也跑不脱……
从家里步行去四姐家约十分钟。我和四姐几年才碰一次面,她长年在上海打工。初二的见面,从村干部姐夫这里获悉太多意外消息:九十老者祝生,订了九百九十九桌宴席,几十个厨子,早就预约好了,舞台上戏班子演出的订金也交了,但被武汉的事情给取消了。谁家初四嫁女,二十桌,客人已全部辞退。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最好的挽救,否则厨子也将受到处理。
傍晚回到家,遇到小老韦的母亲。她说,本来初四办六桌,队长知道后,专门下来打招呼,现在缩小到一桌。似乎一夜之间,“取消”二字迅速成了这个春节的关键词。
初三去大姐家。原本打算闭门不出,可考虑大姐夫走后两年,大姐刚组建新家庭,应该给予看望。若是不去,又担心大姐怪我小题大做。事后才知,大姐完全能够理解我可以不去,毕竟她在上海、成都打过工,她懂得这疫情的可怕,我后悔不该低估大姐的大局意识。
妻子忽然打来电话,让我更加后悔不已。得知我这两天的行程,她火气就燃烧,我除了沉默,再也找不到合理解释,毕竟她是替我的生命担忧。尤其听到我声音有些喑哑,她更是忍不住提高嗓门——街道商场都很危险,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不能去,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说乡下太空旷,比成都冷一些,可能是有点小感冒。要知道,这时候电话里的一声咳嗽,或一个喷嚏将是多么不合时宜。偏偏妻子在电话里察觉到我的异常,于是无休止一顿狂批……
我只剩下两句话:哪里也不去了,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夜里,从楼上抱来被子,把自己捂在沙发上看电视,其实也是在看手机。不少微信,是妻子转发的预防病毒招数。
父亲坐在电烤炉边抽烟,母亲依偎着父亲嗑瓜子。我从手机上转移视线回到电视屏幕上,反反复复,却无法实现一心两用。面对武汉人太多的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我的心无法安定。此时,一只老鼠在屋角转了一个圈,它是来传达疫情的吗?
我们仨对视一眼,忽然没了话题。
许久,母亲说,她的猫被人偷走一个多月了。我说昨夜听见猫的叫声,可母亲说那不是咱家的猫。母亲又说起了二花,吃东西凶得很,每次到家里来,很不讲理,抓起茶几上的水果一干就是三个。母亲不在茶几上摆水果了,母亲害怕二花进门把水果吃光。我笑,水果本来就是拿来吃的。母亲并不赞成我的观点,母亲说别人吃不到二花的东西。二花是吃不得亏的人,村里人都知道二花的底细。我们屋后边的男人,二花也跟他好过。二花不管别人说她要不要脸呢。不过,那个男人现在又跑到洞口去了,上次趁他女人不在家,带了洞口的女人来,干活凶得很。身后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娃,队长问他,这孩子长得真像你。他得意地答道,本来就是他的娃。
我笑,这些人也太没法纪意识了吧。他女人不闹吗?
母亲说,女的到镇上帮女儿带娃去了,很少回来。
队长某某某屋头,二花也是常客。随随便便进进出出,谁不知道,连她妈都知道,可二花要往人家屋头跑,刀也逼不回来。
我笑,都是当外婆的人了。母亲说,现在二花跟的人,是马路边骑两轮的小七,经常来载她去街上兜风。街上卖东西的人说起都笑。我也想笑,尽管我的故土早已失去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想想中国那么多人的故乡,又有几块故土守住了民风习俗的道德底线?二花家的男人不管吗?母亲说,管,要管得住就不会败坏村子的名声了。二花男人还说,等二花也去挣钱,一个家两个人挣钱才不累。我说,那小七的女人情绪咋整?母亲说,那个老实巴交的人,在床上抓到他们几回了,但她打不过好强霸道的二花。
五
初四比初三更无聊,餐桌上除了腊肉就是香肠。家门口遍地都是青菜,可父母从不喜欢吃素。毕竟他们年轻时候,因贫穷吃不到肉导致一辈子对素食产生误会,甚至仇恨。我去菜地摘一把红油菜,准备用来清炒。
母亲说,怪难吃!
街上的农贸市场,已关闭几天。即使开放,我也不允许父母上街买肉。我告诉他们,肉不稀罕,只要一碟辣椒泡菜下饭就够了。
午饭时,母亲端起碗,对这个春节极其失望,她一辈子无法承受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由的快乐——要不是过年,村里人花花也看不到几个。在城里,我尽量要求自己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规范自己的文明举止,为人师表的人,更不能用走调的方言,把台下的学生带偏。可此时,面对出自母亲的母亲生产的土语,“人花花”显得尤为亲切和珍贵。在母亲眼里,我的归来,在她眼里就多了一个人,仿佛眼前开了一朵花。于是,母亲嘴边便开出一朵又一朵的人花花。母亲说起的另一朵花,我有印象。小时候,她的眼睛大得像两颗琥珀色的玻璃珠。女孩父母早年是近亲结婚的表兄妹。记忆中,女孩可能至今不到二十五吧。因我出走故乡几十年,理论上早已和这个地方不存在行政关系。我能获取故乡的一地鸡毛,重要传播者只能靠母亲—— 艳兰那朵花,像个纸飞机一样,家里是管不住了,到处去给人生娃,生了又嫁,嫁了又生,已经嫁了四个男人了,过年又抱了一个娃回来。
我摇摇头,不知该如何表情。但转念又想,难道生娃会是她快乐的选择吗?
下午,为了逃避无孔不入的毒魔消息,我关掉手机投入创作。脑海中,电视上,微信里,那一枚枚白衣战士摁下的红手印,在各自的出发地,像龙卷风一样,向着武汉飞。他们在请愿,他们在奔袭,他们在拯救,他们在呼喊,为那些寒风中无助挣扎的生命。可此时,我能做些什么?如果我是医生,必须用自己的所能,在人命关天的国难时刻,冲向武汉。可我只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文学在灾难面前十分苍白,针对那些等待呼救的生命,写作者比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生命更卑微,更无力,甚至更可怜。但就是那夜色中穿行的红手印,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了大地上所有的夜晚。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我创作的勇气,他们让我看见硝烟散尽的战场,依然没有硝烟。可战争已经打响,死亡让我刻不容缓地闻到了生命的绝望。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词——
我听见你呼喊的声音
我看见你奔袭的背影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
生命可贵汇聚圈圈圓圆的指纹
我扛起你所有的请愿
我抱紧你伤痛的心灵
在这灯火通明的时刻
太多手指蘸满信念摁下红手印
红手印红手印
庄严的誓言凝聚一个个鲜红的签名
红手印红手印
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生命的旅程
窗外,突然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母亲风风火火闯进来,拿给我两张A4纸,说是队长某某某送来的。我扫了一眼纸上内容,原来是两份疫情通告。我将重点事项,传达给盯着我眼神慌乱的母亲。此时,我心里十分窝火,两张纸顶个屁用,怎么不给每家每户送几个口罩?
母亲正欲下楼,转个身瞄我一眼:连个赤脚医生,都要走半匹坡才有,到哪去给你找口罩!
初五有阳光,我尝试去山坡透透气,于是借口找赤脚医生给父亲拿感冒药,顺便在商店里买几把挂面。父亲站在门口,给我指山上的路怎么走。母亲说,你可以去善玉家坐坐。其实,母亲体谅我在家待太久了。
正如父亲所说,以前的路,好多都没有了,有些长满了巴茅,有的路基痕迹也找不到了。只好停停走走,这里行不通又走那里,感觉自己像一个寻找灵丹妙药的老中医,能够制服那毒魔的神药究竟在哪里?眼前,比人更高的荒草遮盖了一切。只好沿着有狗吠的人家,绕道去那个山坡。我发信息给善玉:出来到商店走走。善玉不冷不热地回复三个字——在干活。接着,他又发来一条:商店那里不能去玩。我没有思考,即刻回复:为了大家的安全,都不要见面了。许久,善玉打来一个“OK”的手势。
我终于问到赤脚医生的家,已经认不出那人当年模样。这个在我面前曾经无比高大英俊的赤脚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白萝卜一样胖墩墩的儿子,被我们大孩子欺负过。现如今赤脚医生,已然成了一个缩头缩尾的老头,满嘴牙也没几颗了。赤脚医生反复打听我来历,我报出父亲名字,他恍然大悟:几十年没见面了,你说我咋不老。
返回路上,我瞄了几眼小时候玩过的山峰,如今已成平地匍匐在我面前。想了又想,人在山河眼里,是否如蚁随行?自然万物会不会与人同一个蜕变逻辑?
路上,遇见凤仙。
凤仙微笑着说,你同学善玉也回来过年了,你怎么不叫他来玩?我该如何招呼凤仙,她都五十了也不出嫁,我只微笑不作答。非常时期怎么玩?连草尖尖都长满了真假难辨的眼神。凤仙说,你知道不?山坡上那个姓王的赤脚医生,给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量了一下温度就被感染了,已经被带走隔离。
此消息来得太生猛了。
纵观每个人面对疫情的态度不一样,但不要被感染的念头是一样的。毒魔每分每秒都可能从每一个人的生命路过,毒魔的路在山风的袍袖中,在斜阳的咽喉里。毒魔要带走谁,只是一念之间。接着,凤仙还播报了一些远远近近的疫情消息。但凤仙肯定钟南山院士出现在灾区,武汉人民就有希望获救。
似乎凤仙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可凤仙压根不知我刚从赤脚医生那里回来。
六
初六,我想我不得不返回成都。世界最后一片净土——西藏已经宣布发现首例感染冠状病毒。这个信号让人有些绝望!国际上,也有不同国家不断传出疑似病例。
正常情况,初七就应该上班。为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单位迅速传达国家规定的延迟上班时间。泽明在微信里说,幺叔,乡下人少,安全一点,你最好不要急着回成都,那里感染人数还在增长。但我还是必须赶回成都。乡下已经让我失眠几宿,除去各种谣言包围,母亲每天按时叫醒吃饭,也让我很难适从。我太需要充足的睡眠,太渴望回到藏朵舍被墨香与茶香包围。大疫当前,我想从事文艺的人,不能没有自己的表达,歌词《红手印》已对接作曲,这是我必须早日回到成都的理由。
来村里接我的司机,收费比平时翻倍,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司机坦言,都这种时候了,能有人敢送你,已经冒了生命危险。司机在电话里问我,从哪里回来?我如实回答后,他才同意接我。路上,他很不放心地叮嘱:你千万别感冒了,否则路上要被拦回。
我的鼻子有点堵。但我始终没有回应他的叮嘱。
所幸,一路上车辆很少,几次过关口,路边值班的工作人员检测温度都正常。可谁也没有料到,不正常的事还是发生了。地点就在快要抵达成都东站的一个路口,排着长队的外地车辆已被拦到一边,足有几里路的距离,车上的人必须掏出证件验明身份。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复等待。四十分钟后,一个年轻的疫检走到车窗前,将手中的温度测量仪像手枪那样瞄准我的脸,连续几声紧急的警报,吓得人目瞪口呆。车上的人,惊恐万状地审视我,仿佛毒魔就在他们身边。司机质疑:你不会是从武汉回来的吧?我更加疑惑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想,前面闯关一切正常,怎么这里就卡壳了呢?难道我身上不正常的温度,是外星人忽然馈赠的吗?我的视线越过疫检,我看见了更远的商场和大街,我以为我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影子。可疫检充满怀疑的眼神,神速唤了一位女同事,重复检测我。 她手中的枪,瞄准我额头,连扣几响扳机,然后冷静判定——正常。
总算虚惊一场。
进城,到达小区,上电梯,门上一张A4纸,以眼泪和哑巴的方式在默读:尊敬的居民朋友,我社区于2020年1月28日15时,走访你户,无人应门。请见此条后及时与居住地社区取得联系。
我慌慌张张,喘着粗气,抽出钥匙,打开门,把自己关进藏朵舍,久久不肯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丢失的灵魂,正在被满世界呼喊、寻找。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在精神病院写诗的食指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谢天谢地,我赶紧给家人报平安。可父亲的电话,处于通话状态。我即刻拨打四姐电话。四姐说警察来了,刚带走一个人。我惊讶道:谁被感染了?四姐说,警察带走的不是感染者,而是去每家每户宣告真相的凤仙。鬼才相信凤仙说的真相呢,居然把武汉的冠状病毒说成,世界末日到了……
我重重地缓了一口气,原来是她。
原来告诉我赤脚医生被感染了,不也是凤仙吗?
很快,父亲的电话打过来,我告诉他返回路上的惊心动魄。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电话——成都春节热闹不呢?我说,商场和大街,一个人花花也没有。
七
初九是個特殊日子。
假期尚未结束,疫情还在蔓延。
就在这一天,单位宣布所有职工在家办公。可我无法因办公方式的改变而高兴,初九数字连起来正好是公元20200202。清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樱花美图,那是字族小王子从昆明送来的早安图。春城,一年四季开放的花朵太多,樱花不过是其中惊艳的一种。为此,我借以配文两句推送朋友——
希望一切从这特别的一天开始变好,
期待樱花早日铺满江城的每个角落。
不久,海外归国学生何文发来友情建议:凌老师请在2020年2月2日晚20时20分,拍一张夜景照片留着纪念,照片上请注明“拍摄于公元202002022020”。何文特别提醒,这个数字人类纪元只有一次。
是呀,对于庚子春节,我想太多人,都不可能因假期的延长而喜悦。尽管,如此记录有些流水和缜密,但它与这场巨大的疫情,不无关系。过去处处热闹开放的春节,与这个寂寞得人花花也见不到几个的春节,有了太多的可比性。在正常与无常之间,每个人都在自我隔离,一家人都在战“疫”,每座城都在防控,每条街都在警示,连空气都在秘密传递和暗示,环境的约束让人心急如焚,种种细碎体味值得刻骨铭心。
“鬼”的来龙去脉,至今没有一个真相,我到底该记录些什么?
有人说,疫情是一把照妖镜,什么鬼都想出镜表白存在。我想问,多难兴邦的中国人民难道灾难还少吗?每一次作为受害者的人类,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究竟有没有减少苦难带给每个人的苦痛?公知们面对灾难的发生,呼喊的总是反思?可几千年的中国土壤之上,谁在反思?拿什么来反思?
天黑了,心潮未平。的确,多年以后再忆起这个春节,田野和城镇看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春节,完全可以给我们大把大把时间储备应对灾难的精神力量。显然,这次我们被来路不明的疫情击倒,先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防控不堪一击,我们薄弱的灵魂,如风吹纸片,所有的慌乱都经不起被一粒沙洞穿。我们太需要慢下来,沉淀自己的精神世界,过滤自己的精神镜像,提升自己辨识防伪的能力。
行文至此,一个人在十五楼的藏朵舍,突然被空气的引力往空中牵扯了一下,流苏门帘在四处安静的环境,梦幻般地舞蹈起来,我无意识地随弯曲的墙壁弯下身子,即刻意识到地震了。当我刚刚从真真假假的疫情信息战中突围出来,慢慢找回多年前那颗平心静气的小灵魂,手机上的信息已经弹出来了: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北纬30.74度,东经104.406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
责任编辑/兰宁远